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同类相食的岁月里，奋力的互助和抵抗

本文导语直接引述一位读者曾经的话：

「我知道很多中国人为什么吹嘘米莱和 “阿根廷经验” 甚至达到了宁可罔顾事实的地步。

因为那更像是一种情绪发泄。事实在他们眼中一开始就不是主题。

他们非常不快乐，并且他们知道导致他们非常不快乐的原因就是当前的政治经济环境。

于是他们歇斯底里地认为 “任何” 与当前环境不同的其他环境 — 尤其是完全相反的政治经济政策 — 全都是完美无瑕的上帝之举 ……

这只能说是懒惰的结果。

想象力功能失调了。要么计划还么市场，要么核平要么大洪水，要么这个极端要么那个极端。

这是被洗脑出来的认知死胡同……

很多问题都出自这里。

…… 对于我们的战略描述，如果人们想象不出来，也就理解不来 ……

而加入对参与型经济的示范需要人们对参与型政治的熟悉和熟练作为基础。

正如《天安门起义35周年》这本书中提到的，“人们首先要有一定的有效行动空间，然后才会在实践中形成政治观念”。现在我们缺少的东西太多了，基础设施从人力层面上就是空缺的……

阿根廷的遭遇有可能在中国不久后的将来重演。

更不幸的是，至少目前为止很多中国人还没有真正的机会为贫困担忧。他们担忧的是越来越严重的增长乏力，换句话说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维系困境。这让他们很难有耐心听取替代方案。

如果中国真的有如此多达尔文市场的信仰者，那将是下一个史无前例的恐怖片上演。」

中国读者将在这篇报道中读到很多您熟悉的情节。底层互害、中产焦虑、富人自保，遍地都是恐怖仇杀、绝望的自尽 …… 一些穷人看不起另一些穷人，被A种剥削压榨的人看不起被B种剥削压榨的人。统治者操纵底层互相残害，同类相食，从而稳固了暴政、维护了暴政庇护的富人们的安全。

他们真的做到了，让那些起早贪黑拼命工作的奴才们憎恨抗议者 “造成交通拥堵妨碍别人赚钱”。

所有的宣传都强调 “穷是你自己不够努力导致的”，抑郁焦虑是 “你自己不会处理情绪导致的”，遭遇背叛利用和算计都是 “因为你不通人性、社会水平太低导致的” …… 

胡说八道的网络小视频教授男人和女人之间的战斗、员工与员工之间的勾心斗角，把老百姓彼此明枪暗箭的争斗当成笑话来讲述。

他们才是最强大的维稳势力 — — 社会团结和互信就这样被摧毁了。局部的反抗将再次变成吃瓜围观 “高高挂起”。

阶级主义和种族主义越来越正常化。

团结起来 “做事”/反抗现状的组织却很快变得越来越像这个烂透了的社会。更加令人失望。

对于缺少政治经验的民众来说，混乱的权力关系将导致失去方向感，更容易被蒙骗和利用  ……

以上的共同点并不是最重要的。本文的制作是希望提醒读者关注中国社会目前缺少的部分 —— 政治实验的空间和示范政治的积极人士。构建基础设施的工作越早越好。

2023年12月，哈维尔·米莱在阿根廷上台执政，推出了全面放松管制和紧缩措施。他承诺以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的名义镇压社会运动，他的政府正在为社会的彻底崩溃和大规模毒品暴力的出现铺平道路。

在下面的报道中，无政府主义记者生动地描绘了阿根廷未来的竞争力量和愿景，最近的高潮是6月12日的冲突，当时激进的示威者与包围国会路障的近三千名警察对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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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影

2024年1月下旬，社会运动、社区集会和左派组织聚集在国会前，抗议正在国会辩论的大规模新自由主义改革方案。大批警察赶来。可以看到一名警察的背心上贴着 “不要压迫我” 的加兹登旗贴片，在街上巡逻。

到傍晚时分，虽然没有发生什么事，但警察成双成对地骑着摩托车，不分青红皂白地向人群发射橡皮子弹。

几天后，“人力资本”部长桑德拉·佩托韦洛拒绝与社会组织会面，讨论向数千个社区食堂提供食品援助的问题。她效仿路易十六的老婆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做法，宣称 “如果有人挨饿，我将与他们一对一会面”，但拒绝经过社会组织的调解。

第二天，成千上万的人接受了她的提议，在她的部门门前排起了长队。她拒绝会见其中任何一个人。

到3月初，公共通讯社 Telam 已被关闭。国家反歧视研究所（INADI）也被关闭。裁员浪潮几乎摧毁了所有公共机构，包括国家图书馆。还有人说要将国家银行私有化。当工人们动员起来保卫公共机构和工作场所时，他们发现建筑物已经被封锁，周围布满了防暴警察。所谓的 “自由主义”者们在那里为庆祝关闭和解雇而拍照留念。

