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晋三与统一教（1）国葬仪将成天皇以外「战后第一」的国家仪式

自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身亡以来，该如何悼念这位前首相成为各界关注的一大焦点。首相岸田文雄在安倍晋三遇刺身亡后，便表明有意替安倍晋三举行国葬，目前也已经拍板定案。然而，日本自1967年以来未曾举办过国葬，日本现行法规也并没有国葬相关规定。

随着表定国葬日期（9/27）即将来临，各家民调反对声浪和赞成声浪接近五五波， 反对声浪有逐渐升高的趋势，周刊文春更做出反对是赞成票数4倍以上的问卷调查结果。各家民调当中，最值得关注的现象是40岁以下的年轻世代支持为安倍晋三举行国葬的比例略为突出。

距离安倍晋三的国葬不到2周的时间，为什么这场国葬的批判声浪仍未平息，国葬在当代又具有哪些意义？

＊编注：正确来说，安倍晋三的「国葬」应称为「国葬仪」，但本文习惯上会以国葬称之，除非是要特别强调「国葬仪」的特殊性，才会使用「国葬仪」称之。

安倍晋三的国葬仪

2022年7月8日，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奈良街头为了即将到来的参议员选举进行街头演说时，不幸遇刺身亡。现任首相岸田文雄随即在隔周（7/14）表明，有鉴于安倍晋三是日本宪政史上任期最长（8年8个月）的首相，协助日本311东日本大地震的灾后复兴、日本经济再生与外交方面皆有斩获，有意替安倍晋三举行「 国葬仪」，替安倍晋三的国葬打开一条路。

随后在7月22日的阁议决定上，确定将在9月27日假日本武道馆，以国费替安倍晋三举行「国葬仪」（国葬仪）。

💡 阁议决定是什么？

「阁议决定」指的是，依据日本《宪法》第65条及《内阁法》第4条，握有行政权的内阁在其职权范围内做出的决定。实务上，阁议决定必须是所有内阁成员一致同意，才能拍板定案。如果有一人反对，就会流标。

原先「阁议决定」这套设计，是为了让内阁可以省去国会立法流程，快速通过具有时效性的议案。近年，特别是安倍晋三执政期间曾多次绕过国会，使用「阁议决定」通过重大议案或具争议性的议案（例：解除集体自卫权（ 集団的自卫権）、 加计学园疑云、 延长东京高检检事长黑川弘务的退休年限），引发「权力向内阁过度集中、首相靠『阁议决定』独揽大权」的批判。

按照岸田文雄在8月31日记者会上的说法，安倍晋三值得举办国葬的理由有4：

1. 在民主主义骨干的国政选举上6次胜出，创下日本宪政史上最长8年8个月的首相任期。
2. 在外交、经济方面留下历史性的功绩
3. 世界各国的王公贵族、政治领袖都有意前来日本吊唁安倍晋三
4. 在民主主义基础的选举演说中遭枪杀

关于这部分论点的问题，后面再做更多叙述。

国葬与国葬仪

岸田文雄使用了「国葬仪」一词，具有政治意义——因为按照日本现行法规，日本目前并没有「国葬」，所以必须要创造一个新的词汇，来强调「国葬仪」与「国葬」的不同。

关于这点，首相岸田文雄在参议院的答辩书上回答得相当清楚：日本目前并没有关于国葬仪的法规，内阁府掌管的事务包括国家仪式，所以将「国葬仪」定义成一种国家仪式（国の仪式），内阁府就可以透过行政权的阁议决定，决定要举行国家仪式。

战后第一个天皇以外的国家仪式

实际上，目前只有天皇的国事行为才属于「国家仪式」，内阁府至今依据《 内阁府设置法》举办的震灾追悼仪式，或是前首相的「合同葬」（后述），是归类为「内阁的仪式及行事」（内阁の仪式・行事）。如果将安倍晋三的「国葬仪」提升到「国家仪式」的等级，这将是日本战后除了天皇的国事以外的第一个「国家仪式」 。

