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rief and Sorrow：我所听闻的，他们的巴勒斯坦及其他

战争持续中，以色列的军事行动、犹太极右派组织针对穆斯林社区的袭击、哈玛斯的反击，皆在持续增温。

过去的周末，半岛电视台、美联社在加萨所共用的媒体大楼，也是各国记者在加萨走廊内执勤的重要据点，被以色列军方炸毁，使得外界及时获知加萨现场情况的门槛将越来越高。目前双方死亡人数累计已达219 人，近40000 人被迫离开家园，绝大多都是巴勒斯坦人。

我未曾去过巴勒斯坦，对于以色列长过半世纪的武力入侵与殖民扩张，也没有特别的研究，仅曾在2014 年战争期间比较认真地追相关报导，其余也只透过一些读本、一些巴勒斯坦研究学者的lecture、一些文学作品（主要是David Grossman），来了解那地与其上的人们，并人们之间的纷争。但接连几日的，无论在资源与义理上均毫不对称的围困与轰炸，令我揣揣不安。

无法不想起几位曾在那地工作、与那地有所渊源的朋友与师长，可想见当前，他们正经历着数倍于我的不安与愤怒。于是试着留下这篇关于他们，且较为个人的速写。

S

很久没使用脸书的巴勒斯坦裔同学S，在以色列对加萨空袭加剧的隔日早晨，将自己的首页换上了巴勒斯坦国旗。

S 非常喜欢讲干话，乐于开所有人的玩笑。 S 时常酒精摄取过多，喜欢宫崎骏动画《魔法公主》（「每个小孩都应该要看！！」），开关于天线宝宝的烂笑话。每回同学开趴，他总是满场飞到处聊，也总是能看出易于社交疲乏的我，聚会不及一小时已开始坐立不安，对我喊着：「Kita！开心点，过来玩啊！！！！」他跟我正好相反，跑趴跑各种热闹的场合，越跑让他越带劲。

某次全班至比利时安特卫普校外教学，路过市内的中国城，S 故意指着明显到突兀的牌坊（上书有「安市华埠」，个人觉得奇丑无比），对我说，「欸，我们来到你的同胞的地盘了！」

然而，也正是在同一次校外教学，夜半搭上德国通往丹麦间的渡轮，登船前过边境检查，所有人需交上护照；发还证件时，我们俩交换了彼此的旅行证件，翻看了一番，露出了心照不宣的笑意：「哼哼，一个不受国际所普遍承认的国家啊。」但其实，若硬是要相比，台湾与巴勒斯坦所遭受困境根本不在同一水平。况且苦难是难以对比的。

S 也鲜少提及自己故乡的事。

上一次见到他的社群媒体帐号出现巴勒斯坦旗帜，是在2019 年春季，他贴了一篇阿拉伯文悼词和一张合照，因为数日前，一名极右派白人至上主义者持枪扫射纽西兰基督城的清真寺。 51 名死者，其中一位是他的朋友。

他们都是在幼时，因家族土地房舍被以色列侵占，以难民身份流亡到新的国度，展开新生活的年轻一代巴勒斯坦人。不若上一辈亲人对家土的连结，关于巴勒斯坦，他们拥有的更多的是自身的童年片段，以及海外流亡社群建立起的情谊。可无论如何，如此源自祖辈的连结，似乎总会随着战争与死亡事件的迸发，一而再再而三地，将S 拽离那早已根生的瑞典日常，让他重返这难解而一再渗血的历史伤痕，一再共感于世界对于巴勒斯坦所遭受的长期围困的，长期的冷酷与静默。

N and K

他们一前一后是系上所收的阿拉伯裔博士生。

N 出身约旦河西岸地区，硕士起至欧洲求学，后来在我们系上攻读博士。她的田野地位于东耶路撒冷城缘，研究主题是关于以色列的殖民政策，以及当地巴勒斯坦社群对此的回应实践，包括彼此满有张力的抵抗与调适。

我们这一届学生有幸在研究法课程，听到甫通过论文答辩的她分享来自巴勒斯坦的案例。

她描述，在阿拉伯裔人口居多数的东耶路萨冷，以色列政府推动的都市化进程，是透过政策与官僚系统所展现的一种蚕食式的定居殖民主义（Settler-Colonialism），目的在于透过治理技术、诉讼、买卖等行政手段，逐步取得东耶路撒冷的主控权，让巴勒斯坦人离开自己的土地。

