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對越戰爭的醞釀

1979年2月17日至3月16日，中越兩國邊境發生了一場局部戰爭，中國方面稱為“對越自衛還擊作戰”，越南方面則稱為1979年北部邊界戰爭（Chiến tranh biên giới phía Bắc, 1979)或越中邊界戰爭(Chiếntranh biên giới Việt-Trung）。雙方對戰爭起因各執一詞，但是對於戰爭在2月17日由中方發起這一點倒並無疑議。此時，中共剛剛開完“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還不到三個月。既然要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去，那麼，為什麼要發動一場戰爭？

I — 國際背景和中共政權的認知

1977年8月12日，終於通過十屆三中全會走完了所有的組織程序而正式成為中共中央主席的華國鋒在中共十一大上宣布文化大革命結束，要通過“抓綱治國”實現天下大治。這是他執政的總綱領，他領導下的一切工作，都只能是為這個總綱領服務的。外交工作的首要目標當然是要創造一個為大搞建設而需要的盡可能好的國際環境。按十一大報告中華國鋒的分析，在國際形勢方面，中共認為主要威脅是蘇聯。同時，由於中國的落後，在經濟建設上需要西方發達國家的支持。那麼，繼續自毛時代末期已經開始的向西方發達國家靠攏、同時加大對蘇聯的製約這一外交傾向，就是華國鋒抓綱治國總戰略的必然要求。

在正式確立華國鋒地位的十屆三中全會召開的前一天，1977年7月15日，在東南亞，越南黨政代表團飛抵老撾。就在十屆三中全會召開期間，7月18日上午，雙方簽訂了《老撾-越南友好合作條約》 [1] ，這份條約壯大了越南的影響力。在越南和蘇聯越走越近、離中國越來越遠的大趨勢下，這份條約對中國來說是蘇聯擴張影響力的一個證據，是中國轉而投身經濟建設的過程中隨時可以感受到的巨大的外部軍事威脅。此時，剛剛複出的鄧小平身為中央軍委副主席、總參謀長，在十一大之後開始逐步接受來自葉劍英的軍權讓渡。在考慮如何創造一個良好的國際大環境，來為“抓綱治國”的“治國”這一國內經濟建設的總綱領服務的時候，他自然比其他人更容易把外交和軍事作為首要要素連為一體全盤考慮。

II — 軍權轉移的過程

1. 十一大後葉劍英退隱留下的權力真空

鄧小平在1977年7月十屆三中全會正式複出。馬上就有跡象顯示鄧小平並不甘心被“英明領袖”華國鋒所束縛。 8月的十一大之後，緊接著開過一個軍委座談會。 8月23日，在這個座談會上，鄧小平講話說：“某一個時期總有某一個時期的綱，某一個部門總有某一個部門的綱。就當前來說，揭批“四人幫”的鬥爭是我們的綱，一定要把這場鬥爭進行到底，但總要有一個時間限制。對於軍隊，整頓至少是三五年的綱；準備打仗是打仗以前的綱[2] 。”

華國鋒的綱是揭批“四人幫”，他抓捕了“四人幫”才奪得政權，這個綱對華來講是政治合法性問題。鄧小平把這看作暫時性的，且已經開始嘗試去尋找另外一種解釋，這已經是對華國鋒的政治合法性的公然蔑視。

還是在這次軍委座談會上，鄧小平說，軍委日常工作由他輔助葉帥。葉劍英25日聽到秘書匯報後批示：上報軍委批辦的文件，可先送小平同志[3] 。葉劍英在自己已經超過80歲、身體不好的情況下做出這一舉動，已經不是和鄧小平分權，而是在向鄧小平讓權了。這種高層權力轉移過程從十一大一結束馬上就開始了。

8月31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專門委員會辦公室關於文件送審程序問題的請示上批示：“建議以後專送葉副主席批送華主席批准，如葉副主席不在京時，可送我批” [4] 。對於葉劍英留下的權力真空，鄧小平非常主動地迎上去填補。

