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如何看待自己的歌：九十部香港粤语流行歌词相关著作

（本文原刊于联经思想空间）

缘起

香港粤语流行歌曲对台湾人来说不算陌生，但若问你是否了解香港人自己怎么看待粤语歌、如何讲述粤语流行曲的历史、有哪些相关著作，知道的大概就很少了。

2005年，我大四时在敦南诚品看到了两本港版书：黄志华《粤语歌词创作谈》和《香港词人词话》 ，翻了几页，发现正是我在台湾久寻不得的，聚焦「技艺」方面、近乎传统「词话」的论著，立即如获至宝地买下。随后，顺著书中提到的作者和文章按图索骥，我发现香港确实有一群人在持续不懈地为当代粤语流行曲建立「词学」，且立场从业余爱好者、业内人士、人文社会学者到词人本身都有，亦不乏多重身分者，如最常被提起的黄霑，2003年以数十年亲身经历完成了博士论文《粤语流行曲的发展与兴衰：1949-1997》 ，我也上香港大学网站下载，印了出来研读。

再后来，我有了以流行歌词研究为题攻读博士的想法后，首选便是香港。 2011到14年在港期间，相关书籍我见一本买一本，也时常能在报刊上看到词评，林夕、黄伟文等一众词人的专栏散文更到处可见，还见证了几次改歌热潮，不少业余的「高登巴打」（高登论坛的brothers／手足）填词不但辛辣抵死，锻字炼句、倚声协韵的基本功也普遍扎实，因为有错会被网友挑剔，或直接你一句、我一句改到过关。这样的风气让我大为惊讶、大感欣慰，更感叹：有九个声调的粤语，是华语中填词难度最高的，但却拥有最高水准的业余创作与评论风气，大伙热热闹闹地嘻笑怒骂、切磋琢磨，而不是只有职业词人和少数作家、学者在钻研。

反观台湾和大陆，就很少有这样的氛围，偶有零星几篇，都不成气候；《诚品好读》《联合文学》等杂志做过几次歌词专题，但内容若不是偏重于批判性的社会议题和文化史，就是止于表现情采、品味和「态度」，谈论作词技艺的「词话」则很少。奇怪的是，我经常看到音乐人抱怨台湾的评论者「只看文字」、过度偏重歌词，而不谈编曲等方面。这该如何解释呢？

我于是在研究中把流行歌曲与歌词的相关讨论，分出了三个方面与三种趣向：文学面、音乐面、社会面；知识向、技能向、情感向。台湾的情况，学术性的讨论太集中在「社会面知识向」，面向一般读者的则多只在「文学面情感向」浅涉。如果谈歌词者能多一些「音乐面技能向」的讨论，又能充分与音乐人所注重的曲、编、唱结合，或者音乐人可以来仔细谈谈歌词该怎么谈的话，也许就可以慢慢磨合出一些确实有益于精进创作、拓展市场的讨论范式，而不再只能各说各话。

香港的词人、学者和歌词爱好者人就步步逼近了这样的范式。时至今日，香港出版的粤语流行歌词相关书籍，已有将近90本。 （ 详见表格）

在「探讨的方面」和「内容的趣向」上增列了以讲故事为主的「人事」面，以及学界不做的「搞笑」向。这几栏有一些没填，或者是因其并非词学著作（例如林振强、林夕的文集，可以让我们更了解他和他的生活环境，但并不直接涉及歌词），或者是因为我还没读过（我毕业离港后又出了不少书，平日在台湾或大陆订购不太方便，所以没时时跟进），读过后会再补上。

此表是在我个人收藏的基础上，征询了几位老师和词友的意见增订而成，现在也用Onedrive挂在网上作为共享文档，以后可以继续更新，也欢迎有兴趣的朋友一起来完善，意者请来信youtien@gmail.com。

上面以出版时间排列，下面就分几个类别来介绍。

一、词人自述

作词人自己谈歌词，谈歌词怎么写，细到各种技巧和一字一句的斟酌，与其说香港特多，不如说其他地方太少。这可能有一部份客观原因是因为粤语填词是公认的难，所以特别需要「攻略」；还有一部份可以确定的主观缘故，就是先驱的带动。

「新派粤语流行歌曲」的崛起标志是1974年电视剧《啼笑因缘》主题曲，其后几年出现了「三大词人」黄霑、卢国沾、郑国江。其中在电视台任职过的卢国沾最具文人傲骨，也最愿意分享自己的经验心得，1980年就在与太太合办的《歌星与歌》杂志里开设专栏，谈填词之道，也接受读者投稿歌词，他来批改。虽然这专栏没有很显著的成绩，杂志也没办多久，但他并未放弃传道。 1988他出版《歌词的背后》 ，1989年与黄志华合着《话说填词》，是为粤语流行歌坛最早结集成书的词学专著，现可找到2014年的《歌词的背后—增订版》。

卢国沾早年因在电视台工作，得到机会开始填词，花了数年工夫逐渐磨练精熟，在电视台也升到监制级，而能写出不同流俗的作品，并借自己的职位「狐假虎威」（这是他自己的说法）逼唱片公司老板畀面（给面子）收货；1983年离开电视台前后，又发起「非情歌运动」，呼吁歌坛不要那么商业挂帅地唯情歌是尚。运动在市道畅旺的当时并不成功，但影响有留存下来。网路时代大众市场式微以后，「非情歌」在粤语歌里已不算少数，卢国沾拓宽风气的努力也得到行内和研究者的肯定。

1981年，一群年青人在郑国江讲完一场「粤语流行曲写作研讨班」后，成立了「香港业余填词人协会」（后改名「香港音乐创作人协会」），举办了几场创作比赛、填词班，后于1984年创办了《词汇》，这是一份每期最多8页的双月刊，实际出刊日期经常更动，也只是赠阅，没有公开出版，至2004年停刊为止共出了76期。当年尚未出道的林夕（梁伟文）就在这上面发表过词作，并有专栏《九流十家集谈》，以现代诗研究方法，讨论各家歌词中意象、结构的经营并与之商榷，思虑相当精细，也预示了他往后的不凡出手。 [1] 其余作者的文章，各种填词班、座谈会的报导，以及现役词人的邀稿如卢国沾〈《武则天》歌词三易其稿与「谁」字句〉[2]、韦然〈儿童歌曲写作之我见〉[3]、陈少琪〈填词＝堆砌？ 〉[4]，都是非本人写不出来的经验之谈。

