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的失败?读李怡《失败者回忆录》

張潔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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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说这是李怡个人经历的失败,不如说,他恰恰如镜子一般,折射了整个二十世纪,前半叶全球社会主义实验的兴起与失败,后半叶新自由主义一统天下,而后带来新的分崩离析、危机四伏。如尼采所言,他让自己实践在这些思潮之中,活出时代的矛盾。

(本文发表于印刻文学生活志.二○二二年.十一月)

在认识李怡之前,我一直很难想像,有人可以写时事评论写一辈子——从30多岁写到80多岁,超过50年的时间,并且在每一个时代,都有无数新读者加入,而老读者依然跟随。

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每一代的读者,都可以经由你的笔,获得对身处世界的新知与不过时的见解——无论他是否同意。这意味着无论世界有多少次、多巨大的改变,每一次,你总置身于经历变革的集体心灵深处,能捕捉它,甚至跟随它变动,才能赢得一代又一代造就变革、也被变革席卷的年轻人的心。这也意味着,你需要有非常开放的思想体系,非常敏锐的共感能力,非常勤奋的自律意志,和愿意时时自我革新的热情。最后,这热情一定还需要更为内在的驱动力,比如好奇心或痴情,或兼有之,才能持续半世纪而不熄。

华文世界不乏智慧老人。思想史的大师,文坛巨匠,登峰造极的艺术家、潇洒一世的生活达人⋯⋯但几乎没有第二个李怡。

从1960年代开始,直到2020年代,他以香港为据点,笔耕不辍半世纪,紧紧跟随、亲历、记录了华人社会几乎每一次重要的集体思潮,许多次身临历史一线,甚至自己就是当事人,或主持的园地本身就成为重要的思潮策源地。

爱他的人奉他为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导师。恨他的人说他是前后不一致的变色龙。他自己则在人生最后两年完成的回忆录中,称自己「失败者」:

「我一生所主张所推动的事情,社会总是向相反趋向发展的,无论是阅读,独立思考,或民主自由,都如是。

⋯⋯在事实敌不过谎言、真理敌不过强权的世界,在权钱色骑劫所有价值体系的世界,作为一个忠于自己的写作人,很难避免不停地产生挫败感。尤其是我写作的时间如此长,面对的中国、台湾和香港的转变如此大,回想我一生推动的不同时期的目标来说,我想到的无疑就是一个个挫折,是实实在在的『失败的人生』。 」

在湍急的历史潮流,尤其是思潮演变里,如何评判一个人与社会思潮共同的载浮载沉,本身就可以非常两极。他是忠于自我,或是与时俱变,评判标准也不容易掌握——它也取决于评判者自身与思潮的相对位置,一不小心就会掉入党同伐异、或崇拜或诛心的窠臼。

在《失败者回忆录》之前,我不算是李怡的忠实读者。他半世纪不下火线的政论生涯令我惊叹与敬佩,但他在政论中的许多观点与我不同,尤其是苹果日报时代,甚至激烈矛盾。

后来想想,大概有种时空错位吧。

我没有经历过从《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起伏,李怡的前半生所卷入或策动的思潮风云,对我来说已是需要在图书馆里查阅的史料,很难有切身体会。

而李怡的后半生,他在香港苹果日报主笔及主持言论版的日子,反思与批判的对象仍然来源于他年轻时被裹挟其中的「列宁式社会主义」:他对平等压倒自由的状况尤为敏感,对以「追求所有人平等」的理想之名却带来「少数人使均之的权力集中」的暴政之实,充满警惕。因而,他对「平等」的政治理念非常不信任,常认为这是虚伪的政治正确,称「自由」才是他后半生贯彻始终的追求。

而我在新自由主义成为世界主流的二十世纪末成长,无论在中国还是在香港,经历的恰恰是对经济自由的单一崇拜导致的资源分配不均,贫富悬殊的社会结构再度板结的时代。全球化与科技发展曾带给人向往,但他们并没有把世界变「平」,反而更深地加剧了这种不均,于是我们目睹着新的极权在这样的结构里被一点一点豢养长大。 「自由」当然极为重要,但对我而言,平等不是虚伪的议题,追求自由不能没有平等这一维度的限制与平衡。

