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正确回忆录

我永远也忘不了2020年的那个春节。

2020年1月21日，腊月二十七，我站在汽车站硕大的候车厅里，正等待坐上返乡的大巴。当时我看到新闻里，之前一直被说成是谣言的新冠病毒可以人传人的消息终于被确认。彼时已经临近除夕，车站里人们摩肩接踵，脸上洋溢着回乡的喜悦，电视里的新闻是如此格格不入，所有人都没有意识到一场即将席卷全球的风暴正在袭来。

中国人对于瘟疫有一种天然的恐惧，同时也有一种天然的自信。 2003年“非典”袭来的时候，我才上小学二年级，当时还因为学校里出现了发热病例而被关在学校隔离了三天。我记得当时死了很多病人和医护，全国上下人心惶惶。当时中国人付出了血的代价，最终控制住了“非典”，也避免了全球性的扩散。但也因为抗击“非典”的经历，让中国人对于新冠疫情嗤之以鼻。所有人似乎都很自信，觉得我们曾经战胜了“非典”，新冠病毒自然也不在话下，人们对于这个国家的制度有着异常的自信。但就我加入的一些键政群的消息显示，这场瘟疫似乎比新闻上报道的要严重得多。当时有关瞒报的新闻还不多，但根据以往对中共的认知，我嗅到了一丝不寻常的气息。

武汉有一所国内最顶尖的病毒研究所，所以当时有个说法是，“如果武汉都防不住新冠，那就没有哪里能防住了”。后面事实说明这话倒也没错，因为武汉确实没防住，全球其他城市也都没防住。但也因为这所病毒所，有很多人认为新冠病毒是从这里泄露出来的。在2021年3月的时候，迫于国际压力，中共终于同意世卫组织的调查组进入调查。调查结束过后，世卫组织相关负责人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他们的调查非常顺利，并没有遭到任何的阻挠和隐瞒。但是在离开中国过后，这名负责人又火速表示他们在中国的调查并不顺利，他们被全天候监视，病毒所很多区域都没有进去，很多关键数据也没有拿到，他们只有依靠现有的残缺数据来写报告。最后的调查报告显示，新冠病毒从武汉病毒所泄露的可能性极小。但随后有医学工作者表示，报告中的数据并不全，仅依靠这些残缺的数据并不足以得出最后的结论。在相关消息开始发酵之后，这些科普内容遭到全网删除。

坐大巴回到老家过后，我每天都在关注新冠疫情的发展，这场风暴的第一个高潮正是1月24日——除夕夜。当时我和家人已经吃完了年夜饭，亲戚们还在聊天，电视里放着春节联欢晚会，一切都和往年一样平常。

但微博上却是另外一番景象。

武汉是在23日封城的。匪夷所思的是，有关部门似乎刻意提前三个小时放出了武汉即将封城的消息，直接导致有大约三十万的武汉人连夜逃离了武汉。也正因为这三十万人，导致有关武汉的身份信息（尤其是车牌）在全国各地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歧视。

在经过多日的潜伏过后，新冠的症状在除夕夜开始集中爆发，大量恐慌的群众带着发热的家人涌向医院。微博上的视频显示，人们拥挤在医院的门诊大厅里，恐慌和焦虑四处蔓延。医院和政府完全没有做好迎接那么多病患的准备，他们既没有对聚集的患者及其家属进行疏导和分流，也没有预备足够的医疗资源来处理这些病人。换班下来的护士躲在办公室里嚎啕大哭，甚至大声嘶吼着“我受不了了”，物资短缺的医护只有把垃圾袋套在身上当防护服。按理说这些内容都是不能出现在网上的，因为太“不正能量”了。所以没有准备好的不仅仅是医院，中共的舆情部门也没有准备好，所以才有这么多负面消息在网上疯狂传播。之前逃出去的那三十万武汉人，他们到底是幸运还是不幸，没有人知道。我只记得那个除夕，在独自一人的时候，我始终都在流泪。

第二天，全国都变天了，不论是现实里还是网络上。一夜过后，全国各地的口罩和消毒水一并连同网上的负面内容一起消失得无影无踪。我的母亲开始囤菜。她早上七八点钟便去到超市，但那时的超市就已经人满为患。她第一次的“战果”并不丰盛，像是番茄、土豆、黄瓜之类比较耐放的蔬菜早就没有了，剩下的大多是白菜之类既不管饱、也不耐放的蔬菜。当时的新闻仍然在说着“可防可控”之类的话，并且一直在渲染疫情并不严重。既然疫情并不严重，为何却又如此着急地对一个有着一千多万人口的大城市进行了封城措施？这些问题和微博上的视频一样，就摆在那里，这些媒体却闭口不谈。

但并不是所有的媒体都这般无良。在新冠疫情爆发过后不久，《三联生活周刊》的记者便赶在封城前驻扎到了武汉，并在这期间发布了海量的优质新闻报道。同时还有有着都市传说色彩的财新。

财新是中国内地当下唯一一个仍然很敢说的媒体。他们时常会发出和主流舆论完全不同的声音，还时常能挖出很多大人物的黑料，并且经常因此被删文，也因此在粉红圈子里的风评非常差（他们认为财新里都是恨国党）。但不同于其他已经被“收编”的媒体，财新既没有改变自己唱反调的路线，也没有因此受到任何处理。很多人都认为财新背后有一个至少是副国级的人物作为支撑，但是却没有人知道是谁。

在23日的时候，财新便采访了管轶。管轶和钟南山一样，都是因为抗击“非典”而出名。但他和钟南山不同的一点在于，管轶选择去了香港大学，而钟南山则决定留在内地和中共合作。

