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败者回忆录91:从认同到重新认识中国
1980年我在爱荷华访问一个月,之前途经芝加哥,应芝大教授邹谠邀请,作了一次讲座。其间与这位博学深思又谦和的教授讨论了不少问题。到爱荷华后,接到他的电话,他概括我们的谈话,提出了这样一句话:海外知识人现在应该从认同开始转为重新认识中国。
现在的人可能连这句话的涵义都未必清楚。回到当年的时空,是海外知识人对中国全面认同的时代。离开爱荷华的下一个行程,就是去美东参加保钓十年的「国是研讨会」。
保钓十年,实际上钓运早已经渐行渐远渐无声了。但当年积极参加保钓或因保钓而开始关心时局的留美知识人,对十年前的热情投入仍然念念不忘。其后「钓运」转入「统运」(中国统一运动),心系台湾的留学生,特别是本省人,或有台湾官宦背景的人,反对「统运」,就产生了台湾自主派、革新派,等等。文革结束带来的思想震荡使「统运」溃不成军。当年齐心保钓的热情消散了,而一些保钓积极分子还想延续对「国是」的关心,于是约有六十人参加了这个保钓十年的研讨营,并邀我作主要发言者。
经过大半个月的思索,我将邹教授的归纳作讲题,提出「从认同到重新认识中国」的观念。
何谓「认同」,就是对一个国家、一个政权、一片山河大地的纯感情的认同,它的背景一是从台湾出来的留学生对国民党政权的失望,国民党的反共宣传尽管有大部分是事实,但也因为用语的极端丑化而产生反效果,二是中共文革的问题仍然被遮盖而没有显露,虚假宣传使海外知识人先入为主地照单全收,三是西方世界左翼思想对知识人的全面渗透,四是中美关系突破掀起中国热,和大量海外知识人的「回国潮」,中共对这些人的刻意以至作伪的安排,使许多人对中国产生好感,许多人在1949年从大陆到台湾后,一直未能与大陆亲人聚首,从小在台湾接受的大中华壮丽河山教育,对向往已久的「祖国」早有先入为主的热情和爱意,至于政权和老百姓的生活,他们是没有机会接触和了解的。
有一位旅美学者,分离几十年后,第一次回中国,他坐船游长江,竟然双眼盯着长江水,愣愣地看了两小时,朋友问他:你光看着水做什么?他回答说:我没有看长江几十年了,现在看两小时还多吗?
那时是1980年,我读到中国青年诗人顾城写的一首诗·《结束》,其中的名句是:
「戴孝的帆船,/慢慢地走过,/展开了暗黄的尸布。」
一位是历经几十年乡愁,第一次回到日思暮想的山河大地,所引发的纯感情的反应;另一位是1956年在中国大陆出生,在中共洗脑式教育下成长的20多岁的诗人在成长的20多年对现实的观察,深遂的感情书写。同样是看长江,哪一个更真实呢?
《结束》这首诗全首朦胧而深刻,只上引这几句,就蕴藏着多少长江支流嘉陵江的人民的苦难。这首诗发表时引发许多对祖国山河大地一味爱恋的先入为主的争议。毫无疑问,这样的作品也一定不能在文革结束前发表。但这几句诗却在我脑子里盘旋了数十年。
认同的问题,可用盯着长江水两小时这种感情作象征,问题是这种感情把落后的体制、民情、政权、政党,主义,甚而当时的贫穷,都全体认同了。在《七十年代》上有人提出,「丑也罢,美也罢,这是我的祖国,我的母亲」。
这种无条件的「爱国」,等同于放弃自己作为国家主人的意识(虽然实际上没有,但意识上应该有),将一张空白支票交给掌权者,让他们将百姓的天赋权利予取予求。这是我们需要重新认识中国的出发点之一。
我在演讲中讲到重新认识中国,主要意思是要对当时占相当多数的中国认同、中国热,排除感性的认同,强调理性的认识。我向海外知识人提出,要有否定自己过去错误的勇气,要祛除家丑不可外扬的心理,不怕自己作为中国人而面目无光。
现在读来,这篇文章自然没什么意义。因为海外只是一味感情认同中国的人已不多。但当时此文在香港和海外左翼知识人中却引起较大反响。对中共来说,等于反转了他们的统战。我与中共的关系也应该是从这里有了扭转。随后我出版了一本书,以这题目作书名,收了那两年写的共十篇文章,写的大都是自己这段期间的思想历程。许多人认为此书标志我思想认识的分水岭。出版前在「自序」中,我说我写这些文章和出版前,一直在思想上挣扎:要不要发表?对自己带来怎样的生活和事业的困境?不过它还是出版了。
这不是成功的标记,毋宁说是失败的标记,是我在左派中被认为成功的典范时的自毁前途。不过,文章发表及出书后,我是从未有过的心情舒畅,一种完全忠实于自己、没有利害考虑的我手写我心的感觉。太美妙了。
(原文发布于2022年1月3日)
《失败者回忆录》连载目录(持续更新)
- 题记
- 闯关
- 圈内圈外
- 杀气腾腾
- 煎熬
- 伤痛
- 动荡时代
- 抉择
- 那个时代
- 扭曲的历史
- 先知
- 自由派最后一击
- 我的家世
- 沦陷区生活
- 汪政权下的乐土
- 沦陷区艺文
- 父亲与沦陷区话剧
- 李伯伯的悲剧
- 逃难
- 愚者师经验,智者师历史
- 战后,从上海到北平
- 古国风情
- 燕子来时
- 在左翼思潮下
- 1948树倒猢狲散
- 猪公狗公乌龟公
- 《苹果》的成功与失败
- 怎能向一种精神道别?
- 自由时代的终章
- 清早走进城,看见狗咬人
- 确立左倾价值观
- 「多灾的信仰」
- 最可爱的人即最可笑的人
- 中学的青葱岁月
- 被理想抛弃的日子
- 谈谈我的父亲
- 父亲一生的辗转挣扎
- 父亲的挫伤
- 近亲繁殖的政治传承
- 毕生受用的礼物
- 文化摇篮时期
- 情书——最早的写作
- 那些年我读的书
- 复活
- 不可缺的篇章
- 不可缺的篇章之二
- 不可缺的篇章之三
- 不可缺的篇章之四
- 不可缺的篇章最终篇
- 没有最悲惨,只有更悲惨
- 归处何方
- 刘宾雁的启示
- 徐铸成的半篇文章
- 五六十年代的香港人
- 通俗文化的记忆
- 左派的「社会化」时期
- 伴侣的时代
- 那些年的太平日子
- 香港历史的转捩点
- 福兮祸所伏
- 香港辉煌时代的开始
- 我们是什么人?我们往何处去?
- 二重生活的悲哀
- 《七十年代》创刊背景
- 脱颖而出
- 觉醒,误知,连结
- 非常有用的白痴
- 有用则取,无用则弃(非常有用的白痴之二)
- 中调部与潘静安
- 非蠢人合做蠢事
- 接近绝对权力的亢奋
- 无聊的极左干预
- 从钓运到统运
- 那年代的台湾朋友
- 统一是否一定好?
- 台湾问题的启蒙
- 推动台湾民主的特殊角色
- 中共体制内的台籍人士
- 踩不死的野花
- 文革精神
- 文革缔造中国的今天
- 极不平凡的一年
- 批判极左思潮
- 民主假期
- 裂口的开始
- 太岁头上动土
- 爱荷华的「中国周末」
- 1979年与中共关系触礁
- 那几年,文艺的沉思
- 爱荷华的平和交锋
- 从认同到重新认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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