网路时代以后，《词汇》但以报导本会活动为主，很少再有深细的词话——想写的大可自己在网上或报上写。 2004年以后该会的刊物也不再使用《词汇》一名了。 2002至03年，黄志华先生著成《粤语歌词创作谈》和《香港词人词话》，内中大幅引用了早期《词汇》的精华文章，算是完成了《词汇》开风气之先的使命。后来他们也有考虑过重刊《词汇》或公开电子档，但因版权问题难解，所以至今也只得在研究者间小范围私下传阅。一般读者可以先看黄志华的书就好。

黄霑1963年大学毕业，毕业论文《姜白石词研究》关注的即是能「自度曲」，即今所谓「包办词曲」的南宋词人姜夔；1981年写硕士论文《粤剧问题探讨》的同时，他已是词坛名家，亦在多份报刊上写搞笑杂文和通俗小说；前面提到2003年博士论文《粤语流行曲的发展与兴衰》，则是最后一次为世人留下了他严肃认真的一面，而2004年他去世以后，这部论文也在一时间成了全港文化界热议的话题，进而成为研究、讨论香港粤语流行歌曲必备的参考书。

为什么全港文化界热议黄霑论文？除了知名度以外，最主要的原因是：黄霑在论文里不仅断定粤语流行曲没落的趋势「限于环境，已难望再有奇迹出现」，而且说「香港回归中国，虽说是『特别行政区』，实际上已成中国的另一城市，港人的独特个性已经逐渐消失。以后只能变成『大中华』队伍的一员，偶然独唱，也会是大合唱中的单一环节而已。」此等悲观言论，自然要炸出一堆不服气的争议。如今看来，虽不知黄霑那样写是真的那么认为，还是想用一下激将法（尽管学位论文原非面向大众读者），但后来确有许多不服气的香港人，在低迷的市道中继续撑着粤语歌；而对「内地化」的趋势，香港人也极力抵抗了十余年，虽在政治与经济上的确没能扭转大环境，但在万法唯心的文艺世界，这些逆境又恰恰成了沃土。黄霑说「难望再有奇迹出现」，那我们就来缔造奇迹——香港人这么做了。

郑国江于2013年出版了《郑国江词画人生》 ，和《歌词的背后》是同样体例。至此，第一辈的「三大词人」：卢国沾苍郁、黄霑豪放、郑国江清丽，都有了关于歌词的著作传世。其同辈词人，潘源良、向雪怀亦有对自己作品和生涯的忆述。

另值一提的是有「鬼才」之称的林振强(1948-2003)，著作以搞笑短文为主，我小时候读过爸爸从香港带回来的《壹个人在四张床上查字典》和《壹个人在另外四张床上搅正字》，内容是从一个个字词出发，联想出几句智慧箴言、讽刺短语或咸湿笑话，对创作者来说可谓一种「滑稽练习」的记录。它也算是我粤语文的启蒙书之一，故此列入书单并多记两笔，以为纪念。

第二辈的「三大词人」：林夕多情，黄伟文摩登，周耀辉另类（我学姊梁伟诗语）。林夕受过正统的中文系训练，早年在前述《词汇》的《九流十家集谈》就是他论词的代表作，然而他商业出道以后，一方面格于「同行不互评」的默契（不公开批评同行的作品，必要时也尽量只说好话，否则动辄要被人抓住大作文章），一方面不爱讲解自作，就很少在文章里谈论歌词，所以虽然他专栏、散文、社论都写很多，但歌词方面就是「写词不谈词」。少有的一些相关文章和早年的词话，据说收录在2018年出版的《别人的歌》里，这本我还没买到，以后再确认。

黄伟文自称「最爱买衫，最憎写字」，社交性格最强、与商业社会最合拍的他，比较无意著书立说，然而他在2009年拉林宝、乔靖夫、陈咏谦一起成立了一个填词人联盟「Shoot The Lyricist」， 2011年又增加一位成员小克，其合作成果有陈奕迅《3mm》等。虽然近年比较没有再做什么企画，而是以聊天喝酒为主，但仍存在技术交流和转介资源的功用，小克在文章里便谈过他和黄伟文等词友在线上脑力激荡「斗词」的情形。就我所见，台湾和大陆的流行音乐界，只有嘻哈（饶舌）圈存在类似的组织。

周耀辉公开活动较少，他1992年移居荷兰，2011在阿姆斯特丹大学传理研究学院取得博士学位，之后返回香港浸会大学任教，我博士班第三年便由他接任我的导师。他的边缘、另类性格贯串于词作、散文和论著中，他与伙伴高伟云合着的《多重奏—香港流行音乐声像的全球流动》以文化研究的视角记述了他从香港到荷兰与「中国性」较劲的经验——简言之，就是他如何尝试以歌词和词人的身分，写出不同于党国所喜欢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挂帅的「中国性」。而在面向一般读者和创作同好的《7749：四十九个我试过／听过／想过的创作练习》中，他分享的也是「想像一个又一个不必接受现实的世界」的方法，「让自己的生活得更有趣、更好奇、更飘浮」。

我与耀辉师的交流并不频密，几回讨论和聚餐所留的印象是，要形容他，就是他自己写的「飘浮」一词最为精准，或也可以用古老一点的「逍遥」，然而并不「离地」，并不远离俗世的烦扰，而是寄身其间来加以观照。在与我的电邮中，他曾透露写论文违反他的性格，写得很痛苦。虽说写论文对绝大多数人来说都很痛苦，但对天性不喜规范的「逍遥派」应该更是特别痛苦。尽管如此，周耀辉老师度过了这层磨炼，而成为了香港第一位以词人做到大学教授者（如果黄霑活多几年，应可为首）。

由上可见，香港的流行歌词之学，从1980年代甚至更早开始，因为词人自身有高度参与，所以自始便有高度的「主体性」——我们讨论歌词，是为了把词写好，领略他人的审美经验，增益眼识和词艺，而不是为了给什么学科、议题、运动作材料，也不必是为了彰显什么主义、品味、态度；在这个本位上，也可以去联系各领域，满足市场、学界的需求。如此「开正戏路」，就和台湾与大陆拉出了根本的差距。