例如在六日战争（1967）后，以色列占领东耶路撒冷，兼并了土地，却未承担起予巴人完整的公民权（annexed the land, yet do not annex the Palestinians' citizenship），反到还施行一系列基于种族而制定的差别待遇原则，诉讼权、就业机会、社会福利、受教权，皆是犹太社群优于阿拉伯裔社群。再者，在都市发展计划方面，以色列制定了极为严苛的营建法规，规定仅有7% 的土地为建筑用地，窒碍难行的建筑申请程序使得房舍更新的速度，远远落后于人口增加速度与居住需求，导致违建大量增生，这使得政府占尽法规优势，以拆除违建的名目拆迁巴人家户。同时，以色列刻意在西岸地区不施行限建政策，并兴建城墙以隔开耶路撒冷与西岸地区，搭配前述的差别待遇与拆除违建，利用种种政策差异的优势，以色列企图铲推巴勒斯坦社群，将他们一点一滴地挤离耶路撒冷。

这样一批并非因为战争，而是因为以色列慢性的都市政策推动，而被迫离开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社群，已逐渐在墙东、西岸地区既有的难民营之外，形成了可观的定居聚落。 N 主张，这类新生的边缘聚落空间是以色列屯垦殖民政策的副产品：一种搜罗吸纳当局所不希望在城区看见的巴裔市民的大型容器（containers）；对巴人社群而言，这些空间也是当局精心设置的陷局（traps），让流落边缘地区的巴勒斯坦人的生活，自此陷入无从突破、永久的暂居性之中（the state of permanent temporariness）。

换句话说，压迫与暴力并不单透过战争来展现，更是透过政策而充斥于东耶路撒冷巴勒斯坦人的日常当中，而这一切，仅是以色列企图犹太化耶路撒冷并犹大全地的一小实例。事实上，这个月逐步升温的对抗，即是起源于耶路撒冷城东部，谢赫．贾拉社区（Sheikh Jarrah）的巴人家庭拆迁驱逐案。

另一位同学K，出身埃及，曾在Human Rights Watch 中东与北非的地区办公室工作，也当过家管兼职翻译——后来才知，他是《修正》（Jonathan Franzen）、《1984》（Georeg Orwell）、《潘妮洛普》（Margaret Atwood）等书的阿拉伯文译者。由于长期参与埃及与巴勒斯坦的人权议题，经验较为丰富，时常在课堂上提出较为基进的反思与批判观点（这是称赞）。

军事行动升级以来，他持续在社交媒体上声援巴勒斯坦，与伙伴交换彼此的观点，只可惜我并不会阅读阿拉伯文；唯一一则英语的贴文，他贴了张文化研究学者萨伊德（Edward Said）在2000 年，自黎巴嫩向以色列方扔掷石块的历史照片，下注：「Edward Said throwing a rock with the resistance!」

（忍不想碎念一下，实在没有很喜欢Said 的作品，甚至觉得他在西方后殖民论述的神主牌地位实在过于夸大，论出身与声望，他也赚尽了自己身份政治所能获得的利益，相形之下Fanon 倒是诚恳许多。但这都无损于Said 对于人类智识的贡献，只是对他没有爱而已。扯远了。）

另外有件值得一提的关于K 的事：可能是由于学科性质的关系，同侪间时常交换彼此所关注的议题看法，而K 是我在欧洲，第一位知道「维吾尔」此一族群的朋友，那是2017 年的冬季，维吾尔遭受大规模系统性拘禁的新闻还没有被国际媒体所重视。

他提到自己在开罗的住家附近就有一些维吾尔聚落，常常在几间自己开的维吾尔的餐馆聚集。我当时就顺势问了当年夏季，埃及政府应中国大使馆要求，大规模遣返维吾尔留学生回国的事。他点了点头说，「那是真的。」口吻满是遗憾。

那些被遣返的学生多半就读于开罗的伊斯兰大学，且应中国政府要求而遣返维吾尔人的情况，自2014 年起即成为常态，南面出逃路线必经的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等国，皆有大量类似的遣返案例，且没有人知道那些被遣返的人们，最终去了哪里。

毕业后，K 拿到继续深造的机会，现正攻读博士班，研究埃及贝都因部落的对英法殖民的环境抵抗史。

M

最后一位则是我就读硕士班的老师M。

瑞典托派政党、记者出身，自2000 年代初即常驻巴勒斯坦，关注以色列的屯垦扩张与背后军事化的资本驱力，并批判瑞典于巴勒斯坦政策的背信，此外他也关注伊朗的工人运动，并为这些议题撰有多本著作（只可惜皆是瑞典文）。后因故转移战场，回到大学，研究资本主义与石化燃料的历史纠葛，拿了博士学位，在系上授课。

