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澤民和他的那個時代

近期熱議的話題莫過於長者的過世。

長者是對江澤民的一種調侃，他還有另一個稱呼，這可能是來自於他常年佩戴的那副黑框眼鏡，大嘴和高腰褲的形象，營造了一種逗樂的兩棲動物的萌相。

對比當下，長者的時代，無論是對社會的寬容度，或是當時在經濟上的發展，制度的改革，都顯得是那麼的蒸蒸日上，那是一個向前進的年代，一個造富的年代。但長者本人來說，也是毀譽參半，而他的改革也是如此。

多才多藝江澤民

其實，相對於胡錦濤的不苟言笑和習近平的一本正經，江澤民顯得幽默風趣得多，也顯得更有親和力。同時，他恐怕也是其他幾位中共領導人當中最為多才多藝的一位。他會五種語言，據說還會粗通德語和日語。再加上粵語和上海話的話，應該有8種語言了。這讓他在外訪期間時不時飆幾句英文甚至在哈佛大學演講的時候全程使用英文，又在不同的場合唱幾句京劇，這又顯得他的幽默風趣和隨和。

不單單如此，他在音樂方面的才藝也不少，會指揮樂隊，會京劇，無論是美聲還是通俗，他都唱得不錯，唱得興起的時候，還會跳一下交誼舞。另外就是他的書法，在我的印像中，他的題詞，簽名一度在多處出現。

網路上也出現了膜蛤文化，一時間出現了蛤乎， 新蛤社這樣以調侃他的網路次文化。從調侃到懷念，可以說是對當下這樣的高壓社會的一種釋放，相對於習來說，江所在的時代無疑是中國最好的那一個十年。

江澤民的上任與改革

如果沒有八九六四，就不會有中共和中國歷史上屬於江澤民的13年。 1989年江滿63歲。在花旗銀行董事、美國人庫恩為他寫的傳記──《他改變了中國》一書中，江原準備65歲從上海市委書記的任上退下來，就去母校上海交通大學做教授，而不走中國政治人物去人大或政協謀職位的傳統路子。但時代改變了他的命運：六四過後不久，他被中共元老選中，成為接替被貶黜的趙紫陽的接班人。

對一個毫無“野心”，在高層也沒有政治班底的人來說，這真是既喜且驚——其時世人都不看好他，可能連他自己都會認為，他不過是個過渡領導人、一個臨時看管職位的人。用江後來的話說，「我感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只是這一“過渡”，就讓他在中共的最高位上足足呆了13年，加上卸任中共總書記一職後，他又繼續留任三年軍委主席、行使“監國之責”，因此實際掌控權力的時間長達16年。

江的主席經歷可分為兩個階段，前一階段（1989-1994）受制於鄧小平和陳雲等中共元老，基本是一個小媳婦般的聽話角色；後一階段（1994-2002）他才等來獨立決策的機會，他對中共和中國的改變，也主要發生在後半階段。

不管人們怎麼評價江澤民，有一點應該承認，他主政的這10多年，將中國從一個「因天安門事件而動盪不安的國家，轉變為世界經濟發展的主要發動機和商業文化中心，成為一個充滿活力和開放的國家」（庫恩語）。他推行了經濟和國企改革，在中國建立起初步的市場經濟，推動中國加入WTO，為中國鎖定了開放之路；他又允許資本家入黨，提出了「三個代表」的思想，推動了黨內民主的一定發展，擴大了社會的自由。

1.分稅制改革：稅制改革的分水嶺

這個時代最重要的經濟制度改革莫過於1994年的分稅改革。而在此之前，一直實行的是80年代以來的大包幹制度。所謂大包幹制度，是指在財政收入劃分方面，除中央直屬企業、事業單位的收入和關稅收入劃歸中央財政外，其餘收入均作為地方財政收入；在執行中，地方財政收入增加或財政支出結餘，全部留歸地方使用。