1997年后新晋的词人，虽遭逢「大台」（TVB等电视台、商业电台等广播电台，意同「主流」；在社运场合也指发言台、司令台、主导话语权的群体）衰微而又尸居余气的网路时代初期，在市场上罕能如前辈名利双收，但在词论、词话上就多有进一步的开拓。

主攻「非情歌偏锋题材」的小克（本名蒋子轩），本业是在杂志上连载漫画《伪科学鉴证》，亦偶尔在漫画里写改编歌词，剪辑一下就可以出ＭＶ。其知名改词，有以他招牌作「聋猫」演出的〈滚〉，把情侣吵架对唱改成打边炉（吃火锅）歌词；又有〈一支得啩〉把林夕的苦情词〈一丝不挂〉改成戒烟难的中年困境搞笑词，发表后原唱陈奕迅主动在电台里唱了这一版，是改歌界的一小成就；近日他与近三年崛起的姜涛合作的〈镜中镜〉、〈作品的说话〉得到听众和文化界的深度赞誉，可谓在正途上也达到了大成就。 2015至16年，他出了《广东爆谷—小克歌词》两卷，收录他一百首歌词从初稿到定稿的写作历程与心得，外加十数首被打回头作品、石沉大海作品。

对不练的人来说，这只是一些歌词背后的故事，算是了解彼时香港歌坛的一个窗口，而那些关于写作和修改历程的细节就可能显得繁琐；但对有练、想练的人来说，若有耐心一首首找歌来反覆听，和文本一遍遍来对照品读，这就是个十年份的经验包。老实说我也没有读完，甚至里面歌我之前都没听过几首，但这种「不管写这么多这么细有几个人会看，我就是要写」的一心一意的精神，同为创作人的我是深具共鸣。

小克最近刚刚在网媒「词场」开始连载《关于填词的100件事》。

2007年入行的梁柏坚，本业银行白领，词作延续林振强式的鬼马风格，至2009前后年以〈富士康下〉等改词成名：「何不把悲哀感觉假设是来自你虚构／你想跳楼请跳一切都照旧」（前句为林夕原词，后句更加淋漓地将原词隐含的哲思去到尽）。也写了两本邪门至极的词话：《雷词》谈论各种雷人、抵死的歌词、广告词、色情片译名；《甜词》与小学同学番简强（错解：番简，洋书也；正解：倒过来读）合着，收录两条友从十岁写到三十几岁的咸湿改词66首含互评，以及一堆香港出现过的咸歌。台湾也有很多「歪歌」，但好像还没有人认真到出专书收集，还要讲精益求精：「一首好慨不文歌，除咗抵死好笑之外，仲要有嘢袋落袋（有东西给你进益），增加你串人（刺人，或与人串联）慨词汇方为上品。」

对音乐剧有兴趣的朋友，可看岑伟宗《半步词—由音乐剧到跨媒界的填词进路》，他从1994年开始为舞台剧、流行曲、音乐剧填词，也是语文教师。此书便从填词和音乐剧的基本概念开始讲起，后半便是经验分享和延伸思考。台湾音乐界和剧场界二十多年来也有不少人在耕耘音乐剧，但就还没有这样总结经验和检讨成败的专著。

词人自己的著作之外， 《词家有道—香港16词人访谈录》访问了郑国江、黎彼得、卢国沾、向雪怀、卢永强、潘源良、林夕、周礼茂、刘卓辉、周耀辉、张美贤、黄伟文、乔靖夫、李竣一、林若宁、周博贤。台湾之前也有《我，作词家—陈乐融与14位词人的创意叛逆》 ，然而定位在面向大众讲故事、谈性格兼及产业生态方面，词艺谈得不多；《词家有道》则是研究者主持，聚焦在词作上，并重文学面的思考和社会面的见证，对我这种读者的价值就更高。当然，聚焦于作品的话，你如果没有听过那首歌，味道就大打折扣；幸好如今网路方便，哪首没听过你就去找来听一遍对着读。如果你愿意这样读，这本书就很耐看。

写到这里，要说一下「创作能不能教」和「作者应不应该讲解自己作品」这两个老问题。

创作有必须教的部分，有可以教的部分，有不好教的部分。必须教的，是基本的说话、识字，还有像是歌词要怎么配合音乐的节奏、旋律、情调才好唱；可以教的，是各种构思方式、修辞技巧；不好教的，是灵感、生活历练、生命体悟。

说话识字大家小学就学了，词曲咬合的道理也很简单，不用多久就能讲完，就算不讲，唱出来顺就对了，所以国语区的大家可能会下意识地忽略不讲。但粤语歌对声调要求严，粤语歌的听众也重视格律和正音，而且粤语在遣词用字上有文言（古文）、书面语（官话白话文／现代国语文）、白话（俗语、方言，也可包括外来语和新造的流行语）之别，老一辈的高手能灵活切换、混用自如，是谓「三及第」，但现在的后生对古文和比较老土的白话可能陌生了，即便是当前的白话，亦有正字、俗字的问题。所以大众也知道，最基本的说话、识字，都不是那么容易，何况要掌握九声来填词。所以香港的词人和词评人往往愿意在这方面多讲、细讲，尤其是一些将近流失的古旧字词。在此基础之上，也就可以继续在构思、修辞等方面，讲这些语文在配合各式乐曲、情景之时，和平日作文的处理方式能够有何异同。至于不好教的部份，香港词人也不会费事（浪费时间）去「教」你，但他们多少都愿意透露背后的故事。

古人说「诗无达诂」，台湾又流行「作者已死」之类自由最大化、权威最小化的文学理论之流亚，加以一些现代诗的薰陶，不少作者喜欢混混沌沌地抛出一串串似通非通如万花镜像的意识流文字任随解读，不少读者也偏好于不求甚解、只随意受用箇中感觉，而以能灵犀相通为尚。这虽使台湾的艺文创作比起大陆、香港多了许多不羁的灵性，但也就在赏析上提高了门槛：你有那个灵性、才性，可以自己看会，不用人手把手跟你讲解每句每段的编排用意；没那灵性的、才性不同的，一看看不懂，再看评论也高来高去，就没兴趣了。这之中最痛苦而可惜的是稍微有点灵性、又没那么天才的创作者，无法自己学到那些「不好教」的东西，也没有书能在「必须教」和「可以教」的部份帮助他一步步扎实基础、打磨粗胚，如果又没有前辈带领的话，很多人就只能止步在比较初级的阶段，而不能找到适合自己才性的路线。

