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的選擇，和這一切災難的根源：烏克蘭系列(6)

普京是精神錯亂了嗎？或者他是不是吃了什麼不消化的東西？再或者，他是不是得了什麼絕症，要拉整個世界陪葬？ …… 哦不，要是真的能如此簡單反倒太好了。那麼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 歡迎回來！這裡是烏克蘭系列第6集。如果您錯過了前面的部分，可以在下面回顧：

• 《一個“賺大錢的完美機遇” 1⃣️ 》
• 《多元化主流2⃣️ 》
• 《 當你處在雙面夾擊的火力之下3⃣️ 》
• 《 ”反對所有邊界，抵制所有帝國，對抗所有戰爭” — 東西方衝突中的烏克蘭4⃣️ 》
• 《 “人民的自由，帝國去死” — 俄羅斯無政府主義者對局勢的分析5⃣️ 》

在前5集內容中，我們講述的基本都是反抗鬥爭。統治階級用戰爭取代革命，讓人民互相廝殺，以成就他們自己病態的權力春夢。反抗者必須明白，僅僅終止戰爭回到談判桌前，很可能無法改變暴政以解決問題；真正的反戰是重新喚醒革命的力量。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擱置了對大部分前因後果的講述。

現在終於有時間仔細講述背景了，關於，為什麼普京一個人下台是沒什麼用的。將全部責任歸於一人的便捷方法，只會錯過真正的解決方案。

請記得戰略目標始終是：終結帝國，終結暴政，實現真正的民主。

下圖中這個帖子發佈於3月1日，據消息人士稱，這一觀點在俄羅斯社會正在逐漸形成小範圍的共識。如果屬實，這意味著部分人正在轉向重要的思考，這是一個好的跡象。雖然目前看，還不足以形成改變的動力。

推薦您首先閱讀這段文字，將幫助您理解本文下面的內容。

以下文字將盡可能簡要地解釋所有這一切的背景。關於：

• 俄羅斯人仇恨西方是真的嗎？為什麼？
• 克里姆林宮領導層宣布戰爭是為“保護俄羅斯的國家利益”，但究竟什麼是俄羅斯的國家利益？
• 為什麼他們不允許烏克蘭加入北約？不，不是威脅性問題……
• 普京是在製造“下一個蘇聯”嗎？你猜……

與他們19世紀的前輩不同，今天俄羅斯的反歐洲知識分子既沒有與西方進行過對話，也沒有意識到他們關於歐洲衰落的想法本身就是衍生的。

不可否認，歐盟與俄羅斯的關係正處於低谷。去年年初，莫斯科威脅要切斷與歐洲集團的所有關係，而其外交部長則強烈地認為應該引用拉丁格言'Si vis pacem, para bellum' — — “汝慾和平，必先備戰”，以此來強調其國家的決心。隨著目前烏克蘭邊境局勢的升級，這種威脅現在似乎比歐洲許多人願意相信的那般更加嚴重。

自然，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莫斯科和布魯塞爾之間不斷加深的裂痕所帶來的政治和經濟影響上。然而，較少有人注意到的是克里姆林宮的國際行為的意識形態方面。自從俄羅斯的克里米亞賭博和烏克蘭東部的失敗以來，莫斯科精英們的政治想像力就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這一轉變的核心是在精神上與歐洲保持距離。

沒有任何官方文件能比2014年起草俄羅斯文化政策新概念過程中準備的文件更能體現克里姆林宮態度的巨大變化了。該備忘錄的作者寫道：“俄羅斯應被視為一種獨特的、與眾不同的文明，不能被歸入西方（歐洲）或東方”。他們直截了當地補充說：“這一立場的簡短表述是一個論題，即：俄羅斯不是歐洲，這已被國家和人民的整個歷史所證實”。

“一個新的世界”

在過去的三到四個世紀裡，俄羅斯對歐洲的看法以及兩者之間的關係一直處於變化之中。在彼得林時代，俄羅斯的宮廷地理學家和歷史學家在重新規劃歐洲的邊界方面發揮了作用。在將烏拉爾山脈作為歐洲的東部邊界時，他們將俄羅斯帝國的大部分西部領土牢牢地置於舊大陸之內。此後成為彼得大帝和凱瑟琳大帝的歐洲化政策的象徵性基礎，凱瑟琳在1767年著名的Nakaz 中宣布，“俄羅斯是一個歐洲國家”。