乌苏拉在电视直播中接受了一个亲政府频道记者的采访。她说，“我是个寡妇，靠政府补贴生活，和退休的母亲住在一起”。她提到自己有三个孩子，其中一个孩子在她接受采访时正站在寒风中的街道上。她说她最近失业了。当她解释说一家人靠在街上卖贴纸维持生计时，她当着自己十几岁的女儿的面哭了起来。

在乌苏拉接受采访前的几分钟，另一位妇女也在街头接受了采访。她说 “我打三份工来维持生计”。她们都没有提到导致她们陷入这些境地的政治和经济决策。

生活成本激增。通胀现在 “受到控制” — — 如果可以把每月9%的通胀率称为 “受到控制” 的话 — — 只是因为消费需求已经崩溃。水电费、医药费和基本食品的价格都出现了爆炸性增长，涨幅都远远超过100%。与此同时，房租合同也完全放松了管制。

结果完全在意料之中。随着工资的实际价值暴跌，销售额也急剧下降。失业的不仅仅是被极端自由派污蔑为 “依靠社会生存的寄生虫” 的公职人员。小企业和工厂也接二连三地倒闭。仅5月份就有30万个 “工资账户” — — 专门用于领取月工资的银行账户 — — 被关闭。

在卡塔马卡省的一家工厂，工人们并没有因为失去了工作场所而感到沮丧。Textilcom 纺织厂的134名工人怀疑该厂即将被关闭，他们就直接占领了工厂，以此作为反抗关闭的行动，并作为确保他们不会被拖欠工资的筹码。

然而，即便是在这里，采取集体行动、占领工厂、承受市场逻辑实际后果的工人们，仍然刻意与构成社会运动主体的失业者、非正规就业者和被边缘化人群保持着距离。“我们不依赖国家援助，我们也不想要援助，我们跟皮克特罗人不一样”。

【注：皮克特罗(Piquetero) 指的是封锁街道的抗议团体，其目的是通过示威引起人们对特定问题或需求的关注。90年代中期阿根廷出现的失业工人运动被称为“皮克特罗运动”。卡洛斯·梅内姆担任总统期间失业率和贫困率不断上升，失去工作并面临被排除在劳动力市场之外的严重风险的工人们在不断抗议中形成了这种组织形式。】

一个人在街上偶遇米莱总统，大喊道：“人们入不敷出！”

米莱回应道：“如果人们真的无法维持生计，那他们早就死在街头了，所以这是假的。”

就连亲政府的保守派媒体也将米莱的言论描述为 “卑鄙”。

与此同时，社会组织爆料称，人力资本部一直拒绝分发5000多吨食品和物资。尽管该部一直指责社会组织运营的庞大的 “平民百姓” 网络进行敲诈勒索，并声称审计显示一半的 “平民百姓” 并不存在，但所有这些食物都在他们的仓库里腐烂。

法官命令政府立刻开始分发粮食。政府非但没有服从，反而对司法命令提出了上诉。

与此同时，全国49%的人口生活在贫困中，其中11.9%的人口处于极端贫困中，极端贫困被定义为 “连基本食物需求也无法满足的人”。

以上只是哈维尔·米莱政府执政以来阿根廷发生的大规模经济和社会悲剧中的几个缩影。最后四个部分是6月初的图景，当时正值6月12日紧张局势加剧之际。通过哈维尔·米莱政府，过去已经被铲除的新自由主义政治阶层重新进入权力殿堂，其内阁由新自由主义思想家组成的 — — 就是那些对阿根廷2000年代初的上一次经济崩溃负有责任的人。

不断飙升的贫困率和失控的通货膨胀并非始于米莱的政府。它们早就存在，这也是米莱受到民众欢迎并在选举中获胜的因素之一。此前的中左翼基什内尔主义政府的失败源于对资本主义基本性质的错误认识：基什内尔主义者要么根本没有认识到、要么就是不敢承认市场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之间不可能达成持久的休战。然而，上届政府至少在原则上将社会理解为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了，并将自由视为集体创造的东西。他们的言行不一为今天完全放松管制的疯狂资本主义实验铺平了道路。

现在，阿根廷社会受制于那些相信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可以解决所有问题的人，以及那些为了政治利益而假装相信这一点的人。这些人对 “自由”的定义就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们所有人被操控在最狂热的奥派极端资本主义经济学家手中。当他们的幻想与现实世界相遇时，后果是立竿见影的  — — 引发所有人的痛苦和不幸的大爆炸。

极端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幻想与现实世界的碰撞

这就像看着一个孩子在第一堂经济学课上实时学习那样。右翼新闻频道 La Nacion+ 中最亲米莱的记者之一埃斯特万·特雷布克（Esteban Trebucq）正在讨论私营保险公司月保费飞涨的问题。在五个月的时间里，私营保险公司的保费涨幅超过了150%，这是米莱发布大规模行政命令，放松对包括保险 “行业” 在内的阿根廷大型经济部门的所有监管所带来的众多后果之一。