文件送審程序是權力分配問題。送給葉劍英審閱的主要還是軍隊的權力轉移和分配問題。

2. 葉劍英態度的轉變

1977年5月14日，按照中國農曆計算方法，是葉劍英的八十壽辰。這天晚上，包括剛剛實際復出的鄧小平在內的眾多黨國元老登門祝壽。葉劍英作詩一首《八十書懷》 [5] ：

八十毋勞論廢興，長征接力有來人。

導師創業垂千古，儕輩跟隨愧望塵。

億萬愚公齊破立，五洲權霸共沉淪。

老夫喜作黃昏頌，滿目青山夕照明。

在這首詩裡，葉劍英有對自己一生的回顧——從哪裡來，到哪裡去；參與了哪些事業；還有自己終生從事的事業是有人繼承的——“長征接力有來人”。這首總結一生來表明葉劍英的退意、以及對後來人頗為滿意的詩，在十屆三中全會召開之前兩天公開發表在《人民日報》的第一版上[6] ，暗示葉劍英即將退隱。葉劍英此舉牽扯到了一個問題，葉劍英退隱所留下的權力真空，由誰來填補？

葉劍英5月份過生日時恰逢全國工業學大慶會議閉幕的第二天，可以說終於完成了自抓捕“四人幫”以來的一系列最為緊迫的部署，他對這段的工作和形勢顯得頗為滿意。此時，十屆三中全會在各方面準備都已就緒。接下來，7月召開了十屆三中全會，8月召開了十一大和十一屆一種全會。後來形勢的發展卻未必如葉劍英所願。從11月葉劍英在廣州作的另一首詩來看，這半年來葉劍英的態度已經完全轉變了。

11月11日，葉劍英從北京飛抵廣州，廣東是葉劍英的家鄉，也是葉劍英政治勢力的大本營。葉劍英此次回廣州，為的是“一邊休息一邊調查研究”。 11月20日，葉劍英在廣州松園賓館作《松園》詩[7] ：

四面青山列翠屏，

松園終不老閒身。

會當再奮十年鬥，

歸讀陰那梅水濱。

與半年前抒懷不同的是，現在葉不僅要做“調查研究”，而且還要“再奮十年鬥”。這首詩表明了葉劍英態度的轉變，與他此前全力輔佐支持華國鋒、有意功成身退不同，他現在又要重新開始自己的政治定位，繼續為政治拼搏。

3. 鄧小平在葉劍英態度轉變中起的作用

在11日葉劍英飛抵廣州的同一天，鄧小平乘專列也到達了廣州[8] 。鄧小平是在11月8日[9]從北京啟程的。 “一路上，小平同志分別找河北、河南、湖北等省的軍政要員談話” [10] 。

這一次鄧小平談的是關於12月中央軍委全體會議的籌備問題。這次會議主題報告的題目很早就定了下來，叫做《抓綱治軍、準備打仗》。這個題目一聽起來似乎跟華國鋒的“抓綱治國”緊密配合。但是事實恰恰相反，在11月8日從北京啟程後，鄧小平在火車上反复研究這個“綱”。

“他（鄧小平）說：這個文件以什麼為綱？怎麼叫個綱？揭批林彪、'四人幫'可以叫綱，但這是暫時的，我們還有長遠的考慮。階級鬥爭為綱怎麼樣？羅瑞卿同志很敏銳，他說：'不能再提以階級鬥爭為綱了，這是個打人的棍子。'” [11]

鄧小平想退回到毛澤東的以階級鬥爭為綱，被羅瑞卿所阻止。本來，毛的“以階級鬥爭為綱”已經被華國鋒通過把一切鬥爭都聚集到“四人幫”上而化解掉了。鄧此時關注的是如何把華國鋒的合法性搞成“暫時的”。雖然一時找不到替代品，但他在抽空華的政治合法性內容這一點上，是毫不含糊的。

鄧此行能否在“綱”的內容上說服葉劍英，是決定他能否說服葉劍英轉變對華全力支持的關鍵。在廣州期間，就“綱”的具體內容問題，葉劍英和鄧小平一起主持過兩三次討論[12] 。從事後結果來看，鄧小平在廣州成功說服了包括葉劍英在內的其他人接受了他與華國鋒截然不同的“綱”。

