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看就要开学了，我真替教新闻学的老师捏把汗，这第一课可怎么讲啊？ （2月15日）

原文于2022年2月15日发布于微信公众号【越向书】，发布时有删节，此为全本。

我的第一个专业是广电新闻，该专业的第一门专业必修课是“新闻学”，这门课的第一讲是“新闻的定义”。

我还记得教我的老师从狗咬人讲到人咬狗，从李普曼讲到陆定一，满黑板写下了二十多个关于新闻的定义，还介绍了“新闻价值”的种种属性：什么时新性、关切性、重要性、特异性……就是怕我们这些学生娃无从分辨啥是新闻。

今年可好，教新闻学的老师怎么跟学生讲？丰县事件算不算新闻？有没有新闻价值？

这-还-用-说-吗？

然而，全国上上下下数千家新闻媒体，半个多月了连篇正儿八经的详细报导都看不到！

号称“让新闻离你更近”的（新华网）始终未让它靠近我们，号称“世界就在眼前”的（央视网）就是看不见身边，号称“看不见我们时，我们和新闻在路上”的（《南方周末》），这都快三个周末了，您还在路上哪？ 【此处因为外面的读者不熟悉这些slogan，所以添加了说明。 】

记者们该骂我装外宾了。

我知道，我虽然现在不干这行，但不是不懂行。我还要给大家普及一个许多中国人都不知道的行内常识：我国不存在新闻检查制度。

中国现在实行的是出版自由和事后审读制度。

“书报检查令”是普鲁士1819年10月18日颁布的恶臭反动法令，咱们怎么能比这二百多年前的德国鬼子还不如呢？

那时的德国鬼子“不仅不准坦率地讨论普鲁士的事务，甚至也不准坦率地讨论中国的事务。”（马克思：《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我们至少可以坦率地讨论美国的疫情。

只不过，咱们这边是事前“打招呼”（金融学术语叫“视窗指导”），事后有审读，干的不好，饭碗没了。

记者们不忙，谁忙，舆情部门要加班。

几天前我在《为何人不如兽? “丰县生育八孩女子事件”背后的现实逻辑》一文的结尾鼓舞大家，应该“让掌握立法者权者明白拐卖事件的“社会危害性”已经足够大，现在与当初制定刑法241条时的年代已经不同了，大家已经如此珍视一位素不相识者的尊严，以至于这类事件给舆情和宣传方面带来的麻烦，已经超过了认真处理此类事件所需付出的代价”。

还是太年青，太天真了。

今日因为想找一首大学时存下的曲子，无意间翻到商法教授王涌写于2011年的一篇旧文，有语如下：“所谓社会舆论监督只是加大了政府的化妆成本。实践证明：在社会舆论监督的力量无法彻底透视和纠正政府的灰色行为时，社会舆论监督的最终结果只是增加政府的另一种成本，那就是化妆成本，政府需要拿出人力、财力、物力对付媒体与舆论，各级政府都有常设机构时刻准备扑救舆论之火，以粉饰太平。”

王涌老师这一记耳光在我脸上打得清脆。

我还在那装什么深沉，谈什么“现实逻辑”，丢人哪！

现实永远比你想的更现实。 【上面这一大段话因两次审核不通过，在发布时自行删去了。 】

如今徐州第四份报告已出，犹不能服众，已经有人开始重提“塔西佗陷阱”（指当政府部门或某一组织失去公信力时，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

那么我也效仿马公，以塔西佗的那句名言结束本文吧：Rara temporum felicitas, ubi quae velis sentire et quae sentiasdicere licet【如果你能够想你愿意想的东西，并且能够把你所想的东西说出来的时候，那正是非常幸福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