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鐵鍊女事件看中國人的殘暴史（1）引言

2022年初，江蘇徐州豐縣歡口鎮董集村的“鐵鍊女”事件震驚全國。有幾個因素使得這個事件牽動了舉國上下以至於全球華人的神經：首先，“鐵鍊女”的遭遇之悲慘駭人聽聞；其次，加害人並不覺得自己的行為有任何道義上的不妥，而全村人對此完全知情，也習以為常；第三，從地方到中央的政府一再掩蓋真相、迫害調查此事的民眾；最後，這樣的悲慘遭遇絕非個案，如公益組織“中國婦權”前大陸項目負責人姚誠“依據他多年從事解救被拐兒童的經驗，給出了一個估計，'從1980年一直到2016年放開二胎，最高峰的時候，一年就有二十萬孩子被拐。我們自己統計，平均每年有十萬個孩子被拐，一年十萬，十年一百萬，三十多年就三百多萬。'” 【1】在這個龐大的數字中，被解救出來的只是冰山一角。

政府在這個事件中的角色備受指責。它強制執行的數十年的一胎化政策使得男女比例懸殊，為拐賣婦女兒童製造了龐大的市場；公安系統利益關聯、地方保護、無力甚至不願意制止猖獗的拐賣人口行為；事發之後，下至董集村，上至中央，不敢面對真相，並且對敢於調查真相的人們窮追猛打，因為真相太過黑暗，他們承擔不起讓真相見光的責任。政權本來就已經捉襟見肘的公信力更進一步大幅下跌，在“塔西佗陷阱”中越陷越深。

公眾對此的反應指向同一種情緒：對政府的憤怒；也引向同一個結論：政府要為“鐵鍊女事件”及其代表的成千上萬婦女兒童被拐賣、被虐待的事件負起全部責任。

本文試從另一個角度來探討，即從歷史的上下文中尋找“鐵鍊女事件”在文化層面的原因。本文收錄了近代以來中國人對待嬰兒、婦女兒童、普通無權無勢者、以及各種同族或異族的敵人的一些殘暴行為，蒐集的歷史記錄主要集中於晚清，兼顧一些現代社會的資料。本文希望通過這些歷史來說明，與“鐵鍊女事件”類似的殘暴事件在社會中的大量存在、以及這些事件被當地民眾和各級政府普遍容忍的現像是中國社會中由來已久的常情。因此，把全部責任推給建政只有七十多年的中共政權並不是一種實事求是的態度。雖然“鐵鍊女事件”是在中共政權的治下發生，但改朝換代並不保證類似的事件自動銷聲匿跡。

普通中國人可以做的更有意義的一件事或許是鼓起勇氣，睜開眼正視自己民族和文化中的殘暴成分。本文所收錄的殘暴行為從時間上來說離我們並不遙遠，最遠的不到兩百年；從發生的規模上來說，遍及社會的每個普通角落。在動亂的年代，成千萬、甚至上億人在同胞的殘暴行為之下死於非命。這些景像或許是那些抱有“人之初性本善”的一廂情願、常懷“禮儀之邦”和“五千年燦爛文明”的良好自我感覺、或只想陶醉於春江水暖花前月下的人所不願意直視，卻是我們代代相傳的文化的紮紮實實的一部分。如果無法鼓起勇氣正視這些成分的存在，我們就不可能意識到：罪惡不只出在其他人、其他權力組織那裡；我也是其中的一員。

這裡說的“殘暴”是個主觀的定義。在一些人看來殘暴的事，在另一些人看來正常；在一種文化中的人看來殘暴的事，在另一種文化中的人認為符合倫理；“鐵鍊女事件”是在全中國的大量民眾看來極為殘暴的事，卻被鐵鍊女的加害者及其村人視為正常行為。本文列舉的這些殘暴行為之所以在中國不斷大規模發生，正是由於不同的人群和文化對殘暴的不同定義。從這個意義上，也可以說社會文明程度的每一點進化就是社會通行倫理對殘暴的一次重新定義。

這裡簡要介紹一下本文引用的資料中涉及的晚清時代東南沿海地區的一些社會背景。這段時間的最重大的事件是1851年從廣西開始、席捲整個東部地區、於1865年被清廷剿滅的太平天國運動。在勢如破竹的太平軍的鼓舞下，全國各地的各種勢力也紛紛起來叛亂。 “這些叛亂有的是起源於秘密會社，有的僅是出於對當權者的一般性的不滿。在這些叛亂中，規模最大的發生在廈門、上海和廣州。”【2】而在這些叛亂後來被鎮壓時，官軍對叛亂者及其轄境內的平民進行了殘酷的屠殺。

本文中引用的晚清時代事件的原始材料主要來自幾位當時居住在中國的外國人的著作：（1）衛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美國傳教士、外交官，1833年來華，1877年回國在耶魯大學擔任漢學教授，是美國第一個漢學家。其代表作是《中國總論》。 （2）施嘉士(John Scarth)，英國商人，1847年到1859年在中國居住，在回到英國後的第二年寫成《旅華十二年》。 （3）密迪樂(Thomas Taylor Meadows)，英國駐中國外交官，1842年來華，1856年出版《中國人及其革命》。他們的敘述的中譯有些是我對其英文著作的直接翻譯，有些是我在現有的中譯本基礎上將其中翻譯不准確處加工修改而成。本文以外國人的敘述為主要素材的原因是中國人寫的歷史書中關於這些殘暴行為的記錄甚少。這可能有兩個原因：首先，由於中國人的價值觀是集體先於個人，中國史家的視角主要聚焦於大尺度的政治軍事層面的縱橫捭闔，對個人層面的苦難關注不多。其次，由於這些殘暴行為在中國社會中由來已久、是社會中如此正常的一部分，中國史家們覺得它們沒有在史書中特別大書一筆的價值。反過來，旅華的外國人對個人層面的關注可能更多一些，而這些殘暴行為與他們的幼時生長環境反差較大，所以對他們的震動也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