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生死与艺术的交织：田中绢代《永恒的乳房》如何绕过疾病的隐喻

2022 年 10 月 16 日

不是乳房象征着性欲，而是性欲的展现使得乳房成为永恒。从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看田中绢代《永恒的乳房》。

2022–10–14 刊于udn 鸣人堂： 女性、生死与艺术的交织：田中绢代《永恒的乳房》如何绕过疾病的隐喻| 许恩恩| 鸣人堂(udn.com)

当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在《疾病的隐喻》（1978）批判人们以特定的隐喻加诸于疾病，而使病人蒙受痛苦与污名，并解构着「很多人相信，癌症是一种激情匮乏的病，折磨着那些性压抑的、克制的、无冲动的、无法表达愤怒的人」的二十多年前— — 田中绢代执导的《永恒的乳房》（乳房よ永远なれ，1955）处理的疾病题材，已写下日本电影史的重要一页。

作为日本首部由女导演、女编剧制作的电影，《永恒的乳房》也是以乳癌为元素，却早已绕过了后世如桑塔格笔下的诸多疑虑，冷静而坚定地翻转父权社会里的乳癌隐喻。电影毫不犹豫地直直朝向其故事核心走去：女性、疾病（生死）与艺术的交织。

落入「情感压抑导致癌症」的设定，却凸显癌后的解放

桑塔格的观察相当精准：「根据癌症的神话，通常是对情感持续不断的压抑导致了癌症。」这也是《永恒的乳房》女主角（文子）的背景设定。文子有一段貌合神离的婚姻，无能的丈夫对她的诗歌兴趣百般嘲讽，还趁她参与诗歌聚会时外遇旧情人；离婚后，丈夫把儿子带走，只留给了女儿给文子，失去一个孩子的文子倍感哀伤，只能寄情于诗；从文子与友人对话之中，我们知道文子在大学时是充满创造力的人，但是受到婚姻框架下的妻职与母职所压抑。

离婚后，文子遭逢连番打击，她不时掩着胸口，面露痛苦，裸露的乳房在电影中只有出现一刻，那就是手术台。术后文子与重病患者同房，病院环境的死亡气息十分明显，她的亲友都觉得不适合让小孩子来探望。

出乎观众意外的是，文子经过割除乳房的手术之后，在癌末病房的生活之中，才显得神采奕奕，意志坚定。文子的诗作在罹病后终于获得文坛肯定，但她对于远从东京来北海道探望的记者，表现出十分坚定的抗拒，只因为那名记者提到了她的病危，仿佛要「唱衰」、要带走她的生命力。

东京记者则不懈等待着与文子的会面，于是文子终于穿上义乳，谨慎会客，将自己的脆弱透漏出来：「我不要当女诗人，我要当个女人。」乳癌在一般意义上带给女性的恐惧与摧残莫过于此，文子也对其失去了乳房而感到自卑。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电影中，这样的自卑情感仅透过这一场会面与短短几句台词表现出来，而不是角色表演出病后的肢体活动遮遮掩掩、面貌表情的丧志颓废。不如说，反而是开场还在担任人妻的文子，才是遮遮掩掩、对自己的诗作毫无自信、对命运带来的挑战感到丧志颓废。丧失乳房以后，她无需肩负任何人命运，只要为自己活，文子说，她就是刻意要表现出有生气、有活力的样子，有意识地抗拒癌症所带来的恐惧与死亡气息。

所以电影里，在手术及癌末住院之后，文子的举措与谈话活泼明亮，她的容貌美丽，这是电影作为叙事方法而能使得角色所象征的意志充分表现。这种表现方式固然无法全盘还原病患的真实，因此，作品是否能够以诗人、母亲的角色鼓舞患者观众，还未可知，但这也无需是电影的意图。我们可以确定的是，《永恒的乳房》绕过了许多桑塔格所批判的、会使得患者及其家属更加痛苦的隐喻神话，例如「癌症被认为是减退性欲的」以及「『忧郁的妇女』比『乐观的妇女』更容易患乳腺癌」云云。

从《阿吟大人》回看《永恒的乳房》兼具的传统与前卫

桑塔格说，疾病常被用以象征社会上的混乱与灾难，而这种作法有着将复杂问题简化的风险，但《永恒的乳房》未落入这种冒进的指涉。如果真要这样做，确实也大可以把父权社会对于女性作家的打压给带进来，让疾病指向对于父权社会的批判，结合若干社会动乱等事件。然而，在这部设定在北海道的故事中，主流社会中的符号只有一个，那就是刊登诗作、撰写文子报导的东京男记者。这名东京男记者，是重新赋予文子生命力的人，淋漓尽致的爱情促成了情感故事的最高潮。

这里我们又可以再注意一件事：无论是无能的前夫，或者执着而帅气的东京男记者，他们的角色都是工具性的，电影相当聚焦在文子身上。（我对女性执导且电影主题聚焦于女性角色的电影之中，发生「理所当然且工具性地使用男性角色」的这件事相当着迷，因为那就是现今大多数电影对于女性角色的作法。详细可参阅我去年为李美弥导演《未婚妈妈》所写的文章。）东京男记者替文子带来的东京文坛讯息、读者支持以及情感关系，都是回到文子作为受探望病人、作家与女人的需求。

