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套路也是歧视」：今时今日媒体要如何刻画性／别小众？

撰文：季安森

文字编辑：Coco

网站编辑：CL

香港电视史上第一部ＢＬ剧集，港版《大叔的爱》去年夏天播出后，有网民在两位男主角亲吻的剧照下留言，指观众可以把其中一角「当作女性」，遭另一名网友反驳：「爱就是爱，系超越性别界限㗎。」

这则留言为独立记者兼大学新闻讲师谭蕙芸带来了不少震撼，表示这个媒体已「讲到口水干⋯⋯大家都get唔到」的讯息，透过一套剧集的却轻易能传递到观众心中。除了感叹主流娱乐文化的巨大涟漪效应之外，谭的震撼亦反映媒体这些年在性／别议题报导上，或多或少存在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现象。

２０２２年１月１５日，她与《叔·叔》导演杨曜恺、性别研究学者黄钰萤博士、变装皇后及港台《自己人》主持Coco Pop出席了由关注香港男男性工作者的民间团体「午夜蓝」举办的公众讲座——《性／别小众与媒体呈现》。讲座持续三小时，他们从媒体在报导性／别小众时常见的误区和窠臼，讲到性／别小众应如何在与媒体的互动中获得主导权，最后总结，性／别小众若要在主流社会中得到尊重，媒体恰当的曝光至关重要，但要实现这个目标，不能单靠媒体自觉。

港版《大叔的爱》之所以能突破同温层，进入主流，很大程度归功于其平实又温馨的剧本，两位男主角的个性和爱情的发展都充满了日常生活的质感，与异性恋者无异。

去戏剧化，也是电影《叔·叔》剧本的忠旨之一，然而这一度为电影众筹带来困难，因为大部分投资人听完剧本都感觉淡然。 「渠哋觉得呢，如果你系要讲长者或者同志慨故事呢，一定起码要有一个人死啦，一定要个仔或者老婆find out然后掉渠出街喇」，导演杨曜恺在分享中说。

拍纪录片被要求演惨情结局Coco：我唔系咁㗎喎

在新闻媒体关于性／别小众的报导上，悲情也几乎是必备的基调。 ２００６年开始在夜店做变装表演的Coco Pop接受过的访问多不胜数，他总结出了记者们的套路：「趋向想搵惨情故事或者爆炸性题目」。

Coco回忆一名大学生拍摄的一部关于他的纪录片，片尾是他独自拿着行李箱在惨情的背景音乐中缓缓离开。 「我唔系咁㗎喎！我唔系想要去话俾人听，洗尽铅华之后我就自己一个番屋企好惨咁」，Coco笑称，「可能政策上面有啲嘢未系对我哋好公平，未可以结婚啊，未可以抽公屋啊，或者居屋都入唔到名⋯⋯但其实我哋过慨生活都系好简单平常同快乐啰，唔需要太过刻意去苦情，或者拍一啲赚人热泪慨嘢啰。」

谭蕙芸指斥媒体的这种陈腔滥调：「展现一啲渠哋（媒体）认为小众要展现慨，渠哋觉得慨情操——例如励志同悲惨，系一种歧视嚟慨。」她认为大众的接受建基于共同性，对于弱势群体，有时候应该将他们「平凡化」，将他们和异性恋、顺性别者的相同处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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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掘新角度窥探男校跨女故仔赢回响

谭所讲的「平凡化」，或者叫「常态化」，旨在打破性／别小众在媒体上的刻板印象。导演杨曜恺记得有一对四、五十岁的夫妇看完《叔·叔》后对他说，这是他们第一次看同志电影，在此之前他们一直认为同志都很年轻、西化和时尚，而观影后回家看到楼下的看更，他们会开始想像：或者他也是同志，也是平凡人一个。

然而，新闻一向追求「不平凡」的新鲜和趣味，当媒体「平凡化」了人物角色，如何吸引受众？谭蕙芸忆述一段采访一名跨女的经历：当时的拍摄场地是受访者的母校——香港一所有宗教背景的著名男校。 「做一个跨女慨故仔，但系喺一间男校嗰度做，全部都系啲𡃁仔跑嚟跑去」，谭说，「我觉得呢个message（讯息）好好，呢啲先系真正慨教育」。

谭特意将这一点放大，分享在脸书上，连带原有报导引发了较大回响，有同为该校旧生的政界人物还特此私讯向她致谢：「多谢你访问我位师妹。」

「新闻点系你包出嚟，新意系你包出嚟，呢个就系记者技巧慨问题。」谭蕙芸总结道。

「平凡化」不等于谈性色变

明报在２０１９年刊出的一篇名为《火星库：媒体塑造性小众刻板印象》的专讯里，指出媒体在对性／别小众群体「常态化」刻画的过程中，除了会强调同性恋和异性恋的共同性之外，还倾向对同性恋的亲密关系，作「去性化（即不谈性事）」处理。

情欲自主与性／别小众的污名化向来有莫大关系，这或许是媒体减少对该群体的性描述的原因之一。但电影《叔·叔》没有这样做。大隐隐于市的同志桑拿，是电影最受瞩目的场景之一。杨曜恺的处理方式是将这个大众认知中同志的寻欢场所，展现为一个同志们互相取暖的空间。 「我系专登想去形成一个好community（社群）慨感觉，一个舒服、homy（居家的）慨感觉，因为香港慨桑拿particularly（尤其地）系有呢个function（功能）。」