大包幹的財政政策，極大地刺激了地方發展經濟的積極性，且由於包乾基數是按照80年代初期的數據核定的，所以在改革開放後迅速崛起的沿海省份上繳中央的數額偏低，而傳統強省（市）則相對較高。例如，上海市一年上繳中央的金額為120億元，廣東省則為10億元。這種苦樂不均的結果，則造成了各自為政，「諸侯經濟」氾濫的混亂局面。並且，也讓中央財政長期處於赤字的窘境，被訌為「討飯財政」。

有鑑於此，時任主管經濟的國家副總理朱鎔基提出了分稅制改革方案：中央將稅源穩定、稅基廣、易徵收的稅種大部分上劃，消費稅，關稅劃為中央固定收入，企業所得稅按納稅人隸屬關係分別劃歸中央和地方；增值稅在中央和地方之間依75:25的比例分成。

這個方案在當初很難獲得各省的支持，彼時的朱鎔基往返於各省做說服工作，最後商定，地方上可以將土地出讓收入部分劃歸與地方政府，這也為日後的「土地財政」埋下了伏筆。

2、貪腐下的國企改革

那段時期很重要的一項改革就是國企改革，這也是一項重大的市場化經濟改革。

一直以來，國企都是國家的“親兒子”，不允許倒閉，不允許併購。但在1992年，國務院頒布了《全民所有製工業級題轉換經營管制條例》，賦予了企業14項經營自主權，這也是讓國企在市場化的浪潮中第一次試水。但誰也沒料到的是，到了1995年，「親兒子」們的虧損面超過40%，企業負債率平均高達78.9%，與十年前相比，資產增長了4.1倍，債務則增長了8.6倍。時任主管經濟的副總理朱鎔基認定無法再照顧這些“親兒子”，必須有所放棄，於是在1995年提出了國企改革計劃，而其中心思想就是“抓大放小”。

所謂抓大，就是模仿日韓的大公司模式，選擇一些有市場競爭力的企業，在金融信貸政策上予以扶持，透過「實業－金融」混業經營的模式使之迅速壯大。

所謂放小，就是將那些經營業績不好，非支柱產業的地方中小型國營企業以「關停並轉」為名向民間出售，若無人要，則予以破產。

這樣的改革，無論是過去或現在都是充滿爭議的。彼時尚未建立起社會保障體系，畢竟「親兒子」的職工們的一家老小從生到死吃喝拉撒乃至於教育和醫療都是由國企一手包辦並且還要終身僱傭，並且職工們的崗位還可以傳宗接代。但市場就那麼大，許多地方官員為了政績，為了升官，就盲目批項目，擴大產能，致使供給嚴重大於需求。這就導致國企資不抵債，而支付給職工的高福利又不能減少，這無形之中加重了企業的負擔，國企原來是靠財政撥款，1983年改為從銀行貸款，由於經營不善，貸款不斷攀升，還本付息能力差。

有些企業主管適應了撥款的日子，根本沒有還錢的打算。這又導致了銀行的不良貸款上升。長此以往則會引發經濟危機。一邊是虧損，一邊是冗餘和高福利，現在要市場化經營，那除了裁員，沒有別的辦法，於是就又了下崗潮。

改革的負面影響遠不止於此，這些數量眾多的國企成了大大小小權貴的蛋糕，改革實際上成了切割國企蛋糕的盛宴。

90年代改革的一個顯著特徵就是改革推進的速度很快，稱得上是狂飆突進，這確實是改革史上的黃金時代。

但改革顯示出的殘酷與國有資產的瓜分程度是相輔相成的。事實上，權貴階層瞄準國有資產、化公為私，在80年代即已開始，但當時改革剛啟動不久，尚未大規模鋪開；90年代鄧小平南巡後，國企紛紛在市場化的名義下改制，從公有製變成私有製，權貴階層利用權力和資訊的優勢全面介入這一進程，以各自的主管領域“搶灘佔地”，成為權貴們自己的“領地”。