這個“綱”的改動對華國鋒是釜底抽薪，實際上華國鋒喪失了以葉劍英為首的軍方鼎力支持，一切變化從此而起。葉劍英當然明白其中的意味，但既然已經商定，也只有繼續運籌。葉劍英11月20日作的詩顯示了他剛剛下定決心時的心態。

III — 避開華國鋒的廣州密謀

葉劍英在廣州“休息和研究調查”期間，他“先後同在廣州的鄧小平、許世友、韋國清、蘇振華、羅瑞卿、姚依林、梁必業等談話” [13] 。

十一大後，鄧小平是黨國排名第三的領導人，葉劍英本人則排名第二。第二、三號人物到離京三千公里外的城市單獨會晤，並非小事。鄧小平同時也是中央軍委副主席、總參謀長。再看其他人，許世友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中央軍委委員、廣州軍區司令員；韋國清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中央軍委常委、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蘇振華時任中共中央軍委常委、海軍第一政委，實際掌握海軍大權；羅瑞卿時任中共中央軍委常委兼秘書長；姚依林，時任對外貿易部副部長；梁必業時任中共中央軍委列席常委、解放軍總政治部副主任。

葉劍英這些會見的規格竟然如此之高！為什麼會有這麼密集的高規格談話？就在他“休息和調查研究”的期間，葉劍英“多次聽取從北京到達廣州的中央軍委全體會議文件起草組華楠（時任解放軍報社社長）等的匯報，並就在軍委全會上報告的起草和修改提出了意見” [14] 。這就是說，葉劍英此時在廣州是為中央軍委全體會議做準備。

1977年8月的十一大後，新的中央軍委領導班子的組成情況是：

中共中央軍委主席：華國鋒；

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葉劍英、鄧小平、劉伯承、徐向前、聶榮臻；

中央軍委常委：李先念、汪東興、陳錫聯、韋國清、蘇振華、張廷發、粟裕、羅瑞卿；

列席常委：楊勇、梁必業、張震。 [15]

軍委副主席雖有五人，但實權掌握在葉劍英和鄧小平手中。軍委常委中，李先念當年也是被毛澤東摻沙子摻進軍委的，他至少表面上是不太參與派系密謀的。汪東興、陳錫聯這兩個明顯的華國鋒的鐵桿支持者，沒有參加。

在會前和如此多軍隊裡的重量級人物商談，意味著中央軍委全體會議的開會內容已經在那時候定下來了。葉劍英的詩作顯示他不再力挺名義上的軍委主席華國鋒，而是要在不同的政治定位之下再重新奮鬥。那麼，在廣州而非在北京進行私下磋商，顯然是為了避開華國鋒以及他在軍中有限的支持者。接下來的進程驗證了這一點。

12月3日，葉劍英返回北京[16] ，12月7日，中央軍委常委會在北京召開，討論幹部問題[17] 。這次會議的報告是在華國鋒不在場的情況下由葉、鄧等軍中元老在廣州所商定的。起草報告的華楠等人在廣州呆了將近一個月，而沒有在北京起草。這份報告中已經開始排除華國鋒的影響，“沒有像當時宣傳的那樣，過分突出華國鋒同志，在文件中提到他的次數也少” [18] 。華楠作為這份報告的起草人，本來在軍委常委會上應該由他來念這份報告。但是羅瑞卿對他說：“這次會議的報告由我去唸。有些問題，我準備駁，估計會有人不贊成。”“正如羅瑞卿同誌所估計的一樣，他剛念完文件，有的同志不滿意地說：對華主席的作用提得太不夠了。羅瑞卿同志當時就用列寧關於群眾、階級、政黨、領袖關係的說法予以反駁，主題報告順利通過了” [19] 。可見，軍委常委會通過的主題報告，不僅是廣州密謀的結果，而且是隻字未改通過的，完全是在廣州時元老們主導下確定的結果，華國鋒沒有能夠參與任何意見。軍委常委會一旦獲得通過，在中央軍委全體會議就沒有障礙了。 12月12日到31日，中央軍委全體會議在北京召開[20] 。會議上，這份主題報告，是由軍隊實際最高領導人葉劍英親自念下來的[21] ，這說明廣州密謀的目的完全達到了。軍隊方面的這一連串運作，是在葉劍英、鄧小平等元老們的充分準備下、在完全被掌握的進程之中推進的。

