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家的权力』

「利维坦的权力」这个名称，对于我个人最喜欢的两个政治哲学命题来说是一种引导，其一是休谟给出的，他在清乾隆十三年(1748 AD)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你是自愿加入你的国家吗？」 对于一个只会讲本民族语言、不懂外语和外国文化的农民或者工人，我们能认为他们有自我选择的余地吗？休谟给出了回答，一个在睡梦中被人搬到航船上的人「你出生是自愿的吗？」，若要离开船则只能跳海淹死，或者打倒船主吧？如果他选择继续留在船上并且不打倒船主，那说明他自愿地同意了接受船主的奴役。

另一个命题是卢梭在清乾隆十九年(1754 AD)于『Second Discours』一书中提到的，他说：「统治阶级虚构了一个社会契约，声称要用法律和刑罚来维护社会稳定、恢复社会秩序，但是这种'诡计'，除了给统治阶级更多的专权，给底层人士更多的高压外，别无他用。」所有人都奔向锁链，他们相信需要舍弃部分自由，来维护个人的更多自由。可是这更多的自由却是按照阶级划分的。于是人们开始倾向于互相倾轧，「他奉承自己所憎恨的大人物与所蔑视的有钱人，他为了获得服侍他们的荣耀，不遗余力。他自傲地夸耀自己的卑鄙，以及他们的保护；他对受奴役感到光荣，在谈到那些没有资格来分享这一切的人时，反而透露出轻视的神情。」

表象是什么？不可不察，须深究其根源。修昔底德有言：「城邦是承载一切的船；没有它，城邦的公民什么也不是。只有它平稳航行时，任何事务才会变得可能。」索福克勒斯在『Antigone』中借Kreon之口也说过类似的话。

在他们看来船是一件工具，它的良好运行是必需的；不然将会危及船员的生命。这是首要的基础，在此之上，船员们来到船上，并不仅仅是为了平稳航行，他们还有其他的目的，船只提供了到达目的的环境和手段。假使一个船员试图脱离船只，他就会受到其他船员的责难，会失去船只的保护。后来，有人提出，这样一来船只就变成束缚牲口的缰绳，使人变得与动物无异。一开始Kreon就把船只认定为善的化身，而对立的除了恶，再无其他，为什么Antigone会站出来反对？因为她深知恶法的害处，同样是有害于船只的，尽管Kreon占领了道德制高点，但很快读者就会明白，谁才是触犯神的人。

Kreon的意思很明确，即船只是一切的根源，没有船只，你什么也不是。

但注意，如果船只本身是恶呢？那么它会把你带向何处？

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写的不是船，而是船上的人，船本身是恶的化身，那么船上的人最终决定将这艘船净化，也是合情合理的行为，因为人的天性之一就是自保，出于自我拯救而做的事，不能称之为恶，正是如此，世界上才存在正义与尊严。

Antigone为了自由及正义不惜以身犯险发声，表明Antigone不接受Kreon强制施行的所谓「维护城邦」。同时Antigone乐见支持恶法的Kreon遭受正义的制裁，因为当法律不再保障公民权利，保持所谓的法治就只是打压公民权利的工具。

到了柏拉图的『理想国』或曰『王制』这种船只隐喻变得更为精准了。

柏拉图说：「假设有一艘隐形的船，船上的船长，身材高大，但耳聋眼花，航海技术也不太高明。船上的水手都吵着要接船长的舵，自己来驾船，水手们从没学过航海技术，说不出来谁教过，或者学了多久。他们断言航海技术是天生的，不能被教授，谁要是说可以教，他们就准备干掉他。他们成天围着船长，尽其所能地让他把舵交出来；如果一派比另一派更接近掌舵，那么他们的对手就会使用'马基雅维里之术'使这些人消失，然后用'黄泥冈之酒'，或者'吕后的秘法'把高贵的船长放翻，控制船只，随便取用船上的一切，把通往天国之旅变成了驶向马里亚纳海沟之行，你可以尽情享受这一切。事后，凡是曾经参与谋划控制船长夺取舵并耗费大量'查克拉'使用'马基雅维里之术'的人，他们都保持尊敬；给这些人冠以英雄的荣誉称号，对于失败者或者不站队的中立者，他们就尊称其为废物。(488a-d)」

柏拉图把统治比作航海，也就是掌舵国家。掌舵者，如果是一个只会一直加速的人，可以想象我们这些船员的命运将会如何。柏拉图说，这将是一趟「地狱之行」。我们将直接面见哈迪斯。

小粉红或岁静诡辩说：「不谈政治，在长城内会生活很好。」这是极大的错误，因为社会的普遍道德就是国家政治的延伸，现在利维坦出现的多类恶性事件，难道还不能说明是政治问题？比如说，杭州的杀妻抛尸粪池案，有的中国粉红就拿来威胁自己的妻子，甚至还有妻子感谢丈夫的不杀之恩，诸如此类。富兰克林有言：「一切都是政治的，因为一切都是道德的。」从根本上政治和生活就无法割裂，否则你如何解释中国粉红现在的道德状态如此低下。政治是人为的而非天然的，从根本上影响了人的自然天性，人的天然道德是良好的，而一切不道德的根源就是政治，政治充满了阴谋、血仇和兵刃，是一切罪恶的渊薮。亚里士多德说：「政治是为国家获得最高道德为目的的科学，对最高道德的追求能使人成为一个更完备的医者或船主。」无需赘言，各位心里有数。

中国粉红一谈到如帝登煤山之类的事件，往往痛叹，大臣无能，流贼窥器，却从不把问题的矛头对准那位执有神器的人，一提王朝覆灭，就是封建二字必然，他们从不反思，流贼和大臣被某人之前的所作所为逼迫无奈。一位朋友说：「你还记得历史教训，只是因为你没有享受那种掌握生死的快感。」对此我十分认同斯宾诺莎所言：「Each person' s natural right therefore is determined not by sound reason but by desire and power.」

在抑压委让原理通行的世界里位于金字塔最底层的民众的不满已经没有可委让的地方，所以必然要向外爆发。

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7月14日夜间，出现了这样的对话。 「这是一场叛乱吗？」「不，陛下，这是革命。」未及开始，已然结束。这是后世法国史学家对这次事件的总结。旧日的利维坦土崩瓦解，非人格化的现代利维坦降临人世。多少美丽的词语讴歌这次事件，然而狂热下的人群丧失了理性，回到了自然状态。

卢梭说：「富人的霸占，穷人的抢劫，各种无节制的热情，使自然怜悯心偕同那微弱的正义之声音一起窒息，并展现出人的吝啬，野心与恶毒。在'先占为主'的权利与'强者为主'的权力之间，一直不停的发生争端。只要看到对方还不是处在最悲惨的环境之中，我方就必须用尽心机，迫使其走投无路。争端的结果就是无止境的战争与谋杀。」

一般来说这时候的统治阶层往往会站出来学习大禹，丸山真男说：「为了防止不满的逆流，统治阶层便自动出面煽动这一倾向。」

实际上船已经沉了，每个人都不可能平安到家。献忠公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对现实生活的不满，而又无法上达天听。 Luis ⅩⅥ采取的是堵而非疏，结果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