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問題| 白紙革命-去中心化社會運動何去何從?
2019年香港「反送中運動」 為全球社會運動樹立了一個新榜樣,然而藉鑒「反送中」 模式的「去中心化運動」 在當下中國有被再次挫敗的危險。這不禁令人反思,「去中心化」 的社會運動在對抗新威權主義、甚至極權政權時,真的有效嗎?另一個極少被追問的問題是:在什麼情況下有效?
眼下伊朗仍在持續進行的反政府示威運動,已悄悄開啟了另一種新的社會運動模式。這一新模式,不管對於「白紙革命」 參與者,還是對中國政治觀察家來說,都是未經充分探索的處女地。此外,迄今為止還沒有文章對「白紙運動」 進行系統性反思。
本文將先簡單分析伊朗2022年大規模反政府示威運動的新特點,再結合社會運動中湧現出來的「伊朗模式」 反省發生在中國的「白紙革命」 存在的問題,更進一步說,是對「去中心化社會運動」 在何種情況下可能取得效果,進行深入反思。
伊朗2022年大規模反政府示威運動
根據IranWire 評論和半島電視台(Al Jazeera)報道,伊朗今年因Mahsa Amini 之死而引發的大規模反政府示威運動呈現出一系列與以往不同的全新特徵。
大約在2020年,伊朗一項民調顯示74%的伊朗民眾對伊朗國內改革派和保守派同樣不滿,這意味著伊朗民眾對現存政體、乃至對「伊朗伊斯蘭共和國」 發生了根本的信心動搖。
而目前的反政府示威運動,同時對伊朗國內的改革派和保守派發出了尖銳抨擊。在這場「去中心化運動」 中,改革派政治家及其他政治團體皆信譽掃地:或三緘其口,或對示威運動毫無影響力。換作以往,這些政治團體往往是示威運動的發起人和組織者。
其次,伊朗目前的反政府示威運動不僅是全國性的,還不像以往示威運動那樣聚集在主要幾個街區或街道上,而是散佈於每個城市的各個地點,這嚴重增加了鎮壓難度。
再一次,不論新生代,還是老一輩,伊朗人延續了長達40餘年的運動號召和政治訴求,要求實現社會自由、政治自由、反對強制佩戴希伽布(頭巾)、反對獨裁和專制等。顯然,伊朗人的政治訴求已經遠遠超出了反對希伽布與反抗道德警察之訴求。
伊朗人打出「女人、生活、自由」 三重旗號,引發了伊朗國內及海外伊朗人社群普遍響應,甚至自願嚴格佩戴希伽布的傳統伊朗女性也都站出來,給予運動以有力支持。
在不同示威群體打出抗爭旗號的同時,伊朗示威者呼籲尊重不同群體的訴求並且同時尊重伊朗宗教群體。哈梅內伊政權污衊示威者反宗教、褻瀆宗教,但宗教群體不買單。
非常值得著重強調的一點是,伊朗示威者已經習慣了被徹底或局部切斷通訊網絡。在2019年的全國性示威活動中,伊朗政府曾大面積切斷網路以阻斷示威活動。但今年則大為不同,即便伊朗政府同樣大面積切斷網絡,伊朗人仍像沒有互聯網的1979年「伊斯蘭革命」 一樣,勇敢地走上街頭。而今伊朗當局驚訝地發現,切斷網路並不能彈壓示威活動。
伊朗人對「伊朗伊斯蘭共和國」 政府徹底失去信任,「伊朗伊斯蘭共和國」 的官方敘事已經沒有人買賬,而外界也意識到伊朗人與「伊朗伊斯蘭共和國」 的雙重疏離: 伊朗≠ “伊朗伊斯蘭共和國” 。
更鼓舞人心的是,伊朗人在過去40年間極其頻繁的大規模抗議活動,已使得普通伊朗人不再懼怕當局暴力彈壓,關於“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可以被推翻” 的信念像野火一樣傳遍波斯地區。
此外,在此次大規模反抗行動中,伊朗女性(包括女學生)走在了抗爭的最前線和最危險的地方,幾代人的絕望在這個臨界點上集中爆發。
最遲自2009年伊朗「綠色革命」 以來,伊朗社會幾乎年年爆發不同規模的示威活動。根據維基百科顯示,其中全國規模的大型示威運動超過10次,且流血衝突不斷。