撇除安倍晋三的「国葬仪」将缔造「战后史上第一」的历史，岸田文雄其实并没有回应到外界对于法源依据的疑虑， 只说按照2001年施行的《 内阁府设置法》，政府有权透过阁议决定举行国家仪式。

这一切的争议，就要从国葬在日本的历史脉络，以及历代首相的葬礼说起。

国葬的意义

世界上很多国家（包括台湾在内）都有国葬，在不同国家「国葬」一词的法源依据或时代意义各有不同。

以台湾为例，现行的中华民国法规当中，确实有一部《 国葬法》，但《国葬法》自1948年修订以来，都不曾使用过。原因在于《国葬法》 第7条写到：「内政部应会同首都所在地市政府，于首都择定地点设置国葬墓园，呈请行政院核定之。」国民政府撤退来台后，由于首都问题未解（到底哪里才是中华民国的首都？）便决定在反攻大陆之前，都不举行国葬。也因此，不论是两蒋、前总统李登辉或其他对台湾有贡献的人物，都只能「比照国葬规格办理」。

举台湾为例，是要强调「国葬」看似是一个普遍存在于各个国家的概念，只要是对一个国家有功、由国家举办的丧礼就是国葬。但还是要回过头去看该国的相关法规，是如何定义国葬？现今是否还能举办国葬？还是只能「比照国葬规格」的「准国葬」。

太政官制时期的大久保利通与岩仓具视

回顾日本的国葬历史，最早可以回溯到1878年遇刺身亡的大久保利通。

大久保利通作为明治政府首任内务卿，掌管内务省，位阶实质等同于后来（1885）废除太政官制、建立内阁制度后的首相。当时伊藤博文认为，明治政府的统治基础还不够稳定，为了要让世人知道反对政府、刺杀政府官员是错误的行为，替大久保利通举办了盛大的公开丧礼，被认为是国葬的雏形。

但第一个国葬要等到1883年岩仓具视的丧礼。岩仓具视和前述的大久保利通，都是推动明治维新的志士（ 维新の十杰）。当时日本还是施行太政官制，最高当到右大臣的岩仓具视病逝后，由太政大臣决定替他举行国家仪式，成为日本历史上，第一个由国家主办、由国费支出的国葬。

颁布《国葬令》之后

着有《 国葬的成立》一书、熟习国葬历史的中央大学宫间纯一教授指出，在这之后，日本从太政官制改为内阁制，要举办国葬的话，是由内阁先决定适用对象，再交由天皇做最后决定。 1891年为三条実美举行的国葬，确立了「天皇下赐」的国葬流程，以及透过新闻扩散讯息，各地学校及神社也会共同举行追悼仪式。

1926年天皇颁布的《 国葬令》进一步确立了国葬的适用对象，就是皇室或是对国家有功的人。实务上，国葬代表的意义是「天皇及国民悼念功臣之死的场合」，获赠国葬的人是天选之人、是来自天皇的赐予，国民必须要遵从国葬仪式。因此大日本帝国的体制之下的国葬，不但具有在统合国民、达到万众一心的效用，也有同一思想、言论的作用。

具有高度政治意义的国葬

宫间纯一教授也指出，伊藤博文和山本五十六的国葬，是两个相当具有代表性的案例。因为这两次的国葬，都具有高度政治意义。

曾任韩国统监府（日韩合并后改为朝鲜总督府）初代统监的伊藤博文，1909年在中国东北的哈尔滨遭朝鲜独立运动家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担任韩国统监府统监，代表的是支持日韩合并（日本并吞朝鲜半岛）的立场，安重根则是代表朝鲜独立。时任首相的桂太郎在伊藤博文遇刺后的隔天，立刻透过阁议决定拍板定案要替伊藤博文举办国葬。当时不只在东京・日比谷公园盛大举办国葬，在朝鲜半岛也举行了哀悼仪式。当时还是大韩帝国皇帝纯宗出席吊唁伊藤博文，形同在告诉朝鲜半岛的民众，刺杀统监是不对的，否定独立运动的正当性。与此同时，温和派的伊藤博文遇刺也刺激了日本国内主张并吞朝鲜半岛的激进派。隔年（1910）日本就并吞朝鲜半岛，将朝鲜半岛纳为殖民地。