在接下來的兩個世紀裡，在俄羅斯的“歐洲性” 問題上出現了大量曲折的故事。但到了蘇聯即將結束的時候，克里姆林宮似乎已經接受了凱瑟琳的公式。戈爾巴喬夫最喜歡的話題之一就是“共同的歐洲家園”；葉利欽談到“重新加入歐洲文明”；直到2005年，弗拉基米爾·普京還認為，俄羅斯是“一個歐洲大國”，在過去三個世紀中一直在“與其他歐洲國家攜手並進” 地發展和改變自己。

然而，這些天來，克里姆林宮宣稱，俄羅斯構成了一個不同於歐洲文明的“自我維持的文明”。莫斯科的主要政治思想家認為，國家需要將自己從歐洲中心主義的觀點中解放出來。

根據政治學家謝爾蓋·亞歷山德羅維奇·卡拉加諾夫（Sergey Alexandrovich Karaganov）的說法，“歐洲的'衰落' 已經被談論了一個世紀了。現在，情況似乎已經達到了一個關鍵階段”。卡拉加諾夫在俄羅斯領先的外交政策雜誌Rossiia v globalnoi politike 上撰文稱，“歐盟內部的歐洲拒絕了許多基本的歐洲價值觀，而這些價值觀已經成為俄羅斯身份的一部分”。歐盟的'新' 價值觀和意識形態 — — 自信的民主促進、少數民族權利、女權主義、LGBT、黑人生活問題、Me Too 等等 — — 被認為是'有毒的'。因此，卡拉加諾夫總結說，現在是時候“開始質疑[俄羅斯]對歐洲的一般文化和精神取向了，我們的歐洲之根”。

2021年2月，俄羅斯《新報》發表了一份題為《歐洲的奸淫2.0》 的“宣言” ，也表達了類似的態度，儘管使用了更加豐富多彩的語言。該宣言的作者，高知名度的戲劇導演康斯坦丁·博戈莫洛夫（Konstantin Bogomolov）將當代歐洲的思想家描述為“同性戀活動家、女性狂熱者和生態精神病患者的侵略性組合”。由於他們模仿歐洲方式的傳統，俄羅斯人“已經甩掉了那輛駛向 耶羅尼米斯·博斯式地獄的瘋狂列車，在那裡我們將遇到多元文化的性別中立的魔鬼”。博戈莫洛夫的建議很直接：“我們只需解開馬車的韁繩，超越自己，開始建立一個新世界”。

俄羅斯學者斷言，雖然俄羅斯在以歐洲為中心的世界中生活了至少300年，但是歐洲仍然將俄羅斯視為“門口的野蠻人” 或“永遠的學徒”。現在，費奧多爾·盧基揚諾夫(Fyodor Lukyanov)和阿列克謝·鮑里索維奇·米勒(Alexey Miller)在俄羅斯外交和國防政策委員會主持的一份報告中爭辯說，“歐洲將不得不認識到，它與俄羅斯的對話將不得不進行修改。不是因為這個永恆的學徒已經掌握了所有技能（或根本沒有掌握）。這都不是關鍵問題了。原因很簡單，那就是，並沒有什麼學徒，因為我們不再想成為行會成員，已經無所謂行會的認可”。

知識分子的兩難處境

這裡不打算全面分析俄羅斯的歷史經驗與“歐洲” 的歷史經驗之間的關係，而是想提供兩種理論，這對處理這個極具爭議的問題很有幫助。第一個是由已故的史學家馬丁·瑪利亞( Martin Malia )提出並發展的西-東“文化梯度” 理論。這種理論否認存在一條將“東方” 和“西方” 分開的尖銳分界線，而是認為，隨著人們在統一的歐亞大陸上的移動，會出現一種柔和的漸變。第二個理論是保加利亞史學家瑪利亞·托多羅娃( Maria Todorova )提出的“長期發展中的相對同步性”。通過在現代性的統一結構中分析各種歐洲民族主義，托多羅娃避免了“落後” 的話語，而是將“東方” — — 東歐、巴爾乾和俄羅斯 — — 定義為歐洲共同空間的一部分。

雖然這肯定了俄羅斯的基本歐洲性，但是，這兩種理論都沒有否認其邊緣地位。俄羅斯相對於歐洲的次要地位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只因為它從未產生過自己的現代性觀點，而是採用了歐洲的觀點。

這種情況產生了一種痛苦的困境，在過去的200年裡一直折磨著俄羅斯的知識分子 — — 一個被稱為知識分子的階層。正如美國歷史學家艾倫·波拉德所指出的， “創造[俄羅斯知識分子]意識的元素往往是西方的產物，因此，賦予知識分子理解力，從而賦予其本質的品質，也使其與民族生活疏遠，而代表民族生活，正是其重要職能”。

