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占领曲阜时的逸闻

第三节 登中尉与尤祥少年的友情

田岛旅团司令部通信班长登东洋夫中尉的回忆中，还记录了以下个人友情的美谈：

​我所在的部队从1938年1月开始，至同年3月末约三个月间，在孔庙所在的圣地曲阜驻留。驻地司令官为田岛旅团长、我的任务除作为旅团通信班长的本务外，还负责担当住民对策。其基本方针，忠实于田岛阁下作出的以下训示：“中国民众并无罪过，我军不仅要保证他们的生活安全，还要尊重他们的信仰，竭尽全力保护好孔庙的古迹”。我们的司令部设营在孔庙附近前县长的宅邸中，司令部借用了邸宅的东侧一半，隔着中庭，有回廊与西侧相连。这里居住着一对老夫妻、其儿子夫妻，孙儿两人和使役人等，与我们和睦相处。年岁最小的孙儿名叫尤祥，是一位伶俐可爱的，年龄八岁的少年。他教我学中国语，我也指导他学日语。他把我称“哥哥”，没事总是跟着我转，和我在一起玩耍。旅团长视察前线时，我调来半小队护卫兵乘卡车同行，小型乘用车中有旅团长、次级副官和我同乘，也带上了一直闹着要同行的尤祥少年。视察目的是南方16公里远的前线。约行走了一半，到达小雪村时突然遭到敌军的奇袭，一行完全被敌包围。在战斗中我负重伤，尤祥少年也行迹不明。得悉后，听说其祖父母、父母的悲伤用话语难尽，也牵动、纷扰着在野战病院床位中呻吟的我的心。不久，我被送回国内疗养，之后再也没能和少年相会，但一直惦念着在战乱、内乱的大陆生活的尤祥和其一家的安否。

十几年前的一个夏天夜晚，11时顷，突然响起了电话铃，此时间来电话者，定有急事。我急忙抓起话筒，电话对方传来的是生硬的日语，夹杂着中文，问“登哥哥在不在？”从话声中我立即判明对方就是尤祥少年。第二天一早，我就赶到其下榻的饭店。尤祥正站在大堂入口急切地等待着我的到来。不用说，少年早已成长为巍然的五尺男子，但幼年时代的面容还可一眼辨别。二人感泣泪横，相拥至久。我与他之间，此时并没有任何异国人的意识，感觉。真像见到的是生死离别的亲弟弟。听说分手后，少年在战乱中一家离散，最后兄弟二人离开大陆逃脱到台湾，今天在台湾过着安稳，幸福的生活。与少年在战斗中离别后多年一直埋在心底的悔过，因此突然的再会，顿时烟消云散[1] 。 （图为登中尉与尤祥少年[2] ）

尤祥是如何打听到登中尉下落的? 回忆文章中没有解释，但留下了几个线索。即1957年时才知道田岛荣次郎去世之信息。看下节可得知，此时居住台湾的孔子第77代嫡孙孔德成访问日本，百方打听曾保护曲阜孔家古迹的田岛将军和登中尉的下落，欲以致谢。此时孔德成才知道，田岛已于1952年去世。但有幸在东京与田岛夫人和登东洋夫相会。考虑借此机会，在台湾生活的尤祥通过媒体对孔德成访日的报导，探听到了“登中尉”的下落。不久，专程赴日实现了和“登哥哥”的再会。从时间推测应是在孔德成访日后不久，尤祥30岁前后的事。

以上是前节叙述的田岛遭难事件当时，同乘车的少年尤祥的故事。此类奇遇，美谈，只有在战后和解的今天才有公开传颂的价值。不管战争中的敌我对立，两个月间结成的人间友情，记忆，能越过战火和国家，民族间的壁垒延续至今。

尤祥为何家子弟？前记孔令煜于2月8日设宴的邀请书中，除七名日军指挥官（部队长）外，还有两位中国客人的氏名，“尤澍岑”和“吴蕰山” [3] 。吴蕰山，字廷玉，是个暴发户，并不是传统的名士，曾任曹县县长。是占领下在曲阜的头面人物，任曲阜县维持会会长，在国内的抗日宣传中是一位有名的“汉奸”。此处出现的另一位“尤（尤）澍岑”推测既是尤祥的祖父。按登东洋夫的记录，尤祥家人曾当过县长。但笔者查过地方志资料，县长和主要官僚名单中并不见有尤姓人。尤澍岑之名出现在孔家的祭祀关系的场合，可确定为是孔教会的元老。与孔繁裕，孔令熙等被称为“或盛朝遗老，或当代鸿儒”的“公卿” [4] 。应是一位知识人的长者。尤家的住址，在曲阜“三省街（今辘轳把街）” [5] ，驻曲阜田岛部队司令部设在尤家东院，尤祥少年推测是主人尤澍岑的孙儿。曲阜地方志中记载的各时代名人中，还有一位在热河赤峰等地任官的尤（尤）文田[6] ，也是中华孔教总会会员[7] ，但是否是尤家人尚不明。