IV — 中越兩國關係由熱趨冷直到敵對的轉折點

1977年11月20日，在軍中巨頭廣州密謀之後，鄧小平回到北京[22] 。這時，應當是鄧小平已經最終說服葉劍英放棄對華國鋒的全力支持，所以才會有這一天葉劍英在廣州作詩“會當再奮十年鬥”。鄧小平完成此行既定目的北歸也說明葉、鄧這些軍中要人應該已經完成了他們的磋商，給即將到來的軍委全會定了調。還是這同一天，11月20日下午，越南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黎筍率代表團抵達北京開始訪問，黎筍一行受到華國鋒的熱烈歡迎。鄧小平只在20日晚上的歡迎宴會上露過一次面[23] 。此後華國鋒和黎筍連續會談兩天，沒有公佈是否有什麼會談成果。 23日黎筍一行飛往廣州[24] ，此時葉劍英正在廣州。葉劍英和越南已故領導人胡志明的淵源很深，早在30年代就交往密切。胡志明70大壽時曾專門邀請葉劍英攜子女全家到河內做客，關懷備至，招待甚週[25] 。但是葉劍英沒有與胡的繼任黎筍見面，只是由廣東地方大員韋國清出面接待。這是不正常的，葉劍英於公於私都沒有理由不見黎筍。這樣的結果只是說明黎筍在華國鋒那裡受到熱烈歡迎，卻沒有得到實質成果。在北京，鄧小平也僅在歡迎晚宴上露了一次面，黎筍從鄧小平這裡也沒有什麼收穫。於是黎筍轉而南下廣州要找葉劍英談，但是葉劍英不談，標誌著這次訪問進行到此時中越關係已經崩解，無可挽回了。

黎筍於25日離開廣州飛回河內[26] ，完成了中越戰爭前雙方高層的最後一次訪問活動。

黎筍訪問所揭開的還僅僅是中越關係大翻轉的序幕而已。此前，越南在中共的宣傳喉舌中有著絕對正面的形象。從中共宣傳喉舌中傳出來的中越關係由冷淡到對立的起點還不在這次訪問，而是在12月的中央軍委全體會議結束後。

這次會議12月31日結束。第二天，1978年1月1日，《人民日報》第三版詳細介紹了柬埔寨駐中國大使12月31日發表的關於柬越衝突的聲明[27] 。 1月2日，第五版刊登了關於12月31日越南方面發表聲明的簡要介紹[28] 。這種看上去基本客觀的報導出現在《人民日報》上，顯得格格不入，這應該是一個中越關係在公眾視野中轉為冷淡的起點。 1月10日，《人民日報》把柬越雙方互相指責的報導放在了一起，但在標題中給了柬埔寨一方更醒目的指責對方的機會[29] 。不過總的來說，還沒有公開顯露出特別明顯的傾向[30] 。就從這之前一天開始，關於柬埔寨的正面報導增多了起來。到了1月16日，公開露骨的傾向性終於按耐不住了。這天的《人民日報》國際副刊登載了一首熱情歌頌柬埔寨軍隊的歌詞《萬歲，英勇的柬埔寨革命軍隊》 [31] ，《人民日報》終於恢復了一貫的報導風格，中共在柬越衝突中的一邊倒的立場公之於眾。因此，之前的貌似中立不過是一個對越南冷淡的過程，目標還是為了過渡到對柬埔寨的支持上。對於幾十年來以階級鬥爭的思想方式來宣傳引導輿論的中共喉舌來講，客觀中立的新聞報導是不可容忍的對無產階級專政的背叛。

在5月24日全軍政治工作會議接近尾聲之時，國務院僑務辦公室公開就越南驅趕中國僑民發表談話[32] ，此前的5個多月時間裡，對越南的報導雖然從冷淡到負面，但並沒有公開出現敵對性的報導。 5月24日之後，則是日復一日對越南的譴責，為戰爭營造輿論氛圍了。

