两个「马克思」，会在中国怎样相遇/相撞？
北京大学的公开信撰写者岳昕，曾在此前的微信公号文章，袒露了自己从单纯的民主宪政问题思考者，逐渐自我认同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过程。这也是近几年观察中国青年思潮变化时，令我感受非常之处：
还记得10年前，社交网络初兴，在上面活跃的中国年轻人，有理想、自认为进步者多是自由主义，讨论的话题多是民主宪政，偶像也是秦晖、朱学勤、刘军宁、贺卫方等等自由主义的旗帜性人物。但近年特别明显地感受到变化，进步青年的定位在悄然转向：从拥抱市场经济、寄望由市场开放倒逼政治改革的自由主义者，转为马克思主义左翼，在思考上对资本与全球化有更加严格的批判，强调阶级维度的反思，在行动上更加积极地参与底层、劳工行动，对持精英姿态的启蒙者、网络意见领袖更为排斥。从去年广州的马列读书会被抓的「八青年事件」开始，到今年北大事件，岳昕公开信事件以来，这股思潮已经非常清晰地浮出水面，也在吸引着越来越多有理想与行动力的95后中国年轻人加入。
这股思潮的变化，有非常多脉络可以展开，包括了近10年中国经济的继续大幅增长，互联网经济表面开放背后的垄断与新型劳工困境，有中国官方对网络舆论的精密管制，「公知」集体在中国的被污名化和被边缘化，习近平上任后城市全面士绅化、对底层权利的全面压制，西方学界对全球化与资本主义的反思，也有很多个人、组织的铺垫轨迹，……我没有做详细功课，多数是从与身边的左翼朋友持续聊天、持续收集一些新兴网站的文章动向来观察，目前也还没看到有人仔细研究。 （一直在等@陈纯总结分享…… @夕岸应该也比我了解得多。）
原本希望再沉淀一些日子，整理一些素材再分享。但是今天看到习近平在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的讲话，忍不住了。
与中国进步青年拥抱马克思主义几乎是同时，2012年习近平上任后，也一直在大力倡导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各个大学、研究所洒下无数经费，最高领导层中共中央政治局也开了5次会议，集体学习共产党宣言。方向很明确，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并要中国经验对马克思主义做出「原创性的贡献」。说到底，就是要为中共的长久执政，在马克思主义这本「真经」上，强行找到合法性。
从1978年开始，中共官方在理论建构上其实一直回避马克思主义的终极目标和中国改革开放实际上实行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之间的理论矛盾。邓小平的态度是不争论，这个态度延续了两代领导人。习近平提出「道路自信」后，明确表示「要说明，要讨论」，也就是说，除了为执政找到「永续的合法性」之外，中共还希望借马克思建构起矛盾、空白了多年的意识形态新论述。
不过，此马克思，非彼马克思。左翼青年们不认这一套，他们把中国官方宣传的马克思戏称为「皇马」——「皇家马克思」。
左翼青年共同反对「皇马」，这基本是共识。但青年们光谱也各有不同，有人认为要回到马克思与毛泽东，有人则强烈反对毛。
比如，曾因读书会被抓的北大青年张云帆，就批判「皇马」，但是支持毛：
当那些走狗文人，皇马分子粉饰太平，讴歌盛世，用纪念的方式抹煞马克思主义的锋芒，用赞美的方式给马克思泼脏水，用所谓发展的方式歪曲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可曾想过，如今物质水平与马克思的时代不可同日而语，可是人民真正站起来了吗？人民真的有尊严了吗？人民真的自由了吗？这盛世真如马克思所愿吗？ ……这些伪装成马克思主义者的人，越是讲马克思主义，就越是令人对马克思主义生厌。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了论证现实合理性的工具，正是要让马克思背负上不属于马克思的罪名。