其中2019年的「血腥十一月」 示威活動,在伊朗當局血腥鎮壓之下,造成共約1500人死亡(據路透社)。伊朗當局製造了包括臭名昭著的「馬赫沙爾大屠殺」(Mahshahr massacre)在內的多起慘案。眼下仍在持續進行的示威活動,截止12月初,也已造成約530名伊朗人死亡。根據國際特赦組織報道,截止11月中旬,另有至少21名被捕示威者被政府判處死刑。
中國2022年反封控示威運動:“白紙革命”
與「伊朗伊斯蘭共和國」 建政40多年以來多次爆發全國性示威運動不同,自1989年中國當局血腥鎮壓學生運動以來,在長達30餘年時間裡,全國性示威活動在中國社會銷聲匿跡。
根據中國社科院2012年12月18日發布《社會藍皮書》顯示,中國每年爆發「群體性事件」 數萬甚至十幾萬起。由於「群體性事件」 ——中國當局故意迴避使用「抗議」 和「示威」 等字樣——逐年遞增,在此後十年至今,北京當局不允許官方公佈有關統計數據。
即便中國社會存在這麼多抗議活動,三十餘年間,抗爭訴求和抗議規模上升至全國層面的也僅「白紙革命」 一起。
與香港「反送中運動」 和伊朗反政府示威運動相似,中國的「白紙革命」 也是民眾自發組織的,在極短時間內就呈現席捲全國之勢。但令人錯愕的是,正當革命熱情和革命號召傳遍海內外之時,這場爆發於11月底的示威活動至12月初就戛然而止(即便仍有零星示威者,但全國規模的示威活動忽然蕩然無存)。
事件平息得如此之快,甚至讓北京當局感到意外。這一尷尬局面並不能單純歸咎於北京當局嚴厲且有效率的鎮壓手段。中國人民缺乏街頭抗爭經驗,也不是解釋這現象的強力依據。
虎頭蛇尾的「白紙革命」 為什麼輕易就被挫敗了呢?
「白紙革命」 的限制及去中心化運動的缺陷
與Mahsa Amini 之死在伊朗社會引發強烈震盪不同,中國政府準確地判定了「白紙革命」 的關鍵訴求。
在鎮壓因Mahsa Amini 之死引發的抗議活動中,德黑蘭當局非常清楚,伊朗民眾的真實訴求遠遠超出了調查慘案本身,其抗議矛頭甚至都不是指向伊朗臭名昭著的「道德警察」。因為即便宣布廢除“道德警察”,伊朗人的反抗活動並沒有減弱跡象,全國性的罷工、罷課、罷市仍在進行當中。
伊朗人的目的是推翻“政教合一” 的“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建立民主國家,伊朗人已經圍繞這個政治訴求,進行了長達數十年的抗爭。
確切地說,並不是2011年「茉莉花運動」 影響了伊朗的社會運動,而是2009年伊朗的「綠色革命」 鼓舞了「茉莉花運動」。社會運動的影響力是會交叉感染和傳播的,例如香港「反送中運動「 就直接影響了2020年至2021年間泰國學生運動和2021年至2022年間緬甸反軍事政變示威。
今年11月底爆發的”白紙革命“ 看上去既像與1989年學生運動遙相呼應,示威活動在策略和自發性組織上有似乎具有一些”反送中運動“ 的影子,但是將”白紙革命“視為民主運動恐怕還過於樂觀,未免不太恰當。
在此之前,中國各地已經醞釀著不同規模的反抗活動。 《經濟學人》引述China Dissent Monitor 資料庫監測數據顯示,光是今年5月18日至11月22日之間,就有高達822起較大規模抗議活動,這還是大半個中國處於封控和半封控狀態下的不完全統計資料。
英語媒體普遍採用的措辭是”(anti-)lockdown protests“,也即”反封控抗議活動“,其實是非常準確的。雖然有進步的學生群體參與進來,提出激進的政治主張,包括」共產黨下台「、」習近平下台「 等等,但是示威活動的主體參與者主要將憤怒點對準了中國的清零政策,包括過分嚴格的封控措施、隔離措施、核酸檢驗和防疫碼限制。
