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面之前

疫情升温后，探视病人不再被允许，安宁病房到底把人生最后一段路隔成一趟孤寂的旅程，身边只能留着一位最亲密、最忠实的伴侣作为主要照顾者，执子之手，直至终点。

于是在爸爸住进安宁病房后，时间静止了。

就算我们千里飞行，跨过换日线，也没能打破静止的时间，反而一头栽进另外一个静止的平行时空，防疫旅馆，两个人以房号标注，整整七日无涉于世事，甚至至亲之人的生与死。

安宁病房和防疫旅馆就像是两座孤岛，我们和爸妈各居于一岛，40分钟车程不到，却是无论如何也触及不了。

很努力回想三个星期以前的事情，在我完成加拿大公民宣誓那天，爸爸做了一个肺部内视镜手术，医生认为愈后良好，说等一个星期，肺部导管移除后，回家做扩胸复健就能慢慢恢复，大家正庆幸：原来爸爸两个多月来的不舒服是虚惊一场。然后爸爸开始抱怨手术并没有改善他一动就喘的景况，不愿意再做呼吸练习；然后医生说在肺部转移的癌细胞，爸爸说他不想再探究癌细胞的原生器官在哪？也不愿意再多做治疗，要进入安宁照护；然后病程以一种意想不到速度进展到他开始要用吗啡止痛，而我们意识等待加拿大护照入手才回台湾恐怕为时已晚，提早上了飞机。

在飞机上，我想起上一个农历年后，爸爸载我们去火车站搭车，说到下次何时回台湾？爸爸说如果还要再隔离，就不要再回来了。我们在屏东车站前和他说下次见，那时候疫苗问世不久，大家设想暑假就又可以回台湾玩了，搞不好还可以一起搭邮轮去冲绳之类的。当时确实没料到，至今疫情远远还没结束，而我们到底要还是得在最难防御病毒感染的时刻飞一趟台湾。

家族里的长辈希冀我赶紧回来劝爸爸接受积极的治疗，然我和娘几乎持相同的态度：爸爸这一生活得似乎很痛苦，生理上的苦痛算是短暂，然心理上的痛苦却不是三言两语可以道尽或化解，以致于看着这样活着的他，旁观的我们也变得痛苦。

对爸爸来说，退休之后的人生无可指望，就只剩下对家人的「责任」，一开始，他多数时间郁郁寡欢，但是偶尔还是有所谓快乐时光，然自从妹妹因为生产过世后，对他来说连仅剩的、可以享受的天伦之乐都是烟消云散了，这十年，他最常挂在嘴上的是活着没有意义，而在我终于嫁人、妹婿再婚故侄子有新妈妈、以及阿嬷过世，他自认责任已了，和人世两不相欠。

2021年上半， 一直很想写一封信给爸爸，想劝他把70岁当成人生转捩点，从此该快乐的活着，现在回头看那些打下的字句，似乎都是多余的，最近我总想，如果我当初寄给他会不会改变什么？可能会，也可能不会。

无论如何，这似乎已经是结局。

娘说躺在病床上的老爸打吗啡的间隔时间越来越短，剂量越来越大，多数时间在昏睡，只要醒来就喊着「想回家了」，于是七日防疫旅馆结束前，我问娘要不要我们把原本的7+7改成14天都在旅馆隔离，那爸爸就可以先回家安宁照护。

娘说爸爸口中的「回家」指的是过世，娘说到了这一刻，她希望爸爸若能尽早离开就好了。至于回家安宁照护？她已然不确定，尽管那天选择去医院挂急诊，并没有想过是最后一次离家，然当爸爸选择进入安宁病房时，却有心理准备自己无法回家了。

很多亲朋好友心疼爸爸无法在家辞世，有人建议我们应该直接找家族的人去县、市长办公室说项，让爸爸在我们于在家检疫这七天就先回家（按规定是不行的，除非在我入境前已经把爸爸的名字填上）。我没有回答的是：爸爸是那种一生问心无愧的正直之人，可以却从未以特权行事，我不相信这样的他会要我们在他生命最后一程，以特权来打破防疫规定。

人该在医院还是自家走向尽头？各有定见，不过，生命最后一段时日的品质如何，实话说就是取决于痛着走还是较为不痛的走，要知道安宁病房是可以施打吗啡止痛的，非得回家后就只剩下喂药和贴片效果比较慢的止痛法，缓不济急，这最后一段日子恐怕更悲惨。

于是大家开始七嘴八舌询问我能不能在隔离期间请假出去见爸爸最后一面？然疫情升温下，医院不愿意放行，屏东的防疫单位不愿意负责，娘在询问无果后，也说「反正妳来的两个小时内爸爸可能都在睡觉，不来也罢」。

「都千里迢迢回来，不见最后一面吗？」

我私心希冀爸爸能够再等上七天，回家让我们一起陪着娘送走他，然而无论这一面能不能见上，都无法逆转爸爸的死亡之途，从爸爸的立场，多活着一日是多受苦一日，从娘的视角，在医院孤单而沉默的等待爸爸醒来或不醒来是一种拖磨，至于我，如果对爸爸的印象能够就这样停留在他去年坐在车里微笑地对着我们挥手说下次见，也没什么不好。

非得和爸爸见最后一面似乎只是人情世故，人们期待妳这么做，我们自己心里认为应该这么做，然早在妹妹过世那天我就失去熟识的爸爸，这是一场漫长的告别，而长路将尽。

见不见最后一面，已经无所谓了。

对我来说唯一的遗憾是不能握着娘的手，陪她度过失去一生所爱的那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