这种差异在中国内地是非常致命的。

因为没有在内地发展，管轶在民间的名声远不及钟南山响亮。而且在香港爆发“反修例”运动过后，任何有关香港的标签都会被认定成是反华分子，更别说几乎就是在和钟南山唱反调的管轶。钟南山一直说的是，新冠疫情可防可控，大家不用担心。而管轶在财新的采访中却表示，这个病毒非常可怕，中国的防疫措施做得根本就不够，后期感染数至少是“非典”的十倍。也正因为这些言论，管轶毫不意外地被扣上了“汉奸”的帽子。很多人对他的言论嗤之以鼻，还说他是骗子、疯子，是一个想要依靠恐慌言论搞垮中国的港独分子。当然，最终的结果我们都知道了。

这场疫情从一开始便伴随着谎言。

根据中共放出的不完全的消息，零号病人应该是在2019年12月上旬出现的。当时人们只能在网上零星地看见有关这场瘟疫的信息，相关的消息并不多，也不真。

根据后续的新闻报导（当然这些报导大多被删除了），首先发现疫情的武汉中心医院瞒报了相关的消息。据报导，这所医院的院长蔡莉是一个十足的官僚主义者。她的服装和配饰明显不符合她的收入水平，她对下属有着不合理的严苛，甚至要求下属在她的办公室修建一个浴室，而且一定要有浴霸，因为她怕冷。

在发现新冠病毒过后，蔡莉不仅封锁了相关消息，甚至为了防止消息走漏，还不准那些日常不用戴口罩的医生戴口罩，因为她担心病人看见这些医生戴口罩会产生猜疑。最终，蔡莉的这些做法导致武汉中心医院三百多名医护被感染，6名医生因病死亡。

在这些死者中，最有名的是李文亮。李文亮是一名眼科医生，被称为新冠疫情的“吹哨人”。

在2019年12月30日，李文亮收到了一份病毒检验报告，上面显示武汉中心医院收治的一名病人感染了一种新型SARS冠状病毒，随后，他将这张化验单拍照并发到了微信群里，提醒身边的友人要注意防范。 2020年1月3日，李文亮将化验单转发到微信群的行为被认定成是恶意散播谣言，并因此遭到了派出所的传唤和训诫，此消息随后被全国各大媒体（包括中央电视台）发布。但实际情况是，就在12月30日当晚，武汉市卫健委便向武汉中心医院发布通知，要求不得散播任何有关新型冠状病毒的消息。也就是说，武汉地方早在12月便知道了新冠病毒的存在，但他们仍然选择了隐瞒，并且还向李文亮泼了一盆脏水。

李文亮在1月31日确诊，2月7日凌晨2点58分逝世。有趣的是，《新京报》在6日晚上便宣布了李文亮的死讯，随后又删除了相关消息，表示李文亮还在抢救，直到7日凌晨才被正式宣布死亡。对于这个乌龙，民间的猜测是，李文亮在6日晚间就已经脑死亡了，但院方仍然选择使用仪器维持李文亮的生命体征，直到凌晨。而这么做的原因，是因为凌晨的时候大家都已经睡了，届时再宣布死讯，对舆情的冲击会比较小。

但第二天，网上还是迎来了海啸般的舆情。大量的用户在网上悼念李文亮，还有人去武汉中心医院门口吹哨。再晚些时候，甚至出现了“我们要言论自由”的tag，大量的网友把李文亮之死归因于没有言论自由，并且要求中共放权，实现言论自由。总之，当时网上言论尺度之大，是习近平上台过后从未有过的。对于这个情况，有人说这是舆情监管部门没有做够准备，低估了人们的怨气；也有人说，这是高压过后出现的舆论窗口期，主要用来给人们释放情绪，避免因为过度高压诱发社会不稳定因素。

李文亮死后，在他往期微博的评论区，人们会在里面给他留言，还有一些人会吐露一些自己平时不愿意说的心声。他的微博成为了一个树洞，也有人称其为中国版的“哭墙”。

这种情况必然是中共不愿意看见的。李文亮这个身份必然会让人们想起他们在面对新冠疫情时说出的谎言和做出的各种荒唐决策，亦如那些被删除的负面消息一样，有关李文亮的信息，最好是消除得越干净越好。他的存在让中共陷入尴尬，让人们意识到中共并不总是伟大、光明、正确的。虽然有人会说，犯错的只是武汉地方政府，这并不是中共的错。但实际情况是，无限权力对应无限责任，对于一个极权国家而言，责任没有地方或是中央的区别。当一个地方出现了问题，其体现的必然是整个社会运作机制和政治制度的问题，而中国政治制度的根源，正是中共。

用外交部的话来说，李文亮的存在是“不正确的集体记忆”，是需要纠正的。

就在2020年6月19日，李文亮微博下一百多万条评论被删除，评论功能被屏蔽，只能显示评论数量。新浪此举在网上掀起轩然大波。随后，李文亮微博被恢复了评论功能，但无法再查看之前被删除的评论。再往后，以往评论也被恢复了查看，但无法再按照热度和点赞数排序。人们虽然保住了这个“树洞”，但这个“树洞”也已然不是过去那个“树洞”了。

李文亮这个人物的争议非常大。很多人认为李文亮并不配“吹哨人”这个身份，因为他并没有向社会发出警报，他只是把消息转发给了他的友人，他的行为只是一个普通人的正常反应，本身并不伟大。但这里面的问题就在于，即便是这么一个普通人，有关他的消息也仍然会被封杀，有关他的讨论仍然是危险的。所以人们之所以尊敬李文亮，也许并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而是那些试图打压他的人反而使他的形象变得高大了起来，把他捧上神坛的正是那些打压他的人。

