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败者回忆录98:和许家屯的一次交锋
前前文提到香港前途谈判时,若有100万市民上街,英国将会如何。历史没有如果,当时的社社会结构影响了香港人的表现。从来社会上带头出来抗争的都是没有家庭事业包袱的年轻人。 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开始时,一些走温和路线的民主团体搞示威游行,预估参加的民中众不多,故选择在铜锣湾东角道集合,谁料一向不满这些民主团体的年轻人不计前嫌,开开始动员民众,结果在许多年轻人的广泛动员下,当天有14万人挤爆东角道,到6月9日,在年轻人事前各区设街站宣传动员,更有100万市民参加游行。很明显,年轻人的热情感染了绝大部分市民,才会有后来波澜壮阔的运动。
1981到84年,大专学院活跃的学生领袖们,大都在「反殖」「民主」「民族大义」这些堂皇而抽象的观念支配下,支持脱离殖民地、回归祖国、民主治港。那时文革已过去多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的管治也趋于宽松,因此年轻人反对中国97年收回主权的不多,根本搞不起运动,更别说大型示威了。中老年人从反右、大跃进、文革等历史对中共有所认识,许多人都从大陆避秦来港,但他们有家庭、事业的包袱,对强权只想到要「躲开」,也就是找寻「太平门」,抗拒中共的意识明显,但不会也不敢面对中共抗争。政治团体大部分由中产者组成,他们的思维是想方设法让中共调整政策,或向英国游说关顾香港人。行政局首席议员钟士元为香港人权益仆仆风尘于伦敦、北京,都没有结果,其中原因之一是他认为香港没有强力的民意支持他的行动。这也是事实,因为当时大部分香港人的想法,是随大流,反正香港变得怎样自己也无能为力;小部分人的想法是「大难临头各自飞」。现在说上一辈的人接受「民主回归」绝非事实,说上一辈的人没有如后来般联合抗拒「回归」则是事实。但我觉得也应该在这里把历史背景讲清楚。
我和《七十年代》、前景社是少数力拒主权转移的人士之一,《明报》《信报》的评论也反映多数民意。六四后去了美国的前新华社社长许家屯在《回忆录》中,主要讲自己如何在香港开展统战工作,如何与不信任中共的人「求大同、存大异」。书中多次提到与前景社这些长期批评中共的学术和传媒中人的谈话,以显示他的宽容和耐心。
实际上,我们正面作思想交锋只有一次,就是由陆铿和新华社杨奇安排的对前景社成员的宴请和之前的座谈,《许家屯回忆录》说,「由李怡带头发言,对我穷追猛打,我因有心理准备,尽量地『存』了彼此的『异』,『求』了彼此的『同』,以缩断彼此间的距离。整个宴会二、三个钟头,始终保持紧张却和谐的气氛。我也对他们尖锐的提问给予肯定,不因有人反共,而认为不爱国。」他说他与批共文化人「接近交友,这是关键一役」。
我也记得这一役,但记忆与许家屯不同,我不认为我们有什么「大同」,而是真正存在「大异」。前景社其他成员,因为是客人,包括主席劳思光都说话留余地,我确实是不停提出尖锐问题和反驳许的讲话的一人。
我主要问他,毛泽东、周恩来提出来而且长期对中国有好处的对香港政策「长期存在,充分利用」,为什么不「存在」、要改变了?有没有考虑过这种改变使中国付出多大代价?中国的对内施政确实比文革时好太多了,但一党专政没有改变,基本上仍然是由人而不是由法律决定人民的命运,如果只有自上而下的决策而没有自下而上的制衡,谁能够保证邓小平以后的政策不会改变?
许家屯的回应是,我们对中国的批评,是基于对中国过去二十多年的了解,而现在中国已经不一样了,中国一直有进步,过去二十多年,在中国历史上只是短短的一瞬,在人类历史上更微不足道,我们应该用长远的历史眼光去看待过去那二十年的短暂历史。
我回应说:二三十年对人类来说无疑是短短一瞬,但二三十年对一个人来说就是半辈子,尤其是正值可以做事可以奋发的好时光,我特别提到我那位被打成右派的同学,大学后二十多年下放劳动,就这样牺牲了整个人生。我又提到中国收回香港的政策,产生了许多「太空人」,制造了许多家庭悲剧。我希望中共党人,不要只想着中国历史、人类命运,而是想到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生命,从每一个人的命运去思考政策。
许家屯一下子无言以对,有一刻似在沉思。我想,以他这样的部级高干,即使在香港接触权贵,大概也没有试过被人这样当面顶撞。但我也必须承认,他始终保持温和的笑脸,没有因为我不留情面的「穷追猛打」而发怒。论度量,还是值得一赞。
(原文发布于2022 年1 月19 日)
《失败者回忆录》连载目录(持续更新)
- 题记
- 闯关
- 圈内圈外
- 杀气腾腾
- 煎熬
- 伤痛
- 动荡时代
- 抉择
- 那个时代
- 扭曲的历史
- 先知
- 自由派最后一击
- 我的家世
- 沦陷区生活
- 汪政权下的乐土
- 沦陷区艺文
- 父亲与沦陷区话剧
- 李伯伯的悲剧
- 逃难
- 愚者师经验,智者师历史
- 战后,从上海到北平
- 古国风情
- 燕子来时
- 在左翼思潮下
- 1948树倒猢狲散
- 猪公狗公乌龟公
- 《苹果》的成功与失败
- 怎能向一种精神道别?
- 自由时代的终章
- 清早走进城,看见狗咬人
- 确立左倾价值观
- 「多灾的信仰」
- 最可爱的人即最可笑的人
- 中学的青葱岁月
- 被理想抛弃的日子
- 谈谈我的父亲
- 父亲一生的辗转挣扎
- 父亲的挫伤
- 近亲繁殖的政治传承
- 毕生受用的礼物
- 文化摇篮时期
- 情书——最早的写作
- 那些年我读的书
- 复活
- 不可缺的篇章
- 不可缺的篇章之二
- 不可缺的篇章之三
- 不可缺的篇章之四
- 不可缺的篇章最终篇
- 没有最悲惨,只有更悲惨
- 归处何方
- 刘宾雁的启示
- 徐铸成的半篇文章
- 五六十年代的香港人
- 通俗文化的记忆
- 左派的「社会化」时期
- 伴侣的时代
- 那些年的太平日子
- 香港历史的转捩点
- 福兮祸所伏
- 香港辉煌时代的开始
- 我们是什么人?我们往何处去?
- 二重生活的悲哀
- 《七十年代》创刊背景
- 脱颖而出
- 觉醒,误知,连结
- 非常有用的白痴
- 有用则取,无用则弃(非常有用的白痴之二)
- 中调部与潘静安
- 非蠢人合做蠢事
- 接近绝对权力的亢奋
- 无聊的极左干预
- 从钓运到统运
- 那年代的台湾朋友
- 统一是否一定好?
- 台湾问题的启蒙
- 推动台湾民主的特殊角色
- 中共体制内的台籍人士
- 踩不死的野花
- 文革精神
- 文革缔造中国的今天
- 极不平凡的一年
- 批判极左思潮
- 民主假期
- 裂口的开始
- 太岁头上动土
- 爱荷华的「中国周末」
- 1979年与中共关系触礁
- 那几年,文艺的沉思
- 爱荷华的平和交锋
- 从认同到重新认识中国
- 九七觉醒
- 美丽岛大审对我的启示
- 从事媒体一生的座右铭
- 念兹在兹要记下的辉煌
- 香港前途问题带来的恐慌
- 从来没有「民主回归」
- 和许家屯的一次交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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