特雷布克说：“有老人、有固定预算的退休人员，有长期生病的人，有再也负担不起保费的家庭，他们又回到了公共系统。公共医疗系统已经感受到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紧缩项目的影响  — — 正如米莱喜欢吹嘘的那样  — — 并且没有足够的能力应对从私营部门涌入的数以万计的新病人。“对于那些没有弹性的商品和服务，也就是人们为了生存而必需的东西，在需要商品或服务的人和提供者之间存在着权力不平衡。

我记得自己茫然地对着屏幕眨了眨眼睛，不明白他怎么会如此接近，却又如此遥远。

去年12月，米莱在电视直播中宣布了废除40多项法规、放宽数百项法规的行政命令，立即就引发了布宜诺斯艾利斯许多街区以及国会门前的自发抗议。这是公然滥用总统权力：行政命令的目的本该是应对紧急情况，而不是制造紧急情况。从根本上说，米莱利用 “紧急需求行政令” 绕过国会，单方面实施宪法改革。此后，国会下议院否决了这一行政令，但该命令仍然有效，因为根据基什内尔主义在 2005 年做出的修改，行政令必须经由国会两院的否决才能废除。

放松管制的改革体现了最极端的新自由主义。其背后的逻辑是，社会和商业关系总是发生在平等者之间，任何有利于社会整体利益的干预只会导致效率低下和服务质量差，阻碍竞争，进而阻碍增长和生产力。根据这一推理，保护穷人的法规本身就是造成贫困的主要原因。

在他们眼里，有瓦遮头的房客和拥有房屋的房东是在 “平等” 的基础上谈判的。如果房东选择向你收取房租，你可以 “自由选择” 支付全部工资以获得栖身之所，否则你可以 “自由选择” 睡到大桥底下去。那些除了出卖劳动力以养家糊口之外别无选择的工人，“并没有” 受到控制住房市场和生产资料的资本家的胁迫。这就是埃斯特万·特雷布克和他的同事们所鼓吹的道理。

然而，他却在电视上几乎承认现实世界并非如此运转。

但他从来没有把问题联系起来。最终，政府提出了正式指控  — — 这已经成为了司法事件  — — 保险公司组成了事实上的 “卡特尔”，密谋统一抬高价格。他们当然这么做了！当一个行业发展到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任其自由剥削和勒索时，总会发生这种情况。

解除管制引发了公用事业成本和基本生活开销的爆炸式增长：公共交通费用上涨了300%至400%，煤气费、电费和燃料费都上涨了100%以上，大米、面包和其他必需品的价格也上涨了100%以上。再加上紧缩措施，这引发了残酷的经济衰退，两个需求缺乏弹性的领域 — — 基本食品和药品 — — 的消费急剧下降就是证明。

在资本主义幻想经济与现实世界交汇的六个月内，后果就是在阿根廷，许多人经常吃不起药、吃不上饭。在这个被称为 “世界麦田”的国家，一条面包的价格与巴黎的售价一样。在这个平均工资只有欧洲十分之一的国家里，布宜诺斯艾利斯一杯咖啡的价格和马德里一样贵。在一个自己加工石油并拥有上市石油公司的国家，现在燃料的价格与美国的售价相当。阿根廷现在是拉丁美洲生活成本最高、最低工资最低的国家。

紧缩政策首当其冲的承担者并不是像米莱承诺的那样是政治阶层，而是由该国的工人 — — 包括就业者和失业者 — — 以及中产阶级来承担。资产阶级在自由支配的情况下，已经表明其计划只是最大限度地从生产阶级攫取财富。

我们对此并不感到惊讶。无政府主义者从一开始就对这种诱饵和调包提出了警告，并且向任何愿意倾听的人大喊：阿根廷所有寡头联合起来支持这个所谓的 “反叛者” 绝非巧合。资本家永恒的梦想是剥夺国家中任何不能帮助他们积累财富的因素 — — 通过让我们回到19世纪末的条件来实现利润最大化。

他们的梦想就是我们的噩梦。越来越多的社会阶层在亲身经历后意识到了这一点。欧洲的物价、非洲的工资、东南亚的劳动条件。

思想斗争

当普通民众明显感觉到，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他们的物质生活都在恶化时，怎么可能控制住骚乱、防止出现全面动荡？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米莱为何仍能保持约50%的民众支持率？

答案就是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再加上怨恨、分心利用穷人对抗更穷的人。

米莱花了很多时间在国外，安排与唐纳德·特朗普、西班牙极右翼沃克斯领导人圣地亚哥·阿巴斯卡、白人至上主义者埃隆马斯克和萨尔瓦多总统纳伊布·布克尔等人见面。对于米莱的铁杆支持者来说，这证明了他作为资本主义、自由派和西方价值观捍卫者的受欢迎程度。他的铁杆支持者与特朗普的支持者很是类似：他们绝大多数是男性，喜欢阴谋论，对自己的生活环境感到沮丧，坚信他们所认为的 “社会主义”、外国人和觉醒议程是他们个人不幸和阿根廷经济危机的罪魁祸首。他们仍然热衷于相信，现在需要受苦，明天才能过得更好，“V型” 经济复苏即将到来。