對現代俄羅斯知識分子傳統的衍生性質和國家對歐洲的文化依賴的認識，也與“俄羅斯的偉大理念” 相衝突。在俄羅斯統治精英的想像中，俄羅斯在其大部分歷史中都是一個替代性的權力中心，基本上是在追求一個全球性的、普遍的“項目” — — 無論是羅曼諾夫的東正教帝國還是蘇聯的共產主義帝國。俄羅斯作為一個“學徒” 的想法使俄羅斯看起來是歐協的邊緣戶。

從泛斯拉夫主義將俄羅斯視為一種獨特的“文化歷史類型”，到古典歐亞主義將俄羅斯重塑為一個自成一體的世界 — — 在整個19世紀和20世紀，正是與這種雙重困境的鬥爭激發了俄羅斯知識界關於民族和國際身份的討論。在這些象徵性地理學實踐的基礎上，*幾代*具有民族意識的思想家都希望挑戰普遍存在的歐洲中心主義觀點，並主張俄羅斯作為一個自主文明的地位，擁有完全的主權，與任何其他歐洲大國一樣（甚至優於） 。

（下面這個視頻在全世界以各種語言翻譯並傳播。但很遺憾，這不是共識，至少目前看不到共識，相反，它是特例）

與克里姆林宮有聯繫的意識形態學家目前正是從這個隱喻、意義、形象和俗套的寶庫中汲取“營養” 的。然而，當代俄羅斯詆毀歐洲的人完全忽視了這樣一個事實：他們的十九世紀俄羅斯前輩們在為即將到來的“歐洲墮落” 提供大量證據的同時，也參與了歐洲內部激烈的辯論。事實上，他們的知識結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歐洲思想的產物。詹姆斯·比林頓（James Billington）在其1966年的作品“ The Icon and the Axe ” 中指出了一個在俄羅斯思想史上起著形成作用的“重要現象”：“西方預言家向俄羅斯尋求實現在西方沒有得到適當傾聽的思想”。

在整個19世紀，歐洲神秘主義者、浪漫主義思想家、烏托邦主義者、反動派和保守的基督徒，如法國的弗朗索瓦·勒內·德·夏多布里昂、皮埃蒙特-撒丁島的約瑟夫·德·邁斯特、西班牙的胡安·多諾索·科爾特斯和德國的卡爾·威廉·弗里德里希·施萊格爾，都是這些“西方先知”。在與他們的俄國精神弟兄們進行激烈的思想對話的過程中，向他們灌輸了歐洲衰落的世界末日形象。

早在19世紀50年代，人們就注意到了這一動態，並進行了評論。俄羅斯文學評論家尼古拉·切爾尼雪夫斯基（Nikolai Chernyshevskii）問道：“我們從哪裡得到……這種想法，或者，最好不是這種想法，而是這種戲劇性的說法，即西方是一個衰弱的老人，他已經從生活中得到了他能得到的一切，他正在耗盡生命，等等？” 他立即回答了自己的問題： “從那些虛浮和愚蠢的西方書籍和文章中，就是那個地方”。

值得注意的是，歐洲的“西方” 和“東方” 之間這種歷史悠久的知識交流仍然存在。當代俄羅斯的“保守派” 經常對歐洲的“少數民族的暴政”、“西方的意識形態” 或最近的歐盟的“新道德帝國” 進行說教。然而，他們的論述往往只是對西方舊保守主義者和新民主黨知識分子的作品的蒼白模仿，如保羅·戈特弗里德、阿蘭·德伯努瓦阿蘭·德伯努瓦、和紀堯姆·法耶。

克里姆林宮裡的陰暗人物

然而，推動19世紀俄羅斯知識分子精英們寫作的情感衝動，與21世紀他們的後輩們的言論背後，存在著鮮明的對比。前者大多數人真正熱愛歐洲，並在觀察歐洲所謂的“墮落” 時遭受痛苦。而後者似乎主要是出於對“西方” 的反感和敵意— — 源於傲慢和自卑情結的不健康組合的情緒。