由此可見，對越關係的轉折點是在1977年12月的中央軍委全體會議開過之後。

1. 中央軍委全體會議是鄧小平發動對越戰爭的轉折點

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共63人[33] 。這次數十人參加、規模並不太大的會議主題報告是《抓綱治軍準備打仗》，其中有兩個引人注目的實質內容：一個是整頓領導班子[34] ，“部隊非講紀律不可” [35] ；另一個是準備打仗，“仗總可能有一天要打起來” [36] 。之前在12月7日的中央軍委常委會上，已經討論過乾部問題[37] 。這些內容總結起來就是：整人事抓軍權，準備打仗。

如前所述，這次會議是完全避開華國鋒、在廣州籌備好了全過程的。起中樞作用、串聯起這次會議的是鄧小平；後來執行這次會議精神出力最多、從整人事抓軍權到準備打仗的，也是鄧小平；最終從這次會議開始到打越南得益最多、後來得以擔任中央軍委主席的，還是鄧小平。可以說，這次會議是鄧小平借發動對越戰爭，從已經80歲的葉劍英手上接過軍權，而不致讓軍權落到比鄧小平年輕17歲的華國鋒手中的最為重要的一個環節。是從1977年8月中央工作會議直到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鄧發動對越戰爭的樞紐性的環節。而在鄧為自己的政治生命拼搏之時，對越戰爭對鄧小平而言起到了承前啟後、關聯起一切政治行動總路線的作用。

對越戰爭從籌劃到實行和鄧小平倒華奪軍權的進程是完全一體的。對鄧小平來說，打擊越南和打擊華國鋒也是一體兩面的事情。

2. 1977年11月20日中越戰爭決策跡象

如果我們把這些看似無關的事件全部關聯起來分析，就會總結出：

第一，中央軍委全體會議之後，中越關係馬上出現轉折。這次會議提出的“準備打仗”應當是針對越南的，其後鄧小平的一系列外交活動也證明了這一點。

第二，這次中央軍委全體會議怎麼開，是葉劍英、鄧小平等人在廣州避開華國鋒已經事先商定的。

第三，葉劍英、鄧小平均在11月11日即到達廣州，期間避開華國鋒密集會晤眾多軍中要人，11月20日鄧小平回北京說明要談的內容在此前已談妥。 11月20日葉劍英準備再奮鬥十年的詩也是商討既定、要再乾一場的佐證。這一切說明，針對越南“準備打仗”的決策應當是在11月20日之前，葉劍英、鄧小平等黨國元老已經定下，並且透過姚依林和陳云通了氣。

第四，黎筍11月20日訪華，和華國鋒會談兩天。此時的華國鋒還不可能知道葉、鄧等元老們背著他剛剛做出的決策。由於葉、鄧等元老們的決策，華國鋒在此輪外交上無論做出多少努力，將只能得零分。

綜上所述，中越戰爭固然有著越南和蘇聯越走越近、與中國越走越遠的背景，但在中國方面，第一，和蘇聯徹底決裂轉而投向西方懷抱，是為“抓綱治國”總戰略創造有利的國際環境這一最高外交目標所客觀要求的；第二，通過準備打仗整人事抓軍權也是黨國元老們在中共十一大之後、決策權再分配塵埃尚未最終落定之前的最後拼搏。在毛澤東去世後，政局一度處於非常時期，一直到了中共十一大之後，全局性的後毛時代權力結構大重組才真正展開。而這種全局性的權力調整不可能在短短的幾個月間完成，這往往需要持續一兩年甚至更長的時間。

V — 在對戰爭的準備中重新分配權力

1977年12月中央軍委全體會議之後，鄧小平新一輪的外事活動顯示，他已經貫徹了軍委的“準備打仗”方針，他這些活動是從訪問東南亞開始的。 1978年1月26日至1月31日[38] ，鄧小平訪問緬甸；從緬甸回來，鄧小平沒有回北京，而是在成都逗留幾天，再直接從成都出訪尼泊爾。

2月3日[39]至2月6日[40] ，鄧小平訪問尼泊爾。訪問尼泊爾的用意我們可以從後來一個活動中窺見一斑。 4月2日，鄧小平會見尼泊爾全國評議會代表團，阿沛·阿旺晉美副委員長參加會見[41] ，為鄧小平出訪尼泊爾的意圖作了註解，顯示出尼泊爾和西藏、印度問題聯繫在一起。穩定西藏邊境，是準備打仗的一個環節。