相对的，新加坡词人小寒，以前就有在网志里详细讲解自己的词作。可能是因为她有开作词班，新加坡的中文教育又较浅，所以她愿意且必须不避琐细地多谈基本功。

如果说台湾人国语基础已经足够，不需要从识字开始讲作词，那么，并非人人会讲，且有不少词语已然流失的闽、客语呢？我查期刊论文网，是有不少「某某人某语歌词的语言使用」之类的学位论文，但除了整理、解释词汇，大都写得很机械，说它哪里写得好，也多只能作些泛泛之论。我想这是因为作者自己不会写词，研究目的也不在词学上。词人讲解自作或整出理论者，客语有钟永丰《菊花如何夜行军》和罗思容（文章与访谈散见各处，尚未结集），台语有武雄（脸书贴文，尚未结集），其他许多创作人偶尔会在访谈中略提一二，但就没有像香港那样已经做出体系。

我们可以问「为什么台湾没有」，要我答我也可以提出许多解释，但我想比起解答，更重要的是要有人去做。那么，如果有人想做，香港粤语词坛多年积累出来的这些著述，应该就是最值得参考的范本。

二、讲古溯源

上海流行音乐的「前史」是清末学堂乐歌、萧友梅创办的中国音专、黎锦熙和黎锦晖推行的国语运动；台湾流行音乐在国语、东洋、西洋之外还有日本殖民统治时期脱胎自传统音乐和歌仔戏的一段前史——香港在1974年「新派粤语流行曲」崛起之前的音乐风景（Soundscape，或译「音境」）是怎样的？台湾应该很少人知道，至少我是从来没在台湾的书刊上看人谈过。

挖掘、整理、讲述香港流行音乐「前史」的，首推黄志华。书单所列：《早期香港粤语流行曲》(2000)、《曲词双绝——胡文森作品研究》(2008)、《吕文成与粤曲、粤语流行曲》(2012)、《原创先锋——粤曲人的流行曲调创作》(2014)、《周聪和他的粤语时代曲时代》(2016)，还有前述的《粤语歌词创作谈》、《香港词人词话》都是他的著作。这些姓名，你听过几个？都没听过，就说明了这几本书在「钩沉」上的意义与价值。

黄志华在1980年代初即是「香港业余填词人协会」的创始骨干之一，也在报上以李谟如、许云封、周慕瑜（与词人罗锵鸣共用笔名）等笔名发表词话、曲评。他在市场步入黄金期的时候，即有感于早期粤语流行曲之不受重视（传统文人觉得鄙俗，新派歌众觉得老土），持续为文钩沉，并且着意平衡作词人、作曲人、歌手所占篇幅，以拯寻常报刊一味聚焦明星之偏，同时也尽量在文学、乐理上多作评析，不会像很多仅为交差或吹捧的论文或报导那样，只要是传统的或在价值观上合我意的就说好，或一概打迷糊仗说什么「显现了时代特性」云云，避而不作自己的主观感想。

黄志华著作令我最惊喜又讶异的一点，对某些读者来说可能是缺点，就是：他不带「主义」。换句话说，他没有被任何一门学科的议题牵去，没有让任何一位学者的理论笼罩住自己的视野。再换句话说，他是一个「不预流」的「民间学者」——虽然到2006年也在岭南大学拿了一个文化研究硕士学位，但他之后的著作也只是将其中学问为己所用，而无意到学术圈里展开什么对话。如果问他有什么主义的话，大概也就只有「发扬粤语创作」和「存史」而已。

我初读他著作时，正是台湾本土论述大兴之时，各种讲古溯源的文章专书，多少都有带些政治倾向、学术议程，你偶尔看到一篇单纯讲故事的，还可能不习惯，或觉得不够劲。 BBS上，大家也是合意则推，不合意便辄曰「偷渡」；在音乐的论域上，则是越有「反抗」意味的作品和作者越能得到书写，实际在社会和市场上占大宗的古典、「主流」都要被冷落甚至鄙夷。因此，当我读到《香港词人词话》那样「素净」，且真是以词为主，不去管什么意识型态的著作的时候，顿时大感清爽——这算是我个人比较不一样的阅读体验，如果你是关注政经社会议题的读者，看了就可能比较失望，但或许你也会看得很愉快，因为他的著作可以和任何相关研究搭配、相容，你不必担心里面有什么因为主义、立场而被刻意突显或埋没的评述。

黄志华早年即因兴趣所在，自学了古典文学、中乐西乐的乐理和演奏，而50到70年代的史事，也有一部份是他的亲身见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位「民间学者」是如何自主、自发地去习得文学、音乐、社会三面的论述能力。 2000年后他与学界同仁来往渐多，自己也读了个学位，增益了理论视野，然而他不必多谈什么理论，光是实证性的历史研究和资料整理，就做不完了。卢国沾便在为《早期香港粤语流行曲》所作的序言中说：「黄兄搜集的粤语歌资料，可能是当今世上最丰富的……有谁要搞粤语歌历史，都得请他当顾问。要保证资料不出错，便得靠他珍藏的资料查证。除了他，我们便不知道还有谁可帮忙。」

这便要说到香港在环境上劣于台湾和大陆的地方：空间狭窄，缺乏收藏条件。当80、90年代文化界渐渐意识到俚俗、大众文化的价值，不再那么鄙夷的时候，很多老物件已经丢了。随着时间过去，旧物愈堆愈多，而有条件持续去搜集、整理的人始终稀少。台湾有不少收集战前老唱片的藏家，近年也出版了许多相关研究，其中时间最近、内容最全的就有喜马拉雅基金会委托、支持洪芳怡编撰的《曲盘开出一蕊花：战前台湾流行音乐读本》；而香港如果没有黄志华，很多历史只怕就真要流失了。