改革的利益團體化的後果是改革的成果被權貴階層攫取，導致社會的貧富差距急劇拉大，最終削弱了改革的合法性，使中國改革長期停滯不前。

改革的另一項爭議，是在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後的“國進民退”，所謂“國進民退”，是指國有資本開始從紡織、家電、食品等競爭性領域中退出，轉而在資源，能源，金融，重化工等所謂策略部門形成了主導和壟斷地位。在此期間，國有資產進行了大規模重組，從而形成寡頭或多寡頭經營的優勢。毫無疑問，這些也正是權貴們的那些“領地”，也讓市場形成了一條涇渭分明的“分水嶺”：民營企業再也無法進入寡頭經營的行業，哪怕政策並沒有禁止，但猶如一道玻璃門，政策在這方面加以更嚴格的限制，導致民企無法跨越這道鴻溝。

造富的時代

江澤民的時代，也是創造豐富的時代，許許多多的企業家在這個時代開始浮沉。

例如有著傳奇人生的褚時健。

褚時健出生於1928年，年少時曾當過兵，1949年後轉業在政府機關任職。在1957年反右運動中，由於反右派不利，他在隔年被打為右派。派往位於元江河谷的紅光農場接受改造。

1963年，他被任命為曼蚌糖廠副廠長，這是他人生的第一個高點，他經營管理的天賦，也在這裡得到了展現。

曼蚌糖廠是一家連年虧損的企業，廠長更是如走馬燈似的換，但依然改變不了工廠的局面。而褚時健擔任副廠長一年後， 在1963—1964年財年，糖廠傳出爆炸性好消息：當年純利潤是8萬元。這也實現了糖廠轉虧為盈的局面。隔年，純利潤到了20萬元，第三年的數字是30萬。由於糖廠年年獲利，員工的生活福利也變得越來越好。

1966年，文革爆發，但因為生產抓得穩定，職工生活又滋潤得超出想像，褚時健在「文革」那樣鬥爭激烈的年代竟也獲得了一定程度的安寧。多年以後，褚時健回憶當時的時光： “不是我和造反派們關係搞得有多好，而是我和他們都很有距離，我只是做好自己的工作——工廠生產。”

時間轉眼到了1979年，褚時健調任玉溪捲菸廠擔任廠長，這數千家默默無聞的小煙廠之一，固定資產1065.65萬元，生產設備全部是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水平。 1979年，褚時健調任此處擔任廠長，他狠抓品質和行銷，創出「紅塔山」、「阿詩瑪」等品牌，他也大量收購優質菸田，最大的一片有2000畝。到80年代中期，玉溪廠已頗有名氣，每年可上繳利稅5億元。

玉溪廠快速發展的時間是從1988年開始的。之前，中國所有的菸草價格都是由計畫控制的。這年7月，國家宣布對13種名煙放開價格，實施市場調節。 13種名煙中，9種產自雲南，褚時健的玉溪捲菸廠就爭取到了4種。這一年，在全國繳利稅最多的前10家企業中，雲南玉溪捲菸廠名列第五，經濟效益躍居全國輕工業之首。為了突破國家對煙廠的產量指標控制，他繞過有關政策，透過併購雲南及其他省份小煙廠的方式充分放大自己的產能。這是一條「灰色」的改革通道，它讓國家對菸草生產總量的限制形同虛設。到90年代中期，玉溪捲菸廠年創利稅達200億元以上，占到雲南財政收入的60%，相當於400多個農業縣的財政收入總和，穩坐中國菸草業第一把交椅，並躍升為世界第五大菸草企業，它的名字也由玉溪改成雲南紅塔。這是紅塔最輝煌的年代，也是褚時健的人生中最輝煌的時刻。

但是，有高峰就有低谷。 1996年底，中央紀委信訪室接獲匿名舉報，遂對褚時健展開調查。 12月28日，褚時健試圖通過雲南邊陲河口邊關出境，被邊防檢查站截獲。第二年6月，褚時健因貪污罪被逮捕，1999年1月，褚時健因為「有坦白立功表現」被判處無期徒刑。

2000年前後，他被保外就醫。他與妻子在雲南哀牢山承包了2000英畝山地種植甜橙。他出獄的時候，正是電子商務的草創年代，馬雲剛剛和10個員工在他在杭州的公寓裡創建了阿里巴巴，京東還是中關村電腦城裡的一個店鋪，而襤褸時健也在哀牢山上默默地耕耘。 2012年，電商已經開始做大，2012年11月，螢橙也開始透過電商開始販售，由於品質優良，常被銷售一空，搶購熱度堪比當年的紅塔山香菸。褚時健由煙王變成“橙王”，這時他已經85歲。

