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中女性的權利

6月10日凌晨，河北唐山市一家燒烤店內，一位男人搭訕一名女士被拒絕後，和五個同伴惱羞成怒毆打了這位女性。事件發生後微博上發生熱議。

據澎湃新聞報導顯示，在中國裁判文書網以“女性”“毆打”“搭訕”“騷擾”等為關鍵詞進行檢索，出現多篇近年相關案例。如，2019年4月26日1時左右，在安徽省阜陽市潁州區一家豆漿店內，一名男性因搭訕一名女士及其朋友發生衝突後產生肢體衝突並對其同行夥伴進行毆打。 2020年7月8日凌晨2時黑龍江寶清縣一家酒吧兩位女士和一名男子發生口角後，男子對兩位女士進行毆打。 。 。等等。

在類似事件的討論中，“這些事情不應被'性別化'”，“這應該是個'治安問題'而非'性別問題'”等說法似乎嘗試將“城市設計”和“性別文化”一分為二。然而，拒絕承認事件中的“女性”主體性，本質上其實是在忽視這個問題的核心，即以“女性”為主體在今天“城市”中所面臨的不公平權利。

安娜-拉塞爾（Anna Russell）在她的關於城市權利的一篇論文中提到，女性要在城市中獲得完全的權利，主要面臨的阻礙有兩部分——“恐懼”（fear）和“不可進入的城市”（inaccessibility），以及界定了什麼是城市的權利和提出瞭如何建立一個”女性主義城市“。下面我將介紹關於這篇論文的主要內容。

什麼是“城市中的權利”？

拉塞爾指出，根據世界城市權利憲章的定義，城市權利是指“人人有權進入城市，不受性別、年齡、種族、民族、政治和宗教取向的歧視，並保留文化記憶和身份。”的權利。法國社會學家亨利·列斐伏爾認為，"城市權"是在公共空間內獲得幸福和完整歸屬感的權利。他認為，公共空間不應該只是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的空間，而應該是它本身的目的地--一個可以逗留和只是存在的地方。

拉塞爾援引學者指出，亨利·列斐伏爾的理論不能被描述為女權主義。托維-芬斯特（Tovi Fenster）認為他的定義是"盲目的"（blind）- 他沒有意識到其中性別、種族、文化等不同權利關係下人們參與城市生活的影響。在城市生活中，雖然人們理論上都對城市公共空間有一樣的權利，比如人人都有權利夜晚去公園散步，但事實上，不同性別的人，比如年輕男性和年輕女性肚子在夜晚出去所承擔的風險是完全不同的-女性承擔的風險會比男性大許多。簡單來說，芬斯特批評他忽略了不同性別下的身體和社會空間的生產之間的關係。她認為這種歸納雖然表面上宣稱平等，但實際上卻將身份扁平化，忽視了女性主義的信念- 即性別是構建女性身份的根本，而這造成並破話了女性和男性在城市中的不同體驗。

拉塞爾在之後援引了女性主義中的交差性理論（intersectionality），指出那些擁有不同身份認同類別（categories of identity）的人們所感受到的性別歧視，或者是女性歧視都會不同，且這些類別下產生的影響是相互交叉並互相影響的。正如一位非裔美國婦女的種族主義體驗與一位非裔美國男子的體驗不同一樣，她對性別歧視的體驗也與白人婦女的性別歧視不同。因此，拉塞爾認為，一種否定不同性別，種族，民族，階級，年齡，性別的'群體性理解'（holistic understanding）所形成的城市權利的定義是“粗糙的”（reductive）。

與上述相反的是，Shilpa Phadke認為，婦女獲得城市權利的唯一途徑是通過適當的基礎設施最大限度地提高婦女對公共空間的使用，而不是她們的安全權。然而，Carolyn Whitzman認為，缺乏安全感和對暴力的恐懼是婦女流動性和充分參與日常生活能力的根本障礙，婦女的"城市權"必須包括"在更公平、更民主和更包容的城市中不受暴力和恐懼"的權利。安塞爾在上述學者的理論上進一步討論了，公共空間和公共交通中的暴力以及一些實際上對女性“不可進入”的空間是如何限制她們進入城市的所有部分，也即，損害她們的"城市權"。