另一部出于爱好者手笔的讲古之作，是乐评人、电台节目主持人MUZIKLAND在网志「Muzikland乐多日志」多年积累的基础上辑成的《香港流行音乐专辑101》三大本(2018-2020)，从1974到1999年101张专辑的故事串成，图文并茂。它封底文字指出的主要内容有「重点歌曲评论、专辑地位和重要性、幕后制作人员专访、歌手现身说法」，而对我们异时、异地的读者和听众来说，光是那些「人事」层面的内容，已足够可观。

大陆也有一个乐评、编剧何言（网名「公元1874」），于2012年开始在网上连载随笔《夜话港乐》，至今结集了两本，在大陆、香港皆有出版。他从爱好者的角度抒发对林夕、黄伟文等词人作品和一众歌手的感悟，也向读者介绍其中故事，当时很受好评，我也很欣赏。但当然受限于地域条件，他没法像香港本地人那样近距离接触、收集第一手史料，于政治敏感之处亦不得不有所避讳，所以不能说是相关著作的首选，但仍是值得参考的、从内地民间爱好者视角出发的普及性读物。

由业内人士编撰的讲故之作，有于逸尧《香港好声音》，为其与伦永亮、王双骏、梁翘柏、卢巧音、冯颖琪、何秉舜、伍卓贤、高世章、DJ Tommy、伍乐城、黄耀明、陈大文@3C Music这16名音乐人的访谈。坊间还有许多讲述明星生平的书，多少也会谈到一些词人与歌词，但毕竟谈得较浅较散，本文就略过不谈。

三、学术研究

香港学术界大约到1990年代初期才开始注目于本地的粤语流行曲，其大致的因缘有三：

一、源自1960年代英国伯明翰学派，聚焦于文化与权力、阶级之关系，擅长从通俗文化展开社会观察与政治运动的「文化研究」（Culture Studies）这门学科，在1980年代全球消费文化和后现代思想的浪潮中成为显学，台湾、香港学术界差不多也在同一时间涌现了许多青年学者投入其中；

二、在北京的「八九民运」之后，紧接临近的便是香港的「九七大限」，再迟钝的人在香港都能有所感触，予以反应的文艺、影音作品也满地都是，学者当然不会无视于这个与「后殖民」历史现场同行的研究机运。

三、在1970-80年代追过星、听过团的一辈青少年，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成长为学界和各行各业的中坚；将少时爱好作为研究题目，自是顺理成章之事，何况多有亲历的他们正是最有条件研究，也最容易做到发人之所未发的一群。

那为什么之前没人做呢？因为中文学界、音乐学界和社会学界先前都未曾将流行歌词纳入「守备范围」。如中文系的师生看到粤曲会纳入民间文学、口传文学的概念予以重视，但看到流行歌曲这种现代文化工业的产品，就会有所迟疑，即便道理上接受了歌词可算现代文学的一种，但具体写起论文要怎么写呢？对付一些脱胎自古典文学和粤曲的作品或可得心应手，对上混杂了太多不同传统的东西，固有的范式就难免有些不够套了。若要硬讲，就可能出现像「老夫子」与新潮格格不入的窘况；要轻松一点的话，就干脆鄙夷无视之。音乐学界居高临下的姿态就更普遍，是从祖师辈就传下来的成见。社会学则是在前述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崛起后才相继着力以平视的态度看待流行文化。

因此，香港学界比台湾晚了几年，到1997年春才出了一本论文集：《情感的实践——香港流行歌词研究》，作为「香港文化研究丛书」之一，收录六篇文章。从中可以看到，他们之运用文化研究的思考框架来节选材料、说明现象、提出论点，乃至为当代史留下一片异质的见证与展望，其问题意识和写作技巧已经相当熟练。

然而对读者来说，在追溯、跟进这些专题论文的时候，如果没有一些「通论」作为参照基准，就很容易被学科和学者的议题偏嗜给牵走；对学者来说，缺乏通论也大有碍于展开进一步讨论。而当年他们主要参考的通论，只有一本民间著作：黄志华1990年的《粤语流行曲四十年》。

学者撰写的通论著作，是到1998年才出版，那便是我第一位博班导师朱耀伟的《香港粤语流行歌词研究》（2011、16年皆有修订再版）。序言中，他也揭露了当时流行歌词研究不重视歌词本身的窘况，和学院论文最可能出现的偏失：

研究歌词的论文也不是没有，其中有从跨国唱片公司垄断的角度看，也有从唱片公司之生产角度看，但主要只是视歌词为文化工业的产品。以中文文化的角度出发的也有大学中文系的专辑，但都以访问为主。当然，还有散见各大小报章杂志的专栏，以及香港业余填词人协会之《词汇》。遗憾的是声音分散，各类呢喃合奏不出惊世声音。最有条件推动合奏之机构却置身事外。电台、电视台及唱片公司只重视商业利益，自然不会以文化研究为重……

文化研究近日十分流行，而研究流行音乐亦倾向以文化理论为主（如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或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策略）。然而，在未有全面整理香港流行歌词的发展之前，此等分析容易流于以偏概全。社会学家可能重视情歌泛滥对社会的影响；语言学家会集中分析词作的中文水准，看看那是否现今新一代中文水准低落的主因；文化理论家则只挑出个别作品来演绎有关性别、国家、阶级等文化课题。最后，香港流行歌词的概况却无人清楚。理论与文本应能互照互省，故任何有关流行歌词的研究都应建基于扎实的歌词整理。

简要地说，当时朱耀伟老师要对抗的，有三种成见：第一种是旧派的精英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会对流行歌词说「难登大雅之堂」这种古话的雅人；第二种是商业挂帅的俗人，例如建议他把书稿改成「四大天王」流行曲赏析，多配照片以利市场的朋友和出版社；第三种最麻烦，是新派的精英主义，即掌握了当代西方人文社会学话术，能在报刊版面上主导论述机制，而将符合他们议程偏好的「边缘」现象与作品「文而化之地武装起来」讲成「流行文化」来大书特书的群体（让我来打比方的话，大概就是台湾《破报》那样）。任由此等声音宰制论域会有很大的脱离实际的危险，但从大局来看他们又是我的同学、同好、同行、同事甚至同志。