在成為「橙王」的褚時健，在2018年成立了雲南褚氏果業股份有限公司，90歲高齡的褚時健成為這家公司的董事長。隔年，他在玉溪去世，享年91歲。

網路時代的來臨

1.網路連線的時刻

1987年9月14日，一封電子郵件從北京發出：越過長城，我們可以走向世界的每個角落。這是第一封電子郵件經由電腦互連，從中國送入國際科學網絡。這是中國上網的開始。

這一年，新浪的創始人王志東還在北大上學，而另一位創始人姜豐年則剛從美國德州大學畢業。張朝陽則剛赴美留學；李彥宏還在北大讀大一；丁磊、馬化騰和張一鳴還都是高中生。至於馬雲，兩次落榜的他，還在杭州外語學院讀大專。

也只有柳傳志，他在3年前創立了聯想的前身：北京新技術發展有限公司；而在南方的深圳，任正非也剛創立了華為。

這些人都是未來在IT產業叱吒風雲的人物，但這時候，仍處於萌動期。

在剛接入互聯的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中國互聯網的使用者一直都是科研人員在使用，而到了1994年，已經有2000人能夠連接上互聯網，其中大部分依然是學者。但變革來得很快，當年4月，中國互聯網和美國互聯網連接，隔年，亞信科技，這是中國第一家提供商業網絡的企業，隨之而來的是電腦的普及率飛速上升，成為不少人家裡的一個新電器。

1994年也被認為是中國互聯網元年。

在亞信成立的同一年，留學歸國的張朝陽，揣著美國的風險投資創立了“愛特信資訊科技有限公司”，這是搜狐的前身；隨後到了1998年，搜狐正​​式誕生。也是在1997-1998年，網易，新浪相繼創立，由此三大門戶網站已經齊備。還是在1998年，未來的網路社交巨頭騰訊誕生。還是在亞信成立的當年，水木清華BBS在清華大學成立，是清華大學的官方BBS，也是中國網路史上最早的網路論壇。除此之外，還有當時非常流行的碧海銀沙聊天室。

QQ，碧海銀沙聊天室，門戶網站，MSN，BBS，這些新事物都大大改變了人們的生活。 「你是GG還是MM?」「我今天遇到一個恐龍。」成為那個年代的流行語，「在網路上沒有人知道你是一隻狗」也成為當時流行的一句話。還有台灣作家蔡智恆（痞子蔡）的網路小說《第一次親密接觸》熱銷一時。網友們自稱為新新人類，他們的生活被網路完全改變，地球村的夢想似乎就要因網路而成為現實。在那種歡騰勁底下，新新人類帶來的一切都是新的，新的生活態度，新的世界觀，以及一種新的語言。

帶來改變的還有娛樂方式，有一款叫聯眾遊戲的軟體，將各類棋牌遊戲搬上了網絡，下棋，打牌不僅限於某一個時空和地域。

還有一家成立於上海的盛大娛樂，將大型遊戲也搬上了網路。盛大將一款名為傳奇的韓國遊戲引進中國，引發了遊戲產業的一場革命。比起單機遊戲，遊戲多了社交的功能，除了聊天，還能組隊完成任務，讓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連結得更為緊密。挖到第一桶金的盛大遊戲的創始人陳天橋彼時意氣分發，要讓盛大成為中國的迪士尼。當然，盛大並沒有成為迪士尼，而是一個網路遊戲巨頭。

2.影響深遠的國家網路防火牆

當中國上網的時候，當時的執政者鄧小平並可能沒有想過網路對世界造成的重大影響。如前所述，中國的互聯網在1995年以前，使用者大多是科研人員，直到1995年第一個商業運營商亞信的出現。 BBS，網路聊天室，QQ和MSN這類即時通訊軟體，改變著人們的溝通方式。後來的Web2.0時代引入的新浪博客和QQ空間，讓個人表達轉換了另一種形式，表達形式的多元化，意味著信息的多元化，特別是韓寒這樣的知名寫手，據第一財經在2010年的統計，韓寒個人部落格的累積訪問量達到3.46億，253篇文章平均每篇點擊量逾136萬，這是一個足以讓當權者感到恐懼的數字。

