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不该杀杜金？ ——如何看待那些鼓吹侵略和犯罪的学者

本号之前有一篇关于【杜金女儿遇刺】的文章发出后，有好几位读者不同意文中关于“将杜金列为暗杀目标令人遗憾”的观点。

比如，一位读者的意见是：虽总体上不赞成暗杀，但认为刺杀杜金是情有可原的。乌克兰处弱势，不可能速胜，暂时没有其他手段可以惩罚杜金，而俄罗斯的侵乌战争深深伤害了成千上万平民。杜金的种种行为，已经不能用＂平民＂或者＂学者＂来为其开脱了，他就是这场侵略战争的积极鼓动者和参与者，所以这已经不是单纯的“思想”问题，而是教唆犯罪。

这位读者的依据是：杜金几十年来在俄罗斯及欧洲的各种场合鼓吹“乌克兰没有作为一个国家存在的理由”，在侵乌战争爆发后，杜金更是直接为战争出谋划策，他要求所有俄政府官员对“特别军事行动”进行公开表态，并建议将态度暧昧者清理出俄罗斯政府的行列。

我看到留言的第一反应是这位读者大概无暇流览我的《说杜金》系列，或是不同意其中的观点（“杜金根本不是'普京的大脑'”）。而且杜金与普京关系疏离，跟军方也没什么实际联系（尽管在军中有一些支持者），其实谈不上“直接为战争出谋划策”。更何况， 希特勒、史达林和普京这样的人，是能被他人“教唆”的吗？他们或许会因周围人噤若寒蝉而被蒙蔽，却不太可能被人“教唆”。

我想大多数像我一样支持乌克兰卫国战争的人都会认为：杜金这类长期鼓吹极端民族主义的人应该为战争的爆发担负一部分责任。

但这是否意味着他是战犯？就应该被杀掉？

我本科是学新闻的，天然反感一切对言论自由的钳制。言论如果违法（如诽谤等等），发言者应付出代价，但任何人都不应该因为传播思想而被判处重刑，更不用说被处死（泄露机密是另外一回事），哪怕此人散布的是错误甚至罪恶的思想（若专门针对未成年人或因疾病丧失心智者进行传播则是另外一回事）。

杜金之流的能量在于其已经公布的思想，而不在其肉身。将其刺杀，造成轰动，无疑会让他的言论被更多的人知道或进一步熟悉——此次刺杀事件已经有类似的效果。他的同类会被暗杀吓到吗？我看不出这种可能性。

或者说，行刺者的目标不是遏制其思想，单纯就是恨其煽动战争而要复仇。这样的话，道义上固然无可厚非，但考虑到上述后果，是否又自私了一点？

不过，在与这位读者的多次交流之后，我的想法还是向他靠近了一些：原先我觉得杜金之流无论如何不会被列为“战犯”，现在我觉得这至少是个问题，而且是个我好几个星期都想不出确定答案的问题（这其中还有“会不会”与“该不该”两个问题）。所以我将自己的思考写下，不是为了说服谁，而是想让更多的人帮助我思考，所以欢迎大家留言。

我的主业是历史研究，所以不愿仅仅从理论上去辨析，而是想跟大家聊具体的人物。在我们的交流中，这位读者非常恰当地提到了尤里乌斯·施特赖歇尔（Julius Streicher），还有其他读者提到了大川周明，我自己还想加上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Alfred Rosenberg)和赛义德·库特布（Sayyid Qutb）。

这四个人身上都有杜金的某些特征。

尤里乌斯·施特赖歇尔，二战爆发前纳粹党内的高级干部（曾任大区区长，约等于省委书记），希特勒的早期支持者，以办报纸起家，长期发表疯狂攻击犹太人的言论，战后经纽伦堡审判而上了绞架。

与杜金不同，施特赖歇尔曾手握实权。纳粹以党治国，大区区长（Gauleiter）的权力时常凌驾于当地的政府官员之上，所以必须为当地所发生的暴行负责。施特赖歇尔于1937年11月9日晋升为纳粹暴力组织冲锋队的大队长（SA-Obergruppenführer）。直到这时他仍然是希特勒身边的红人。只是因为这些红人们相互之间争宠“内卷”了，施特赖歇尔才被逐出权力核心——但他在1938年仍然对辖区内的犹太人有生杀予夺的大权。在所谓的“水晶之夜”（1938年11月9日），他亲自下令摧毁了美轮美奂的纽伦堡大犹太教堂，还曾将犹太商人带到自己的办公室进行威胁和敲诈。