至于1943年战死沙场的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他的国葬则具有在日军节节溃败、战况不佳的时期，透过国葬呼吁民众继承军人遗志，除了军人以外，在后方的一般民众也应该要积极协助战事的政治意义。实际上，山本五十六也是第一个生前不具皇族或华族身份，获得国葬的一般平民。

由于《国葬令》原本是天皇直接发布的敕令，战后随着日本施行新的《日本国宪法》，削弱日本天皇实权，日本天皇实质上成为虚位元首，所有战前由天皇发布的法令或命令一律失效，《国葬令》也跟着走入历史。

走入历史的国葬与再起

随着二战结束、日本制定新版宪法，作为天皇敕令的《国葬令》跟着失效，在没有制定新法前，日本除了《 皇室典范》之外，在法制上并没有关于平民的国葬规范。

贞明皇后的皇太后大丧

日本战后第一次遇到国葬问题，是1951年昭和天皇的母亲贞明皇后过世时。原本按照《国葬令》，贞明皇后也符合举行国葬的资格。但依据新的《 皇室典范》第25条规定，只有天皇过世时才会举行大丧之礼（大丧の礼），确立了往后天皇以外的皇室成员过世时，不举行国葬的标准。

第二十五条天皇が崩じたときは、大丧の礼を行う。

当时虽然没有帮贞明皇后举办国葬，但使用了皇室公家预算（宫廷费）替贞明皇后举办了比照国葬标准的「皇太后大丧」。

（即将不是）战后唯一的国葬

紧接着再下一次国葬风波，就是1967年前首相吉田茂的国葬。在安倍晋三的国葬仪正式举行之前，这是「最后一次国葬」。

事实上，1951年贞明皇后过世之后，便一直有关于国葬的讨论，特别是皇族以外的的人，在战后该如何实施国葬？当时（1960年代初期）日本内阁还特别成立了官方制度联络调查会议（ 公式制度连络调查会议），来讨论国葬该怎么进行。会议上虽然认同应该要立法解决国葬问题，然而，大家会议上一直无法达成共识，不知该如何设定国葬标准，也担心会演变成政治风波，迟迟无法立法。

就在大家还在讨论的过程中，前首相吉田茂在1967年过世。当时的首相佐藤荣作紧急透过阁议决定的方式，决定要替吉田茂举行「战后首次的国葬」。手法与本次岸田文雄拍板要替安倍晋三举行「国葬仪」如出一彻。

缺乏法源依据、立法前不办国葬成共识

曾以战后国葬为题发表论文的前田修辅指出，吉田茂的国葬使用的法律解释，是内阁法制局早前提出的意见。当时内阁法制局认为：国葬基本上是行政作用的一部分，属于内阁管辖范围，理论上举行国葬不需要《宪法》上的法律依据，责任归属是在内阁手上，可以靠政令举行国葬。但是这后面有但书：内阁法制局虽然认为举行国葬与否是内阁的职权，但最好还是透过国会立法、再由内阁执行会比较妥当。

实际上，当时透过阁议决定，拍板决定要替吉田茂举行国葬，确实曾引发反弹，认为缺乏法源依据。这也是在吉田茂之后，并没有举行过国葬的原因之一：在立法之前，不宜举行国葬。

也因此，在吉田茂（1878-1967）之后过世的前首相佐藤荣作（1901-1975），即便佐藤荣作曾荣获诺贝尔和平奖，在当时又创下「首相任期最长」的纪录，佐藤荣作的丧礼也不是国葬，而是「国民葬」（国民葬）。在这之后的大平正芳（1910-1980）之死，更确立了前首相过世之后，是由内阁、所属政党共同举行「合同葬」（合同葬）。

吉田茂与佐藤荣作成转捩点

事实上，1975年佐藤荣作过世时，当时内阁法制局长官吉国一郎就曾向当时的首相三木武夫表明，在现行法制下无法举行国葬，如果要举行国葬就必须取得行政、立法、司法三权的同意。这也是当时三木武夫政权决定以国民葬取代替佐藤荣作举行国葬的原因