共產黨一直都有控制輿論的慣例，在網路之前，審查人員會審查進口中國的書報雜誌以及電影。現在有了社群媒體，有了入口網站，有了可以與外國直接通聯的互聯網，一切變得難以控制。也讓共產黨感到恐懼，他們害怕人們學會思考，他們更害怕會因此失去政權，雖然他們早已製定了法律，但這些法律在互聯網面前顯得那麼不堪一擊，於是監控延生到互聯網。

江澤民認為這套網路審查監控系統非常有必要，他在接受《紐約時報》採訪中提及：萬事都有好壞兩面，網路可以讓人們輕易就能溝通，並且分享科學課科技的進步，專業的知識和訊息，只是有些不健康的事物害了好的那一面。在2001年，江在中共中央委員會的演講中也提及：網路對我國的經濟成長貢獻良多，不過，資訊網路化發展也提出了新的問題，尤其是迷信，色情，暴力和其他有害訊息的傳播，可能會對人民群眾尤其是青少年的身心健康造成很大危害。也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審查人員的權力開始大幅擴張。

但國家防火牆（下稱GFW）在製度上的建立，是在1996年李鵬簽署的第195號國務院令，這一行政命令提及國家對互聯網及其發展擁有絕對的控制權，次年，公共安全部頒布的一系列規章，則將這些管控具體化，同時，代號為「金盾工程」的「全國公安資訊化工程」開始實施。

金盾工程是足以媲美三峽大壩之類的雄偉工程；其意圖是將中國的互聯網，轉變成一個史上最大的監控網絡——有個擁有每位中國人的紀錄、一大群審查員和網絡警察的資料庫，以及追蹤與控制整個網路中傳輸資訊片段的追蹤系統。其最突出的部分，是設立敏感字詞過濾系統，透過敏感字詞的觸發頻率來對社群媒體帳號進行凍結、封鎖等處理。而隨著網路的發展，敏感詞也越來越多，但對一般使用者來說，卻不知道是否會觸發敏感詞，於是一些千奇百怪的雙關語開始在網路上出現，例如「政府」被稱為zf；習近平被稱為“包子”，新疆被稱為XJ等等。

除此之外，這套系統之下，還豢養了一群被戲稱為「 五毛黨」的網評員，他們不斷發表美化中國共產黨與政府的言論，而對不同意見進行灌水甚至刷屏，以求達到「和諧」的網路環境。每當出現對政府不利的事件的討論時，他們就會為政府辯護，甚至以官方口吻指責有不同意見者鬧事。

GFW存在於中國網路的每個角落，除了國家級的路由器和交換器之外，各大消費層級的營運商（ISP）也都設有GFW。當使用者嘗試上網的時候，業者會查封被禁的URL和內容類型的清單，如果內容沒有被禁，就會將請求轉給某個網路的存取點（IAP），IAP負責將流量轉到中國乃至全世界的伺服器，封包就是在這階段被盤查：搜尋關鍵字和可以的標註；當目標伺服器將資料資料回傳給使用者時，會再被盤查一次，清除重重障礙之後，瀏覽器才能開啟網頁。

所謂牆高一尺，道高一丈。既然有牆，就有翻牆，這種攻防戰至今仍持續著。早期的翻牆，只要透過修改host檔案就可以實現，但後來被牆發現之後，就開始進行關鍵字過濾，一旦觸發關鍵字則直接斷網。但這種殺敵一千自損八百的方法多少有些不人性化，於是GFW開始直接切斷國外IP的鏈接，這樣一來修改host文件就不管用了。於是，大名鼎鼎的VPN應運而生。