李文亮是“吹哨人”，他“哨子”的来源，是武汉中心医院急诊部主任艾芬。

3月10日，《人物》杂志刊登文章《发哨子的人》，这篇文章详细梳理了艾芬“发哨”的过程。作为最早接触新冠病人的医生，艾芬一开始便察觉到了事情的反常。 12月30日，艾芬便拿到了写有“SARS冠状病毒”字样的病毒检测报告，并将其上报了上级，同时转发到了医护微信群，李文亮获得的信息便是从这里来的。但艾芬并不算特别幸运。 2021年1月1日，和华南海鲜市场有关联的肺炎病患开始增多。 1月11日，武汉中心医院一名护士出现肺炎症状。艾芬多次向上级汇报这些情况，但医院上级却批评道“某些高年资的医生不要自己把自己搞得吓死人的（样子）”，并且仍然表示“没有人传人，可防可控”。 “早知道会这样，老子当初到处说。”艾芬在采访中表示。

《人物》的这篇文章随即点爆了互联网，人们意识到不仅是李文亮不该死，甚至连这场瘟疫从一开始都不应该散播开来。在疫情刚开始时候，就有很多自媒体表示，中国已经在“非典”事件中意识到了瞒报的可怕，也已经建立了足够的防护机制来应对。但艾芬的经历证明，这片土地在十几年里并没有任何变化。艾芬的经历再一次勾起了人们对于“非典”的恐惧和对李文亮之死的愤怒。为了防止这些情绪蔓延，《发哨子的人》不到半天便被全网删除。

就如同李文亮微博评论区被屏蔽一样，部分中国人再次开始了反抗。在墙内的互联网，如果某一篇文章被删除，那这篇文章就会被放入数据库。以后如果再有人发布这篇文章，那这篇文章便会被识别出来，随即被立即删除。所以在原版《发哨子的人》被删除过后，网上相继出现了英文版、法语版、德语版等外语版本。这些版本因为内容和原文不一样，所以并不会被数据库识别，也得以存在一定的时间。随后各大平台的舆情部门发现了这一问题，便开始着手手动删除。由于现当代的自然语言比较容易被翻译、识别，随后人们又写出了文言文、篆书、emoji、摩斯电码等版本，甚至还有人使用了《指环王》中虚构的精灵语进行改编。这些版本更加难以识别，所以删除速度相对较慢。但最终的结果是，没有一个版本得以幸存，这篇文章以各种形式分别死亡了一遍。不过万幸的是，艾芬的生命安全并没有因此受到威胁，3月16日，艾芬在自己的个人微博报了平安。

艾芬再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里，是2020年12月，她在网上曝光自己在爱尔眼科治疗眼疾，结果自己却右眼失明。艾芬认为爱尔眼科存在不规范操作和受贿行为，导致自己眼睛失明。随后经过爱尔眼科自查，认定艾芬的失明和爱尔眼科的手术没有关联。

关于这份调查的真实性，我们无从得知，但艾芬确实利用了自己在互利网上的影响力，来试图维护自己的基本权益。在中国，尤其是自媒体生态发展起来过后，便逐渐兴起了一个叫“微博维权”的词。这个词的意思是，当你遇到麻烦的时候，找警察是没有用的，最有效的解决方式是将这件事发布到微博上，让民间的舆论去倒逼公权力帮你维权。所以艾芬在微博控诉爱尔眼科，基本可以肯定的是，即便是艾芬，在现实里也会吃瘪，因而不得已到微博上进行维权。

至于说为什么艾芬利用了自己的影响力进行维权，不仅仅是因为这帮她掀起了更大的舆论浪潮，还因为这有效防止了她陷入危险。

2017年12月，一位名叫谭秦东的麻醉科医生在网上发布文章批判鸿茅药酒，表示鸿茅药酒中含有多种有毒药材，其广告不仅夸大了药效，还恶意隐瞒了鸿茅药酒可能有毒的事实。 2018年1月，内蒙古鸿茅国药股份有限公司向警方报案，认为谭秦东的文章严重损害了公司名誉，要求对其进行抓捕。 1月10日，远在广东省广州市的谭秦东被来自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的警察逮捕，并将其羁押于乌兰察布市凉城县看守所。 4月，谭秦东因证据不足被取保候审。在被释放后，谭秦东的妻子发文表示谭秦东被检查出患有严重的创伤应激障碍，不久后宣告此消息的微博被删除。

谭秦东被捕过后，一时间“跨省抓捕”成了一个热词。在事件发酵过后，鸿茅国药大言不惭地说谭秦东污蔑了他们的名声，对于谭秦东在文章中提出的种种疑点却闭口不谈。即便控告的理由如此荒唐，一名专业医生仍然仅仅是因为一篇文章便被一群警察从中国的最北端一路追到中国的最南端。当时的舆论有如先前的丰县铁链女事件，全国舆论都在声援谭秦东，但公权力却不为所动，仍然选择对他进行抓捕，究其原因可能只是因为鸿茅国药是乌兰察布市的支柱企业，所以他们选择维护鸿茅国药的利益，哪怕因此公然违法。所以说艾芬为什么是幸运的？因为她的名气比谭秦东大，而爱尔眼科也没有鸿茅国药那么大的背景，这才让艾芬得以在这场维权战中活下来，甚至还能得到一份调查报告。

在这件事过后，鸿茅药酒仍然健在，他们的广告也没有受到多大的影响。至于谭秦东提出的种种疑点，鸿茅国药没有任何解释。事实上早在2015年，中国便通过了新版的《广告法》。在新版《广告法》中，明确了对医疗和药物类产品宣传的限制。这些限制严格到什么程度？严格到在中国的各大网络平台，病、症、药、医生、血等相关的词汇都会被认定是敏感词，在添加字幕的时候需要进行改动。例如人们口头上常说的“你有病吧”需要改成“你有b吧”，不然“病”这个字被识别出来的话，就很容易被系统判定成“含有医疗建议”或是“含有药物广告”的内容，然后被删除或是限流。于是在墙内互联网上，“生病”变成了“生b”，“吃药”变成了“吃y”，“病人”变成了“b人”。但即便规定已经如此严格，也仍然限制不了那些特权享有者，最终受到损害的只有普通民众，以至于短视频字幕一时间“群魔乱舞”。