2月13日的事件后不久，田岛荣次郎升任中将调离岗位，登中尉也被后送归国。 3月14日，部队南下作战离开曲阜，所以当时的步兵第三十三旅团关系者并不知到尤祥的下落。为此，很长时间，登东洋夫一直受到良心谴责，后悔不该将孩子带上车。按前节叙述的川军排长潘近仁回忆，战斗中出现的这位“特别俘虏”“游伦”少年，之后被送到川军司令部保护，在听取口供之后被安全送回曲阜。

尤祥与登东洋夫在东京再会后，两人一直保持著书信往来，《田岛栄治郎传记》刊行的1990年，在登东洋夫的约稿下，尤祥寄来了如下一节文章。

我家祖先世世代代居住山东省曲阜县，此地为孔子的故乡，保持有中国数千年的文化传统、教育水准高，民众性情纯朴。中华民国26年（1937年）日中战争爆发后、日军进驻曲阜，登东洋夫中尉将我家的东院设为司令官田岛先生的驻地。我当时还只是少年，两人相识后经常被田岛先生招待，一起进晚餐。在此我初次品尝到日本科理的味道，感到十分新鲜。田岛先生精通汉学，擅长书法，有一派温和的儒者风格、可称文武兼备。这也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于民国38年（1949年）迁居台湾，同46年（1957年）接到田岛先生去世讣报，不胜惋惜。回首过去，有隔世之感。今接到登东洋夫先生的信件，得知田岛先生的后人为其作传，书籍即将刊行之件，特此将我与田岛先生的机遇一笔启上。往事历历、欷泣难耐、致以衷心的敬意。

中华民国79年4月尤瑞周（祥）。 [8]

据登的记录，与少年相会的1938年当时，尤祥8岁，在写信的1990年4月，应已是还历之年了。以上为逾越侵略和奴役的国家间、政治间对立持续了半世纪的人间友情的一幕。也许经过抗战教育的国内人会说尤祥是小汉奸，但笔者认为，对8岁的少年来说，这种指责并不妥当。这应是一种区别于国家行为（侵略扩张）的人性美德，礼教美德的隐现。

第四节 孔德成与田岛夫人的会见

山东省沦陷之际，被蒋介石强行带到武汉避难的孔子第77代嫡孙、18岁的孔德成也同样，被迫离开故乡时充满了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1月5日与夫人孙林君一到武汉，立即发表了“抗日声明”，云：“此次倭寇侵我，摧残文化，残暴已极，吾人应自强不息，团结一致，誓死抗敌” [10] 。之后孔德成赴重庆，又留学美国，抗战结束前未能有机会回故居祭祖。一直担心着故乡古迹的保存。日本败战后1947年、时隔十年返回曲阜时，看到孔庙、孔陵形如原状，被保护维持得完好无伤时，感慨、感激之情油然而起。日本业已败战，成为和平国家。此时的孔德成，相反萌发出一种对日本军尊孔政策感谢的心情。

从叔父孔令煜等留守人员的话中得知，保护事业是进驻曲阜的田岛荣次郎部队长的政策，同时也打听到了担当“宣抚工作”的登中尉的名字。此时孔德成产生的一个意愿即“若有机会赴日本，一定向田岛将军道谢”。孔德成和田岛荣次郎并没有过任何面识，但1957年10月，受日本道德科学研究所和广池学园的邀请初次赴日时[11] ，将与田岛先生，登中尉见面致谢的内容也列入了行程。田岛已于五年前去世，在登东洋夫的斡旋、陪同下，10月30日晚，在东京都内的藤饭店，和田岛夫人实现了会见。并通过田岛夫人对“细心保护孔家灵庙”的故人致谢（新闻记事）。有关两者会面，登东洋夫有如下记载。