那怎么办呢？就是我来作通论，补上「扎实的歌词整理」这个生态位。话虽如此，具体怎么做，并无前例可循；如果按当代各学科的思路去做，那很容易就会弄成「六经注我」（上引文的另一种说法），只把流行歌词当作材料，而不是与之站在一起，为其建立作为一门学问、技艺和行业的主体性和有益于它的研究范式。

于是该书的写法就是整理和分析并重，分析工具也是当代西方文化理论和传统中国文学理论并重——不特别偏重中学或西学的讲法和关怀，但以适用为原则。评论时也有赞有弹，客观描述与主观见解并行。这看起来好像只是应该，但其实相当不容易，尤其是，你要能真正兼摄中西两条文脉，又不拘系在哪一种之中，亦不为引用而引用、为平衡而平衡，而是用到自然、适度。

换句话说，如果问「这本书是什么学系、学派的」，第一位的答案应该是「香港粤语流行歌词学系」。朱耀伟是少年时期先有了这份爱好，后来才读了比较文学、文化理论、全球化与后殖民研究等等，所以他这本通论从构思开始就有自己的「主体性」，没让任何一门学派的意识型态牵着走，而又能如上面引文那样站在学界同仁的立场，向那些学科提出反思和建言。

然而，相对的，如果你从各学派的视角来看这部「开山之作」，你也就可能嫌它对你所在乎的议题谈得不够多、不够深；用行业中人的视角来看呢，又可能嫌它不怎么谈音乐和产业的部份。用成语来讲，这可以说是一种「格格不入」的状态。朱耀伟老师自己也说「本研究的发声位置无可否认处于学院体制的边缘」，所以他也是有意识地「不入格格」，而以此筑基工作服务于其或继今者的「创格」，亦对满足于既有格式的学界同仁提出一种友善的挑战。

其后，朱耀伟老师又发表了专论性质的《音乐敢言：香港「中文歌运动」研究》（2001）和《光辉岁月——香港流行乐队组合研究(1984-1990)》（2000年初版），有别于先前针对接案填词的「词匠」作品研究，聚焦于创作乐团（当年还没有出现「唱作人」这个singer-songwriter的中译）的作品与回响，在记述那些主流唱片公司之外的产品和事迹同时，也带出了对以往一些较为消极、粗疏的文化理论的回应：

流行乐队组合的光辉岁月给我们的最宝贵提示正在于：在主流和非主流之间，还可以有很大的空间让音乐人和听众一起参与。葛斯堡(Lawrence Grossberg)在分析流行音乐时便曾指出，文化研究倾向将流行文化置于二分的脉络之中：流行相对于正统，又或流行（风格化抗衡边缘）相对于主流。葛氏正确的论定这种二分并不能真正探讨问题之所在，问题的重点该在两者的互动关系和张力之中。假如我们只是以贺尔(Stuart Hall)所谓的『符合阅读』(preferred reading)来接收流行音乐，那么无论是地上、地下或另类音乐也好，其实分别也不大，我们都不外是被动的冷漠服从的受众。最重要的是作为主动的受众，我们要以『抗衡式阅读』(oppositional reading)来打开更多论述空间，那么『众声对唱』才不会沦为商品化的伪风格。

普及性的词话著作，则有《词中物─香港流行歌词探赏》、《香港歌词导赏》（与黄志华合着）、《岁月如歌——词话香港粤语流行曲》、《词家有道——香港16词人访谈录》（与黄志华、梁伟诗合着）等。 2011年，与学生梁伟诗合着《后九七香港粤语流行歌词研究》是为前作的续篇。近年又推动了中华书局《香港词人系列》的编著，亦与黄志华、吴月华合编《香港文学大系1950-1969：歌词卷》，这两本是在我毕业以后出版的，我目前还没买到。

我是2010年读过《岁月如歌》以后，又查了一下发现朱耀伟老师是当时唯一在香港学院体制内推动流行歌词研究的，便写了电邮给他，表示想来香港做他的博士生。老师指点了我去申请「香港研究生计画」的奖学金，我于是努力了一番，幸而申请到了；当时他在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我就在2011年8月去了浸大。同年，周耀辉老师也从荷兰返港，来了浸大人文与创作系(Humanities and Creative Writings)；2013年，朱耀伟老师转至香港大学任教，之前便安排我转到周耀辉老师门下，我也就转到了人文与创作系。此间经历见闻以后有机会再说。

前文提到，真正让流行歌曲／歌词研究成为公众热议的作品与事件，是2003年黄霑的遗作《粤语流行曲的发展与兴衰》，此前黄志华、朱耀伟等几位老师虽有在报刊上笔耕不辍，但「势单力孤」，影响不免仅及于小众。 2004年黄霑去世后，舆论在悼念和感叹粤语歌坛的衰退时，怀旧和保存历史的需求声浪也渐大；2007至08年，香港文化博物馆与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合办了「歌潮‧汐韵——香港粤语流行曲的发展」展览和研讨会，同名论文集于2009年出版。

《歌潮‧汐韵》在作者阵容和文章主题上平衡了文化学者（梁晓芙、廖继权）、语文学者（练美儿）、传播学者（冯应谦、狄尚恩）、「歌词本位」学者（黄志华、朱耀伟和身为词人的周耀辉）以及从业者（制作人吴雨、伍乐城、谢国维、于逸尧；词人郑国江、方杰；唱作人冯颖琪），内容有论文也有对谈。至此，粤语流行曲和歌词的相关研究，可谓走上了不必再担心各种「闭门造车」、「挂一漏万」和「状况外」的正轨。虽然这点成果，相比于电影这种热门显学还称不上茂盛，但起码他作为一门学问的「主体性」已基本建了起来，想做的人再不用怕没有空间、没有参考或不被接受了。