尽管李怡与我感受到的危机相似,但我们对危机的成因,以及理解它的方式很不同。自然地,我阅读较多的也是与我的感受与观点相似的论述者。

因此,在《失败者回忆录》之前,很长一段时间我对于李怡个人的喜欢,多于对他观点的喜欢。

我是2017年,在朋友引介下,才在香港第一次与李怡见面。虽然我不算是他和《苹果日报》的经典读者,我们之间也跨越了几个世代,但聊起天来却意外地畅快。

李怡是大前辈,他一生经历传奇,交游广阔,我充满好奇,但常常是我还没来得及问问题,他就会有许多发问抛向我,并且认真听我的回答,对我的经历和视角充满兴趣。他也回应自己的观点,但没有一点说教的意味,即便观点不同,也总是对真诚得来的思考击节赞赏,而且总是给年轻人鼓励:相信你们一定比我有更厉害的解法。我曾记下:「透过与他的讨论,你会明白,真诚思考的道路上,你与他只是一同赶路的途人,有时并肩,有时交错,无分高下贵贱。」

一开始,我以为这是长辈的涵养:宽以待人,不露声色。后来才明白这样想反而是小人之心了。

他总是诚实、直白地写自己的想法,不加遮掩,也不以宏大叙事绕圈子;但同时,保持好奇与开放,尊重其他诚实于自己想法的人,无论观点是否相同。这正是他能有这样成就的核心原因——他可以跟许多立场相反、背景也不同的人交朋友,主持言论阵地时,也可以兼容并包,起用不同光谱、交战激烈的文章,甚至不惜得罪老板或金主。

他在回忆录中写到的许多经历,都呼应了这一价值的养成过程。

他提及自己创办《七十年代》时,是在主流左派潮流中,但希望摆脱对极左的盲从:

「那时我深受鲁迅杂文影响,鲁迅说,自己虽然也算是写『遵命文学』,『不过我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因此,『遵命文学』不是遵他人之命,而是遵自己之命。编辑与写作者,如果不遵奉自己相信的思想意识,一味跟随圣旨去写去编,绝不会产生真情实感的文字。⋯⋯创办《七十年代》的立意,就是在当时左派文化被极左思潮捆绑,以致无法向读者提供任何有点人味的产品的情形下,尝试从『遵奉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中走出一条路。」

他在《七十年代》的编辑过程中,尤其重视读者的反馈:

「我在编者话中提出,杂志的读者应该是它的作者,杂志的作者也应是它的读者。意思是,杂志不是编者作者办给读者看的,不是要『教育』读者,不是用固定的立场观点去影响读者,而是由读者参与对世界社会人生的探讨,由读者作者共同寻求答案。我的这个宣示,表明杂志会采取开放态度,来稿只要写得好、有事实根据、有独特看法,就会采用。由于贯彻这方针,所以后来我也在来稿的影响下改变了自己的认识。我创办了这本杂志,这本杂志也创造了我的后半生。」

他提及自己1980年在美国东海岸的演讲中提出《从认同到重新认识中国》,进而发展成讲稿以及书稿之后,被视为与左派阵营决裂:

「这不是成功的标记,毋宁说是失败的标记,是我在左派中被认为成功的典范时的自毁前途。不过,文章发表及出书后,我是从未有过的心情舒畅,一种完全忠实于自己、没有利害考虑的我手写我心的感觉。太美妙了。」

他也在实践中明白,如此多元价值能够实践的基础,来自自由,并以一生捍卫于此:

「我由自身经验,看到香港的自由言论对中国大陆、对台湾的影响,这里可以看到两岸老百姓看不到的资讯,可以接触到有亲身经历而又毋须顾忌因言致祸的人,这里左右派思想可以互相冲击,也可以和平交流,在各种资讯中作自己的判断。在这里,凭良心讲话不会损及自身安全。言论自由,对所有的政体,对所有人民权利,都是必不可少的。」

《失败者回忆录》令我真正成为李怡的读者。

他的回忆录与其说是一部个人生涯、历史事件的记述,不如说是某种社会思潮的回忆录。就像他自己在文中所写:「因毕生事业所系,回忆录的记事不是重点,重点在心路历程。而心路的起点是怎么样的社会意识,是首先要探索的。」

李怡曾一直无法拿定主意,是否要写回忆录。

2017年之后,每次去他家聚会,我们也会谈起这话题,他总有两个放不下的心结:一是,我这一生的经验,对年轻世代没用了吧?写下来有那么重要吗?二是,写自传总难逃罗生门式的自我美化,我见过许多人的自传,歪曲历史到了不堪入目的地步,自己会否也这样而不自察,最终沦为历史的笑柄?

第二点,每每人们都劝慰他,能够自我警觉、时时自省,就不必太担心,何况也可以有相交好友从旁查证、印证,避免一个人自说自话。

至于第一点,我以前总不能明白这种惶恐从哪里来。横跨二十世纪跌宕起伏的一生所经历,若愿意分享,定是至为宝贵的公共财富,怎么会担心年轻一代不需要,或对未来的世界无用呢?