除了同志桑拿，电影还有同志在公厕猎艳的情节，后者更遭到圈内人质疑此情节的必要性。杨表示，他拍戏的核心是authenticity（真实性）。通过拍摄前的调研和采访，他得知至今依然有长者同志去公厕猎艳，其中一部份正如太保所饰演的「阿柏」，是已婚的长者，或者未认同自己同性身分的人，怕经常出入同志桑拿被人发现，便入公厕，「系一种心灵慨放假」。

导演除了真实地呈现两个与同性情欲相关的场景，还展露出在社会长期压抑下，长者同志的挣扎和自救。这比起为了令大众接受而摒弃性爱描写，更具意义。

女同电影为何大部分是纯爱片？

性别研究学者黄钰萤博士认为，「去性化」在以女同性恋者为主题的电影中体现得更为明显：「好多电影对于女同志慨情欲描述都好clean，即系唔做爱慨！」

她认为部份原因是女性之间亲密的举动若在公开的社交框架里出现，是可以被大众接受的，这反而压缩了女同志的专属空间——这不止发生在电影里，还有现实生活中女同志酒吧等场所也一直比男同志少。相反，男男同性性行为在香港曾有过被刑事化长达126年的历史。没有相同程度的压迫，则没有同等的反抗需求。

另外一个原因则是社会加诸在女性身上的贞洁枷锁。此类思想根深蒂固，难以撼动。

黄钰萤认为这导致了本来数量已不多的女同志电影，情节还多数沉闷。单一的媒体呈现，再加上职场上、社会上向来存在的对女性的性别歧视，令女同志甚至在同志运动中的话语权都较低。

过于政治正确恐「好心做坏事」

媒体在性上的自我审查，有时是为了避免处理不当而污名化了性/别小众。这种出于保护或为该群体正名的「好心」一旦泛滥，或会走向另一极端：过于政治正确。

这在影视圈中尤其明显。 Coco说：「我觉得𠵱家就算喺Netflix入面，一定有啲LGBT角色喺入面啰⋯⋯有时你觉得『咦点解呢条女Season 1都系一个TB（Tomboy）嚟，Season 2就变咗跨性别啦』，但呢啲嘢渠又好似冇解释喎。」

杨曜恺指出性／别小众在影视圈是潮流时兴。近来亦有人怂恿他写电视剧，「我写一个同性恋故事，返嚟个notes就系：喂𠵱家兴乜乜乜喎，你加多几味好喎，炒多几味。」

这种因过于政治正确而导致的叙事机械化从性别、种族，蔓延到性／别小众，比比皆是。谭蕙芸就此想起了以前访问杜琪峰，他说过现时年轻人总喜欢做一些议题先行的故事。谭认为这是本末倒置，「平面到好似一个propaganda（宣传）」，到最后结果就是被人骂「左胶」和厌弃，对被描述的群体造成二次伤害。

性／别小众也需受训应学会「借用传媒」

谭蕙芸认为，「好心做坏事」部分原因是纪录者力有不逮：「记者turnover（流动率）太大，但记者要培育先可以挖掘到比较深度或者新鲜的角度。」其他讲者表示认同，他们认为媒体用了这么多年还在挣扎地理解LGBT的基本概念，而新的词汇如「泛性恋」、「非二元性别」、「性别肯定手术」等不断浮现，对媒体来说也是充满挑战。

谭蕙芸认为性／别小众应该更积极接受应对媒体技巧的培训，学会与媒体互动的过程中，知道自己要呈现什么，拿到话语的主导权。譬如受访者若能了解对方媒体的目标受众是什么群体——中产还是基层，财经圈还是其他职场，就能主动讲述对自己有益又令他们感兴趣的故事。 「传媒系可以借用慨，可以去讲一啲记者以为自己想听，但其实系你想讲慨故事」。

谭补充，有一些容易受创的群体，见记者之前要做好足够的心理准备，包括预想记者会问什么问题，甚至筛选值得信任的记者，「否则冇帮到件事，但当事人又造成第N次创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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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对性／别小众议题态度有所改善？

谭蕙芸虽然对媒体在呈现性／别小众时的表现感失望，但也承认近年环境已经在好转：「喺好多社会议题相比之下，性／别小众喺𠵱家呢个状态相对冇咁差，社会风气对于性／别小众议题唔错。」

但杨曜恺为《叔·叔》寻找演员时，最快七秒被拒的经历展示出了社会的另一面。有演员在看完剧本之后甚至问他，电影中叔叔们同台吃饭的场景是否会用真同志演员， 因为该演员怕与他们一齐吃饭，会患上爱滋。

杨承认这是个别例子，而且他寻找的演员均及暮年，思想难免滞后。 《叔·叔》尽管经历重重波折，最终还是顺利上映，并赚尽口碑。杨曜恺以为该电影的成功可以令他筹拍新作更加顺利——他透露新电影计画拍摄一对六十岁女同志的经历，岂料筹备多时，「到𠵱家都未搵到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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