等到1978年4月24日到6月6日的全軍政治工作會議，就不只是在高層而是在全軍範圍內為對越戰爭做準備做動員了。

在訪問緬甸和尼泊爾的間隙，即在成都期間，2月1日上午，鄧小平在聽取趙紫陽匯報工作時指出：“關於領導班子問題，總的政策是，過去'四人幫'要打到的一批老傢伙，現在還得請他們回來。老傢伙的任務，首先是找接班人。接班人不能是坐火箭上來的干部” [42] 。 “坐火箭上來的”最大干部當然就是華國鋒了。趙紫陽是鄧小平的親信愛將，此時的鄧小平還剛剛開始在親信左右中表達要與華國鋒一較高下的態度。四個月後的6月2日，鄧小平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的講話，6月6日《人民日報》予以全文刊載，就是向全黨全國表達要與華國鋒一較高下的態度了。

就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期間，發生了大連閱兵事件。鄧小平藉機聯合葉劍英、羅瑞卿等軍中巨頭對蘇振華進行了毫不留情的打擊。在蘇振華這一最重要的追隨者失勢之後，華國鋒在軍隊中的影響力已經被鄧小平剝奪殆盡了。

5月24日全軍政治工作會議接近尾聲，對越戰爭的政治動員已經完成，中越公開決裂，何時開戰只是時間問題了。

1978年12月25日，越南向柬埔寨紅色高棉發動全面進攻，1979年1月7日，佔領金邊，摧毀了柬埔寨紅色高棉政權。 2月7日，中國發動對越戰爭。

VI — 結論

如果沒有戰爭的威脅，就難以找到藉口大規模調整軍事部署和調換軍事將領。鄧小平積極發動的中越戰爭，和他在國內軍事權力的爭奪是完全一體的。

不經過一場對外戰爭，就沒有藉口大規模撤換將領，就不可能把自己的親信安排到各個核心位置從而真正控制住軍隊。在這次軍權的轉移之前，鄧小平負責科研和教育，處於中央權力的邊緣地帶，在通過“對越自衛還擊戰”完成的軍權轉移之後，鄧小平則成為實際上排名第一的領導人。 3月16日從越南撤軍完成，在中共中央召開的對越自衛反擊戰情況報告會上，鄧小平作報告時指出：“我們必須堅決地維護毛主席這面偉大旗幟”。此時正值“理論務虛會”反思批評毛澤東的高潮階段，鄧小平第一次不再重複葉劍英的話，不僅提出了他自己獨立的政治觀點，而且還對葉劍英所提議的“理論務虛會”發動了反擊。

“對越自衛還擊戰”從最初的準備和發起，鄧小平都是最積極的參與者，同時也是這場戰爭最大的受益者。

[1] 《越南黨政代表團訪問老撾》，《人民日報》，1977年7月21日，第五版。

[2]華楠口述，傅頤整理《1977年中央軍委全體會議紀實》，載張樹軍主編，《歷史轉折中國1977—1978》（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頁95。

[3]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編：《葉劍英年譜一八九七——一九八六》（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7年），頁1130。

[4] Ibid。

[5] Ibid，頁1125-頁1126。

[6] 《人民日報》，1977年7月14日，第一版。

[7]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編：《葉劍英年譜一八九七——一九八六》, op. cit., 頁1134。

[8]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鄧小平年譜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7月，頁237。

[9] Ibid，頁236。

[10]華楠口述，傅頤整理《1977年中央軍委全體會議紀實》，載張樹軍主編，《歷史轉折中國1977—1978》（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頁95。

[11] Ibid。

[12] Ibid，頁97。

[13]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編：《葉劍英年譜一八九七——一九八六》, op. cit.

[14] ibid，頁1134。

[15]李安增、王立勝，《1976-1982年中國當代史》（北京：新華出版社，2004年），頁117。

[16]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編：《葉劍英年譜一八九七——一九八六》, op. cit.