嚴厲的清零政策並沒有強化社會秩序,反而將中國社會的管治混亂全盤兜底出來:許多城市出現了大排長龍做核酸的怪異景象,而另一邊卻是防止人群聚集的嚴厲規定;供銷社式集中統一調配物資(包括糧食、蔬菜和肉類)造成了飢荒(例如在上海)、壟斷、哄抬物價和投機倒把;」防疫「 人員(」大白「)從2020年初的醫護人員,貶值成由社會閒散人員和無業遊民組成的」志工「;」防疫「 人員頻現對動物、死者和物件做核酸等令人啼笑皆非地荒唐舉動;由於嚴厲管控措施,基層社區和街道辦事處、物業、保安和」志工「 組成的防疫隊伍權力過度膨脹和失控;借防疫政策之名肆意踐踏法律;城市、街道和小區實施粗暴封鎖,導致暴力頻繁;醫療資源遭到濫用和無理限制,導致嚴重人道災害;長時間反覆封鎖導致失業率和負債率飆升以及大量中小微企業破產,還有數量難以統計的民眾因精神崩潰自殺;居民樓和小區封鎖阻礙火災救援;地震期間不許民眾外出避難;半夜轉運隔離導致車毀人亡;方艙等隔離點造成人口大量聚集和大面積傳染而無藥物治療…
即便中國政府實施嚴厲網路監控和審查,防疫政策導致的社會亂象仍由抖音、微信、微博等平台,在中國網路使用者之間大量流傳,進一步激化了民憤。同時需要注意的是,這類民憤主要是具體針對清零政策和防疫措施的。
在學生和年輕人發起舉白紙抗議活動之後,其他年齡階段的普通民眾和不同行業的專業人士響應者寥寥。 」白紙運動「 仍以主要大城市和省會城市為中心,而年輕人較少或缺乏大中院校的中小型城市響應者更少,即便這些地方同樣有大量民眾聚集街頭抗議封控政策、衝擊隔離設施。
示威活動在非常短的時間內,在各地差不多同時爆發出來,其蔓延也特別迅速。與其說是嚴厲彈壓迅速撲滅了抗爭勢頭,不如說是及時分梯次放開封控做了洩壓閥。其中主要大學藉口提前放假,強行遣散學生,使得提出激進政治主張的年輕人群體遭到釜底抽薪。
這意味著中國一般民眾在現實訴求──也即放開封控──上的迫切程度遠大於政治訴求,正是基於這一點,在北京當局分梯次打開洩壓閥之後,街頭聚集的民眾逐漸作鳥獸散去,只剩有明確政治主張的年輕人和部分滯留學校的學生。
相較之下,伊朗社會中下階層始終在圍繞同一個目標抗爭,即便德黑蘭當局下令徹查導致Mahsa Amini 慘案的伊朗道德警察,伊朗人的怒火並沒有平息,反而伊朗人對伊斯蘭共和國政府的不信任度急遽攀升。
伊朗人圍繞著女性頭巾發起的示威活動,從頭巾上升到女性權利、再由女性權利上升到自由權利、又由自由權利上升到對於民主政治的訴求,每個階段都沒有因為伊朗政府打開洩壓閥而一哄而散。
但由於中國政府迅速打開洩壓閥,中國的示威活動並沒有上升到政治訴求的高度。經歷過」防疫「 亂象的一般民眾,即便不再信任北京當局,對於尋求改變社會現狀缺乏熱情和信心。尤其大部分中國民眾都不像一般伊朗人那樣經歷過數十年持續不斷的抗爭運動,即便同樣對政府不信任和不滿,他們對政治訴求缺乏概念。
此外,中國公眾對於手機通訊網路和網路的嚴重依賴到了近乎離譜的地步。外國人在中國街頭,隨處可見低頭刷抖音、聊微信、打手遊的中國人。
在德黑蘭當局以斷網相威脅的時候,伊朗人並沒有被嚇退,抗爭的意志和信念是深深植入在一般民眾心中的。中國人民還沒準備好,也沒有體驗過,在被大面積切斷網路的情況下、在無法通過及時通訊工具的情況下,他們無法確信其他同伴也會跟自己一樣堅持留在街頭,並且無論如何都會堅持到底。
碎片化的抗爭形式使得中國的普通示威者迷失了方向,但更嚴重的是,喪失了信心和決心。
香港」反送中運動「 以其示威者擁有高人口素質著稱,然而僅憑較高的人口素質是不足以解釋」反送中運動「 的動員效力的。
與香港」反送中運動「 相比,伊朗示威者雖然鮮有以高素質著稱的,但其長達數十年的流血抗爭歷程,凸顯出來的與其說是公民素養,不如說是頑強抗爭的決心和信念。