同样，关于堕胎是谋杀的论调以及对军队和上一次独裁统治的正面评价，对于年龄较大、相对富裕的右翼选民来说也是红肉，因为他们对经济压力的感受比社会其他阶层要小一些。在更温和的右翼选择在政治上被边缘化之后，他们接受了米莱 — — 一开始是不情愿的，现在则更加热切了。这再次让人联想到特朗普吸收美国大部分传统保守派基础的方式。

但这其中还存在着更广泛的意识形态冲突。米莱和极端自由派不断提到这一点。虔诚的信徒们说，他们希望改变阿根廷人和阿根廷政治的核心心态。极右翼和资本家阶级中的实用主义者明白，他们防止团结在不同斗争和不同人口之间蔓延的最好办法就是在工人阶级的不同阶层之间制造裂痕，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方式分化遭受经济危机的人们。

公共部门的工人被要求必须与正规经济私营部门的工人对立起来。正规经济部门的工人必须与非正规经济部门的工人对立起来。那些有工作的人，无论正规与否，都必须以鄙视和轻蔑的眼光看待那些试图靠自己的双手生存或集体组织起来要求获得生存手段的失业者。尤其重要的是，要妖魔化那些失业的、并积极参加社会组织的、还恰好没有阿根廷公民身份的人。

我们每天都能看到右翼媒体在宣扬这些分裂。小店主怒斥街头小贩不纳税，声称 “他们甚至不是这个国家的人”。上班族对着镜头说，因为他确信阿根廷私营企业的税收负担很高，这是由国家融资的需要造成的  — — 阻碍他工资增长的不是资本主义的贪婪。当失业工人被阻挡在总统官邸门外时，被抗议人群堵在路上的出租车司机怒斥 “那些懒惰的揩油者，他们自己不为经济发展做贡献，还妨碍别人赚钱”。他对这些人“指望靠施舍过活” 以及 “工作文化” 的丧失感到愤怒。随后，同一位记者会挨个商店采访，向店主们讲述示威活动给他们的日常收入 “造成了多么严重的损失” — — 意思是让你相信，失业者和社会组织，即阿根廷最弱势和最贫穷的群体，是阻碍阿根廷经济繁荣的恶魔。

经济衰退降低了通胀率，而失业率却急剧上升。在过去几年里，阿根廷的就业 “机会” 很多，但报酬很低；打一份工往往不足以维持生计，工资的实际价值在通货膨胀的影响下不断缩水。通货膨胀对收入最低的人群打击最大，事实上几乎总是对穷人征税，但它仍然是一种无可争议的集体现象，任何市场经济的倡导者都不能将其归咎于个人的失败。

随着经济衰退的加剧，我们正在以一场危机换取另一场危机，资产阶级发动的意识形态运动逐渐成为焦点。失业就像一出个人戏剧。在全国成千上万的家庭中，千刀万剐正在上演：有人独自坐在家中思考下个月如何维持生计；有人回到家后告诉伴侣，为了养活孩子，他们不得不去打零工；还有人因为冰箱空空如也，而怯懦尴尬地走向首次光顾的小餐馆。每个失业者都会受到宣传的轰炸，宣传强调吃不上饭都是他们自己造成的 — — 你应该多工作，如果你真的去找，就肯定能找到工作，你应该多努力，做个小生意。失业是个人的失败，只有你自己要为此负责。这种说法绝非巧合：这是一种遏制团结遏制反抗蔓延的堤坝。

由于目前他们赢得了思想斗争的胜利，我们看到了像上文提到的 Textilcom工人那样的例子。这些工人参与了一场典型的劳工斗争 — — 占领工厂以捍卫自己的利益，反对因政府政策而解雇他们的老板。然而，即使他们自己即将失业，他们仍然认为有必要与目前的其他失业者保持距离。为了迎合社会的善意，他们并不认同那些接受社会计划的人，即皮克特罗(Piquetero)。当被问及本届政府及其政策时，他们的回答是 “对政治不感兴趣”。

这个维稳大坝还能支撑多久？

现在是5月30日下午。La Nacion+ 的一名记者正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主要铁路线之一的罗卡（Roca）号列车上，因为铁路工人要求增加工资，列车正以每小时30公里的最高时速行驶，以示抗议 — — 这只是一项部分措施，如果达不成协议，计划于6月4日举行24小时罢工。

记者正在采访通勤者，显然希望能引出类似 “他们应该抗议，但不要让其他工人的生活变得复杂” 、或者 “我挣的钱只有他们的一半，但你不会看到我在这里堵路” 、再或者 “这就是造成这个国家如此这般的原因，人们总是抗议而不工作” …… 等等之类的话。相反，一位三十多岁的妇女回答说：“我没问题。为保护工人所做的一切都很好。当然，这会影响到我们所有人，但我支持所有抗议工人遭受不公正待遇的活动”。