“恐懼”和“不可進入性”

在這篇論文中，安塞爾將性騷擾定義為"非對抗"的言語，包括猥褻、使用性化或攻擊性的污言穢語、要求知道某人的姓名，以及"對抗性"的行為，侵犯性（aggressive）的言論、跟踪受害者、身體上的性攻擊。除此一位，她對婦女的暴力被 定義為：任何導致或可能導致婦女遭受身體、性或心理傷害或痛苦的基於性別的暴力行為，包括威脅實施此類行為、脅迫或任意剝奪自由，無論其發生在公共或私人生活中。

然而，上述的定義似乎在原則上是一件非常可接受的事情——沒人會不認同，或者說，沒人有會公開不認同上述定義中的表述和定性。然而，事實上在現實生活中，即使多數人都明白性騷擾的嚴重性和不可接受，但依然會很容易發生令女性產生“恐懼”或者不舒適的經歷。

比如，安塞爾就提到一次和朋友在布里克斯頓的一家當地酒吧見面的經歷。她們的其中一個朋友遲到了並迷路了，她慌慌張張地把電話打給了小組的其他成員。儘管現在是科技時代，她似乎依舊不願意掛斷電話為自己導航。經過10分鐘的通話後，她才一步步被指引到那個酒吧的位置。到達目的地後，那位朋友立刻就哭了起來，在詢問下，她講述了她是如何被一個陌生男人跟踪，穿過一個黑暗、封閉的建築圍板，來到一條黑暗的街道，一群男人正在那裡喝酒和抽煙。她覺得自己很脆弱，而這些男人的出現只會讓她更加無助。

除了恐懼和暴力之外，公共空間和交通的實際不可及性也剝奪了婦女的"城市權"。 Shilpa Phadke、Shilpa Ranade和Sameera Khan 認為，通過不充分或短視的設計和城市規劃，如街道照明、公共廁所、公共交通和政策，這種對公共空間的剝奪是婦女面臨的基本障礙。以及他們不認可將暴力作為女性享有城市權利的獨特主要障礙。因為事實上，與公共空間相比，更多的女性通常會在私人空間面臨暴力，以及女性在公共場所受到攻擊的比例要遠高於男性。他們主張擴大我們在公共空間方面的"暴力"定義，將拒絕進入公共空間作為一種暴力的形式包括在內。雖然承認"提供基礎設施，如交通和廁所，並不一定意味著婦女在公共場所不會受到強姦/攻擊"，但他們認為"它確實規定了婦女在那裡的權利"。

然而，安塞爾認為這樣的基礎設施往往忽視了婦女的異質性和特殊需求，使她們在城市中被忽視——由於在這些基礎設施的設計過程中通常缺乏女性的參與，導致她們無法在城市的任何地方找到歸屬感。

設計一個女權主義城市，為他人設計還是為女性設計？

在最開始，安塞爾提出了為“他人”設計的思路，諸如許多人認為，婦女專用交通工具是改善婦女日常安全和流動性的最明顯和最好的解決方案，在世界各地的許多城市都有部署。它說明了隔離的一些所謂的好處：提供自由，讓她們可以穿自己想穿的衣服，而不會受到男人不必要的注視，避免被摸，或者被拍到裙子上或上衣下。但這種有爭議的戰略有許多潛在的風險。它有可能發出這樣的信息："婦女需要被分開。因此可能會導致婦女、兒童和"破壞性因素"，如工人階級、窮人和少數民族，為了"他們自己的利益"被排除在公共領域之外。這可能會加強婦女需要通過保護主義獲得安全的想法。其次，它將責任的負擔放在婦女，也就是受害者身上，讓她們通過改變自己的行為和退避男性的目光來保護自己，而不是關注犯罪者的行為。

女性專用交通工具可以說成功地將婦女"異化"了，它將婦女從公共領域移除，作為一種保護主義的形式，而不是關注根深蒂固的厭女症和性別歧視的問題。這樣一來，婦女在社會中的從屬地位得到了加強，她們所遭受的騷擾和暴力也被容忍了。