美中不足的是，理应可在这个领域有所贡献的中文系所，这些年都没几人来参与研究。有读过中文系出来投身业界的词人（林夕、岑伟宗），有国学功底较深、路数接近中文传统的民间学者（黄志华），但中文系「嫡系」的古典文学、现代文学两大宗门就没什么自发的动静，有也是个别师生自己带着兴趣或专业进来做一下，如中大中文系毕业、2006年出道的词人简嘉明，2010年在港大以《逝去的乐言——七十年代以方言入词的香港粤语流行曲研究》拿了文学硕士，之后也继续投入职场了，没留在学界。我也差不多是这样。还有朱耀伟老师和我说过「我本来是读英文、做比较文学的，他们（中文系）找我进来我也有点奇怪」（他的学历是：1988年英国语文文学学士，1989年以中国文学研究获美国旧金山州立大学文学硕士，1993年取得香港中文大学比较文学博士），虽然有位置可以做事发声是很好，但之后大家还是各玩各的。如果香港不是早有黄志华这样的「素人」给流行歌词研究打了底子，然后一众意识到应该打破畛域的有心人串连起来分进合击，这个领域大概便还会和台湾一样由读洋书、讲社运的文化研究学者、音乐社会学者占到论述上的「霸权」(hegemony)，在读者印象上立起一个「你不读这些理论就不够班谈这些」的门槛。

说实话，我大学时期就是感觉到了这种门槛，不服气，所以特别渴望多看传统中国文学风格的流行歌词研究，特别想用国学的路数杀进去搅他一下，不让那些舶来理论占据我们的「统识」（hegemony的一个比较不带褒贬的翻译），而要能跟他杠，与之分庭抗礼。然而我也能理解中文学界在这里的缺席，因为我一向认为该问的不是「为什么中文系不来做」，而是「为什么想做的没去中文系」。答案也很简单。

会对流行文化的研究感兴趣，又或者有一些反骨的年轻人，如果上大学读文科，自然比较会倾向于选择传播、社会等「社运感」、批判性比较强，或是术科性质较大、和业界连系较多的科系，写文章参加活动也就自然会跟那个圈子亲近。读中文系的就算喜欢流行歌，大概也只会自己喜欢，纵有少数想出来搞运动、打笔战的凤毛麟角，毕业后应该也不会留在学校。至于欲以流行歌词研究在中文学界建立一个「山头」，且在这个跨学科的流域为旧学传人（总还是有一些的）多接通几条渠道的，这种人还没出现。有的话告诉我，我去支持。

回到正题。朱耀伟老师的学生、我的师姐梁伟诗，在2008年加入了老师在浸大主持的「后九七香港粤语流行歌词研究计画」，也于2010到13年在《文汇报》连载专栏《词话诗说》，后选录四十篇，再多写四十篇，于2016年出版了《词场——后九七香港流行格词论述》，每篇一两千字，后附歌词全文。学姐跨足剧场、学术和文化评论，由此诸多面向关照港人在「后九七」的渐变以及「雨伞运动」等剧变中的精神面貌和情感结构，从她对歌词的选评中，我们可以贴近词人的创作背景——事实上，她首先是写给或许可能已对时下粤语歌失去兴趣的读者看的，旨在提醒人们，现在的歌曲亦有如何情深义重或意识超前的可观之处。

2014年戚夏蕙〈Cantopop广东话——小市民心声〉，是浸大人文与创作系主办的「香港广东文化的未来」会议论文之一，收录于文洁华老师编《粤语的政治——香港语言文化的异质与多元》。该文从许冠杰的〈打工仔〉〈加价热潮〉和My Little Airport 的〈爷就是一名辞职捻〉〈边一个发明了返工〉等作，除说明两代唱作人在使用俚俗白话作歌来讽刺时弊的共性外，也点出许冠杰当年作为「大学生歌手」而为小市民发声，和MLA在2003年以文艺青年形象出道，而渐走向「咸湿」反讽，这两种反差也体现了两代人的成长故事和精神面貌。文章并没有特别高深的理论或惊世的观点，但是表明了经由跟进新歌、新潮流，整理其与上一辈唱作人语言使用和生涯历程的异同，来与本地流行文化一同走下去的意念，而不流于崖岸自高的自我精英主义。至此，也可以说，我之前担心的「论述场域被社会学／文化理论独霸」那种情形，香港的文化研究同仁已经有所自觉地尽量避免了。

另，曾监制出版四套1975年杜焕瞽师「地水南音」历史录音的港大音乐系余少华教授，也在《粤语的政治》中写了一篇〈「师娘腔」南音承传人与港澳文化〉，谈曾经处于「流行」地位而渐被西乐和流行曲淘汰出日常「音境」(soundscape)的传统曲艺南音，为尚处在「混沌初开」的阶段香港音乐史打下一个楔子。这篇文章和作者自述的钩沉经历，可以代表：如今的学者已多能有意识地打破「雅／俗」和「潮／土」这些成见，而以宏观综览的态度，正视这些成见曾经和仍然的对流行文化发展与接受史的影响，并且主动引导大众重新认识或首度聆听那些凋零中的音乐以存亡继绝，更为母语文化的传承固本培元。

香港学界在这方面的工作，做得比台湾晚，也比较少，而可能是「物以稀为贵」的关系，支持者的回响，表现出的珍惜，好像比台湾人还更热烈一些，这我不知道该说是幸还是不幸。最近我在网上听到了有一位新晋粤剧演员郭启辉把1990年达明一派名作〈十个救火的少年〉改编出了一个「南音版」，虽然播放数不多，但颇见好评，我认为这便表示余老师等人的努力确有了实际的成效，也令人期待新一代粤语歌坛几时又会出现融合这些传统曲艺的金曲。

说到香港音乐史，黄霑的论文指导老师刘靖之在2013年出版了厚达514页的《香港音乐史论——粤语流行曲、严肃音乐、粤剧》，第一部份的开头有综述鲁金（着有《粤曲歌坛话沧桑》）、黄志华、黄霑等前行研究的成果。关于歌词的部份我因手边没书，以前在图书馆借阅的记忆已淡，今后若有需要再加补充。可以说明的是，至少这一部史论和相当一部份的学者，已大幅采纳了这些来自亲历者、爱好者出身的「非典型学者」的著述，而不会因其不够「正规」或「正宗」而排斥——以前不少学院著作有此病，我很欣慰没在香港近年这些论著里看到。