而真到了纳粹大肆屠杀犹太人的时候，施特赖歇尔早已“靠边站”了。应该说施特赖歇尔成为战犯并以危害人类罪（旧译“反人类罪”，crimes against humanity）被判处死刑，虽与其党内地位有关，关键还是法庭认为他长年累月的反犹宣传与犹太人遭受屠杀之间有直接联系，即如判词所言：“他用反犹主义的病毒感染了德国人的心智”（he infected the German mind with the virus of anti-Semitism）。

从为政府的罪行进行舆论准备这一点看，施特赖歇尔与杜金确实有几分相似。不过施特赖歇尔在理论建构上的“造诣”与杜金相比可就差得远了，他虽子承父业地当过几年小学老师，但“技能点”主要还是在发掘“黄色新闻”上（如果他在微信时代办自媒体，不少“爱国大V”早就没饭吃了）。早在纳粹夺权之前，施特赖歇尔主编的《冲锋队员》就是受大众追捧的小报。该报善于捕捉读者“痛点”：“我们为什么这么惨！”，答案是：“犹太人是德国的不幸之源”；还时常塞入一些软色情的虚构故事（比如犹太人如何诱奸雅利安少女） ，以此手段蛊惑人心、谋取暴利。

施特赖歇尔反犹姿态的猥琐程度，已经到了让纳粹同伙反感的程度，也因此而在国际上臭名昭著。不过，究竟是施特赖歇尔“毒害”了德国人的心智，还是旺盛的“客户需求”将施特赖歇尔引向了不归路？这有点像“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但施特赖歇尔选择去大肆迎合读者内心中最阴暗的一面，也难辞其咎，就如同毒贩不能以“客户需求”作为借口一样。

只是，我对这个案例还是有一些疑问。如果施特赖歇尔因其宣传而有死罪，那么其他反犹宣传的重要参与者是不是也应该有相应的重罚？事实上并没有。对施特赖歇尔的死刑判决更像是一次“杀鸡儆猴”式的司法实践。

施特赖歇尔像是一位有文化的流氓，而真能与杜金对标的纳粹战犯是知识份子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

纳粹党高层有文化的不多，毕竟是街头政治起家，首先要猛，敢冲敢干。身为知识份子而能混入党内高层的，自然首推读遍德国名校的戈培尔博士。但此君的禀赋在捷才（可惜没用到正道上），建构庞大的思想体系非其所长。于是这个任务就落到了罗森贝格那里。

罗森贝格在《二十世纪的神话》一书中为纳粹主义设计出一整套系统化、理论化的种族主义世界观和建国论。

希特勒看上去很重视他，曾在入侵苏联前（1941年4月20日）任命他为“东方占领部部长”——理论上他将管辖德国国境线以东的所有新占领的地盘。

这样的“殊遇”让罗森贝格兴奋异常，在德军跨过布格河袭击苏联的前两天，即1941年6月20日，他在一次秘密会议上宣称：在今后几年里“ （俄国）南部领土和北高加索必须为养活德国国民提供条件。我们不认为有义务以这一富饶地区去养活俄国人。我们知道，这是一种严格的需要，而不能带有任何感情。毫无疑问，对居民进行规模极为巨大的强制迁移将是必要的，俄国人今后的岁月将是非常艰苦的。”

罗森贝格打算将苏联最适宜人类生存的那一部分用来安置德国的农业移民，以期在一两代之后能形成一个新的日尔曼化的国家。他看中的主要是三个地区：列宁格勒周边，赫尔松周边和克里米亚半岛——其中两个都在今天的俄乌战争中沐浴战火。

然而，准备大干一场的罗森贝格不久后便发现，他实际上跳进了一片权力斗争的丛林之中。前线附近自然是在国防军的掌控之下，民事管理由党卫队的宪兵控制着，乌克兰专区的总督艾里希·科赫（Erich Koch）根本不买罗森贝格的帐，而被占领的波兰事实上是纳粹党的大区区长们和弗兰克总督所统辖的地方（尽管已经被党卫队侵蚀了很大一部分权力）。罗森贝格也曾试图加入这场角逐，与他人结盟对抗科赫，但这位“党内理论家”在纵横捭阖上终究不是这群党棍的对手。希特勒周围的“老战士”（即在纳粹党成立初期就参加“革命”的党棍）圈子里的人都很讨厌罗森贝格的那种“学究式的精确”，希姆莱曾对纳粹党的秘书长马丁·鲍曼说：“与罗森贝格打交道是纳粹党内最麻烦的事。” 无奈的罗森贝格只好向希特勒求援，但希特勒并不全力支持他，反而时常拿他来开玩笑。对罗森贝格的抱怨，希特勒先是尽量敷衍，最后干脆避而不见。