相比于艾芬，另一个武汉女性则要“倒霉”得多，她便是方方。

方方本名汪芳，是湖北作协的主席。不同于很多“挂名”主席，方方曾发表过多部著名文学作品，拿过很多奖项，是实打实的实力派文学家。在武汉封城过后，方方便开始在公众号上发布《方方日记》，主要用于记录自己在封城期间的生活轶事。方方生于1955年，是典型的“伤痕文学”作家，也许正是这个标签，给方方带来了麻烦。

方方的描述非常朴实。她自己作为一个被禁足在家的武汉人，她的描述大多来自于她的生活本身。在这些日记中，她既不留面子地批评相关官员的错误，也丝毫不吝啬自己对基层人员的肯定和同情。可是在一些恶意解读下，她的文章被认定成是反党、恨国、反政府的。方方的存在激起了继李文亮之死过后的有一次舆论浪潮。支持者认为，方方的写作是务实的，中国需要这样的作家来帮民众发声，即便她的观察并不一定总是全面、正确。反对者则完全认定她是一个恨国者，并认为她文章中的纰漏并不是失误，而是为了颠覆社会秩序而恶意造谣。

不论哪一方说得对，我们都不可否认的一点是，方方的创作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来自公权力的阻挠。不仅仅是《方方日记》被删，发布相关文章的公众号也被封禁。方方一位名叫“二湘”的友人是最早帮她转发日记的，当时她的公众号还叫“二湘的七维空间”。这个公众号每被禁言一次，二湘便会申请一个新号继续转发，并将公众号的“维度”加一。到《方方日记》停更的时候，二湘的账号已经“转世”成了“二湘的十一维空间”。

对于网上发布的疑问，方方曾专门发过文章进行解答。例如为何她的日记能够如此快速地被翻译成英文，进而得以在亚马逊上出版？她是不是和境外势力有勾结？她的解释是，她有一位精通汉语的外国友人就住在武汉，她每次写完文章过后都会交给他进行翻译，这也是为什么《方方日记》英文版能够快速出版。她的解释还有很多，但是这些用来解释的文章基本都被删除了。在这些内容被删除过后，部分战狼自媒体便开始了捏造谎言。他们说《方方日记》在外网被买爆，方方给境外势力“递刀子”。但实际情况是，在美亚的畅销榜上，你要往后翻十几页才能找到《方方日记》。可无奈方方并不能对这些事情进行解释，不论是她本人还是其他人，只要写文章进行解释，这些文章都会被删除。到了后期，甚至有人在网上感叹：我以为武汉解除封城过后，民众会责问武汉地方政府各个级别的官员，却万万没想到他们最后找上了一个写日记的。在被隔绝到信息孤岛上过后，墙内互联网上任何有关方方的讨论必然都是负面的，人们一提到她，首先检索到的总是“汉奸”这个词。所以对于方方的行为的对错的讨论已经没有了意义，在公权力的介入下，这些争论就如同在屎里找屎。

至于什么是谣言，中共自有一套判断方法。例如方方在日记中写到的和现实有出入的地方，这算谣言吗？算，其中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它失实了，更多的原因是因为它呈现出的是一种“负能量”，是负面的新闻。这样的内容被揪出来过后，紧随其后的是海啸般的讨伐声，而这些人在讨伐的时候自然也不会顾及方方写作的题材和其他内容的价值。同样的，假如你的谣言是“正能量”的，那这个“谣言”便不会算是谣言，甚至还能得到公权力的保护。我曾见过无数辟谣的文章或是账号被封禁，而谣言本身却没有一点影响，甚至还能获得流量的加持。香港中文大学新闻系助理教授方可成的公众号新闻实验室，就是在对战狼账号青年大院的“正能量”谣言进行辟谣过后遭到了永久封禁，而青年大院至今仍然平稳运行。

当然，还有很多谣言本身就是由公权力放出来的，尤其是新华社、环球时报、人民日报、外交部等，都是生产谣言的大户。对这些用户发布的内容进行辟谣是尤其危险的，其被封禁的可能性远大于对民间自媒体进行辟谣。在新冠疫情爆发过后，有关新冠疫情的辟谣工作尤其难做，因为那些谣言大多都来自官媒。这些谣言通常被用于抹黑外国和异见人士，同时巩固中共极权政策的合理性。所以辟这些谣就意味着和中共的根基——也就是权力——作对，这对于一个极权团体来说是绝对无法接受的。因此辟官媒的谣言之所以危险，不仅仅是因为这种行为会让他们丢脸，更大的原因是这些辟谣的内容会动摇“国本”。

对于救灾这种事，中国人同样有着一股自信，而这个自信源自汶川地震。在地震发生的当天，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便已经飞抵成都，准备进入汶川灾区进行指挥。四天过后，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飞抵绵阳，为温家宝助阵。我并不清楚他们进入灾区过后做过什么，也不知道他们抵达灾区过后是否对救援真的起到了帮助，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在作秀。但我们不可否认的是，中共的两大巨头纷纷空降灾区，对于灾区民众情绪的安抚作用必然是巨大的。他们哪怕是作秀，但也确实达到了安抚民心、加强社会团结的作用。虽然后续对豆腐渣学校的追责仍然没有结果，但是仅仅是从救灾的角度来说，大多数中国人对他们以及他们的救灾成果保有的是肯定的态度。

可新冠疫情从一开始便是混乱的。不仅仅是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封掉武汉，让武汉人断粮、断医，就连全国各地抗疫物资的发放也成了问题。大量的援助物资送到半路便被其他地方政府截获留为己用，结果送到目的地的时候包裹已经空掉了。最让人匪夷所思的是，当武汉终于开始兴师动众地修建方舱医院过后，结果工地却连足够的雨衣和胶鞋都凑不够。这场灾难有没有总指挥，如果有，他是谁，我完全不知道。