在2019年香港进入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社会运动时,关于回忆录的酝酿与纠结,李怡一度完全放下了。他像战士一样,重回火线,每天写评论、写分析,投入了舆论阵地,以笔支持街头的年轻人,同时也时时恼恨自己老迈、勇气不足无法走上前线。

我读着李怡一篇又一篇的檄文,开始明白他为何纠结「回忆录重要吗」的问题。

在革命之中,没有人需要回忆。在一座赌上身家性命、努力向前突围的城市,李怡希望自己站在自由阵线的前沿,是一个战士,至少如他自己所说,可以为年轻人「在前面挡一下子弹」。他恐怕也希望,香港的年轻人能在这条前线一直突破,而根本不需要来听老人的回忆录。

这也是李怡半世纪来所扮演的角色——在思潮的最前沿冲浪辨析,与最新的读者对话,而不是在后方耕耘理论,或是书写回忆。

在2019年的纪录片《坐看云起时》,李怡这样讲述自己的抉择:「在香港这种自由和法治下,亦处于中国的边缘、在夹缝生存的环境下,造就了我的人生。我要维护这种提供我实现人生价值的条件,原有的价值观,我要维护它直至死为止。并不因为我已年迈,或寻求安逸而放弃,我觉得这是最后的实现。」

回忆录是历史的珍贵记录。但一个一直为当下读者写作的人当然知道,只有对未来无望时,人们才会真正转头回望历史。我想,李怡也许期待着这一天不要到来。

2021年4月,在一切剧烈的都归于沉郁海水之后,能做的已不多,李怡明白自己最后的责任。他动笔开始写自己一生的证言,并命名为《失败者回忆录》。

回忆录的起始篇章刊登在《苹果日报》,2021年6月24日,《苹果日报》停刊、高层被捕,在被捕风险之下,李怡匆匆移居到台湾。他多次说过,自己不愿、不想离开香港。除了生活必需品,全套《七十年代》、《九十年代》,少数自己写作需要的书和资料,和一把陪伴自己几十年的椅子,香港家中的东西,他几乎什么都没带。台北的家更像一个工作室,他的时间除了会客,少数活动,绝大部分都在写作。

他的生命仿佛只剩下最后一个任务:保持自由之身,完成回忆录,给后世留下证言。

短短不到两年的时间,李怡身体迅速衰退。也许是觉察到生命状态的不稳定,他像是要全力抓住最后的时间,所有精神都倾注在笔下,仿佛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在跑一场马拉松。

李怡曾在文中引用屈原的诗「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他说,这句话带领了自己的一生:「我追求的只是贯穿一生的生命的完成……是一个不断受挫、却初心不改的人生的完成。」

他的回忆录连载最终更新到2019年6月的香港,《想忘记,又不能忘记的过去》。我想,半世纪风起云涌,写到这一年,纵有不舍,李怡也明白,他已尽力跑完了、交代了自己这一程,可以交棒给下一代了。

也是在这部言词非常洗练、读来却荡气回肠的回忆录中,我更明白李怡与他所身处的思潮的关系。

他对思潮本身的奔流与辩论持开放态度,但对自己立身之位的选择,是基于最基础的事实,与能够容纳这事实的最基础的价值——自由。因此,他就像一面镜子,以不断的写作折射半世纪华人世界的颠沛流离与思潮演变,同时保持忠于自我的稳定主体,令自己横跨大半世纪的思考,成为华人思想史上的一个值得分析的重要样本。

他说自己是失败者。但与其说这是他个人经历的失败,不如说,他恰恰如镜子一般,折射了整个二十世纪,前半叶全球社会主义实验的兴起与失败,后半叶新自由主义一统天下,而后带来新的分崩离析、危机四伏。如尼采所言,他让自己实践在这些思潮之中,活出时代的矛盾。一个「失败者」,为人类历史中不断摆荡的大型思想实验,留下一个勇敢的注脚。

他喜欢邱吉尔的名言:「成功不是终结,失败不是终结,唯有勇气才是永恒」。他认为勇气是一切品质的基础,也是他最终越过所有障碍,把疑虑抛在脑后,以最后证言完成人生的支撑。

「一个人的失败人生或是一个人的终结,但不是后来者的终结。一个人的勇气是他的永恒,也是后来者的永恒。」他说。

李怡《失败者回忆录》连载:https://matters.news/@yeeleematter

印刻杂志李怡纪念专刊


CC BY-NC-ND 2.0 授权

寫作是最小單位的自由。謝謝你看見我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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