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都是俄乌战争的受害者(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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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同新冠疫情打击了供应链导致生产成本上升一样,秩序信誉的磨损将提高各国的安全成本。每个国家用于社会福利的财政支出都将缩紧,通货膨胀的压力进一步增大,而且这种基于安全成本上升导致的通胀是系统性的,绝不是美联储或某国央行将利率提升几个点就能轻易遏制的。

图片来自网路,侵删


按:此文写于战争爆发次日(2022年2月25日),发表于微信公众号“越向书”。

文/越向


关于乌克兰危机,我的一位同事问了一个好问题:为什么这些国家(包括剧变后的前东欧国家)在建立代议制民主之后通常都会反俄,而只有在政治强人的控制下才会亲俄?

答案有很多,今天只谈其中一个:因为西方有钱。

小说《三体》借一位第三世界领导人的口说了一句很深刻的话:“你们【超级大国】每天都在进行核子试验,这事儿对你们来说就像玩电子游戏那么方便,但我们就不行了,我们没有超级电脑,只能试真的,干同样的事,惹人讨厌的总是穷人。”

1840年托克维尔曾神奇地预言,美俄这两个民族总有一天会成为各占一半世界的两大霸主(冷战开始后,欧洲学者们估计是抱着崇拜的心情来读这段话的)。但其实自托克维尔说完这番预言之后的近两百年时间里,美国的经济实力几乎总是压着俄罗斯一头(后来就不止“一头”了)。

最明显的,就是这两个国家真的成为世界各一半的霸主之后的表现:苏联红军在1945年开入德国之后奸淫掳掠,人心丧尽。将德国人的财富抢夺一空之后,又想让东德人跟着自己混,也不问自己有没有一点当大哥的样子。

与吃相难看的苏联人相比,美国人就体面多了,进入德国后军纪相对严明,不是其士兵道德感真比红军战士高多少,而是其后勤保障要充分得多。士兵们不但不愁吃喝,还有美金和尼龙袜用来解决其他需求。

在国家层面,苏联无情地向德国人催逼赔款,恨不得把地皮刮掉一层。美国不但自己不要一分钱赔款,还向德国提供救济品,同时还劝法国也不要去逼德国——需要多少钱向大哥张口就好(后来法国所要的6亿多美元的赔款皆由美国支付)。

这才让美利坚帝国成了所谓的“被邀请的帝国”,西欧人都盼着这位财神爷来自己国家驻军,许多东欧人只要有机会都愿意改换门庭。苏联总是谴责美国鼓动东欧国家人民反苏,但美国觉得自己很清白,我们只是给这些人以自由选择的机会。然而,人们都会选择富裕的那一边。这就让自由与亲苏(亲俄)构成了一对矛盾。冷战结束之后,这情形也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

美国在冷战时期对苏联采取的“遏制战略”其实是一种绞杀战,不用冒险,“先为己之不可胜”,等待敌人犯错误,即使敌人不犯错,拖下去也是稳赢。这就好像围棋比赛里李昌镐执黑还被让了几个子,那就对不起,他为什么还要进行有风险的厮杀,就这么一步步下,对手最终只能投子认负。

苏联则不同,一旦计划经济被证明没有那么神奇,那么越拖下去差距越大,稳扎稳打不行,就上奇谋诡计,结果动作更是变形。

冷战中的几次危机都是美国以大面上的优势逼苏联,导致苏联感觉到如果不能出奇谋、争先手,就会被美国耗死。

所以苏联多次选择了“俄罗斯轮盘赌”模式,逼美国展开“是你死就是我亡”的屠龙之战,没有从容不迫运筹帷幄,只有一招定生死的决斗,让美国相对雄厚的资源优势派不上用场。伊朗危机、土耳其危机、古巴导弹危机、两次柏林危机,都或多或少有这样的特性。

此次乌克兰危机,我们仿佛又看见了相似的情景。

但这次,俄罗斯做得太过分了,普京已经逾越了任何一个苏联领导人都没有侵犯过界限,从根本上动摇了战后国际秩序。

有人说,别跟我扯什么道义,从中国的国家利益看,现在敌人被迫分心,朋友有求于我们,这处境总不算坏吧。

是不太坏,可惜这仅是一种短视。

近四十年来,中国是战后国际秩序的最大受益者。

主导我们当代世界的基本规则萌芽于1941年8月英美共同签订的《大西洋宪章》,经苏联加入讨论后于1944年2月在雅尔达正式定型,并由独存的超级大国美国于1991年冷战结束之后进行了调整。 《大西洋宪章》最核心的原则就是:反对侵略,不承认由暴力完成的领土变更。同时还宣导自由和平等的贸易。