所以，从形式上说，罗森贝格当然知晓且参与了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他的副手阿尔弗雷德·迈尔（Alfred Meyer）是万湖会议的关键人物。但从“施展抱负”的角度讲，罗森贝格可谓四处碰壁，一事无成。纳粹德国对东方占领地区的规划最终是按照希姆莱而不是按他的设想进行的。他的经历与历史上的无数类似案例都说明比较纯粹的书生进不了权力核心，因为书生再坏，总还是要讲逻辑，前后说的话要自洽，然而权力斗争向来适合随时抹脸、手狠心黑且能瞬间洞察人心的角逐者。

杜金从政治渊源上就非普京一党，即便最终“入幕”，在权力斗争中的下场未必就比罗森贝格好多少。

而如果罗森贝格并未跻身纳粹党高层，而跟杜金一样仅在民间宣扬其“建国理论”呢？那我们就来看看大川吧。

大川周明是战后国际法庭审判的所有战犯或战犯嫌疑人中与杜金最接近的人。与杜金一样，大川也是一位深度卷入政治，却从未进入过政府权力核心的知识份子。

当然，大川周明对侵略行动的参与比常年泡图书馆的杜金还是深入得多。 1918年他开始为南满铁路株式会社的东亚经济调查局当调查员，后一路升至局长（1928年），算是参与过日本军方的情报收集工作（顺便说一句，满铁档案是记录当时中国社会最详尽的历史资料之一，在有些领域“之一”二字可以去掉）。

除此之外，大川还自1920年起兼任拓殖大学教授，宣扬殖民主义思想，提出了后来日本政府大力宣传的“大东亚共荣圈”构想的基本框架。

而且他还嫌日本政府的侵略步伐太慢，1932年亲自参与了导致首相犬养毅被刺身亡的“五一五事件”。在当时举国同情的氛围下（几十万人血书签名为凶手求情），背负“谋逆”重罪的大川周明仅仅获刑5年，而且出狱后不久即转赴名校法政大学任教。

1943年大川出版了《建设大东亚秩序》一书，将日本军国主义政府的侵略政策学术化，系统地提出了“变欧洲人之东亚为日本人之东亚”的理论。

日本战败后，大川周明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为甲级战犯嫌疑人逮捕。在法庭上，大川举止失常，居然拍打坐在他前方的东条英机的光头，后因医疗鉴定其罹患精神疾病而脱罪。

也就是说，大川周明一辈子唯一受过的刑罚，来自于那个据说受其蛊惑的日本军国主义政府。

关于大川周明为何能脱罪，有多种说法。他本人坚持说自己是装病骗过了法庭，也有不少人认为他这样说是为了掩盖自己曾患梅毒而导致神经错乱的事实。不过，他能脱罪与他所犯罪行的性质可能有一定联系，如果是东条英机想用这招，就未必能成功。

二战之后，这类富于“创世”气息的狂想家依旧层出不穷，但具有全球知名度的则屈指可数。在杜金之前，埃及人赛义德·库特布（1906-1966）算是其中之一。此人证明了：即使不依附于任何一国政权，这类狂想家仍然能释放出震撼世界的威力。

库特布是个读书种子。他幼年时接受传统的伊斯兰经堂教育（kuttab），10岁时就能全文背诵《古兰经》，中学时代开始接受西式教育，16岁时转到埃及最西化的城市开罗上学。在开罗读大学期间，品学兼优的库特布成长为一名阿拉伯语专家和伊斯兰教研究者，后在埃及教育部当公务员。

对这个时期的库特布而言，伊斯兰教并不是需要顶礼膜拜的神学，而是可以进行学术考辨的一种客观存在的重要宗教。对于西方，他憎恨英美殖民者，但崇尚西方文明，认为这总归是埃及人要走的方向。

