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運動中的階級問題

6月9號百萬人遊行當晚，我借宿在潔平家。第二日一早跟朱濤老師同乘出租車去往大埔墟地鐵站，路上自然免不了聊起昨日的種種見聞。不曾想，司機中途突然插嘴，開始對抗議者大加斥責，說香港人就該好好掙錢，亂鬧下去早晚被共產黨鎮壓云云，逼得我們不得不改變了話題。

後來跟香港朋友聊起這段見聞。朋友說，你怎麼不告訴他，一旦修例通過，外資撤走，想好好掙錢也不能夠了。我起初很以為然，但轉念一想，即使香港真的變成所謂“廣東省香港市”，出租車司機的生活會有很大不同嗎？只怕未必。只要經濟發展水平不斷崖式下跌，打車需求應當變化不大，更是不會受政治環境的影響。誠然，政治環境必定同經濟發展有所關聯，但這樣複雜的因果鏈條，很難被用來說服出租車司機改變主意。對於他們來說，建制一方提供的說辭更加簡明有力：抗議搞亂香港，破壞日常秩序，讓大家搵食更為艱難。

偉大革命領袖告訴我們：“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當今的政治學和社會學理論，也無不強調聯盟在社會運動之中的重要性。現代社會中，各個群體訴求迥異，因而如何團結大多數，構建短暫的“負面聯盟”，以人數向在位者施壓，就成了運動勝利的關鍵所在（Beissinger, 2013）。對於反修例的抗議者來說，能否爭取到包括出租車司機在內的廣大香港普通市民的支持，不僅是本次運動的勝負之匙，甚至也決定了這座城市今後一整個世代的政治走向。

按照政治學的傳統觀點，抗議者一方應該天然得到低收入群體的支持。因為他們的最終訴求是民主化，而民主化導致的再分配，對低收入者最為有利。在任意社會中，中位投票人（median voter）的收入一般都低於平均收入。根據中位投票人定理（median voter theorem），民主政府會“劫富濟貧”來迎合多數人的偏好（Meltzer and Richard, 1981）。在此基礎之上，阿西莫格魯（Daron Acemoglu）和羅賓遜（James Robinson）將民主革命描繪成了一個動態的階級鬥爭過程（Acemoglu and Robinson; 2000, 2001）：窮人不相信富人對再分配做出的承諾，才要求民主化以掌握權力。一個社會貧富差距越大，民主化的動力也就越強。

然而現實狀況卻並非如此。亞當·舍沃斯基（Adam Przeworski）在他2010年出版的著作中指出，民主化幾乎未能帶來不平等程度的減少。而民主政治的觀察者也早就發現，底層往往不會去支持鼓吹再分配的左翼政黨。比如美國的貧苦白人，正是右翼共和黨的鐵票倉。為什麼會這樣？舍沃斯基的觀點是，在民主框架下，政府能做的其實非常有限：想提高稅率，資本可以輕易逃往其他國家，最終負擔成本的反而是中產階級；想補貼教育，但富人家的孩子還是能在課外獲得更多資源；想搞土地改革，對國家能力要求極高，也無法遏制土地兼併的長期趨勢。

那怎麼辦？一種方法顯然是廢除私有產權，但這樣的社會實驗已然以失敗告終。另一種方法是進行全球聯動的資本管制，但這其實意味著各國金融主權的喪失——正如丹尼·羅德里克（Dani Rodrik）所指出的：全球化、民主和主權國家，三者只能得其二。近年來一些美國政客提出，由於其制度和國力優勢，資本不太願意逃離美國，因此對華爾街征收重稅是可行之舉。但在向來反感政府干預的美國，這種主張何時能成為主流，尚未可知。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低收入群體對於民主運動不甚感冒，成了全世界的普遍現象。相比于代議制民主，反而是鐵腕治國的獨裁者更能解決他們的燃眉之急。反腐雖然不能提供經濟上的好處，至少能給人心理上的快感。民主派對中共聲嘶力竭的譴責，又怎有蛇齋餅粽來得實惠？安德烈·施萊弗（Andrei Shleifer）認為，道德是一種正常品（normal good），其需求隨著收入而上漲，自由亦然。對於食不果腹的那部分人來說，中產階級所追求的價值，跟鏡花水月並無分別。不平等的日益加劇，讓中產和底層形成“交疊共識”的過程愈發艱難。對於香港這一“資本主義精神”的化身來說，太平山豪宅和逼仄籠屋之間的強烈反差，乃是一切民主運動不得不背負的原罪。

此次反修例運動，孰敵孰友，尚未有明確的證據。但筆者跟理工大學黃鶴回教授先前合作的研究發現，傘運之後，近距離經歷了佔領的民眾，在16年立法會選舉中紛紛轉投建制。若將選民按人口變量分組，可以看到傘后新興的本土派吸引了不少建制青年的選票，但原本收入較低的泛民支持者則大批改換陣營。總體而言，民主派的力量反而遭到了削弱。今次運動的主要反對者，香港警察，其成員也多來自低收入、低學歷階層。當然，以馬杜羅之倒行逆施，尚不能在委內瑞拉點燃燎原之火，我們又怎能對香港出租車司機過於苛責？

但是至少，想要有所改變的香港年輕一代，必須對現狀有足夠清醒的認識，而非滿足于兩百萬人上街的既有成就。畢竟，五百萬“沉默的大多數”，才是真正要去爭取和說服的對象。令人欣慰的是，這次的抗議者已經有意避免了長期佔領的抗爭形式，以降低運動給普通市民帶來的成本。但除去降低成本，如何提高低收入群體在民主運動中的收益，則是更值得思考和研究的問題。舍沃斯基在書中提及，第一波民主化時期的歐洲運動家，主打的口號並非再分配，而是廢除貴族特權，提升社會流動性。而近年來較為成功的社運組織，玻利維亞的執政黨MAS，其發家之道則是以反資反帝的左翼綱領統合山區農民和城市工人（Anria, 2018）。

這裡並不是說，香港的抗議者可以複製上述策略，而是說在傳統的擁共-反共之外，應當試圖去利用更加多維的社會分裂（social cleavage），在勞工、女權、環保，乃至動物保護方面做做文章，同時跟市民建立更加緊密的聯繫。筆者在與香港反對派人士的交流之中，發現不少年輕人亦有類似想法，甚至有了初步的行動。只是突如其來的反修例風波，打亂了一切既定部署。倉促應戰的一代人，陡然被拋向了時代巨輪的中心。這其後的發展，就不是學者所能夠預料的了。

參考文獻：

Acemoglu, Daron, and James A. Robinson. "Why did the West extend the franchise? Democracy, inequality, and growth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15.4 (2000): 1167-1199.

Acemoglu, Daron, and James A. Robinson. "A theory of political transition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1.4 (2001): 938-963.

Anria, Santiago. When movements become parties: The Bolivian MA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

Beissinger, Mark R. "The semblance of democratic revolution: Coalitions in Ukraine's orange revolu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07.3 (2013): 574-592.

Meltzer, Allan H., and Scott F. Richard. "A rational theory of the size of government."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9.5 (1981): 914-927.

Przeworski, Adam. Democracy and the limits of self-government. Vol. 9.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Rodrik, Dani. The globalization paradox: democracy and the future of the world economy. WW Norton & Company, 2011.

Shleifer, Andrei. "Does competition destroy ethical behavior?."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4.2 (2004): 414-4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