毫无疑问，如果真的有这样一个角色，必然不是习近平就是李克强。但事实是，他俩都没有出面，也没有发声。向来喜欢抛头露面、刷存在感满足虚荣心的习近平居然整整三个月没有抛头露面，直到3月才终于发话，决定视察方舱医院。但我实在不知道他去的到底是哪个方舱医院，因为那个方舱医院有高楼，有绿树，房子里还有个大礼堂。而他所谓的“视察”，也不过是站在大礼堂里和医护进行视频通话。随后，有相关人士分析，他去视察“方舱医院”的照片可能也是伪造的，因为影子的方向不对，这些消息随即被全网删除。然而在面对谭德塞的访问的时候，他却说自己一直在“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可人们既没有看到指挥，也没有看到部署，更别说“亲自”。以他虚荣的性格，倘若他真的做了什么，必然会全网到处宣传，而不是闷着三个月都不露面。也就是说，这三个月他真的什么都没做。至于李克强，他可能也啥都没做，但他也啥都没说，也许是因为相比于习近平，他羞于这种无端往自己脸上贴金的行为。

后来习近平还去武汉的社区晃了一圈，社区里的居民站在自家阳台上大声喊着“主席好”。当然我们都知道，这一切都是演戏。

在习近平到来之前，副主席孙春兰率先到武汉来“踩点”。武汉地方官员也不知道哪里来的自信，居然没有进行事先预演，便让孙春兰进了小区。在听说孙春兰来了过后，小区的居民们都站在窗台上大喊“假的，都是假的！”孙春兰非常不愉快地离去，喊话的小区也受到了惩戒——被社区送了烂菜。然后习近平去的时候，中共便派警察到居民家去，不准居民们靠近阳台。当习近平出现过后，再由那些警察假装成居民，大声喊着“主席好”。

紧随其后的，是全球性的新冠浪潮，以及海外华人群体被迫害的伊始。

2020年3月26日，中国民航局推出“五个一”政策。根据这一政策，中国航司经营的往返任意外国的航线仅保留1条，且每周运营班次不超过1班；外国航司往返中国的航线仅保留1条，且每周运营班次不超过1班，简称“五个一”（一航司一国家一星期一航班）。不仅如此，归国人员还需要准备核酸阴性检测报告、绿色健康码等手续，在入境过后还要面对长达14天的自费隔离。

我从一开始便无比反对这一措施。我反对这一措施不仅仅是因为这体现了这个政府对国民的不负责态度，还有个原因是中共过于喜欢“又当又立”。

根据中共对自己的宣传，中共总是“爱民如子”的，当人民遇到困难的时候总是愿意不惜代价伸出援手的。在粉红圈子里甚至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中国护照不能让你轻松地出国，但是在遇到事情的时候一定能带你回家。然而“五个一”出来过后，大家意识到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中共之所以推出“五个一”，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没有信心能够完全防护境外输入的病例。他们既不愿意花功夫去考虑如何能妥善安置入境人员，也拉不下脸承认自己确实没有安置所有人的能力，结果就是推出“五个一”政策，假装自己没有关上国门、仍然爱民如子的样子，但实际上却千方百计增加门槛，让海外华人无法回国。

而这一切最终的结果，就是海外华人回国成本陡增。在推出“五个一”过后，回国机票顿时暴涨到几万到十几万不等，自费隔离费用也需要一两万。就在今年俄乌战争打响过后，很多在乌克兰的华人都拒绝回国。然而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不想回来，而是因为他们承担不起十几万的费用。相比之下，直接坐火车去欧盟不仅花费更低，而且还可以拿到欧盟的难民补贴。而且有时候你即便是有钱也回不来，因为那些航班随时都有可能取消。就在今年3月，一班从苏黎世飞上海的航班在起飞前20分钟被取消，随行的中国人全部被困在了苏黎世机场的禁区。除了航班被取消，还有越来越苛刻的核酸报告措施。从最开始要求的核酸报告72小时有效期，到48小时，再到24小时，人们越来越难以获得符合标准的核酸报告。倘若你需要转机的话，你还需要在中转地去做核酸。可是对于那些转机时间只有几个小时、甚至连海关都出不了的民众来说，他们去哪里搞核酸报告呢？于是大量的海外华人被迫留在了外国，根本回不来。

即便遭到万般唾骂，民航局也丝毫没有松口，人们在无尽的愤怒中迎来了清明节。

武汉是4月8日解封的，但是在4月4日的时候，中共“网开一面”，允许家庭中派出一个人前往殡仪馆领取封城期间逝者的骨灰。在殡仪馆重新开放过后，便有民众开始在网上发布有关殡仪馆的消息。根据他们的说法，在殡仪馆现场不允许掏出手机，更别说拍照、录视频之类的，并且全程都有工作人员巡逻，防止有人拿出手机。我想不明白，如果不是有什么刻意隐瞒的，凭什么不让别人拍摄呢？事实上对于舆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能够渲染悲情、团结群众的机会——如果他们在数据上没有作假的话。

根据中共给出的数据，封城期间武汉因为新冠病毒死亡1200余人。后面通过进一步调查以及修改统计方式，死亡数被确定在了3800人左右。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在武汉封城后不久，便出现了类似于“全国殡仪馆驰援武汉”的消息。倘若真的仅比平时多死亡3800人便能让一个有着1200万人口的大城市的殡葬业瘫痪到需要全国支援，这是否过于夸张了？实际的死亡数真的只有3800人吗？并且在2021年4月，中国疾控中心披露的数据显示，武汉市新冠抗体阳性率在6.9%左右，也就是大约有83万武汉人感染了新冠病毒，并且其中82%的感染者都无症状。照这么算下来，武汉的新冠死亡率大约是0.46%。如果按照美国对流感致死的判定标准（即流感相关死亡），流感死亡率在0.1%~0.2%之间。所以按照这个死亡率，武汉是否真的有必要封城长达76天？倘若这个病真的严重到要封城，那这个死亡率又是否真实呢？就在人们为这些问题感到蹊跷的时候，有关武汉新冠抗体阳性率的信息开始被删除，不过中国疾控中心官网的帖子却一直都在。我想，这大概就是他们不允许人们在殡仪馆拍照的原因。