当时的中国虽然也名列联合国创始会员国和“五常”,却仅能算这套国际规则的参与者,而非制定者。然而,这套并非为中国的利益而制定的规则给了中国崛起的机遇。

毋庸讳言,这套国际秩序最主要的造就者是当时的世界第一强国:美国,所以穿起战后国际秩序这身“衣服”最合身的是美国。作为发达经济体且地缘条件优厚的美国早已不再需要“侵占领土”这么“老土”的霸权手段,公海航行自由正贴合其无可争议的制海权。而且这套秩序对贸易自由的推崇,也非常适合工业肌肉发达,意欲打破一切壁垒抢占市场的美国。

但这套规则的制定者没有想到,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竟然也能如此迅速发展自己的工业能力,短短三十年内就干成了“世界工厂”。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曾有人到处鼓吹中国必须“持剑经商”。但看看资料,中国外贸的发展并不是以中国军力的发展为条件的。如果中国的商船真的需要护航舰队才能纵横四海,那中国的外贸在这样的交易成本下根本发展不起来。

战后这套秩序的特点恰恰是取消了19世纪的那种“势力范围”,只要认同贸易自由化的基本原则且不挑战美国的霸主地位,任何国家都可以不持剑而经商。只不过,要是一个国家的工商业实力不强,就只能处于“现代世界体系”的底层接受强国的经济剥削。

现在这套国际秩序本身并没有偏见,谁的生产力最强、提升最快,它就为谁服务。谁都没想到,本来是美国为自己准备的国际秩序,竟然成就了中国的发展,这也是一些美国政治精英嘟哝着“中国是在搭便车”的由来。

参与全球化是中国几十年来高速发展的关键,而战后国际秩序正是全球化的基石。即便现在风向有变,逆全球化和安全形势恶化可能在未来三十、甚至五十年是大势所趋,中国也不应该推波助澜,而应尽最后努力,支持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获取最大的和平红利。

现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行为让国际秩序陷入险境。

秩序这个东西,跟信誉一样,难于建立,却易于毁坏。我们开车上路,一般都不会逾越地上画的双黄线。其实双黄线上并没有实体墙,开车人这么小心翼翼简直就如同“画地为牢”。大家能这样,是因为大家都愿意相信秩序。一旦有人打破这个规矩,就会形成“破窗效应”,更多的人会觉得“和尚摸得,我摸不得?”最后让人感到越是守规矩就越吃亏——这种体验,中国人都不陌生。

俄罗斯在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已经在战后世界秩序这块幕布上戳了一个窟窿。现在这场战争,犹如在幕布上撕开了一个口子,这个后果将由全世界来承受。

昨天的公号文发布后,一位朋友诘问:你为什么不说美国抓萨达姆和入侵阿富汗是破坏战后国际秩序?

美国发动入侵阿富汗是在塔利班拒绝安理会第1333号决议之后,相当于是走了程式的,其是否侵犯了阿富汗的主权仍可争议。第二次伊拉克战争以不严谨的情报为依据,完全绕开了联合国,确属不义之战,所以也冲击了战后秩序,但打击较小。这是因为这两场战争从一开始就确定不存在领土兼并的行为。而这正是战后国际秩序中的第一大禁忌。

一国不得以武力改变其受到广泛承认的边界。这项禁忌经过朝鲜战争、马岛战争(福克兰战争)和海湾战争得到多次重申。或许只有以色列是个例外,这的确是战后秩序一直存在的一个bug,不过以色列的边界从一开始就没有得到世界各国的一致认定。而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边界是在1994年得到世界公认的,确认方中包括俄罗斯自己。

可以断言,战后世界秩序受到重大打击的后果,我们每个人在今后的数年内都将体会到。正如同新冠疫情打击了供应链导致生产成本上升一样,秩序信誉的磨损将提高各国的安全成本。每个国家用于社会福利的财政支出都将缩紧,通货膨胀的压力进一步增大,而且这种基于安全成本上升导致的通胀是系统性的,绝不是美联储或某国央行将利率提升几个点就能轻易遏制的。

《三体》里人类因为恐惧外星人的入侵而遭遇了“大低谷”,但愿今天的人类不会因为彼此之间的恐惧而陷入同样的泥沼,但愿“深挖洞、广积粮”和“三线建设”的日子不再重现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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