大约在40-50岁这个阶段，库特布经历了两次剧烈的观念转折。

1948年11月至1950年8月，库特布受埃及教育部资助前往美国考察西方教育制度。在亲眼见到“美利坚文明”之后，库特布对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极度反感，认为这种不虔敬的生活只是在刺激人的动物本能，却以牺牲人性尊严与人类生存为代价。回到埃及后，他就从一位研究伊斯兰教的学者变成了一位推崇伊斯兰教法的原教旨主义者。为了实践自己的思想，库特布还加入了以建立伊斯兰信仰的统治为政治目标的“穆斯林兄弟会”（以下简称为“穆兄会”），并很快成为其智囊。

如果转变到这里为止，库特布不会在本文中出现。

1952年发动政变上台的纳赛尔为了稳固自身地位，在上台后不久即开始着手清理被视为“不安定因素”的穆兄会势力。而穆兄会也觉得纳赛尔的民族主义世俗政权完全背叛了自己当初的支持，于是开始谋划新的政变和刺杀行动。

库特布在1954年的大搜捕活动中入狱。在这里，库特布及其同伴成了狱吏手中的“行货”，标榜“现代”的纳赛尔政权下并无多少法治可言，刑讯逼供和政治处决都是寻常之事。在残酷的折磨下，库特布见识到了什么是国家机器的暴力，什么叫“百无一用是书生”。

此后，库特布彻底转变为一个极端主义者，为了建立伊斯兰教法统治而不惜动用包括恐怖主义在内的一切手段。他狱中的著作《路标》（ Milestones ，又译作《里程碑》）为伊斯兰教的原教旨主义奠定理论根基，深刻影响了从基地组织、塔利班到ISIS等诸多组织的发展历程，他本人也成为了“恐怖大亨”本·拉登、扎瓦赫里等人心目中的理论导师。

所谓“库特布主义”的核心，就是要建立一个政教合一的政权。但这个政权又不是古代的“哈里发制”，而是要成为一个伊斯兰世界应对现代西方冲击的答案。在库特布看来，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资本主义显然是堕落和邪恶的，陷入现代化困境的西方人自己都不知道下一步向何处去，而以苏联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也已经破产（他说这话是在50年代），一切非伊斯兰的、世俗的“主义”都不可能带来真正的公正和仁慈，这一系列彼此间斗得你死我活的世俗“主义”其实没有多大区别，都是教法时代重临之前的“蒙昧状态”（Jahiliyyah，贾希利叶）。处在十字路口的人类务必摒弃“各式各样人造之法律”，“全然遵守安拉之律法”。

他虽然批判马列主义，却在“斗争方式”上借鉴了列宁的理论。他认为单单靠传教、靠全人类共同觉悟来摆脱“贾希利叶状态”是不现实的，所以需要一些先行觉悟者组成“先锋队”，通过切实的斗争来唤醒和引领民众，最终推翻“贾希利叶”式的统治。

于是他通过延伸对“圣战”（jihad，在《古兰经》中原指一种个人修行中的内心争战）的阐释，鼓励“先锋队”用“行动”去改变各国的政权和社会状态。他认为，伊斯兰教“有权利行动摧毁所有剥夺人们选择自由的阻碍物，不论是制度还是环境。诚然它不攻击任何个人，强迫他们接受其信条，但是它攻击败坏人们内在本性和阻碍选择自由的制度和环境，进而使个人摆脱虚假影响的羁绊”。

如果要为反恐战争找到一位理论家式的战争罪犯，赛义德·库特布显然是第一人选。然而，库特布本人早在1966年8月就被纳赛尔政权处死了，这并没有阻止21世纪发生在美国纽约、中国西北和西南的恐怖主义袭击事件。

以上这些狂想家的处境有两点相似之处。

第一，他们成长的环境，往往正在发生西方与非西方、自由主义与专制主义及其变种的激烈斗争，犹如身处不同地理版块之间相互摩擦、冲撞和撕扯的火山地震带。他们不是顽固不化的老古董，往往非常熟悉现代思想，但他们都认为各种现代思想都无法解决本群体所面临的生存危机，因而不惜寻求一种突破，哪怕这种突破意味着战争。