并且更加讽刺的是，在清明节之前，你很难在网络上见到有关武汉封城惨状的内容，甚至连表达悲伤的内容都会被删除。与之相对的，向湖北和武汉的地方政府表达不满的内容却是被允许存在的。然而到了清明节这天，随着一些负面消息的发酵，大家的情绪早已从悲伤转换成了愤怒，中共反倒要求人们要悲伤，不允许愤怒。清明节的时候中共甚至还搞了全国公祭活动，几乎是按着人们的头要求悲伤，而那些表达愤怒的帖子又开始被删除。所以整个过程中，中共要求你要有什么情绪，你便要有什么情绪，别的情绪都是不被允许的。可如果不是他们的无能，那些人又如何会死？结果反倒是由他们搞公祭活动，强行牵着大家去悼念那些因为他们的失职而死去的人，整个清明节的气氛都异常的诡异。

随着时间的流逝，新冠病毒的毒性也在减弱。到了2022年，奥密克戎变种出现过后，在疫苗高接种率的地区，病毒的影响已经与流感差不多了。但不论新冠病毒的毒性变得有多弱，中共仍然不肯放松警戒。即便已经到了2022年，很多国家已经重开国门了，中共仍然在上演封城的戏码。而且极为讽刺的是，从1月到4月，因新冠死亡的病例都没有增加，反倒是因为封城导致的次生灾害害死了很多人。当然，可能也是因为觉得会被抓住把柄，中共也不允许使用“封城”的说法。 2022年，官媒将深圳封城称为“慢生活”，而“封城”的说法则被认为是外媒的恶意抹黑：他们说深圳并没有终止公共交通，也没有完全禁止人们出城，只是“适当”提升了出行门槛而已，所以算不上“封城”。上海的做法则更为有趣，他们先是将“封城”的说法批成是“谣言”，随后便开始了“错峰实行封闭管理”——先封浦东，等浦东解封再封浦西——因为上海没有全封，所以不能叫“封城”。

在封城期间，医院是危险区域。为了不让人们在危险区域聚集，中共想的不是分流，而是直接关闭医院。在这样的情况下，大量急诊患者根本得不到任何救治。 2022年1月，西安封城期间，一名孕妇因为没有有效的核酸证明无法进入医院而在医院门口流产。 2022年3月，上海封城期间，一名患有哮喘的护士因为没有有效核酸证明无法进入医院而死亡；同月，一名老人突发气喘，因为没有有效核酸证明被救护车拒绝搭载，患者家属向急救人员借用AED设备被拒绝，最终老人气绝于街头。 4月，上海东海养老院被曝光爆发集中疫情，多名医护被感染后隔离，导致大量老人因为得不到照护而死亡。

在疫情再次集中爆发的2022年3月，内地确诊患者增加了5万余例，其中重症66例，伴随新冠死亡2例（均为轻症），因新冠死亡0例。即便如此，中共仍然放出话：坚持清零政策不动摇。就在2022年4月2日，上海突然发布文件，对防疫工作人员回答居民问题时的话术进行了规范。之所以突然发布这则文件，是因为同日，网上曝光了一段上海市民和疾控中心专家组成员的电话。在这通电话中，专家表示他们也不认可当下的防疫措施，同时也写了大量的提案，但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专家组也不都是傻子，但我们也没办法。”这位专家如是说。随后，中央工作组入驻上海。有网友猜测，上海之前都是单打独斗，并且专家组成员有共存的思维，所以才导致现在确诊数暴涨，因而派出工作组入驻上海，打算架空上海本地领导层。

倘若再早半年，人们对共存的欲望也许还没那么强烈。在当下，就算是被称作“素质洼地”的抖音，也开始出现大量民众要求共存。长期的封城措施导致大量的实体产业被迫关门，人们尽数失业。大量减少的工作岗位和越来越多的应届毕业生的需求形成了巨大的冲突。就在2021年，中国研究生报考人数还只有377万，到了2022年暴涨到21%，达到457万人。在一些较热门专业，甚至出现第一名的总分还达不到国家线的离奇景象。 2019年失业保险金的领取人数在228万人左右，到了2020年暴涨至270万，2021年略微下降到259万。然而在2013至2019年之间，失业保险金领取人数波动均在10万人左右。根据中共的政策，只有公司倒闭或是被开除的劳动者才能领取失业保险金，并且领取流程极为复杂。所以领取失业保险金的人数并不能代表失业人数，社会上实际的失业人数理应比上述数字大很多。然而根据统计局的数据，2021年调查失业率仅5.1%，，比2019年还低了0.1%。在这样的环境下，中国人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清零带来的痛苦，也终于开始反思中共政策的正确性，并开始要求中共实行“共存”。

对于中共主张清零的原因，有很多说法。有人认为是因为中共爱面子，之前把新冠渲染得太可怕，把自己的位置也拔得很高，现在主张共存太丢脸；有人认为是习近平没有文化，看不懂疫情的走向（也可能是他的信息茧房让他根本不知道疫情的走向），所以拒绝共存；还有人认为是利益集团作祟，不希望因此放弃来之不易的扩张财富和权力的机会。

我个人比较认同最后两点。不论是核酸检测还是新冠疫苗，虽然名义上是免费的，但实际上使用的都是医保基金。医保基金既没有办法提现，也不能直接使用。但是政府如果使用医保基金购买医药公司的核酸检测试剂和疫苗，医保基金便可以流入政府部门和医药公司的口袋。而且根据中共习惯的捂消息原则，没有人知道核酸检测和疫苗注射的采购价到底是多少，也没有人知道有多少医保基金被消耗掉。如此下来，不断地封城就成了一种财路，大量的医保基金被套现，而且民众还觉得这些免费的措施是一种不可多得的“福利”，认为这是中共政府负责任的表现。