[17]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鄧小平年譜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 op. cit.，頁246。

[18]華楠口述，傅頤整理《1977年中央軍委全體會議紀實》，載張樹軍主編，《歷史轉折中國1977—1978》（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頁97。

[19] Ibid。

[20]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編：《葉劍英年譜一八九七——一九八六》, op. cit.

[21]華楠口述，, op. cit., 頁98。

[22]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鄧小平年譜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 op. cit.，頁240。

[23] 《黎筍總書記等抵京華主席到機場熱烈歡迎中共中央、國務院盛宴歡迎越南黨政代表團華國鋒主席主持宴會，鄧小平、李先念、汪東興副主席等出席華國鋒主席和黎筍總書記在宴會上發表了熱情友好的講話》，《人民日報》，1977年11月21日，第一版。

[24] 《黎筍總書記等離京去廣州華主席到機場歡送李先念副主席、吳德副委員長等和群眾數千人也到機場歡送。耿飚同誌等陪同訪問越南同志抵廣州後，廣東省委、省革委會設宴熱烈歡迎，韋國清同志和黎筍同志祝酒》，《人民日報》，1977年11月24日，第一版。

[25]盧荻，《葉劍英與胡志明的革命情誼》，載《紅岩春秋》，2006年第6期。

[26] 《黎筍總書記率越南黨政代表團離廣州回國韋國清、耿飚同誌等和廣州市群眾兩千多人到機場歡送》，《人民日報》，1977年11月26日，第四版。

[27] 《柬埔寨駐華大使畢姜舉行記者招待會宣讀民主柬埔寨政府於金邊發表的聲明聲明介紹了柬越邊境武裝衝突的有關情況，闡明了民主柬埔寨政府的立場》，《人民日報》，1977年1月1日，第三版。

[28] 《據越南通訊社報導越南政府發表關於越柬邊界問題的聲明越南駐華使館就越柬邊境衝突散發一件新聞公報》，《人民日報》，1978年1月2日，第五版。

[29] 《民主柬埔寨政府授權新聞和宣傳部發表聲明指責越方隻字不提越軍侵入柬境縱深數十公里的事實》，《人民日報》，1978年1月10日，第五版。

[30] 《越南外交部新聞司舉行記者招待會發表文件追述一九七五年以來越柬邊界問題的歷史情況》，《人民日報》，1978年1月10日，第五版。

[31] 《萬歲，英勇的柬埔寨革命軍隊（柬埔寨歌詞）》，《人民日報》，1978年1月16日，第六版。

[32] 《我國務院僑務辦公室發言人就越南驅趕華僑回國問題發表談話》，《人民日報》，1978年5月25日，第二版。

[33]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編：《葉劍英年譜一八九七——一九八六》, op. cit., 頁1130。

[34]鄧小平，《鄧小平文選（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香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香港分店，1983年），頁70。

[35] ibid，頁78。

[36] ibid，頁75。

[37]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鄧小平年譜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7月，頁246。

[38] 《應吳奈溫總統和吳貌貌卡總理邀請進行正式友好訪問鄧小平副總理離京赴緬甸》，《人民日報》，1978年1月27日，第一版。 《圓滿結束對友好鄰邦緬甸的訪問鄧小平副總理抵達成都趙紫陽等四川省、成都部隊、成都市負責人到機場迎接》，《人民日報》，1978年2月1日，第一版。

[39] 《對親密鄰邦尼泊爾王國進行正式友好訪問鄧小平副總理抵加德滿都受到熱烈歡迎比斯塔首相到機場迎接比蘭德拉國王會見鄧副總理》，1978年2月4日，第一版。

[40] 《圓滿結束對友好鄰邦緬甸、尼泊爾的正式友好訪問鄧小平副總理回到北京李先念紀登奎吳德余秋裡陳錫聯耿飚陳慕華鄧穎超王震到機場熱烈歡迎、祝賀他為進一步發展中緬中尼友好關係作出重要貢獻》，1978年2月7日，第一版。

[41] 《鄧小平副總理會見尼泊爾全國評議會代表團阿沛·阿旺晉美副委員長參加會見》，《人民日報》，1978年4月3日，第四版。

[42]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鄧小平年譜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 op. cit.，頁2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