大概是昭和32年秋，旧友的每日新闻记者，向我当时工作的役所打来了一个电话。说“台湾的孔德成台大教授来日访问，正在打听你的下落，称一定要见面问候”。我推测定是有关孔庙之件。田岛将军早已作古，所以和田岛夫人联络，陪同她到麻布的藤饭店访问了孔教授。教授十分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并郑重地对田岛将军保全孔庙的恩德进行了衷心的赞扬，致谢。孔子嫡系第77代孙孔德成氏、当时还只是一个18岁的青年，被蒋介石军强行带到重庆，一直思念着故乡。战后才得返回故乡曲阜。据孔氏的所言，归乡之际最担心的就是孔庙的保存状态和损伤程度。见到古迹被保护得完好无缺如同从前状态时，十分的感激，兴奋。向当地的住民打听，询问，得知有田岛将军的严命，命令全部队员细心守护庙宇，并且对住民也十分亲切友好，住民对当时的日军政策也十分感谢。从话语中也打听到了“登中尉”的名字，当时产生的一个愿望就是若一朝有机会访日，一定要对田岛将军等人见面致礼（后略） [12] 。

1957年来日时，孔德成37岁。时光流逝，33年后的1990年，《田岛荣次郎传记》刊行之时，70岁的孔德成又寄来如下书信： （日语译文）

中华民国27年、日中战争之际，日本驻中国山东省曲阜司令官田岛荣次郎先生作为交战国的将军、在中国儒家思想发祥地的孔子故乡，对孔林、孔庙、孔府努力进行了保全维护。民国46年（1957年），我初次访日之时，希望能和田岛先生见面致谢，不幸得知先生已去世。但能荣幸地与其夫人会面。对半世纪前田岛先生的所作所为，我至今仍感谢不尽。在先生后人为其立传，书籍刊行之际，谨敬数语，以表示由衷的感慨之意[13] 。

以上的几个美谈，与国内的抗日，爱国主义宣传教育的内容有隔世之感。笔者提起此佳话的目的也绝不是为了美化日军占领，更不认为此种美谈能取代其侵略的罪恶。只是作为曾经也存在过的历史的一个断片揭示于世。民族仇恨的教育，遮掩扬弃的宣传并不能取代有事实证据的历史。借此，笔者还意在启发一个将国家，个人区分而论的道理。即战争是国家间的行为，个人的战争犯罪，也应先追究发动战争的国家的责任，两者不能混为一谈。作为一个人间，不管在哪一种国度都同样，有血有泪，有同情和怜悯之情，标志着人之本性的善良。文化也同样没有国境，优秀的文化有传播于世界的普遍性。这种善良的人间，只有在国家的教育，教唆下，才会变为凶残的战争机器。将普通的人间改造为军国主义的“国民”，杀人的“鬼子”的责任，绝不在个人、民族性[14] ，而是在“靖国”、“忠君爱国”幌子之下进行思想教育的结果。战争起源于专制制度和国家的贪欲，这是一个绝不能忘却的历史教训。

[1]前出『田嶋栄次郎追悼录』、156-157页、照片也来自同书插图。

[2]田嶋茂编『田嶋栄次郎追悼录』、私家版、156页。

[3]前出「曲阜沦陥后代理代理奉祀官孔令煜取悦日冦邀宴知単」，孔府档案8914、曲阜、孔子府档案馆。

[4]陈梅湖《诗集》，非卖品，2014年，215页。

[5] 《曲阜文史》第三辑，1984年8月，6页。

[6]李经野等篡修《山东省曲阜县志，一》，民国23年，580页。

[7]第二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江苏古籍出版，568页。

[8]前出『田嶋栄次郎追悼录』、163页。

[9] 1935年，孔德成15岁时被中华民国政府赋予“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世袭职。此为奉职时照片。引用于前出汪士淳《儒者行：孔德成先生传》一书。

[10] 《武汉日报》，1938年1月6日。

[11]前出汪士淳《儒者行：孔德成先生传》，162页。

[12]前出『田嶋栄次郎追悼录』、158页。

[13]前出『田嶋栄次郎追悼录』、161页。

[14]在中国国内、由于长时间抗战的小说、电影剧本、文学作品大量泛滥的结果、将侵略战争的责任推诿于日本人的好战、残忍、侵略“民族性”的认识最近在国内广泛流行。被怨恨对象从侵略国家转为个人（日本鬼子），民族性。此种偏颇的历史认识掩盖了国家的战争责任，成为今日民族和解的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