阿列克謝·霍米亞科夫，斯拉夫主義的知識分子領袖，以及後來的費奧多爾·陀思妥耶夫斯基，都對他們在俄羅斯西部邊境看到的情況深感不安。在十八世紀末和十九世紀的革命動蕩之後，歐洲已經出了問題，他們帶著悲痛的嘆息觀察到，而俄羅斯注定要靠歐洲的精神力量來治愈自己的創傷。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1876年的《作家日記》中指出： “我們俄羅斯人有兩個家園：我們自己的俄羅斯和歐洲，即使我們自稱是斯拉夫主義者。歐洲 — — 它是一個可怕而神聖的東西 ……”；“哦，先生們，你們知道歐洲對我們來說是多麼地珍貴嗎 ……歐洲，這個'神聖的奇蹟之地'！我們是如何以超越兄弟般的愛和崇敬來呵護和崇敬那些居住在這裡的偉大部落，以及他們所完成的所有宏偉而美麗的事情？你知道嗎，我們為這個親愛的本土國家的命運流了多少眼淚、承受了多少心靈的煎熬、我們對她的地平線上不斷聚集的風雲感到多麼恐懼嗎？”

在克里姆林宮友好的知識分子的著作中，完全沒有這種情感依戀。對於莫斯科卡內基中心主任迪米特里·特列寧(Dmitri Trenin)來說，歐洲已經不再是一個“神聖的”、“本土的”、甚至不再是什麼友好的土地了。對當代俄羅斯來說，它現在“只是另一個鄰國，是從愛爾蘭延伸到日本的大歐亞大陸的一部分”。與歐洲緊密合作和政治聯盟的戰略目標— — 這一想法曾經在20世紀90年代激起了俄羅斯自由派知識分子和決策者的興趣 — — 現在被認為是不切實際的，甚至是有害的。俄羅斯的進步不再與它的歐洲聯繫有任何關係。

莫斯科著名的政治評論家Timofei Bordachev 認為，“如果不否定[我們]自身遺產的重要部分，包括也許其核心：俄羅斯國家的歐洲特性，就不可能向前邁進。我們已經從歐洲得到了我們需要的一切”，卡拉加諾夫和其他志同道合的政治分析家們以一種商業的方式指出，“其他的東西，我們要么已經有了，要么根本無法得到，因為我們無法掌握它：從歷史上看，俄羅斯是一個專制國家 …… 現在是時候停止為我們在歷史上致力於專制政府體係而不是自由民主的事實感到羞愧了。”

這就是問題的關鍵所在。困擾克里姆林宮裡那些陰沉的人的東西並不是所謂的“Gayropa” — — 一個為國內消費而製造的惡棍；而是歐盟的基本政治理想和價值觀：人類尊嚴和自由、法治、民主、和寬容。克里姆林宮統治者在主持日益壓抑的專制政權時，正是無法掌握歐洲遺產的這些方面。

但問題是，這些“歐洲價值觀” 是普遍的。在俄羅斯廣袤的土地上走上街頭，挑戰國家執政精英的年輕一代都明白這一點。克里姆林宮的統治者似乎也明白這一點。然而，他們隨時準備訴諸於混淆視聽，現在他們把所有的歐洲遺產都視為“有毒”。從他們的角度來看，俄羅斯前進的最好方式確實就是將其所謂的“馬車” 從歐洲的“瘋狂列車” 上解下來。當然，這只不過是反動的烏托邦。

（下面這個列表，讓您頭暈了嗎？不幸的是，這僅僅是截止昨天的統計；我敢保證，它還在不斷增長中。所有這一切都是在幫倒忙，它們只是在證明普京“是正確的”，而不是相反—— 簡單說，排俄是無用的。）

在帝國幻想、歷史懷舊和對西方的怨恨的驅使下，普京將烏克蘭和他自己的國家都捲入了自相殘殺的戰爭噩夢。

普京病態的政治想像力

一個有病態想像力的人可以給他們周圍的人帶來嚴重的問題。一個擁有病態政治想像力的政治領導人甚至統治著一個軍事強國、核武國，無疑，只會給鄰國和整個世界帶來深不可測的災難。

這就是現在俄羅斯全面入侵烏克蘭的畫面。

克里姆林宮領導層已經宣布了一場罪惡的戰爭，以“保護俄羅斯的國家利益”。但究竟什麼是俄羅斯的國家利益？鑑於在俄羅斯，國家利益和集團利益之間的界限完全模糊，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尤其具有挑戰性。

這種不透明性是由當前俄羅斯精英階層的特點造成的。克里姆林宮統治集團代表了政治和經濟力量的特殊融合 — — 用俄羅斯的新詞來說，就是“vlastesobstvennost”。這種政治和商業的共生關係 — — 所謂的“Russia Inc. ”— — 造成了這樣一種局面，即國家幾乎沒有脫離經營國家的個人利益的自主權。