為了建立婦女的"城市權利"，在設計公共空間和交通時必須意識到婦女的不同需求，短期目標是改善可及性和安全性，長期願景是通過重新確認婦女在社會中的平等地位來促進性別偏見的廢除。雖然這是一個令人生畏的雄心壯志，但實現這一目標的舉措已經在進行中。安塞爾的這篇論文考慮了拉丁美洲的例子。

恐懼、騷擾和暴力在拉丁美洲文化中普遍存在，而且由於報告嚴重不足和缺乏學術關注，那裡的情況變得更加嚴重。在阿根廷，每10萬名女性人口中有254名婦女被謀殺；在智利聖地亞哥，89%的婦女在公共交通工具上經歷過騷擾；在哥倫比亞波哥大，84.3%的婦女錶示她們在生活中的某個時刻經歷過騷擾。 事實上，拉丁美洲有一些世界上最不安全的公共交通系統。

而現在，提供安全、方便和負擔得起的城市交通已被確認為是收回女性們“城市權利”的重要因素，且也成為了拉丁美洲政治目標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些都減輕了貧困、不平等和社會排斥對婦女的影響。在巴西的聖保羅，已經創建了熱線和應用程序，允許婦女報告騷擾事件。在厄瓜多爾的基多，當事件被報告時，短信熱線在公交車上播放警報，以鼓勵旁觀者的干預。 2001年，哥倫比亞波哥大市長Antanas Mockus推出了"婦女之夜" ，以強調婦女在哥倫比亞社會中的地位的價值。這個計劃是指，在三個晚上的第一個晚上，對男人實行宵禁，讓他們呆在家裡照顧孩子，而70萬名婦女則參加免費的音樂會、俱樂部和酒吧，由女警官負責監督。通過這一激進的舉措，莫庫斯將婦女在哥倫比亞社會中所扮演的關鍵性照料角色置於男性身上，使其顯而易見。通過使城市空間女性化，導致所有三個晚上的暴力水平下降，他試圖表明，暴力是一個男性問題，而不是女性問題。從本質上講，Mockus通過暗示他們，作為問題，必須從公共空間中移除，以允許女性有充分的"城市權利"，從而將男性"異化"。雖然這是一個像徵性的事件，不可能成為一個永久的解決方案，但它代表了一種創造性的努力，闡明了基於性別的暴力和婦女的"城市權利"問題。

最近，位於波利瓦爾城的SuperCADE Manitas已經建成，作為波哥大地區護理系統的第一個護理區，這是拉丁美洲特有的創新模式，旨在克服貧困的女性化，減輕婦女的護理負擔。從根本上說，這項政策是在與當地婦女和婦女諮詢委員會協商後形成的，旨在通過確立波哥大婦女優先考慮的八項權利來消除文化和社會的性別歧視。 "和平、無暴力的生活、教育權、健康、參與、無性別歧視的教育和無性別歧視的文化"。值得注意的是，這一倡議是在波哥大第一位女市長克勞迪婭-洛佩斯的領導下率先提出的。區婦女事務秘書Diana Rodríguez Franco認為，有一位女市長"在理解婦女的需求方面有很大的不同，並使婦女的需求得到了滿足。

最後，安塞爾意識到在我們的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厭女症、性別歧視和對婦女的暴力等陰險問題。而這些都不能簡單地由設計師、建築師和規劃師來消除。正如安基塔-拉奧在性別歧視與城市中說的那樣，"我們無法設計出性別歧視或在火車站台上等待的猥瑣男“。設計師必須認識到，恐懼永遠不可能簡單地被"設計出來"，並承認建築環境的社會背景。

然而，文章的最後，安塞爾也表示相信通過設計師、政策制定者和城市規劃者利用他們的建築、關懷和權力幫助那些需要建築"關懷"的婦女和其他邊緣化群體。這可以被看作是邁向一個更有包容性的、女權主義的建築環境和最終理想世界的第一步。

作者：LASU

首發公眾號：花火畫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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