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败者回忆录85:裂口的开始
1976年四人帮倒台,到1979年初,是《七十年代》与中共的蜜月期。那时,中共组织路线和思想路线的主流是批判文革派,而《七十年代》以香港杂志的身份为主流派扫清道路,其中尤以呼吁邓小平复出,为刘少奇、彭德怀平反,使文革被打倒的刘的党政系统、彭的军队系统一大批老干部复出,重新执掌权力。这符合当时中共主流派的意愿。与此同时,《七十年代》亦涉及中共的体制问题,特别是权力转移的制度化,掌权者的特权和百姓受权力欺凌的问题,这些深入到制度的探讨,并不符合掌权者的利益。我并非不知道,但我当时认为,这正是独立舆论的愚者千虑的责任。
1979年前,邓小平的最高权力地位仍然未巩固,推动「打破毛泽东永不会错的神话」,打击「两个凡是」,让西单民主墙批判文革派,是邓派在全国制造舆论的要点所在。因此,尽管中共从来不容许外来报刊进口,但在1978年,不仅《七十年代》可以带进中国,甚而北京、广州许多机关纷纷订阅,都可以收到。有顺德一位民众写信给海关,问《七十年代》能否允许进口,获明确答覆「可以进口」,因此才托亲友在香港代订。
1979年五月,寄往大陆的杂志遭海关没收,并通知订户,指是「因有有害国内安定团结的违禁内容」。
鉴于当时与中共的关系仍然良好,我以为是一时间中国内部的失误,期待事情有转机,在等了个多月后,就于当年7、8、9三个月,陆续就这事件写了三篇「社论」,题目分别是「反对中共当局非法没收本刊」「怎样的言论对中国有利」「言论开放有利于安定团结」。这三篇文章,以向读者交代中国对杂志从开放到禁制的过程,来借题发挥谈言论自由对中国的重要性。
社论不挑战中共建政后所订立的限制国外出版物进口的条例,反对的是「非法没收」,因为除非是毒品之类的东西,海关若不准某一样东西入境,也只是要你留下,出境时带走。现把东西没收,就是另一层次;没收后加一个「有害国内安定团结」的罪名,这又是另一个层次。我们的抗辩,就是针对既已获准进口,又突然禁止,再当毒品般没收,并加上罪名,从这三方面分别论述。就「有害安定团结」,社论提出「狭隘的党派立场、狭隘的民族立场,和看风使舵的言论,均对中国不利」,「与其窃窃私议,不如公开讨论」,「没有批评,要言论何用」,最后的结论是:言论开放有利安定团结。 「只有当政者相信人民,让人民有知情权,让各种不同的意见与民众见面,让海外严肃探索中国问题的报刊可以给民众接触到,民众才会对当政者有信心,并知道怎样发挥民主权利。」揭发问题实现的是清污除垢的安定团结,而掩盖问题实现的是藏污纳垢的安定团结。
三篇社论,明确了我们杂志在殖民地香港的舆论角色,由英国提供的保护伞,可以使我们说出中国老百姓想说但在大陆不能说的话。那时候,爱国,一心希望透过舆论促使中国进步,仍然是我的追求。我相信只有批评才有进步,没有批评就只会越来越向绝对权力倒退,越来越腐化。
《七十年代》被禁止进口的几个月,一向同我有密切联络的中共驻港高层,没有约我见面,有见面的蓝真也没有同我谈论这件像沙发上的大象那样明摆着的事。直到九月刊出第三篇社论,才通知我去新华社与王匡社长见面。
那次见面,跟过去与李菊生社长、祁烽副社长的平和地聊天式谈话不一样,是十几人在一个大客厅开会式座谈。王匡讲了一大堆废话,主要就是说我们三篇社论不合适,指「中共非法没收」不对,不是「中共」,是「中国海关」,现在是「党政分开」的。我平和地但毫不保留地对他的话表示异议,说要「党政分开」只是一个追求,还不是现实。并再次扼要陈述社论的观点。我试图力争在中共体制内实现一本杂志的言论自由,但没有得到与会者支持,包括蓝真在内的与会者都没吭声。这次会晤有点不欢而散。而真正主管报纸杂志的祁烽副社长却没有出席。
王匡在文革前任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长,文革被批斗,文革刚结束的1977年复出任出版总局局长,这时全国只准读毛着的禁书时代尚未过去,他在出版局率先开放了35种中外名著的重印工作,在中国算是较开明和有作为的人物。可是,既外派香港,又要服从中央僵硬政策,表现也就只能这样了。
这是我争取作为中共体制内刊物的言论自由的挫折,也是我们与中共关系裂口的开始,但这时候还没有真正和公开破裂。
《失败者回忆录》连载目录(持续更新)
- 题记
- 闯关
- 圈内圈外
- 杀气腾腾
- 煎熬
- 伤痛
- 动荡时代
- 抉择
- 那个时代
- 扭曲的历史
- 先知
- 自由派最后一击
- 我的家世
- 沦陷区生活
- 汪政权下的乐土
- 沦陷区艺文
- 父亲与沦陷区话剧
- 李伯伯的悲剧
- 逃难
- 愚者师经验,智者师历史
- 战后,从上海到北平
- 古国风情
- 燕子来时
- 在左翼思潮下
- 1948树倒猢狲散
- 猪公狗公乌龟公
- 《苹果》的成功与失败
- 怎能向一种精神道别?
- 自由时代的终章
- 清早走进城,看见狗咬人
- 确立左倾价值观
- 「多灾的信仰」
- 最可爱的人即最可笑的人
- 中学的青葱岁月
- 被理想抛弃的日子
- 谈谈我的父亲
- 父亲一生的辗转挣扎
- 父亲的挫伤
- 近亲繁殖的政治传承
- 毕生受用的礼物
- 文化摇篮时期
- 情书——最早的写作
- 那些年我读的书
- 复活
- 不可缺的篇章
- 不可缺的篇章之二
- 不可缺的篇章之三
- 不可缺的篇章之四
- 不可缺的篇章最终篇
- 没有最悲惨,只有更悲惨
- 归处何方
- 刘宾雁的启示
- 徐铸成的半篇文章
- 五六十年代的香港人
- 通俗文化的记忆
- 左派的「社会化」时期
- 伴侣的时代
- 那些年的太平日子
- 香港历史的转捩点
- 福兮祸所伏
- 香港辉煌时代的开始
- 我们是什么人?我们往何处去?
- 二重生活的悲哀
- 《七十年代》创刊背景
- 脱颖而出
- 觉醒,误知,连结
- 非常有用的白痴
- 有用则取,无用则弃(非常有用的白痴之二)
- 中调部与潘静安
- 非蠢人合做蠢事
- 接近绝对权力的亢奋
- 无聊的极左干预
- 从钓运到统运
- 那年代的台湾朋友
- 统一是否一定好?
- 台湾问题的启蒙
- 推动台湾民主的特殊角色
- 中共体制内的台籍人士
- 踩不死的野花
- 文革精神
- 文革缔造中国的今天
- 极不平凡的一年
- 批判极左思潮
- 民主假期
- 裂口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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