该记者逼问她：“延误带来的不便呢”。这位受访对象坚称：“这是我们必须经历的一部分。如果我们不能团结一致，就没有出路。我们都是工人，如果有一天我处在他们的位置上，我也希望其他人能支持我。” 下一个受访者是一个穿着连帽衫的年轻人，他直截了当地说：“他们需要协商工资，这都是米莱的错。他就是个狗娘养的”。接下来的受访对象是一名身穿博卡青年队球衣的机械师，他回答说：“当然很烦人，我回家要花一个多小时。但是米莱应该辞职。每个人都应该上街游行”。

记者又和另外四五个人搭讪，但他们的回答都如出一辙，于是演播室播音员 — — 依然是事实上的政府发言人埃斯特万·特雷布克（阿根廷版胡锡进） — — 接过了话茬：“今天火车上似乎有很多左派”。

也许吧。又或者，即使潮流还未转向，维稳大坝上的裂缝也显然是在不断增多。

内部敌人的构建：记者指向枪口，警察扣动扳机

前总统毛里西奥·马克里（Mauricio Macri）最近将左翼分子和社会组织称为 “半兽人”。阶级主义和种族主义正变得越来越正常化。在总统的新书发布会和音乐会上（是的，他唱歌了……我不想解释），一位十几岁的米莱狂热分子直截了当地说：“米莱的工作很艰巨，但我相信他能让这个黑鬼国家重新振作起来”。Negros字面意思是污蔑黑人，但在阿根廷，这个词不只有种族歧视的含义，也有阶级歧视的含义。它用来描述一种社会经济状况，而不是肤色本身，基本上是指 “懒惰无知的穷鬼” 的俚语。在国家电视台上说出这个词简直是丑闻，但 La Nacion+ 的记者却对此视而不见。

任何以积极和有组织的方式进行反抗的人都会成为头号公敌，成为 “黑鬼”、半兽人的化身。这些人 “胆大包天了” 居然会走上街头，给善良的阿根廷人带来不便。这些 “暴力分子” 不会向要求这样做的 56%的选民让出自己的尊严。穷人、失业者和非正规就业者的社会组织。

在阿根廷，有一个不可思议的社会团结保护罩，尽其所能保护着最易暴露、最易被遗忘、最易被边缘化的人们免受资本主义的侵害。在数十年的长期贫困、失业和饥饿工资中，社会组织 — — 被称为 “皮克特罗” 的组织  — — 编织了一个 “大众食堂” 网络。在这些地方，任何人都能找到一盘热腾腾的食物，或者至少有一些阿根廷传统饮料马黛茶（maté），来平息肚子里的咕咕声。但它们的作用远不止于此。

他们通常为当地青少年提供了一个可以参加免费文化活动的空间，就像社区体育俱乐部那样。孩子们可以在这里坐下来画画或观看免费的木偶戏，这是一个安全的空间，而在这些社区，街头往往充斥着轻微犯罪、赌博和吸毒 — — 如果没有大众食堂和社会组织提供的支持网络，许多孩子就会陷入其中。

当然，如果政府和企业媒体信以为真的话，那么这些食堂和社会组织就是社会的渣滓，是 “以榨取穷人的血汗钱来获取经济和政治利益为己任” 的罪犯。几个星期以来，“人力资本部”一直在带头发起一场污名化运动，并被媒体津津乐道地放大。他们声称，政府的一项审计显示，约有一半的食堂实际上并不存在；左派和庇隆主义组织负责管理进入社区食堂的通道和政府补贴的工作岗位，他们强迫人们参加游行和示威，并以被逐出社区食堂或得不到食物相威胁。在其他情况下，他们声称政府提供的粮食援助是在社区出售，而不是在食堂分发。最后，他们声称参与者向政府提供虚假的开支报告，以便将原本用于食堂的资金转用于自己的政治组织。

这就是问题变得复杂的地方，因为右翼正在操纵事实。

阿根廷大约有 35,000 家大众食堂，雇用了13万多人，至少养活了几十万人。其中许多是由传统左派政党的群众组织经营的  — — 其中最大的是托派工人党的失业工人阵线 PoloObrero。其他一些则是左翼庇隆主义组织的延伸，还有一些则是真正独立的，只是以社区为基础的。本世纪初，基什内尔主义者认识到，社会组织具有革命潜力，并对可治理性构成潜在威胁；作为回应，他们将这些社会组织纳入了与国家相互依存的体系（收编了）。社会组织充当中介，提供有补贴的工作计划，而许多人并不是食堂的志愿者，他们依靠这些工作计划来维持生计。同样，食堂也依赖于联邦政府直接提供的粮食援助。考虑到食堂网络的规模、其中许多处于恶劣的组织条件下、阿根廷普遍存在的腐败现象，以及弥漫在庇隆主义政治组织中的侍从主义、垂直性和专制主义，任何人都不应该对确实存在的权力滥用、腐败和敲诈勒索的情况感到惊讶。

