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庫政論（編譯） | 德國對中國的經濟依賴有多深？德國的兩難處境

• 本文編譯自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 CSIS ）
• 作者：Irene Ezran 和Joseph Vaughan
• 原文發表日期：2022年11月4日

11月4日，德國總理奧拉夫-朔爾茨帶著由德國最著名的跨國公司企業高管組成的隨行人員抵達北京，其中包括大眾汽車、阿迪達斯、德意志銀行、巴斯夫和西門子的首席執行官。

朔爾茨對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訪問，將是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後西方主要領導人的首次訪問。在二十大上，習近平獲得了打破常規的第三個任期，並被廣泛認為大大鞏固了其權力。一些人認為，此行表明朔爾茨政府滿足於對中德關係採取一如既往的做法，儘管許多歐盟和德國官員——包括朔爾茨的內閣成員——都敦促重新評估與中國的持續的經濟相互依存關係，並呼籲制定“中國戰略”來防范德國可能受到的危害。朔爾茨頗不尋常地在一篇專欄文章中為此行辯解，他承諾德國將在市場准入方面“繼續堅持對等原則”，並且”不會無視爭議“。

中國在2001年進入全球貿易體系標誌著二十年互惠交流的開始：德國消費者受益於從中國進口大量廉價商品，而中國企業則從德國先進的製造業基地進口產品和專業技能。但隨著中國在發展階梯上攀升，其領導人有意選擇不去工業化，而是將其工業政策重心放在提升價值鏈上，以便在高端製造業中競爭。自2000年以來，德國銷往中國的出口份額翻了三倍，在此期間，以上出口價值增加了近八倍。與此同時，設在中國的德國子公司銷售額現在超過了德國對中國出口總額（見圖1），使進入中國市場成為柏林的首要任務。德國商界領袖們批評了旨在促進遠離中國的多樣化的政策建議。就朔爾茨而言，他試圖走一條中間道路，即接受歐盟將中國描述為一個”系統性競爭對手“，同時也抵制歐盟和德國內部關於與中國經濟部分”脫鉤“的呼籲。

中國工業政策目標對德國的經濟模式構成直接挑戰

中德貿易和投資一體化的深度說明了兩大經濟體之間的歷史互補性。在1990年代和2000年代，隨著中國成為世界工廠，德國出口商受益於中國對機器人、電氣設備和其他德國人擅長的高端機械之巨大需求。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汽車市場，德國汽車製造商，與美國和東亞競爭對手一起，通過與當地公司建立高利潤的合資企業，利用中國的消費熱潮進行投資。大眾汽車現在賺取的一半淨利潤都來自中國，梅賽德斯-奔馳在中國銷售的汽車數量是在美國的三倍。

除汽車行業外，中國占全球化工增長的大部分，使得德國巨頭巴斯夫宣布計劃縮減其在歐洲的業務，以專注於中國帶來的商機。此外，在防疫限制和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加劇導致的市場情緒惡化中，歐洲在中國的外國直接投資（FDI）越來越集中於少數大公司，德國在過去四年中貢獻了FDI總額的43%，遠遠超過其歐洲鄰國。

但有人擔心，德國工業界”在技術和質量方面領先[中國]一步“的努力，在過去幾年可能已經開始動搖。自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來，其在車輛、機械、化工和電氣方面的全球市場份額大幅攀升，而德國的市場份額則保持相對穩定（見圖2）。這種穩定能否持續，或者未來中國的增長是否會以德國為代價，還有待觀察。在先進製造業的許多領域——也許最突出的是電動汽車市場——中國的競爭對手已經趕上，甚至超過了曾經占主導地位的德國同行。

隨著中國的人口紅利和勞動力成本優勢減弱，中國政府一直在尋求提升其國內製造業基礎。其發展戰略的既定目標，類似於德國的高端出口驅動增長的經濟模式；在某些情況下，中國的產業政策文件明確模仿類似的德國方案。

2015年發布的”中國製造2025“計劃，設定了雄心勃勃的進口替代目標，涉及大量高科技應用。同樣，中國政府新擬的"雙循環"戰略設想了一個未來，在其中，中國公司在國內高端製造業中佔據主導地位，並在海外市場上及時與德國、韓國和日本的競爭對手，展開激烈競爭。

與德國的”工業4.0“計劃相呼應，中共的官方宣傳強調了主導"第四次工業革命"的重要性——所謂”第四次工業革命“，指的是對生產下一代技術至關重要的高度自動化和相互關聯的製造程序。北京將其製造能力視為競爭優勢的一個關鍵點。

習近平對其國家發展道路的設想，可能會使中國與德國製造商在中國和國外進行更直接的競爭。中國在高端製造業方面實現更大的自給自足的野心，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改善中國面對外國干涉的弱勢和被動境地。

美國正主導限制中國獲取核心技術，特別是半導體和製造半導體所需的專業設備，使中國對西方技術之依賴感到惶惶不安。在2020年4月一次演講中，習近平強調建立"獨立可控"的生產鏈之重要性，稱"實體經濟是基礎，各種製造業不能丟”。

德國政界在修訂中德關係上的分歧

德國前總理安格拉-默克爾在主導德國政治16年後，於2021年離任，德國對中國的經濟依賴之隱患旋即引發了一陣議論。在整個總理任期內，默克爾一直延續著其前任格哈德-施羅德開啟的，將外交與商業相結合的做法，即通過與德國工業巨頭一起定期訪問北京，以達成新的投資交易。在其任期即將結束時，默克爾——她堅定支持與中國接觸——承認其政府在早期與中國打交道時可能很天真，但"這些天來，我們看得更仔細，確實是這樣“。