《朝日新闻》报导则指出，当时吉田茂可以举办国葬，但8年后的佐藤荣作只有国民葬，还有一个关键因素是在野党的态度。吉田茂过世时，佐藤荣作拜托时任众议院副议长园田直，说服当时在野的第一大党社会党。 8年后轮到佐藤荣作过世，当时在野党很早就表明反对国葬的立场，再加上当时朝野势均力敌，所以执政党也不敢为了国葬这件事情，和在野党撕破脸。

首相与逝世年份｜丧礼形式｜国费支出（政府负担比例）

吉田茂（1967）｜国葬｜1810万日圆（100%）
佐藤荣作（1975）｜内阁、自民党与民众的国民葬｜2004万日圆（50%）
大平正芳（1980）｜内阁与自民党的合同葬｜3643万日圆（50%）
岸信介（1987）｜内阁与自民党的合同葬｜4510万日圆（50%）
三木武夫（1988）｜众议院与内阁的合同葬｜1亿1870万日圆（100%）
福田赳夫（1995）｜内阁与自民党的合同葬｜7334万日圆（50%）
小渕惠三（2000）｜内阁与自民党的合同葬｜7555万日圆（50%）
铃木善幸（2004）｜内阁与自民党的合同葬｜5449万日圆（50%）
桥本龙太郎（2006）｜内阁与自民党的合同葬｜7703万日圆（50%）
宫泽喜一（2007）｜内阁与自民党的合同葬｜7585万日圆（50%）
中曾根康弘（2020）｜内阁与自民党的合同葬｜7959万日圆（50%）
安倍晋三（2022）｜国葬｜（预估）16亿5940万日圆（100%）

综观反对替安倍晋三举行国葬的说法，理由不外乎是：

1. 缺乏法源依据
2. 钱的问题：安倍晋三的国葬全额使用税金，使用国民缴纳的税金，是否就该听取纳税人（aka国民）的意见？这也会延伸到，岸田文雄主张的「吊唁外交」，目前看起来并不能达到预期效果，愿意前来吊唁的外国政要比预期要少，多少也会影响到中间选民对于替安倍晋三举办国葬的意愿。

替安倍晋三举行国葬的逻辑谬误

回到国葬的争议点，这次岸田文雄的回应之所以没有办法取信于民，其中一个很大的因素是逻辑上并不通。

（1）首相任期最长不成理由

首先，岸田文雄主张安倍晋三创下日本宪政史上最长8年8个月的首相任期，所以要替安倍晋三举办国葬。但就如前面所说，佐藤荣作当年确实创下「战后首相任期最长」的纪录，他还有一个诺贝尔和平奖，但他并没有替他举行国葬。原因无他，在缺乏法源依据的前提下，就算这位首相在任期间创下哪些纪录，都不能足以作为举行国葬的理由。如果真的想替某人举行国葬，就应该在任期间尽速通过修法，而不是一拖再拖，拖了70年都还没完成立法。不仅如此，即便是在战前、《国葬令》仍有效的时候，桂太郎创下「任期最长首相」的纪录（现在仍是仅次于安倍晋三的第二长），也没有因此获赠国葬。

（2）外国政要有意吊唁，不等于就要办国葬

第二，世界各国王公贵族或政治领柚有意前往日本吊唁安倍晋三，这也不构成举行国葬的理由。因为按照既有的内阁＋所属政党的合同葬模式，外国政要依旧可以前往日本吊丧。所以不能、也不应该以外国政要想要吊唁安倍晋三，作为举办国葬的理由。举行国葬，影响最深的应该是自己国内的国民，应该要以国民为先。