全世界再次見證了旨在加強克里姆林宮個人主義專制政權的國內政治與其非理性的侵略性國際行為之間的相互關係。在這兩個層面上，普京政權的政治哲學都貫穿著一種帝國主義的理想，即：將一個龐大的中央集權國家的利益置於個人權利和自由之上，並在國際舞台上倡導俄羅斯的大國地位。

普京對俄羅斯歷史的理解存在很大的缺陷。他似乎真的無法區分俄羅斯帝國、蘇聯和俄羅斯聯邦。對他來說，他所主持的國家是有1000年之久的“歷史性俄羅斯” — — 一個永恆的政體，其歷史始於第聶伯河畔的基輔（中國朋友，請聯想……） 。 1991年，這個“歷史性俄羅斯” 在背信棄義的“西方” 手中遭受了恥辱性的失敗。自從那個致命的時刻起，集體的“西方”（美國和歐盟）利用俄羅斯的弱點，非法佔有莫斯科“歷史遺產” 的珍貴部分。

烏克蘭在這種扭曲的敘事中扮演著核心角色，呈現出歷史、地緣政治和身份問題的具體交匯。不能允許烏克蘭加入北約，並不是因為它將對俄羅斯構成軍事威脅；沒有任何一個嚴肅的軍事分析家會認為，個別北約成員，更不用說整個聯盟了，會威脅到擁有核武的俄羅斯。真正困擾普京的是烏克蘭通過與歐洲-大西洋機構越來越多的聯繫而逐漸按照歐洲路線進行改革的前景。

在普京病態的政治想像中，“西化” 將剝奪“歷史性的俄羅斯” 對一塊巨大而寶貴的地產的控制權。它將大大縮小“俄羅斯世界” 的範圍，在這個世界上，俄羅斯人和烏克蘭人是“一個民族”，並阻止莫斯科糾正冷戰結束後不光彩的錯誤。

他似乎覺得自己是在與時間賽跑：烏克蘭與歐洲的聯繫越緊密，莫斯科就越不可能讓基輔回到自己身邊。在他的帝國幻想、歷史懷舊和對西方的怨恨的驅使下，普京決定毫不拖延地採取行動。他把自己（和他的爪牙）的利益當作俄羅斯的國家利益，使烏克蘭和他自己的國家都陷入了自相殘殺的惡夢之中。

並沒有什麼蘇聯2.0

就如波蘭安全分析家Agnieszka Bryc指出的那樣，普京的意圖並不是要恢復蘇聯，儘管他希望西方國家相信這一點。除了將武力威脅作為外交工具外，普京煽動的冷戰類比只是為了獲得吸睛度。在現實中，克里姆林宮越來越難以維持其在後蘇聯空間的影響力：“莫斯科的問題是，許多後蘇聯國家在過去三十年裡成功地學會瞭如何組織主權外交政策，獲得非俄羅斯的合作夥伴，最重要的是，重新找到了自己的民族身份”。

Bryc 寫道，在最近與摩爾多瓦親西方的政府就俄羅斯天然氣工業股份公司漲價問題發生的衝突中，克里姆林宮首先想要發出一個信息，那就是：“離開俄羅斯的控制既不容易也不便宜” 。不管 哈薩克斯坦抗議的原因是什麼，對俄羅斯來說，重要的是證明它仍然是前蘇聯地區安全和秩序的保證者。

“利用西方的弱點 — — 缺乏內部凝聚力、反應遲鈍和傾向於對話，為克里姆林宮提供了有效折騰的重要機會。普京知道，提高地緣政治的賭注，足以讓害怕衝突升級的西方國家竭盡全力防止衝突。為了成功，普京必須簡單地說服西方：今天的俄羅斯是蘇聯的2.0”。

烏克蘭加入北約的理由

前烏克蘭議員、後來成為獨立人士的漢娜·霍普科為烏克蘭加入北約提出了理由，並表示烏克蘭甚至可以扭轉俄羅斯的局面。 “作為最高拉達2019年《關於保護俄羅斯聯邦原住民權利的決議》的發起人之一，我相信烏克蘭目前的立場將最終幫助俄羅斯轉型，並遏制獨裁政權的擴張”，她寫道。

“畢竟，在歐洲幾個世紀以來所面臨的各種國際問題中，烏克蘭首當其衝。從抵禦入侵到21世紀遏制獨裁政權，烏克蘭在歐洲大陸的地位一直沒有改變。然而，目前還不清楚歐洲是否真正了解這些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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