VPN最初的目的並不是為了翻牆，它的目的是提高資料傳輸的安全性，所以必須要有資料傳輸的隱密性和匿名性。正因為VPN具有匿名性的特點，才讓VPN有了翻牆的可能。但GFW也會進化，VPN的弱點也逐步顯現，因為它的IP位址是固定的，所以GFW只要封鎖VPN的IP位址，那麼VPN就無效了。這時候，一個專門為翻牆的軟體：ShadowSocks（簡稱SS）以及它的變種ShadowSocksR（SSR）橫空出世。很長一段時間，GFW對這項技術束手無策。這很大原因在於SS和SSR是開源的，這使得SS和SSR的迭代速度非常快，甚至在一段時間內遠超於GFW的更新速度。

那麼，既然在技術上解決不了問題，那就從制度上解決。很快，警察找到了SS的作者，要求他刪除在GitHub上的程式碼，作者只有屈服。但即便如此，SS的各種衍生物依然在飛速迭代中，這是一個貓抓老鼠的遊戲，這是一場攻防戰，只要牆一天沒倒，就永遠會有提供翻牆技術的人為更多有翻牆需求的人提供這類服務。

法輪功的前後後

說到法輪功，就得提及其創始人李洪志。大師的早年生活不為人所知，根據" Falungong and the future of China "一書的描述：李洪志原名李來，1952年7月27日出生於吉林省公主嶺市。他是家中三個孩子中的老大，自幼父母離異。 1955年，他隨母搬到長春，李在國中時適逢文革，故不得不中斷學業，故不得不在一個軍馬場工作，這是1970年。離開後，轉而在省林業公安宣傳部附屬樂隊當小號手。 1978年劇團解散，他轉而在長春市糧油公司保衛科工作。在這段期間，他結了婚，有一個女兒。

中國在80年代曾掀起一股氣功熱，李洪志也參與了修煉，至1992年創立了法輪功。對於氣功，當時的政府是支持的，1985年還成立了中國氣功科學研究會（下稱氣功科研會），由張振寰將軍擔任會長，而李洪志的法輪功曾經是其中的會員，得到了研究會的贊助。也正因如此，他的法輪功在短短兩年內迅速擴張。到1995年，法輪功已經從一個地方性氣功團體發展成一個全國性的氣功組織，修練人數也已破千萬。

1994年，張振寰將軍去世，法輪功頓失依靠。於是在1995年，法輪功迎來了一個轉捩點。政府為了加強對法輪功的控制，國家體委，公共健康部，氣功科研會一起拜訪李洪志，要求聯合成立法輪功協會，被李洪志拒絕；同年，氣功科研會通過一項新規定：要求所有的氣功分會建立黨支部，李洪志再次拒絕。到了1996年，李洪志和氣功科研會的關係持續惡化，直接退出氣功科研會，開始獨立運作。到1997年，當時的政法委書記羅幹下令公安部對法輪功進行內部調查，但沒有抓到實質證據；1998年，羅幹再次下令向公安系統發布調查法輪功的命令，也就是這年，李洪志獲得了美國綠卡，選擇在美國定居。

在這段期間，政府高層的意見尚未統一，例如北京電視台曾經做了一期批判法輪功的節目，沒幾天後又被下架，然後又做了一期贊同法輪功的節目。但在1999年4月，讓高層統一了思想。當時，中科院院士何作庥在《天津科技》上發表文章《我不贊成青少年練氣功》，於是數百名天津法輪功學員前往雜誌社請願，要求撤稿，結果有45人被捕；但隨之而來的是更大的請願，於是在1999年4月25日，中南海門前就出現了成千上萬在靜靜打坐和看書的人，這時距離六四已經過了十年，這是十年裡的第一次又如此大規模的抗議行為。為了防止事件擴大化，時任總理朱鎔基緊急會見法輪功代表，同意妥善處理天津公安局抓捕法輪功學員一案，釋放被捕的40名學員，並且保證政府支持群眾健身運動，未將法輪功視為反政府組織。

這次示威中，法輪功一再強調自己既不是宗教，也不是組織，他們的集會也是非政治性的。但也就是這次集會，可以說驚到了高層：在他們的眼皮之下，竟然可以在瞬間組織起這麼龐大的力量，並且對人員的把控到了驚人的地步。這就更讓高層統一了意見：必須取締法輪功，於是就有了7月開始的針對法輪功的大抓捕行動。