作为无政府主义者，我们对政治侍从主义的动态始终持批判态度。它看似互助，实则是专制组织 — — 不仅仅是其中的腐败分子 — — 它们本质上是利用贫困社区的需求来巩固其自身政治影响力和经济利益的工具。

但是，绝大多数社区食堂都是集体创办和经营的，是社区抵御资本主义在该国贫困社区造成的后果的重要堡垒。米莱政府正试图将它们作为一个整体加以污名化，以便更容易地将它们孤立起来并将其作为目标，切断社会安全网的余线，从而建立一个更加原子化的社会。

如果大众食堂和社会组织不复存在，人们就会通过其他途径来摆脱贫困和饥饿。这个政府正在为社会的同类相食和最纯粹的毒品国家自由市场资本主义铺平道路。

社会崩溃

而这一切已经在两条战线上发生了。

罗萨里奥，3月5日

阿根廷第三大城市罗萨里奥的贫民窟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互为竞争对手的毒品帮派所控制。罗萨里奥是一座港口城市，其港口已经被私有化，这使它成为了一个特别有吸引力的毒品交易中心。许多当地青年面临着两种选择，一种是忍受每天工作12小时的低工资剥削，另一种是相对有利可图且 “光鲜亮丽” 的缉毒步兵，他们选择了后者。

3月5日，罗萨里奥所在省的安全部长巴勃罗·科科西奥尼（Pablo Coccocioni）在自己的 Instagram 账户上发布了一张图片。这张图片的标题是 “他们的日子会越来越难过”，图片中数十名囚犯一字排开，盘腿而坐，光着膀子，低着头。这与我们在纳伊布·布克尔的萨尔瓦多看到的被抓获的黑帮成员照片如出一辙。

仅仅四天之后，一名15岁的缉毒步兵走进一家加油站，杀害了加油站的服务员。这是自科科西奥尼发布那张照片以来，罗萨里奥发生的第四起随意杀害工人的案件。两名出租车司机和一名公交车司机也在工作时被残忍杀害。人们不敢出门。

现在回想起来，布克尔曾说过：“那张照片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只有当帮派被彻底消灭，你控制了街道时，你才能这样做”。罗萨里奥的情况并非如此，其后果并没有影响到政治阶层，也没有影响到警察或武装部队，而是影响到了每天在这里工作的无辜的工人。如果我们假设政府实际上是在镇压帮派活动，那么科科西奥尼的帖子就是一个战略性错误，但这种挑衅行为为选民进一步向右转创造了条件  — — 相当于宣传人们生活在丛林中，面对的是野兽和杀人犯，“法律和秩序” 政治是走出丛林的唯一出路。尽管事实上，秩序党政治本身才是危机的根源。

5月26日，布宜诺斯艾利斯西郊

与阿根廷其他无数年轻人一样，音乐家曼努埃尔·洛佩兹·莱德斯马（Manuel Lopez Ledesma）也在快递公司 Rappi 做送货司机以维持生计。当他在一家披萨店外等待订单时，两名少年拦截了他，企图偷走他的摩托车，并将他杀害。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说明了贫穷导致的人人相食的状况。

第二天，Rappi 送货司机在当地警察局前举行激进抗议，结果烧毁了五辆车，包括一辆巡警车。这是一次愤怒和暴躁的小爆发。这是正义之举，但也为那些希望加强治安的秩序党提供了素材。

随着犯罪率的激增，被暴露在风险中的并不是富人。富人们被私人保安保护在高墙后面，生活在封闭的社区里。他们乘坐私家车，从未踏上过公共汽车或火车。来自工人阶级社区的人们才是社会同类相食的受害者，他们不得不担心自己在乘坐火车或等待公共汽车时因为手机或背包而被殴打甚至被杀害。这只会加深社会怨恨，为人们变得更加反动铺平道路。随着劳工斗争和其他形式的反抗成倍增加，人人相食状态和毒品走私的升级使镇压结构合法化，而镇压结构对于彻底放松阿根廷经济管制的计划至关重要。

如果我们生活在丛林中，如果在寒冷的周一早晨我在等公交车时街上的任何人都可以抢劫我，如果在我等着为了得到几个比索而送货时街上每个戴头套的人都可以杀死我，那么无论当局承诺采取什么措施来加强社会控制，大多数人最终都会支持。结果就是一场 “法律与秩序” 的战争，而这些人被归纳为无定形的可怕群体，包括小罪犯、冷血杀人犯、半兽人、“肮脏的左派分子”以及掠夺穷人和弱势群体的腐败社会组织。

