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能不能带来经济平等？

（这是一则读书笔记）

最近在读Adam Przeworski老爷子2010年的书"Democracy and the Limit of Self-Government"，发现他在第四章中对民主和平等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非常有趣的探讨，在这里跟各位分享一下。老爷子出身威权国家（波兰），却一辈子致力于研究民主，在实证和规范理论方面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更与2010年荣获政治科学最高奖Johan Skytte Prize，本书可以说是他的集毕生大成之作。

老爷子一上来就指出，平等被认为是民主的一个基本特质，因为按照通常的理解民主就是一人一票，所以每个公民从政治参与的角度来看是平等的。但这个说法其实有两个问题。首先，一样的选票不意味着一样的实际影响力。在选举期间，较富裕的公民更能负担得起竞选的成本，可以为中意的候选人捐献资金，或是动员大批跟自己观点相近的选民走出家门投票；其主张也会藉由媒体而广为人知，进而潜移默化地影响他人的决策。在选举结束之后，普通公民只能任由选出的代表为自己的利益代言，富裕阶层则能直接对政府展开游说，以期改变政策。近年来美国政治这方面的研究很是热门，比如Stanford大学的政治学新星Broockman就做过实验，发现有政治捐献的选民更容易获得议员接见。老爷子由此总结道，民主制度下的所谓“政治平等”只是法律强加的平等，而远非是社会现实的反映。

其次，甚至连法律上的平等在很多时候也难以保证。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民主政权都对投票资格和候选人资格有所限制。比如在1832年改革前，英国的许多市镇（Borough）都没有自己的代表。 （Burke对此的辩护是，这些市镇的选民虽然未选出代表，但其利益已经由其他市镇代表了，即所谓“virtual representation”）。而非裔在美国真正获得选举权乃是民权运动之后的事情了。妇女投票权是一代代女权活动家斗争的结果，时至今日，儿童在民主国家也没有投票的权利。公职候选人面对的门槛往往还要更高。从今天的视角来看，这些限制无疑是对公民政治自由的侵犯，但在代议制政府刚刚出现的时候，它们其实得到了广泛的支持。那个时代的政治理论家认为，政府的根本职责是选出优秀的领导人来管理国家，服务人民。但只有满足某些条件（财富、土地、教育水平）的人，才有足够的理性在选择领袖上做出正确的判断。现在我们仍然用相同的理由来说明为什么不能允许儿童投票。但相对而言，基于年龄的限制比较容易为人接受，因为其效果对所有人都是相同的，并没有违背平等的理念。

总而言之，民主并不能保证我们理想中的平等。事实上，历史上的欧洲人争取普选权也并非是为了追求平等，而是要以此削弱贵族的权力，提高社会流动性。平等只是民主派用以团结支持者的一个口号。不过我们倒是可以追问，民主能不能逐渐让一个社会在实质上，特别是经济维度上，变得更加平等呢？有趣的是，在现代民主诞生之初，无论左派还是右派，都坚信全民普选会导致激进再分配，消除经济上的阶层差异。同时期兴起的民主社会主义，就是要用民主的手段，完成社会主义的平等目标。从政治经济学的标准模型来看，这是显而易见的结论：根据中位投票人定理，一个民主国家的税率应当由中位选民确定。而由于财富分布的集中性，中位选民的收入往往低于平均收入，所以ta会偏好更多的再分配。

可奇怪的是，当全民普选真正到来的时候，人们设想中的再分配却没有出现。老爷子整理了世界各国不平等程度随时间变化的趋势，发现全民普选并没起到什么作用。真正能降低不平等的，不是民主，而是革命和战争。为什么会这样？有一种解释是，低收入者未必支持激进的左翼政策。他们可能预期自己的后代会进入高收入阶层，抑或受到媒体宣传和宗教的蛊惑，因而对右翼保守派青睐有加。老爷子觉得，更为重要的因素是，政府在再分配问题上能做的其实有限。假如你是一个刚刚赢得了大选的左翼政客，你要做些什么来实现经济平等呢？最简单的方案是提高所得税率。但所得税针对的是收入而非财富，后者才是造成不平等的主要原因。而且年复一年的高税率会抑制投资者的积极性，降低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力。更不要说今天的富人可以轻易将财富转移到其他国家。另一种普遍的做法是土地改革，但土地并不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布尔什维克的策略是对资本进行国有化，但后果如何我们也都看到了。近年来有人鼓吹资本全民所有，即将各个公司的股份平均分配给民众。然而捷克私有化期间的经验显示，分散的股份很容易再度集中起来，因为对每个人来说这都不是多么了不起的财富，不如转卖给更擅长经营的人。股权分散也使得董事会难以监督经理人的行为，造成严重的道德风险（moral hazard）问题。最有效的政策，可能是按照当今发展经济学的理念，开展微观干预，提供诸如小额信贷、清洁饮水等公共福利，但这对国家能力要求甚高，并不普适。更何况，在普选权改革完成之后，为了不断赢得选举，左翼政党的纲领会逐渐向中央靠拢，所以最终进行的再分配可能是微乎其微。

结合当今世界的局势来看，老爷子其实描绘了一幅颇为悲观的画面。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已经在各个民主国家掀起了民粹主义的浪潮。如果民主不能带来经济平等，那么最后被牺牲的可能会是民主本身。当然，他的论述并非无懈可击。比如如今盛行的社区企业尝试（邱林川老师说的平台化）就不在他的考察范围之内。但无论如何，怎么尽量在民主框架之内化解不断激化的阶级矛盾，这可能是民主国家未来几十年内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也是本书给我们最重要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