對於政府的不信任度和民憤,可能會引爆街頭示威活動,但是讓街頭示威活動在流血鎮壓和白色恐怖中前僕後繼地進行下去的,是全民族的決心和信念:相信自己能夠推翻獨裁政府並且決心去做。
很遺憾,中國的反封控示威者並沒有體現出超越現實訴求的決心。這意味著一旦現實訴求即時滿足,示威者們即刻作鳥獸散。
也許中國人民還意識不到政治訴求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也許部分人還抱著恢復往常生活秩序的想法,有一點是不可置疑的:與其說他們尋求改變現狀,不如說他們希望恢復原狀。
以去中心化著稱的」反送中運動「 失敗了,隨著所謂」港版國安法「 頒布,大批示威者和對政府持反對態度的香港人選擇流亡海外,至今鮮有人對運動為什麼會失敗進行徹底反省。
要說白色恐怖和血腥鎮壓,伊朗不見得比香港和中國寬鬆很多。同樣是去中心化運動,伊朗人前所未有地接近勝利,香港人被挫敗了,而中國街頭的示威者公頃刻間就作鳥獸散。
鮮明的、深入人心的政治訴求,是一代又一代伊朗人不斷克服恐懼、不斷互相勉勵的根本動力,是一般民眾的決心和信心之由來。
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即便缺乏組織,去中心化社會運動的根本限制不在於缺乏中心,而是一般參與者是否缺乏信心和決心。因為唯有如此才不會在血腥鎮壓面前分崩離析,作鳥獸散去。
《道德經》說:」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 即便甘願犧牲的示威者,在面臨同伴潰散、浪潮消退的情況下,其心態也會由」不畏死「轉向」不必死」。這樣一來,留在街頭的示威者不會像伊朗一樣越來越多,反而會像香港和中國一樣越來越少。這樣一來,先前的犧牲又都白費了。
果真有相當信心和決心的話,」白紙革命「 還會捲土重來。有沒有抗爭經驗反倒不是必要條件,因為信心和決心會創造經驗。
在伊朗人對」伊朗伊斯蘭共和國「 超出忍耐極限之時,中國人對」中華人民共和國「 顯然還未忍耐到極限。果真忍耐到極限的話,街頭洶湧的民意,是不會因為政府偷偷打開洩壓閥就瞬間煙消雲散的。
去中心化社會運動的代價是巨大的,激於一種被革命浪漫主義沖昏頭腦的盲目樂觀主義,把去中心化社會運動捧上神壇之後,並沒有花時間去想一想如何克服去中心化的缺陷。
至少迄今為止,去中心化社會運動從來沒有成功過。至於會不會成功,還有待將來持續改進運動模式。在尚未成功之前,是不宜把這種運動模式捧得太高的。
伊朗人在今年大規模反政府示威運動中體現出來的伊朗模式,顯然是對香港”反送中模式“ 的又一次傑出超越。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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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培林、陳光金等. 2012. 2013年中國社會情勢分析與預測(社會藍皮書).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https://www.pishu.com.cn/skwx_ps/bookdetail?SiteID=14&ID=1699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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