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会】《台湾的不成功转型：民主化与经济发展》- 瞿宛文（着）

作者首先回顾了日本殖民时代留给台湾喜忧参半的遗产。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源的遗产，并不能抵消依赖大宗商品出口和粮食进口的“殖民地经济”以及技术管理等关键人力等资源缺乏、传统地主经济等因素所带来的威胁。所幸日本作为战败国，无力再主导台湾经济。美国又提供美援，提供出口市场并容忍的贸易保护和出口补贴等政策。

作者论述了国民政府迁台后的发展型国家模式。该模式首先设有独立自主有效能的经济发展机构，以经建会为规划部门，以经济部为执行部门，负责产业政策。其拥有精简能干的经济官僚团队，并有资委会的人才支持。这些官僚有救亡图存的民族精神和危机意识，以经济发展为职业志向。他们通过改善投资营商环境、参考他国经验与自身实际，前瞻性的设计产业发展蓝图，利用政府的力量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促进新兴产业发展，引导产业升级。其针对不同阶段不同产业的特质设计不同的政策，不为个别和既有的利益集团所左右，以整体经济发展和对未来的前瞻为考量。 1950年代的纺织业、1960年代的石化与钢铁业、1970年代新兴的电子科技业等皆是如此。如李国鼎等人就经常表达像“20年后台湾的新兴产业再哪里”这样的忧虑。作者的论述中显然有一点过度理想化那个时代的技术官僚与经济发展模式，实际的状况恐怕更为复杂。经济与技术官僚内部的矛盾、裙带关系与关联交易等现象一直存在。产业政策中也不乏失败案例。

1980年代，台湾开始面临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压力，依赖出口、消费需求增加、超额储蓄、都市缺乏土地规划等问题开始出现，美国在广场协议后，也对台湾提出汇率升值、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等要求。而1990年代的民主化，则开启了台湾发展型国家模式的彻底转型，并对新模式提出了四大挑战：1. 如何扩大经济政策的目标，纳入环保劳工等新考量；2. 如何调和选举竞争对以“整体发展利益为优先的共识”的影响；3. 提出适应趋势的发展新论述；4. 处理与中国大陆的政治经济关系。

然而，台湾的民主化围绕族群展开，并延续至两岸关系。其论述全面否定威权时代，在青年群体中建立了道德正当性，国民党政权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不受肯定，经济成长被归结于其它因素，其发展经验也不被接受。 “党国资本主义”被提出，其强调国民党特权垄断，党营国营事业妨碍民营经济。这样的理论虽然无视台湾民营经济逐渐成长并且所占比重极高的事实，但却能被大众接受（PS 中国大陆现在也被说“国家资本主义”）。台湾的新民族主义论述中又无具体经济目标，与中国大陆经济脱钩的主张又远离台湾的经济现实。选举政治中，身处未来世界的“前瞻性整体”利益，在现实中却无代表。这样的民主化，对台湾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型造成了以下影响：

1. 经济政策的目标扩大后，不同目标之间无法做到协调统合。新形势要求从更高层面对经济发展目标进行更全面的协调规划，然而实际却是政策往往是在政治领导人既定的大目标下被随机性的修订，对各个目标之间的协调一致性则考量不足。米酒税风波、核四存废与能源政策都是其表现。
2. 选举竞争侵蚀对整体发展利益的共识。经济政策变得短期性、口号性和媚俗。政务官更换频繁，经济部长平均任期从5-6年，降至1.4年。早年对经济发展和政治酬庸之间的严格界线开始变得模糊。地方派系进入中央，影响以前中央主导的经济发展。地区补贴以选票为考量。产业政策或失败或不存在。有大量超额储蓄的资本闲置，投资却匮乏。经费多给予既有的产业。减少了大量的富人税吸引资本，却拉高了房屋和其它资产的价格，资金依旧外流严重。
3. 以小政府和不干预为特点的新自由主义成为主流经济发展论述。政策很少出现在公共讨论中。经建会逐渐失去功能，甚至政府功能也外包。税改让税收占GDP的比值下降，达到已经不能再低的12.3%（OECD国际平均为34.3%）。政府财政赤字与民众的所得分配形势皆恶化。作者注意到采取家庭收支调查可能出现的隐瞒问题，改用Piketty以赋税的情况推估，显示出更为糟糕的贫富不均情势。投资不振导致劳工实际薪资难以成长。党派分裂了劳工运动，政治竞争又让国家约束资本的能力下降。最后一切又为民粹主义提供了能量。
4. 在两岸关系上的政治目标与经济现实发生冲突。中国大陆的经济崛起对台湾资本产生难以抗拒的吸引力，而台湾的阻碍政策效果有限，对中国大陆的经济依赖越来越高，防止技术外流的尝试除半导体产业外都失败了。中美贸易战和科技战也证明中国大陆在经济上依旧难以被东南亚替代。台湾的FTA覆盖率很低，覆盖部分主要是和中国大陆的ECFA。

作者比较了南韩与台湾在经济发展模式转型上的成效。指出南韩在经济发展共识、经济成长、所得分配与薪资成长、投资与产业政策、社运等领域表现皆优于台湾。显示其民主化对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影响比台湾更为积极。

作者在书中提出的未来建议较有限，仅提出要以一种“超越”而非“否定”的态度看待台湾过去的发展经验，找回台湾的左翼政治，寻求两岸和解与因应之道。作者在交流活动中，另有提出建立政策共识、发展理念共识、提升公共政策讨论的品质、重建产业政策和官僚专业性，务实处理两岸关系等建议。或许作者建议内容之有限，更显现出改变之困难。

本书篇幅较短，文字简单，内容和论述也不复杂，也提供了有一定说服力的资料，还是推荐大家阅读的。但另一方面也须了解，作者之论述也仅为一家之言。其对于发展型国家模式的看法，在本人看来有点过于理想和美好。而且过去的一些产业政策经验，是否适用于当下，也须多加思考。如有学者即指出：

“对于以创新为根基的产业，追求和创造仍未存在于市场的前沿科技为其竞争力的基础。厂商因此难以从市场中直接取得所需的知识和技术，而国家官僚也并不具备足够的资讯及知识来做决策，在此情况下，国家机器很难在此产业中扮演领导者的角色，它至多只能扮演一个设定规范者（regulator）或产业接生婆的角色，架构一个利于知识及技术创新滋长的基盘或平台，辅助并逐渐放手让企业来主导产业创新活动。 因此，发展型国家是否逐步转型到引发创新的国家类型，远比以介入来领导发展来的重要。（1）”

（1）陈琮渊, & 王振寰. (2009). 台湾的生技制药产业: 发展, 创新与限制.台湾社会学刊, (43), 159-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