在惶恐不安的民众和被怨恨和个人主义宣传所摧残的社会眼中，别无选择。

团结互助 VS “奋斗文化”和毒品国家

幸运的是，即使在这般混乱的环境中，仍有人在为正义而战。

马谢尔岛（Isla Maciel），任何一个星期六的早晨

在 “著名的马谢尔岛” 中央，一个靠近国际公认的拉博卡社区的小岛上（即使以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标准来看，这里也是出了名的贫穷和危险）聚集着几十名青少年。走近一看，才发现他们穿着印有国际公认的反法西斯双旗标志的T恤衫。这些孩子正在参加每周六在附近为当地儿童和青少年举办的免费拳击课。Boxeo Popular — “人民拳击” — 是由布宜诺斯艾利斯反法西斯行动组织（Accion Antifascista Buenos Aires）和反法西斯体育社交俱乐部 La Cultura del Barrio 发起并运营的一个项目。该项目的创始人之一劳拉报告说，“有33个家庭参与了该项目，我们通过该项目为大约85名儿童提供支持和赋权”。俱乐部为孩子们提供队服、装备、持证教练和训练后的小点心。

劳拉解释说：“我们从互助而非福利主义的角度来理解这个已进入第六个年头的项目。我们提供一个框架和一个倡议，而孩子们和家庭则每周通过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和积极参与项目的实现，为项目的实施做出贡献”。至于该项目如何定义自己，她说 “这是一种手段，本身并不是目的。在没有偏见或歧视的情况下，通过体育、运动和游戏活动，保证人们能够免费获得体育和娱乐，这些活动的目的是培养反对一切形式压迫的价值观，同时也不忽视参与项目的青少年可能经历的不同的心理-社会弱势状况”。她认为该项目是价值观的具体体现，具有更广泛的影响。

“这是一种手段，我们通过互助、积极参与和教育来促进工人阶级的运动、组织和自我管理  — — 将我们作为一个阶级的力量加以运用，集体建设真正的替代方案和社会抵抗空间。”

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中心克雷斯波别墅，每天上午8点

拉丁美洲唯一一个明确反法西斯的体育和社交俱乐部 La Cultura del Barrio 开门营业。第一批进门的人可能是来参加功能性健身训练课、瑜伽、拳击或泰拳的。晚些时候，他们可以参加更多的体育活动，或观看直刃族硬核朋克表演、讨论，或参加俱乐部两层楼内的各种活动。所有这些活动都有各种年龄段的人、所有性别、各种亚文化类型和附近围观者的参与。俱乐部的政治文化非常明确：这里挂满了反法西斯和酷儿运动的旗帜、来自世界各地无政府主义组织的海报和贴纸，还有一条写着 “反对国家暴力 — — 民众自卫” 的大横幅。

【直刃族是始于80年代的一项运动，当时在美国的年轻人之间，吸毒成了一股潮流，于是美国朋克乐团 Minor Threat 的主唱发起了 “Straight-Edge” 运动，主旨在降低欲望，回归简单生活，不吸毒、不吸烟、不饮酒、不滥交等。】

该俱乐部成立于2011年，是布宜诺斯艾利斯反法西斯行动（Accion Antifascista Buenos Aires）的一个分支，其独特之处在于，俱乐部毫不掩饰自己的政治信仰，已成为整个当地社区都在使用的场所，数百名交纳会费的会员定期参加俱乐部的活动，但从未有人因交不起钱而被拒之门外，俱乐部也努力保持着平易近人的价格。俱乐部的核心价值观反映了其活跃成员的无政府主义倾向：互助、基层组织、追求利润和资本逻辑之外的其他选择。

社会组织、邻里大会、邻里体育俱乐部（现政府也想将其私有化）、互助和团结团体、以及基层工会，都是我们社会概念的代表。如今，这些组织在阿根廷都不完美。这并不奇怪，因为就像我们所有人一样，它们也无法不显示出产生它们的那个社会所造成的影响。

国家及其媒体的攻击可能会伪装成对腐败或滥用权力的道德讨伐，但这只是一个借口。没错，腐败和滥用是阿根廷社会的普遍现象。但是，如果这真的是问题所在，我们就应该讨论解散警察机构的必要性，因为警察机构严重腐败、滥用职权，而且在许多社区，警察正是组织犯罪和贩毒团伙的核心。或者，我们也应该讨论下教会，因为教会在历史上曾屈从于军事镇压，并多次爆出虐待儿童的丑闻。然而，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这些机构都没有面对那种令人窒息的愤怒。

国家在原则上攻击社会组织、工会、社区社交和体育俱乐部，因为它们是我们想要建立的关系的有形物质代表。我们希望创造一种环境，让人们能够真正平等地互动，追求集体利益，与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逻辑背道而驰。

他们希望我们孤立无援，每个人都身兼三职，拼命工作，直到 “好运降临”，幻想着只要早起勤奋工作，就能成为百万富翁。每一个大众食堂的志愿者、每一个社会组织的积极人士、每一个工作场所集会的普通工人、每一个参加邻里俱乐部免费活动的孩子，都是抵制资本主义项目的一块砖。