法輪功得以迅速擴張，又迅速衰退。也和當時的國企改革引發的下崗潮有關。由於下崗造成了大量的失業人口，對政府來說是非常不穩定的因素，宗教就可以作為一個很好的安慰劑來維穩。而共產黨作為一個無神論的政黨，大張旗鼓地支持宗教又說不過去，於是氣功這個擦邊球就得以應運而生。從經濟角度去看可以知道，在1992年經濟達到一個高峰之後，增速開始放緩，下崗潮也是在1994年開始出現，直到1999年消化了這批下崗人口，這個時間剛好和法輪功的發展時間相吻合。

對法輪功的大抓捕，對於當時的高層來說，顯然是一個污點，但從中國政府的邏輯去看，又是不得不做的事情，因為法輪功顯然挑戰了中國共產黨的執政政權威，這一點是決不允許的。但法輪功就此歇菜了嗎？並沒有，李洪志在1998年就已經去了美國定居，大抓捕過後，一部分法輪功學員潛藏在國內，更多的是前往海外發展，這也催生出了一批如高智晟、王全璋等人權律師，後來的709案，也是針對這群律師的大抓捕，當然，這些都是另一個故事了。

曾經輝煌的國足

另外就不得不提國足了。現在說國足，可以說是不值一提。現在正好是世界盃期間，看現在的亞洲球隊，無論是日韓，澳洲，還是諸多西亞球隊，都足以和傳統的歐洲強隊一爭高下了，日本更是在點球大戰中差點進入世界盃八強名單。而國足呢？可以輸香港，可以輸印尼，可以輸馬來西亞，甚至還可以輸越南，沒有哪支球隊國足不敢輸的。

但在江時代，國足可是一直以打進世界盃為目標的。

當時的國足，輸日本還說得過去，輸韓國就不樂意了，當時還流行一個詞叫“恐韓症”，意思是說國足逢韓必輸。可見那時候的中國球迷對中國輸給韓國並不買賬，即使輸給韓國，也能坐上亞洲第三的位置。而且，當時也有李金羽，李鐵這樣的健力寶一代；也有郝海東，范志毅這樣的主力；有鄭智這樣新一代的新星；還有楊晨，孫繼海這樣在歐洲頂級聯賽效力的旅歐球員，算是開風氣之先。我自1997年開始看國足，從戚務生到霍頓再到米盧，每每為國足無法衝進世界杯而嘆息，但也是在2001年，國足終於打進世界杯，算是圓了國足衝進世界杯的夢想。可惜的是，國足在世界盃當中三戰皆負且無一進球，讓國人大失所望。隨後的國足，卻急轉直下，老一輩球員紛紛退役，新一代球員卻難以為繼，逐漸淪為亞洲三流球隊。

衝突摩擦中的中美關係

六四事件後，中美關係一度變得緊張。布希政府宣布對華五項制裁措施，中美兩國關係跌入建交以來最低潮。但中蘇關係發展對美所形成的牽制和美國在解決海灣危機、實現柬埔寨和平等一系列重大國際和區域問題上需要中國合作，使布希政府又開始對華交往和接觸並推動兩國關係改善。

1992年，民主黨柯林頓當選新一任美國總統，在上任之初經歷一連串摩擦之後，中美關係趨於緩和。

在整個柯林頓時期，中美之間的摩擦不斷，例如1996年的台海飛彈危機，1999年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被炸事件以及2000年的中美南海撞機事件。但總的來說，美國還是希望透過與中國接觸，給予中國更多的經濟成長，給予中國的最惠國待遇，希望透過中國的經濟成長，來帶動中產階級崛起，從而令中國重新進入政治改革的步伐。而中國也藉此機會完成了經濟的起飛。

從當下來看，美國當時的對華政策顯然是錯誤的，但在那個時候，美國對中國還是抱有這樣良好的願望，除了給予中國長年的最惠國待遇之外，也在2001年讓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中國的入世，和國足闖進世界盃一樣，成為2001年的兩大盛事。