不过他对巴勒斯坦的关注，已浸透在他在瑞典的日常教学中。

印象最深刻的是，某次课堂报告，某位同学谈的是教育与去殖民实践的结合，M 在回应中稍稍提点还需留意到教育这件事本身，对于不同社会群体有不同的意义与期待。例如他所待过的巴勒斯坦社群，尽管资源缺乏，却普遍高度重视教育，而这正是背后殖民历史的展现：人们普遍认为，地土家园田产随时皆可能被以色列殖民者强行夺去，唯有透过教育所获得的智识，是殖民者和军人所无法夺走的；纵使流亡，也是无可夺取的财富。

那是一种随时预备被迫放弃家园，随时被迫流离失所的长期心理状态。而坐在台下的我只感到万分哀戚。

后来某次的师生聚会，他刻意谈到自己逐渐淡出巴勒斯坦左翼运动，转往学术界的转折。他就着炉火所燃放出的光线说话，希望自己的经验，可以对在各自所关注议题上努力的我们，有更多一点的启发，而不致燃尽毁坏。

M 自述，在2010 年后，自我感受遇了某个瓶颈，不是智识或身体上的，而是对于所珍视的价值所抱有的盼望，他感到无以为继，感到自己再也没有办法持续下去，因为眼前的一切完全没有好转的迹象，而自己已难以抵御那样内外交迫的绝望，并自内而生的坍塌。

他让自己回到欧陆，潜沉了一段时间，找到了得以说服自己继续前进的说辞。

有点老派又带点故作姿态的别扭地，他在火光中挚然地引述了班雅明（Walter Benjamin）对于保罗‧克利（Paul Klee）画作Angelus Novus 的诠释，当年的他从中理出了得以支撑他，继续往前的力量：「我不知道你们是怎样，但我是个悲观的人。若你是个悲观的人，你才会需要斗争／奋斗（struggle），乐观的人是不需要斗争／奋斗的，乐观的人只是相信一切都将会变好。

「（而）激励我继续走下去的，不是一个可看见的，更好的未来，也不是因为我们相信我们最终将获胜，而是亡者，那些已经逝去之人，而是对我们逝去的伙伴们，那种最为真实又切入心底的grief and sorrow。

「因着对于伙伴们的grief and sorrow，使我不得推着自己，在歇息后继续努力前进。」

我不知道天性开朗的S 如何看待身为流亡巴勒斯坦人的宿命？我不知道在最为重视社会平权的北欧念书的N，当她在圣城东部做研究时，如何调解所看见听闻的一切一切的不平等，与理想世界之间的巨大落差？我不知道M 在巴勒斯坦的最后一段时光，究竟经历了什么样的，失去挚友的冲击？但看着近日以色列在加萨的军事行动，我很难不想到他们。

不知他们这时溢满胸臆的是什么样的感受？是年轻时的愤怒？绝望而无可承受？还是M 那晚所分享的，grief and sorrow？当我看着Middle East Eye 的短访，那家园被以军空袭所夷平，只是希望自己可以成为医生或任何能帮助自身同胞困境的大人的那位巴勒斯坦十岁女孩的诘问，我无法不想起他们。

尽管各自所专注、认为重要的议题不尽相同，但他们皆曾在私下或课堂等各类场合，听我分享过维吾尔族所遭遇的困境，给予支持与同情。这样的精神与实践，以及与他们相处的时光，在在促使我持续专注在所在乎的议题之上——为了所认识的、已然无力的人们，试着找到透出光线的那个方向，尽己所能地多往前一点点。因为我相信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很令人失望，一点也不公平，暴虐掌权者恣意横行，我们都知道，也深谙那种内心的世界止不住地坍塌，内缩，逐渐荒芜的自我鄙视。

无论如何，我未曾踏上过巴勒斯坦的土地，但我希望以此纪念曾在那地努力过，抑或是流亡自那地的人们，他们的巴勒斯坦经验。我看见他们真实地看重自身与那地的连结，无论是先天宿命式的，抑或是基于机缘或伤痕的，他们与其挣扎、逃避、搏斗、试图正视容纳它；我看见他们真实地重视近代国际社会中最为艰难的历史伤痕与不公义。

为了那些已然逝去的，困顿的生者要理出更多努力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