（3）选举期间遭暗杀不是只有安倍晋三

第三，以安倍晋三在选举演说中遭枪杀为由，而决定替安倍晋三举行国葬。但事实上，早在安倍晋三之前就有多名政治人物遇刺身亡，而且绝大多数事件，都是因为政治理念不合。在竞选期间遇害，并不会成为获赠国葬的理由。 举例来说，1960年，担任社会党委员长的浅沼稲次郎在东京・日比谷公会堂参加众议院改选前夕的三党党魁演说时，遭人刺伤；2007年4月，时任长崎市长的伊藤一长在选举期间，在自己的竞选办公室前、刚从选举车上下来时，遭暴力集团枪杀。浅沼稲次郎和伊藤一长都是在竞选期间遇害，但这并不能构成获颁国葬的理由。即便是在战前、《国葬令》仍有效的时候，时任第19代内阁总理大臣的原敬，1921年在职期间遭刺伤，也没有获赠国葬。

（4）没有解开安倍晋三与统一教会的关系

如果因为「安倍晋三在选举演说遭枪杀」为由，认为山上彻也破坏民主选举制度。山上彻也的犯案动机是因为安倍晋三与现已改称「世界平和统一家庭连合」的统一教互动紧密，如果将统一教视为邪教组织，或是有争议的宗教团体，那是否应该要比照办理，彻底清查政治人物的统一教的关系？异端或邪教组织与政党挂勾，不也是破坏民主制度的「凶手」？

暴力行为确实该受到谴责。如果能够证明自民党或是安倍晋三真的是光明磊落，做事坦荡荡，山上彻也枪击安倍晋三当然是破坏民主选举制度「唯一的坏人」。但在政治人物（特别是安倍晋三）与统一教会的关系还没有彻底清查之前，直接将山上彻也视作整起悲剧唯一的「坏人」，未免太早下结论。

前面提到的历史学家宫间纯一指出，这次替安倍晋三举办国葬，在逻辑上是谴责代表民主主义的竞选活动上发生的暴力行为，但目前按照岸田文雄的说法，并不能得出「意图破坏民主主义的恐怖攻击导致安倍晋三死亡」的结论，毕竟山上彻也的犯案动机并不是针对民主体制，而是针对特定政治人物与特定异端团体的关系。退一步来说，如果了解战前与二战期间国葬对于日本的意义，就会知道国葬的概念与战后日本提唱「以民为主」的民主主义相左。

这次卷土重来的「国葬」，对于日本来说也是重新思考到底什么是「国葬」的绝佳机会。

国葬到了当代，又代表什么含义？

前面提到的前田修辅便指出，在吉田茂的国葬之后，有几名曾任首相的政治人物，死后并没有举办公开丧礼。没有举办的理由包括：

1. 死时所属政党并非执政党（例：羽田孜）
2. 死时陷入负面新闻（例：田中角荣）
3. 生前没有特别政绩（例：东久迩稔彦）
4. 当事人生前的意向（例：竹下登）

有此可见，首相在过世时会不会举行公开的丧礼，并不是只看这名首相生前的政绩，时机也是很重要的因素。如果对于当下掌权的政权来说，替这个人举办公开的丧礼，对外可以主张政权的正当性，对内也有一定效果，就有很高的动机替死者举办公开的丧礼。

是否违反《宪法》平等原则？

国葬在没有法源依据的情况下，其实也会衍生出很多问题。

宪法学者木村草太便指出，如果政府没有办法举出「为什么只帮安倍晋三举行国葬」的理由，就有违反《宪法》平等原则的疑虑。 日本《宪法》第14条保障所有国民在法律下都是平等的，岸田文雄虽然说安倍晋三任内有功，但首相的功过应该要由客观第三方机构进行评比。任何的政策或成就，都会有好一的面或坏的一面，安倍晋三相较于历任首相是否真的有更杰出的表现，需要独立于政治的公正第三方做评比，而不是现任首相说得算。

第十四条すべて国民は、法の下に平等であつて、人种、信条、性别、社会的身分又は门地により、政治的、経済的又は社会的关系において、差别されない。
２ 华族その他の贵族の制度は、これを认めない。
３ 栄誉、勲章その他の栄典の授与は、いかなる特権も伴はない。栄典の授与は、现にこれを有し、又は将来これを受ける者の一代に限り、その效力を有する。