还有诸如钟南山、王延轶等人，直接利用自己的身份大力推销自己持有股份的药品（如连花清瘟胶囊、双黄连口服液），来达到谋取利益的目的。

就在2022年2月，中国科学院宣布“双黄连口服液可以抑制新冠病毒”，这一消息被多家官媒转发，一度引发民众聚集哄抢。根据后续的报导，“双黄连口服液可以抑制新冠病毒”这一结论出自武汉病毒所所长王延轶团队（也就是接待世卫组织调查团的那个人），其得出此结论的依据，仅仅是因为在体外实验中，新冠病毒被双黄连口服液抑制。简单来说，王延轶大约等于是把病毒泡在了双黄连口服液里，然后检测到新冠病毒死亡，随后便得出了“双黄连口服液可以抑制新冠病毒”的结论。后经企业查询平台“天眼查”爆料，和武汉病毒所共同得出该结论的上海药物所曾有多次和争议药物公司合作以及进行虚假宣传的前科，王延轶本身的学历也存在造假问题。

钟南山的背景也并不光彩。根据有关爆料，钟南山就任专家委员会成员的石家庄生物医药院士工作站的依托单位是石家庄以岭药业，而以岭药业正是开发连花清瘟胶囊的公司。根据钟南山团队的宣传，连花清瘟对新冠病毒也只是在体外有抑制作用而已。钟南山在宣传这些的时候并没有觉得有任何的不妥，他作为专家必然知道“体外实验”有多扯淡，但他仍然选择以此来宣传，反正民间的质疑声最后都会被删除，甚至有质疑者“人间蒸发”。除了连花清瘟，其余钟南山大力推荐的如板蓝根、血必净、贵州刺梨等争议品牌背后均与其有资金往来。在2020年9月，钟南山获得了习近平亲自颁发的“共和国勋章”。

在这一前提下，如果我是中共的官员或者寡头，我必然会跟习近平拼命渲染新冠的可怕之处，让他不断地强化防疫措施。这样下来我不仅能捞钱，还能扩大自己的权力和影响力。而作为只有小学学历的习近平，他可能本身就支持清零，在官员的蛊惑下，这种思维又得到进一步的强化。而且，清零策略对他而言也是可以巩固权力的，他大可以利用防疫措施把中国变成一个“大洋国”，也可以以“抗疫不力”为由排除异己。所以对于习近平而言，他就算知道他的下属在蛊惑他，想必也不会轻易收手。

内部舆论被构建起来过后，接下来需要解决的便是外部问题。

不知是从何时开始，“投毒论”便在墙内开始蔓延。根据这个说法，在抵达武汉过后，便有5名美军运动员被检测患有不明原因传染病，随后这5名士兵还未治愈便被匆忙接回美国。在这些“巧合”之下，“新冠疫情是美国人投毒所致”的说法便散播开来。这些说法不仅仅是没有证据的问题，甚至就连最基本的“如果美国人要投毒，为什么却不事先研发解药”这样的逻辑悖论都解释不清。随后，墙内的各大官媒便开始利用这一理论大做文章，旨在把所有的问题全部归结给美国，口口声声说是美国导致了疫情的扩散，对自己在抗疫早期导致疫情扩散的荒唐作为闭口不谈。随着官媒的“扒皮”，人们找到了真正的“罪魁祸首”——美国德特里克堡生化基地。根据中共放出的消息，那5名患病士兵都来自德堡，并且在军运会开幕前，德堡就出现过“不明原因的”警报和关闭，并因此认定德堡就是新冠疫情始发的地方。但对于这些言论，他们没有任何证据，仅仅是提出了一些“看上去很巧合的事实”，并且对于为什么不要求调查其他可能也存在“巧合的事实”的生化基地，而只盯着德堡不放，他们又一次选择了闭口不谈。

我不知道中共的宣传机器是利用了“投毒论”这个现成的话题，还是说“投毒论”的提出本身就是中共舆论构建出来的，但我不得不说他们确实把这些看上去非常不严谨的论证过程做得非常有板有眼。

在2021年7月，外交部开始要求国际社会调查德堡。外交部的这一表态被粉红们称为“实锤”，因为外交部在他们眼中是一个十分严谨且权威的机构，外交部都发话了，就说明这件事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了，但至于是不是真的有足够的证据链，不重要。就在外交部表态后不久，环球时报便制作了一个请愿的网页，号召人们去这个网页请愿世卫组织调查德堡。这里讨论这个请愿活动到底有没有用根本没有任何意义，因为这个活动从一开始便是个谎言。请愿活动开始后不久，便有人发现该请愿网站显示的请愿人数会出现减少的情况。在经过专业人士分析代码后，人们发现这个网页每过一小段时间便会让请愿人数自动加1，所以才会出现多次刷新过后，因为时间和数据不同步导致数据减少的情况。并且这个网站几乎没有任何身份认证，你在请愿过后只需要点一下网页刷新，便可以继续进行投票。这些消息曝光过后，这个活动有没有受到冲击，我不知道，因为那些数据从一开始就不真实。一个月后，请愿活动截止，根据网页显示的数据，有超过2500万人参与了请愿。

毫无疑问，这个请愿活动在国际上唯一掀起的波澜，便是人们对中国人无穷尽的嘲笑——当然，这些嘲笑在墙内都是看不到的。

这出喜剧落幕过后，中共并不满足，仍然在炮制着有关“投毒论”的消息。就在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过后不久，中共的官媒再度放出“猛料”，说俄军在乌克兰发现大量有美国背景的生物实验室。这一次，一直扮演谣棍角色的俄罗斯媒体第一次秉持了务实的态度，对中共对俄罗斯的跪舔无动于衷，并且放出了致命的一击——那些生物实验室也有中国背景，并且研究的项目是蝙蝠。随后，中共也顾不上“孝子”的名头，对这一消息进行了封杀。