第二，其极端思想经政权或其他暴力组织转化为暴力行动的时候，都是其所属环境转向“一元化”的时候。纳粹德国、军国主义的日本和威权主义的纳赛尔政权都不允许任何“异端”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该政权采纳其学说，则其他思想家难以反驳；如果政权对其加以迫害，这些人又没有暴力之外的手段予以对抗。所以这些人所面临的情况是：不惜一切代价拿到权力（先是国内的，然后是全球的），构成了其思想能自由传播的前提。于是我们看到，施特赖歇尔和罗森贝格是同本国政权一起毁灭，而大川周明和库特布则是被本国政权惩罚乃至处死。

如果不是希特勒用暴力手段实现全国“工农兵学商”各行各业的“清一色化”，罗森贝格的理论很快便会沦为一个笑话。施特赖歇尔这种文化流氓可能仍会红极一时，但终究不可能登堂入室，只会在时代风潮转向之后被人民大众抛弃。

如果日本在大正时代的宪+政道路能够持续，如果那些挺身批驳大川周明的人不再需要面对被指为“非国民”的威胁，那么作为一名教授的大川的危害性还剩多少？

如果俄罗斯的舆论环境能一直保持普京执政早期的那种相对自由的状态，那么亚历山大·杜金的学说又能掀起多大波浪呢？

英美社会内部也不断涌现出各种原教旨主义、极端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理论，但迄今为止它们都难成气候。这恐怕不是英美社会内的这类“怪咖”的理论素养不及文中提到的这几位，而是这样的极端思想在这样的土壤中虽时而生根发芽，却难以长成参天大树（不过，美国的舆论场现在也日趋极化，前途难卜）。

最后回到本文最初的问题：应该把杜金这类人列为战犯乃至处死吗？

我目前的想法是：公开宣扬发动战争且藐视平民生命（种族灭绝）的实权人物应该被列为战犯，但我还是不能赞成给纯粹的思想者定重罪。因为这种做法之中隐含了一种前提：人民大众的大脑是需要保护的。

无论“我们的思考能力不健全”这个判断在多大程度上暂时符合事实，在理论层面上我决不能认定它合理。

若是认为它合理，那么大家就只用去琢磨如何去“宣传”、“操控”和“纯化”就好了，换句话说，就是保证自家的“智商税”总能收得上来，同时又防止别家的镰刀伸到自家的韭菜田里。

这我决不能认同。

我当然能够看到，除了罗森贝格之外，上文的几位理论家都非常会吸引民众。那些直接诉诸于传统、恐惧和本能的理论，为无暇思考的人们提供了关于这个复杂世界的简单答案。

我愿意承认“我们的思考能力尚不健全”这个事实，但通向自由的途径不是把“照顾我们”的责任上交给某个权威。恰恰相反，这个令人不满意的事实意味着所有人都应该行动起来，锻炼和捍卫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而那些因为各种机缘巧合多读了几本书的人，更应该以身作则，不该助纣为虐。

但真的就有人助纣为虐了怎么办？

那就只能斗争了。

斗争的矛头首先应指向公平和自由的舆论环境。有了这种环境，接下来要做的就是：理解人民大众的需求，拿出更有说服力的理论，采用更具亲和力的传播方式，与杜金这类狂想者斗争。

当然，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相互不能取代。若这类狂想者的思想已经在某个群体中占据统治地位，成为了一种能驱动暴力的思想，甚至战争已经开始，则“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

这个问题如此难以回答，是因为这本质上是在探讨言论自由的边界。

叶圣陶在1948年3月7日的日记里写了这样一段话：

上午看报，读毕《约翰克里斯多夫》。此书可视为罗曼罗兰所撰之近代文化史，于欧洲文明多所批判，非仅小说而已也。或谓此为罗曼罗兰中年之作，颇含尼采之色彩，罗兰晚年亦不自满。我国译本出世以后颇为风行，影响读者之思想不小，而此与我国争取民主实有不利。余谓此亦难言，无论何书，善观之皆无害，不善观之未免不发生坏影响者。不宜以此责《约翰克里斯多夫》与其译者也。 （《叶圣陶日记》）

“无论何书，善观之皆无害”，其前提是要有讨论的自由。

如果不提供这样的环境，则错误理论的大部分罪责应归于实际掌权的舆论控制者，比如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和纳粹德国政府。而处决上一场战争中的“理论家战犯”并不能警告未来的“理论家战犯”，因为杜金绝不会认为自己跟罗森贝格、大川周明是一类人，而其他后来者也不会觉得自己跟杜金是一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