最近出版的，又有洛枫《独角兽的彳亍——周耀辉的音乐群像》（2022年3月），介绍为「从政治、爱情、身体、声音、文学和影像等六个角度论述流行音乐，借助文化研究的方法，融合政治、性别、阅听和美学的理论，研究香港流行音乐的阅听状态，同时以填词人周耀辉作为话语中心，以「歌词」作为焦点，涉入因歌曲而来关于嗓音、编曲和表演形态的分析；论及的歌手包括达明一派、黄耀明、麦浚龙、容祖儿、许志安、王菲、梅艳芳、陈慧琳、叶蒨文、at17、泳儿等等。 」还有陈嘉铭、吴子瑜、海边栏出版社编《给下一轮广东歌盛世备忘录香港乐坛变奏》（2022年6月）。后者着眼的时段是2010年至目前，第四章「由抗疫到追星」论述香港在「反修例运动」于2020年初被港府以新冠疫情为由截断之后，城中涌现的追星热潮与新星，是最为紧贴时事的新著，文章内容也兼顾人事、文学与社会。台湾很多人对2010年后的香港歌坛已完全陌生，所以若能藉由此书来稍微更新一下自己的了解，将来或许也能作出更多具有历史价值的反馈。

孕育词话的「吹水园地」——鼎盛时期的报纸副刊

在了解这些书籍之时，也有必要了解许多言论最初发表之时的环境，那就是：鼎盛时期的报章专栏文化。

为什么香港词人写文章比台湾、大陆的都多呢？很简单：香港报业繁盛的1970-90年代，在娱乐圈有点名头的人，大都会有报刊邀请他写专栏，你名气大、能写，给你一篇一两千字的社论；你名气小或不太会写，也可以有两三百字的方块；你接得多，从周一到周日在好多地方都出现，也不是不可能。这就是网路时代之前的脸书／微博。自由的言论环境和激烈的报业竞争，致使各报老板不吝巨资央请名人、名家进驻副刊，如罗大佑在台湾时没写多少文章，1989年一去香港，就受《东方日报》老版重金礼聘开了专栏，写政论，大炮轰轰，好生畅快。

是故，从卢国沾、郑国江、黄霑、林振强等，到林夕、黄伟文、周耀辉，再到下面一辈，香港的词人，除了写歌词，大多同时也是各种报刊上的专栏作家。就如林夕，歌词写得多，谈颠倒梦想情愁欲孽的散文、批荒腔走板政治乱象的社评更多。我在香港待三年，平常看报纸看杂志，但见《明报》有他，《苹果日报》有他，《明报周刊》有他，《东周刊》又有他。我常读《信报》副刊，也有唱作人林二汶、何韵诗的专栏。

写文章有不菲的稿费，又有曝光，对有话想说的人来说更是固所愿也，所以你翻开副刊，除了文人、专家、财经大师，也有很多明星。肚子有料的谈学问，没料的谈谈生活谈谈八卦也好看，再不然就讲讲以前的事、最近的事、其他明星的近况，甚至和隔壁栏互相回话。总之没话找话说，总得挤些出来。

稿约太多，每周甚至每天都要交，平常又还有正职要忙，想不到写什么，怎么办？那就跟风，大家最近在讲什么就跟着谈两句，我手写我口，一个方块又混出来了。这种「灌水」的情状连他们专栏作家自己也常常自嘲。然而神奇的效应发生了：这样一个圈子，每天都有这些熟人在报纸上聊天，「香港」的凝聚力和认同感就显得很强。这些文章让人感到亲切，但又不像现在网上社群平台随便就能在评论区回应或挑衅，还是保有一些距离。这距离保障了一些体面，就算偶尔几篇写差了，或是过于随意踩人，搞到被群起而攻，反驳他的人也还得在专栏里好好写一篇，不至像网路暴力那样每人丢几句粗口便罢。

梁伟诗《词场》书中就提到了2013年9月有作家（经查为李纯恩）在专栏上发表「粤语流行曲已死」之论，短短一两天激起香港词人、歌手、音乐人纷纷回应，大众也又兴起了一波捍卫粤语流行曲的声浪。在那之前，除了2004年黄霑论文引发的风波，更早到80、70年代，从黄志华著作的叙述中可以看到，报上都经常有对时下粤语流行曲和歌词的批评，其中不乏未加慎思明辨的保守主义和精英主义的鄙夷，而支持者、爱好者的论述与考究也就在历次反驳中一点点磨砺出来。

因为篇幅和截稿时间的限制，这些论战之中自然有不少砂石，但能如此在大众眼下争论，毕竟是至可宝贵的。没有实际读过一段时间的港报副刊，很难感受到那股远比台湾报刊密集、热闹且不忌琐碎的烟火气——台湾版《壹周刊》《苹果日报》移植了香港的做法，格式上是差不多相同了，气质上台湾作者还是温文了一些。现在《苹果日报》也停刊了。

这就带出一个问题：今后的读者可能越来越难再看到以往港式的专栏文化。一方面，网路击溃了许多报社，报纸再给不出也不想给以前那么高的稿费了；一方面，2019年后言论管制的全面收紧，许多写了数十年的「香江健笔」纷纷告别，文化界演艺圈也不少人迁去海外，就算还能在网上再开一片园地，世界也都已然不同了。

即便不谈现在，去翻旧报纸，哪有旧报纸呢？网上的「香港报纸资料库」有十几种，但这当然只是九牛一毛。一些大报有做自己的数位资料库，但几十年前即停刊的中小报就无法奢望。香港中央图书馆也不可能收集香港历来全部报刊的纸本，就算正好有你想看的，交通是大问题，非专业研究者，又不住在香港的话，很难有动力大老远飞过去。就算网上能看到纸本照相，即便网速够快，你换页都还得一直点点点，还要卷动画面缩放，远不如直接上手翻阅。香港地狭人稠，也不能指望有多少民间人士保留整套剪报或杂志。长此以往，许多并不久远的宝贵史料也要散佚了。

「大离散时代」的今日，香港已有不少仁人志士意识到抢救和保存文物的重要，然而知易行难。目前我们可以做的，大概也只有先尽量多写下有关的记忆与愿望，让没接触过的朋友能间接地略窥堂奥。而在这保存流行文化的长远事业之中，本文所列书单上这近90本谈论流行歌词这一细分领域的书，当可算是一排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