在引用媒体消息这一点上，中共的准则可以说是非常明确的：不论信源是否可靠，只要是对我有利的我都发，对我不利的我都删。在这个基础上，中共非常喜欢引用俄罗斯媒体的新闻，因为俄罗斯媒体也喜欢通过造谣抹黑西方。另外比较受中共喜爱的是西方的地摊小报。这些小报的信息大多没有信源，而且还喜欢叙述阴谋论，或是利用夸张的笔法报道一些极为耸人听闻的消息。倘若他们写的东西刚好可以达到抹黑西方的作用，便会被中共进行引用，然后加以渲染。而看到这些消息的民众，他们大多不会翻墙，对墙外的媒体生态完全没有了解，英语通常也不好。在这样的基础下，民众对这些新闻几乎没有任何查证能力，中共说什么他们便信什么。

不仅仅是引用不可靠新闻，中共有时候甚至会凭空捏造新闻。有时候，你甚至可以搜索到一些地摊外媒的假新闻的作者是中国人，甚至可能还有党员背景，这些所谓的“外媒爆料”最终出口转内销，被中共拿来欺骗民众。更多的时候，他们则是进行胡乱翻译。例如在2020年3月，《自然医学》杂志发文表示“很多人认为武汉海鲜市场是病毒的源头…我们认为那里肯定发生了什么，但不会是病毒的发源地”，随后这句话被新华社缩略成“美国专家认为武汉不是新冠病毒源头”。在2020年11月，美国多州计划将吸食大麻去罪化，这篇新闻中的“decriminalize（去罪化）”直接被翻译成了“合法化（legalize）”。还有在2022年3月的一则有关俄乌冲突的新闻中，新华社直接将原文中的“unacceptable”翻译成了“可接受的（acceptable）”，直接颠覆了整个新闻的内容。

对于有一定条件的人来说，想要破除这些假新闻并不难。可这里面真正的问题在于，破除谣言的内容会被删除，创作者甚至有可能因此陷入危险。在发布这些辟谣内容的时候，被删文、封号都属于比较轻微的惩戒，有些创作者甚至因此被警察传唤，或是面临牢狱之灾。

2020年1月，武汉封城前夕，公民记者陈秋实前往武汉计划对武汉疫情进行自主报导，旨在传达最真实的武汉状况。在2月7日，陈秋实被警方逮捕，并因此失联600多天。还有另外一名公民记者张展，也因为私自前往武汉进行报导而在5月被逮捕，并被判“寻衅滋事罪”获刑4年。有消息人士表示，张展在狱中选择了绝食抗议，以表自己不认为自己是罪犯的态度。在此期间，张展被传出被强行插入胃食管进行喂食，并且身体状况急剧下降，体重不足40公斤。此消息放出过后，无国界记者组织和联合国人权机构呼吁中共释放张展，或者至少应该让其进入医院治疗，但中共均未理睬。对于中共来说，官方舆论以外的内容都是危险的，所以一定要千方百计打压，不论他们说的到底对不对。

另一方面，中共官员开始呼吁教育部门降低英语学习的权重。 2021年3月，一位中共政协委员建议取消中小学英语主科地位。在这之后，各个地方教育部门也开始着手考虑英语在中小学教育中的权重。对于这一做法，很多人都认为这是为了加强中共的“愚民政策”。只要大家都不会英语，大家便无法接触墙外的主流世界，中共的那些谎言也就不用担心被拆穿。

除了这方面的考虑，我认为还有别的原因。从2019年开始，中共便在全国各地整治“洋小区名”，要求各地小区的名字不得带有与外国元素相关的字样。 2022年，部分地区还启动了“英文名拼音化”的运动，例如地铁站中文名的下方不再标注英语，而是标注拼音。这些运动大约是在2015年开始的，当时提出的目标是要杜绝崇洋媚外、大力发展中国文化。这种思维在低文化水平的人当中尤其常见，所以我认为中共之所以想降低英语学习的权重，不仅仅是为了愚民，还有可能只是因为习近平文化水平太低，不喜欢英语罢了。

截至这篇文章发布的时候，上海仍然在封城，还有瑞丽、长春等早就已经被封了很久的城市，则是连一点声音都没有。这篇文章只是记录了一些我大概记得的事情，而这两年多的时间里，必然还有很多我不曾记得或是没来得及写的事。华春莹说：抗疫叙事不容玷污，要给人们留下正确的集体记忆。可我的记忆偏偏就不那么“正确”，我总能记住很多“不正确的”事，我不仅记住了，我还要写下来，让大家都来看。至于到底是谁在玷污事实，历史自会有公正的评价。

如今，钟南山还在当“带货达人”，“李文亮”已经成了敏感词；方方和其他越来越多的有识之人已经对这个民族彻底失望，选择了闭嘴；陈秋实已经被放出来了，张展仍然杳无音信；墙内仍然假新闻遍地，辟谣的工作不仅困难，还很危险，科普号和辟谣号越来越少；中共清零政策带来的次生灾害仍然在继续，经济已经一落千丈，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是底。当一切都跌落谷底的时候，中国人是选择再来一次“六四”，还是选择再默默忍受一次“三年自然灾害”？人们似乎已经忘了2019年年底发生过什么，也对当下的生活习以为常，以至于忘记了以前正常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口罩已经成了人们出行必备的东西，街上似乎每个人都接种了国产新冠疫苗，外国的mRNA疫苗却因为没通过政审而被拦在境外。大家出入任何公共场所都要扫码，但是对于这些策略到底有什么用，谁也说不上来，总而言之大家就是默默遵守着。有人说口罩是当下时代的创可贴，但我说口罩应该是个伤疤，而且是还没长好的、一揭开就会鲜血横流的那种。可伤疤不会一直存在，我们迟早要揭开它，哪怕鲜血横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