目前岸田文雄将国葬定义为「以国家全体表达敬意与吊唁之意的国家官方仪式」，木村草太认为，国家全体指的是所有国民，这个定义就会侵害到国民的思想与表现自由。如果国葬只是一部分国民想要表达哀悼之意，那就不是国家官方仪式，而是私人的；如果这个一部分国民指的是内阁，那就只能叫做内阁葬，而不是国葬。

是否会侵害到个人自由？

此外，木村草太也质疑，这次国葬所需费用将由国家全额支出，是否符合公共利益？还是国葬只是作为正当化使用公款的理由？目前岸田文雄与其他内阁成员，只是靠着提醒世人安倍晋三的功绩，希望能唤起民众的共识，但唤起民众的主观情感并不是公共利益，这应该已经超越《 内阁府设置法》明订的内阁府管辖范围，也有侵害民众信仰自由的疑虑。

这也是这次国葬争议中，其中一个反对声浪。 1967年吉田茂的国葬，曾要求公家机关、公立学校休息，不少民间企业也因为老板的个人意向跟着放假默哀。 1975年佐藤荣作的国民葬，山口县教育委员会要求学校升「 吊旗」（编注：将旗竿顶端的金球用黑布包覆，升国旗时必须要绑一块和国旗长边等长的黑布，再升半旗。这是日本国家级丧礼时才有的仪式。）也曾引发教职员抗议，认为这已经侵犯个人思想自由。 2年前（2020）中曾根康弘的合同葬，也曾发生政府发函要求公立大学升「吊旗」，引发侵犯学术自由的反弹。

实际上，今年7月安倍晋三的家祭就已经传出东京都、山口县、大阪府吹田市等地，要求公立学校降半旗的消息。对此文部科学大臣永冈桂子在记者会上表示，地方政府或（相当于教育局的）教育委员会并不会要求学校配合安倍晋三的国葬，表明吊唁之意。

民主社会民众也有说不的权利

前面提到的历史学家宫间纯一提醒道，类似的情况这次也会发生，民主社会的主体应该是全体国民，如果要在现在举行国葬，什么样才是最适合现代的国葬？这需要经过国会讨论。在没有国葬施行法的现状下，并没有一套举行国葬的标准，国家不得强制要求全体国民听从指示。民众也应该要清楚知道，大家有说不的权利。

话虽如此，战后的国葬其实会和二战结束前有很大的不同。宫间纯一便以吉田茂的国葬为例，他指出，战前与二战期间的国葬，强迫所有国民都必须要默哀；但吉田茂的国葬，虽然一样有包括皇室在内的大批民众前往东京・日本武道馆献花（到当晚累计超过3万5,000人前往），当天公营竞技比赛暂停一天、电视上的娱乐节目停播、全国各地鸣笛，但不同以往的事，可以在街头看到反对国葬的民众上街演说或吊挂看板。民众在国葬当天也能表达反对意见，才是健全的民主社会。

安倍晋三的国葬将立下哪些先例？

眼见安倍晋三的国葬即将来临，没有意外的话将会如期举行，缔造日本战后除了天皇的国事以外的第一个「国家仪式」的历史。不仅如此，从今年7月安倍晋三的家祭，其实已经可以预期，这场「睽违55年」的国葬，不只将立下先例，也有其他可能会影响到其他方面的议题。

（1）再一次将公物私有化？

《东京新闻》报导指出，今年7月12日安倍晋三在东京都港区增上寺的家祭上，派遣陆上自卫队的仪仗队列队参加，这是战后首次有历任首相的家族葬出现仪仗队。所谓的仪仗队，是由自卫官编成，向天皇、首相、国宾敬意的仪队。从1967年吉田茂的国葬以来，过去共11场的首相国葬或合同葬，公祭的时候确实有仪仗队，但家祭是没有的。过去仪仗队会出现在家祭，只有前防卫厅长官的家祭，而且截至目前为止只有3例。