德國政客之間分歧越來越大，有的人將議程重心放在中國的人權和民主等價值觀上，有的人則更關心商業利益。德國各政黨之間的、甚至各黨派內部的分歧，在最近的爭論中凸顯出來，該爭論圍繞是否允許中國國有航運巨頭中遠集團收購德國最大海上航運中心漢堡港四大集裝箱碼頭之一的股權。

朔爾茨內閣的重要成員——包括經濟部長、外交部長及國內和國外情報部門的負責人——都對這項交易表示反對。此外，《明鏡周刊》近期一項民意調查發現，81%的德國人反對中遠集團參與港口建設。雖然朔爾茨政府最終批准了該協議，但巨大的政治壓力促使柏林將中遠集團的最大持股比例從擬議的35%降至24.9%，以確保中國公司不會擁有戰略控制權。

歐盟態度可能趨於強硬，但德國仍對中國進行投資

自2019年以來，歐盟將中國定性為“合作夥伴、經濟競爭者和系統對手”——朔爾茨的聯合政府正式採用了這一表述。近年來，歐盟的立法和政策工具有所增加，似乎至少部分考慮到了中國，包括更嚴格的入境外國直接投資篩選機制、反外國補貼工具、反經濟脅迫工具、要求對等政府採購准入的措施，以及一項旨在打擊全球供應鏈中使用強迫勞動的擬議規則。

Wandel durch Handel（"通過貿易實現變革"）是德國外交政策的既定原則，指的是一種與專制政權進行貿易可促進其政治改革的觀念，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後，這種信條遭到了激烈批評。今年10月，歐盟委員會主席烏蘇拉-馮德萊恩直接比較了與俄羅斯和中國建立更緊密經濟關係的潛在嵌入式風險。歐盟委員會負責外交事務和安全政策的高級代表Josep Borrell最近分發的一份文件，呼籲成員國實現貿易關係多樣化，以減少過度依賴中國市場所帶來的"戰略脆弱性"。

正在進行的烏克蘭戰爭破壞了德國最關鍵的能源關係，一定程度上也因為北京在入侵前幾週對莫斯科示好"合作無上限"，這場戰爭再次引發了外界擔憂，因為柏林與中國親密關係也可能損害德國的自主權。

不過，柏林目前似乎並不願意配合歐盟直接挑戰中國的姿態。德國近來響應了多項呼籲，這些呼籲要求歐盟成員國行使更大權力，旨在決定在何種情況下歐盟可動用其新的反脅迫工具。以該工具的現有形式來看，歐洲理事會似乎讓出了這一權力，這也許便於更容易地部署這一工具。

在前不久的中國和立陶宛爭端中，德國工業界顯出令人擔憂的處境。在這場爭端中，中國政府針對台灣在維爾紐斯開設代表處做出了回應（以及相關舉動），旨在迫使跨國公司切斷與立陶宛公司的關係，否則有可能被排除在中國市場之外。

儘管有個較有影響力的德國商業遊說團體譴責中國的脅迫手段，但德國汽車製造商也向立陶宛政府施壓，要求其緩和與中國的緊張關係，並尋求"建設性解決方案"。此外，有時很難解析德國對貿易爭端的總體態度，因為德國公司與政策制定者就如何應對來自中國的挑戰並不總是意見一致。

2020年12月，在德國擔任歐洲理事會主席的尾聲，歐盟和中國初步簽署了《全面投資協議》（CAI）——時值中美緊張關係加劇約有一年，有人認為這是北京的勝利。德國工業界最初對該協議充滿熱情，但在2021年3月歐盟和中國就新疆人權問題爆發爭吵，結果歐盟和中國互相對對方官員進行製裁，這項協議最終停滯不前。儘管朔爾茨向習近平保證，說他希望新的投資協議很快就會簽署，但德國國內對該協議的政治支持似乎已大大減弱了。

結語

中德關係的裂痕反映了一個核心悖論。中國的工業政策目標威脅著德國出口驅動型增長模式的長期可行性，而烏克蘭問題的幽靈則讓人擔心，與中國更深的相互依存關係，可能對未來的歐洲國家安全構成風險。

但在德國政治和商業階層中，有個相當大的派別似乎很不情願有意義地減少這種相互依存關係。有可能的是，即便這種相互依存關係可能使德國陷入被動的不利處境，德國可能還不願意承受減少與中國貿易所付出的高昂代價。

今年為減少對俄羅斯能源依賴所做的努力造成了巨大的財政和社會困難，這與德國人將來被迫與中國脫鉤所要承受的經濟痛苦比，可能還只是一小小的經濟痛苦。兩個經濟體之間一體化程度如此之高，以至與中國貿易的小規模、漸進式削減可能不會有意義地改善德國國家安全。

不過，德中關係仍在不斷發展。德國外長安娜萊娜-貝爾伯克是個更趨疑華派的綠黨成員，她將在明年初發布該國有史以來第一個中國戰略。這份備受矚目的文件可能會評估中國對德國經濟影響力的有關風險，並強調將商業紐帶從中國轉到向其他發展中國家多樣化發展的機會。此外，鑑於德國政治精英階層的意見分歧，未來的執政聯盟可能會尋求面對有關國家安全易受威脅的問題，而朔爾茨似乎已經接受了這一不可避免的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