马克思倾其所有为之奋斗的，毛主席为之宵衣旰食殚精竭虑的，无数烈士为之流血牺牲的，绝不是像今天这样的“盛世”。
岳昕本人的思考与叙述，则有更为温和的轨迹：
以前我关注言论自由与信息管制问题，更多是从民主宪政出发，幼稚地以为只要改变了这一部分制度，中国就能真正实现言论自由；而佳悦姐通过这些故事，引导我开始思考言论自由的阶级维度。 ……佳悦姐和我一样，并非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宽裕。她的少年也和我的一样，拿着北京户口，住在北京的房子里，在北京的重点高中上学。我再清楚不过，这样的成长中有多少种安适下来的可能，有多少种安于浮泛的同情，而不去真真正正和工友们站在一起的可能。更何况，还有父母毫无保留的爱。 ……我想起一本讲民主运动的书上说，极权体制会用你心里最美好的东西来控制你，其中就包括对家人的爱与愧疚。 “但，矛盾至此，还是要为了更多的人。”
我生于一个标准意义上的北京中产阶层家庭，有北京户口，家人在北京有房。敲出这行字时我感到十分愧疚与不安，因为这行字里包含了绝大多数中国人奋斗一生都未必能得到的东西，而我居然一出生就拥有。 ……可以说，在我截至目前的短短二十年人生里，人生的每一大跨步都充满了极端的幸运。 ……面对这些幸运，我无意感谢上天，一是因为我不信神，二是因为社会学的学术训练告诉我，这一切都是社会结构性不公的结果，如果我感谢上天、自得其乐，那简直是又蠢又坏。
……我不得不承认，我时常感到自己是负有原罪的人。这里的「原罪」不是来自神的国，它恰恰来自人的国；我背负的是整个社会结构不公的原罪。 ……我实在没有理由不向前走；我实在没有理由仅为自己而向前走。
我因为是北大的学生，仅仅做了一件普通的事情，就意外获得了这么多的注意力资源，与此同时，正在抗争的工友们，获得的注意力资源却很少很少；如果我不能和工友们站在一起，无疑是对本应属于工友们的注意力资源的盗窃。 ……
看到工友们，和工友们站在一起，更促使我鼓起勇气：相比被欠工薪、超时加班、没有假期、伤病缠身、衣食无着的境况，我自己所面临的处境与压力并没有那么可怕，我也更没有软弱和退缩的理由；也只有我们继续鼓起勇气站出来，争取一个更好的制度，才能保障更多同学们工友们站出来行使合法权利时，不至于受到那么惨重的打击。
爱北大不复杂，就是去管北大的事；北大精神也很简单，就是突破社会冷感与原子化处境，为最被压迫也最有力量的群体积极发声、认真争取的精神。这样的爱，这样的精神，也绝不应仅仅属于北大，属于北大人。
“公民社会”这个词有自己的局限性，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里有相关的论述：早期的公民社会讨论，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排除女性与无产阶级的。我所定义的“公民社会”，主体是不分性别阶级的每一个具体的人，一方面，个人要有作为“政治动物”的自觉，在推进社会公正议题中找到自己生活的意义；另一方面，个人要勇于突破当前“原子化”的处境，更多在社会自组织中生活，大到参与劳工NGO 的志愿或授薪工作，小到和邻居多多往来，改善社区居住环境，都是有助于公民社会有机团结的。只有更多这样的自组织建立并发展起来，公民社会才有希望逐渐触及当前政府所不能及之处，才有可能推举出当地的独立候选人，甚至尝试参与式规划，渐渐完善民主。
更多的青年论述，可以在收集了上述这些文章的「时代先锋网」上看到。
中国官方牢牢抓住马克思这顶伞，作为论证自己执政合法性、进而发展意识形态新论述的重要工具。与此同时，中国有理想、有行动力的年轻人，同样转向「更具有革命性、有行动力」（朋友语）的马克思主义，以传播、组织与行动的方式介入底层。我真的很好奇，这两种「马克思」，会以什么样子，在中国社会相遇？
我所知有限，抛砖引玉，非常期待听到群里诸位老师的观察、分析、引申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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