总之，带有压迫性的主流社会结构，未必要在女性作品之中被刻意指涉、被全盘批判与被推翻，而可能是赋予女性角色重生意味的契机。即使我们大概可以想像《永恒的乳房》剧情，在1955年的日本或已被视为反叛不羁，往后，田中绢代的作品其实还有更直接的表述：例如《阿吟大人》（お吟さま，1962）在剧情上，轻巧翻转「宗教的神圣性」与「世俗的（爱情）神圣性」；角色上，领养子女与开明父母的设定，也轻巧挪开了父权；而主角的父亲奉献于茶道，茶道才又更体现了「信仰」，以这样的真诚信仰来促成爱情的神圣，颠覆了有权者的想望，是相当工整的思想论述。

但在较早期的这部电影《永恒的乳房》之中，交叠着与传统女性吻合的身体及爱情意象，也有「将失去乳房后的样子袒露于闺蜜面前、坦承对其夫的爱恋」这样前卫而突破性的场面；传统价值与创造破坏之间，并非没有共存的空间。作者在当时未必有这样的创作理念，但我们或可以此角度去欣赏这种收放与内敛。

不是乳房象征着性欲，而是性欲的展现使得乳房成为永恒

回到疾病的隐喻，同样值得一提的是，《永恒的乳房》没有落入桑塔格所批判的「意志力可以治疗疾病」的反智。在剧情安排与角色调度上，也没有让疾病以「惩罚性的意义」加诸于文子身上，顶多就是「压抑」，而压抑的力道不是她自己，而是让她被迫走入婚姻的父权体制。这番压抑的结构与起源，即使没有在电影中被刻意强调，透过几幕日本夫妇之间的互动、男女之间的分工，甚至包括舅舅与闺蜜的其余角色的使命，都能够窥见电影将这些意识细腻地摆放在其中。

当《疾病的隐喻》中，桑塔格言明她写书的目的「是平息想像，而不是激发想像。不是去演绎意义（此乃文学活动之传统宗旨），而是从意义中去剥离出一些东西。」在这番论述出现的数十年前的《永恒的乳房》，以恬淡而平实的手法，早就落实了桑塔格所强调的「平息想像」，让疾病只是疾病，没有多余的意义— — 除了诗。

电影中，文子病后继续写诗，也偷偷去探望孩子；她袒露术后的身体于其闺蜜，坦承她对已逝的闺蜜之夫曾有爱意，后来又静静躺在闺蜜的大腿上，有如亲子。文子与东京男记者渐渐酝酿出了情感，当癌末病房只剩下她一个人，室友接连去世之后，她主动走下病床，与东京男记者一起躺在病房的地板上，邀其拥抱。此时，不是乳房象征着性欲，而是性欲的展现使得乳房成为永恒，确立了她的女性存在。

绕过「疾病的隐喻」：文子不是一名癌逝的女性，而是一名成功的女作家

这段情感的萌芽与发展，归功于东京来的记者不懈地拜访与鼓励，而记者本身其实也是一名忠实读者，期盼着文子继续创作；于是，这是一场诗人作家与远道而来的读者之间的性爱。到这里，乳房与疾病隐喻的作用已经「演绎完成」，所谓不伦恋爱与男女间的权力关系，呈现了病患的性欲等禁忌枷锁，也都给「翻转完成」了。

最后，文子临终前，陪伴身边的不是这名男子。病床左右两边是她的儿女，儿女由她的闺蜜安抚着；床尾是她的弟弟，也就是担负照顾责任的儿女的舅舅；她的母亲、儿女的外婆则忠于文子的想望，替她以脸盆接水，洗着她的长头发。癌末终究一死，没有离奇的另类结局，大人推送着遗体出病间，儿子与女儿在栅栏的这一方牵着手，大喊「妈妈」，电影响起了应当有的催情音乐，动人热泪。

然而重点是随后的真正落幕，在湖面上有连绵的岛，形如乳房，仿如恒久矗立。两名儿女与东京男子，将花丢下文子生前心心念念的洞爷湖，画面是早先剧情中埋下的伏笔，文子留给儿女的遗书也是一首短诗：「妈妈没有遗产，唯一留下的，就是请你们接受我的死亡。」疾病已逝，诗则留下，除了女性，文子更是一名作家。看见女性创作者与她们的作品，既是文子的故事，也是田中绢代的故事。

所以，如果导演田中绢代与编剧田中澄江，乃至于这部电影所取材改编的日本诗人中城文子，她们在这个作品之中，仍然离不开疾病的隐喻，那也是因为女性坚定地存在于文学与艺术之中，而且以丰沛的创作能量及富有情感的生存状态而活着。癌症之死亡恐惧、疾病之残忍痛苦，对照着乳房之美、女性之坚毅，隐喻成立。

透过女性的乳房与其隐喻的一切，《永恒的乳房》表演出人类对于诗歌等美好事物的想像力，既无美化疾病，亦无再现污名，而是体现了人的主体性。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所传递的意志，仍对我们今日的观看有所提醒：「使疾病获得意义（以疾病去象征最深处的恐惧）并使其蒙受耻辱的那个过程，相沿已久，似乎不可遏制，但挑战它总还是值得的。」我想，透过创作与行动的翻转，而非沿用既有的诠释，也是一种挑战的形式。这样的挑战，早在六十七年前的日本，就已经成功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