但是，正如路障挡住了街道却开辟了道路一样，我们的互助和团结项目也不仅仅是集体的抵抗行动。它们还使我们能够有机会体验到资本主义逻辑之外的生活。它们表明，一个人可以不花钱就参与到充实的活动中，一个人可以在传统的大男子主义空间之外受到欢迎，无论其外表或性别如何，任何人都可以与朋友聚在一起，组建一个乐队或组织一次示威游行。这些活动表明，我们每个人的能力都远远超过我们的收入或消费能力。在资本主义之外的未来变得几乎不可想象的时代，它们提供了来自不同世界的一道曙光。

抵抗

尽管双方都有意渲染6月12日的事件，但当前的客观现实依然令人警醒。各种斗争没有汇聚在一起，也没有即将爆发起义的迹象。庇隆主义运动，包括其左翼，在很大程度上都没有出现在街头和抗议活动中 — — 他们寄希望于让极端自由主义者自己崩溃，从而使他们自己再次成为唯一可行的执政力量。各大工会拒绝执行斗争计划，仅限于采取定期措施，以闭门谈判的方式保护自己，防止劳动法的修改削弱其影响力。虽然右翼媒体对 24 小时大罢工造成的损失叫苦不迭（提醒人们谁才是真正的财富创造者），但在一个一半劳动力都在非正规部门工作的经济体中，传统的工业罢工行动只能让我们走到这一步。马克思主义左派出现在街头和斗争中，值得称赞，但无论从质还是量上讲，他们的影响力都是微不足道的。

历史并非必然趋向 “进步”，这也不是一部好人必然获胜的好莱坞电影。随着贫困和饥饿的加剧，资本家们开始攻击自上一次新自由主义实验失败以来数十年间编织的社会结构，如果他们得逞，等待我们的将是一个严峻的反乌托邦。贫困、孤立、极度剥削，最后是毒品国家。

反抗正在激起，冲突的爆发点来得更快、更猛烈。3月24日，数十万人参加了纪念军事政变的传统示威活动，抵制米莱为恢复对上一个独裁政权的记忆所做的努力。4月下旬，近百万人走上街头，捍卫免费公立大学。官僚工会在劳工总联合会（Confederacion General del Trabajo）的领导下举行了两次大罢工，其中一次在交通部门的参与度很高。在米西奥内斯省，教育工作者扎营抗议已有近两周时间。5月23日，米莱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最后一次公开活动中，人们袭击了他的支持者并抢走了他们的旗帜。

然后，就是6月12日……

再来一张快照 2024年6月12日

现在是上午 10 点，国会上议院正在开会。今天是对米莱的两百多项极端新自由主义改革大方案进行投票的日子，也是对是否授予他特别权力进行投票的日子。

数万人再次在国会前动员起来。主流工会、中左翼和左翼庇隆主义政党和组织、强大的托洛茨基左派和其他马克思主义团体、社会组织、邻里大会和学生。社会运动和 “人民阵营” 面对的是一个完全被封锁、由近三千名警察保卫的上议院。然而，一枚自制燃烧弹飞过空中，击中了警察的水炮。可以看到工会工人与警察徒手搏斗。大会周围的整个地区都爆发了激战。示威者推翻了一辆新闻车并将其点燃；他们用另一辆新闻车作为路障；他们点火并使用投射物来抵御骑摩托车的警察、还有发射催泪瓦斯和橡皮子弹的警察。

尽管如此，该方案仍以 37 比 36 的票数获得通过，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是两名庇隆主义参议员的背叛，以及副总统维多利亚·比利亚鲁埃尔（Victoria Villarruel） — — 独裁统治的拥护者 — — 在米莱等待登机前往G7峰会时投下了决定胜负的一票。总统办公室发表声明，称示威者是企图 “推翻政府” 的 “恐怖分子”。35名被捕者被审前拘留，并被指控犯有 “危害公共权力和宪法秩序罪”。当我回想战斗场面时，我的思绪回到了5月底，就在两周前，米莱在美国发表演讲的当时，警车和水炮守卫着其中一个存放着数千吨粮食的仓库。他一直在强调他惯用的谈话要点：“每个人都知道会被饿死的结果。因此他们会想出办法来避免死亡。不需要干预来解决消费这个外部问题，因为总有人会解决这个问题的。”

我回想起他的最后一句话 “你觉得老百姓已经蠢到活活饿死街头而不做点什么来拯救自己的地步了吗？” 至少在这一点上，我和他达成了一致，而且我毫不怀疑，数以万计听到他讲话的人都有同样的想法。人们当然会做 —— 2001年的那场民众起义迫使总统辞职，并且是乘坐直升机从总统府的屋顶仓皇而逃的。

不过，与2001年12月发生的事件相比，今年6月12日的冲突根本不算什么。现实情况是，米莱仍保留着大量的社会和政治资本。但随着极端新自由主义项目使阿根廷进一步陷入贫困和失业，社会冲突只会愈演愈烈。当权者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并正在做出相应的准备。如果我们要完成2001年开始的任务，我们也必须做同样的准备工作。

（对 6月12日事件的耸人听闻的新闻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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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x Months in a Neoliberal Dystop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