陆上自卫队最高首长吉田圭秀陆上幕僚长在本月6号的记者会上也证实，当时是防卫大臣等级的判断，陆上自卫队只是听从指示执行任务。而当时的防卫大臣，就是安倍晋三的亲弟岸信夫。现任的防卫大臣浜田靖一只说，基于《 自卫队法》第6条，自卫队的仪式按照防卫省令的规定，所以只要确认遗族的意向，就可以派遣仪仗队列队出席。至于是依照哪一位遗族的意向，则没有进一步表示。

这就引发了安倍一家是否再度将公家资源私有化的疑虑。承前，安倍晋三执政期间多次使用「阁议决定」通过重大议案或具争议性的议案，像是加计学园疑云、 延长东京高检检事长黑川弘务的退休年限都是如此。森友学园国有地贱卖案及赏樱会（桜を见る会）弊案，更是将公家资源私有化的代表：利用公部门的既有资源「好施小惠」，提供对自己友好、自己周边的人士一些优惠。

今后自卫队是否会比照办理，历任首相过世时是否会派遣仪仗队列队参加前首相家祭，值得关注。

（2）国葬恐将安倍晋三神格化

承前述，岸田文雄这次是引用《内阁府设置法》，将安倍晋三的「国葬仪」提升到「国家仪式」的层级，缔造日本战后除了天皇的国事以外的第一个「国家仪式」的历史。就有一派人担心，此举将促使保守派进一步将安倍晋三神格化，将安倍晋三的位阶从前首相晋升到与天皇平起平坐的层级。例如，九州大学名誉教授内田博文就担心，替安倍晋三举行国葬，某方面也是在助长将安倍晋三神格化的言论，方便自民党巩固势力，同时推动安倍晋三生前心心念念的《宪法》改革。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安倍晋三和统一教之间的关联还没解开、破除之前，贸然替安倍晋三举行国葬，有可能会进一步助长统一教内部的声势。熟悉统一教论述的律师郷路征记就指出，对于统一教的信众来说，目前安倍晋三还活在灵界，安倍晋三是在人间对抗「撒旦」势力、获得天助的天选之人；在这种情况下替安倍晋三举行国葬，就是在助长统一教会的违法或不正当的行为。

（3）破新高的前首相公祭费

最后一点比较务实，就是钱的问题。

日本政府最早（8/26）公开的预算是2亿4,900万日圆，这当中包括会场设置费的2亿1,000万日圆，以及日本武道馆、巴士等租借费约3,000万日圆。这个费用已经是2020年中曾根康弘合同葬花费7,959万日圆的3倍，而且2年前中曾根康弘的合同葬，还是自民党和日本政府对半出。

9月6日，松野博一内阁官房长官进一步追加14亿1,000万日圆预算，当中的8亿日圆用于警备、6亿日圆用来接送海外贵宾，以及1,000万日圆作为自卫队仪仗队的车辆费。让安倍晋三国葬的费用，直接暴增6.6倍，上看16亿6,000万日圆，引发进一波反弹。

有鉴于安倍晋三之死和警备不足有关，安倍晋三的国葬预计会有各国政要出席，强化警备是有必要的。相较于2019年现任天皇德仁登基的「即位の礼」的警备费约38亿日圆、1989年昭和天皇过世的「大丧の礼」的警备费约24亿日圆，安倍晋三的国葬警备费看起来没有特别贵。不过德仁天皇登基「即位の礼」全套仪式不像安倍晋三的国葬只有1天，当时「即位の礼」各国贵宾来了200人以上，这次安倍晋三的国葬可能只有50名政要，这个费用到底是算多还是少？很难评估。

不过，这次安倍晋三的国葬，又被ムラヤマ这间公司标下。ムラヤマ就是安倍晋三任内，从2014年起连5年标下赏樱会，同时也是标下2020年中曾根康弘合同葬的活动公司。虽然目前岸田文雄和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的说法是，只有这家公司竞标，并没有偏袒特定厂商的嫌疑。 「怎么每次都是ムラヤマ」的质疑声浪会不会越滚越大，还有待观察。

（终）

本文同步刊载于石川カオリ的日本时事まとめ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