中國入世後這20多年裡，不少中國企業諸如京東，阿里，兩桶油，拼多多，搜狐，百度都一一赴美上市，出國在這20年也不再是不可能的事。個人也可以購買汽車，路上可以跑著各種掛有外國汽車品牌標誌的汽車，這些汽車的生產或為合資公司，或為外國獨資所有。這些都是中國入世之後帶給中國人的便利。

但成也蕭何，敗也蕭何，中國入世的時候是許下了諸多承諾的，這些承諾包括進一步開放市場，包括電信業，金融業，旅遊業，去除非關稅壁壘，施行關稅減讓政策，取消資訊科技產品關稅，中國入世三年後，所有境內企業都將獲得貿易權，入世三年後再無特許經營限制，如此等等不一而論，這些承諾有的已經完成，但更多的承諾尚未兌現，這也是當下中美關係緊張的原因之一。

這段時期的中美關係，也有一些裂痕，例如1999年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被炸事件以及南海撞機事件，都一度讓中美之間出現過裂痕，但在當時，江澤民貫徹好了鄧小平的遺囑：

1.不要做小國的頭領，這樣會損耗國庫。

2、不要和美國起衝突，這樣會對我們不利。

這就是當時鄧小平提出的「韜光養晦」的政策，對比現在的戰狼外交，高下立見。

新聞監督的黃金時代

當然，在江澤民時代，功與過並行。在他以及之後的胡錦濤時代，是社會風氣相對開放的時期，在他的任期上，有《南方周末》，有《南方都市報》，有《21世紀經濟報道》這樣的媒體出現，這些媒體在現在合稱為“南方系”，在當時是一系列呼籲政治改革的媒體；在電視上也有《東方時空》，《焦點訪談》，這也是一個蓬勃發展的時代。

在我自己的記憶中，當時的《焦點訪談》是受到極高的關注度的，一旦有這樣的報道出現，當地官員總要在事後處理，之後節目組還要進行回訪，看相應的事件是否得到了解決。還有一個細節可以說一下，根據前央視記者王志安在他的YouTube節目中提及，《焦點訪談》曾經在一期節目中講過雲南省一個鎮長逼死了一個餐廳老闆的事，事後雲南省委書記被江澤民打電話要馬上來一趟北京，到了北京才知道是挨罵的。由此可見當時的輿論空間有多寬鬆。也正是如此，才有2010年的微博出現，當時的微博是真的可以推動社會進步的，而不是現在的那種民族主義論調氾濫的場地。

江澤民的時代

江澤民的時代，是個創造豐富的時代，萬達的王健林，三度創業的褚時健，地產大亨王石，罐頭換飛機的牟其中，靠洗腦廣告又轉而給網路遊戲領域帶來革新的史玉柱。還有許多網路的巨頭，還有許許多多的民營企業家，都是在這個時候開始崛起。

江澤民的時代，也是互聯網業野蠻生長的年代，中國接入互聯網，造就了許多如騰訊，新浪，網易這樣的互聯網巨頭，同時也改變了我們的日常生活。

江澤民時代，也是一個貪腐橫行的時代，在他之前的80年代，已經有一些紅色貴族透過價格雙軌製而發家致富，這也是六四運動形成的主要原因。在江澤民時代初期，價格雙軌制依然盛行，更多的人依靠這一制度發家致富，其後的國企改革，權貴們透過國企併購，市場化改革等方式，獨享國企市場化改革的果實，讓貪腐橫行無忌。而GFW的建立和對法輪功的壓制也是他的污點。

江澤民時代，是個風氣開放的時代，輿論監督，第四權，在他的時代得到肯定，從而誕生出一大批引領時代潮流的媒體。也奠定了後來的十年那媒體輿論的繁榮。

在江澤民時代，入世是不得不提的事，正因為入世，才為後來胡錦濤時代那經濟蓬勃發展的十年奠定了基調。

回首過去，對比當下這樣處處可見的小粉紅，對比當下處處可見的激進民族主義言論，對比三年來的經濟停滯和動態清零，對比當下連點贊都可能犯罪，那個時代顯然充滿了生機和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