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出艺术家可享有伦理免死金牌吗？ ——从《Tár》和取消文化议题谈起

（ 原文刊载于虚词・无形）

文｜ 朗天

今届奥斯卡金像奖「惨食白果」的热门电影《Tár》，除了因为女主角姬蒂白兰芝（Cate Blanchett）的精湛演技惹人谈论，其表达的主题也令观众和评论人一再侧目。

电影里的主角Lydia Tár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作曲指挥家。片初她好像拥有了俗情世间嘉许和追求的一切——名声、财富、家庭、事业、爱情、朋友；然而，随着关于她「逼死」前女友的丑闻四播，连环引爆她之前不当行为的后果，终至一沉百踩，最后「沦落」至到相对偏远地区为角色扮演音乐会担任指挥。

从神坛被赶下来的故事本身未必好看（在主流电影市场，成功故事始终较受欢迎），姬蒂白兰芝固然令电影无论如何都变得可观（也就是说，无论电影拍成怎样，单单看她便值回票价），导演托迪菲尔德（Todd Field）把主角设定为白人女同性恋者，有效突显艺术家和文化人过往每每忽视，今天却因为「政治正确」运动而仓惶面对，部分更出现恐慌式反弹的权力问题，令我们都不得不肃然面对，思考箇中引发的各种问题，亦直接增加了影片的认受程度。

电影引发的其中一个重大当世议题，就是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

《Tár》在美国公映之初，便有论者指责它有「反女性」之嫌。这种指控当然十分肤浅，几乎不值一驳。姬蒂白兰芝公开回应时便提到，权力是无分性别的（power is genderless），Lydia Tár虽然是一个生物学界定的女性，但从文化形构和身份认同的角度，观其言行举止，以至思想模式，都表现得百分百雄性（masculine），所以，与其说权力无分性别，（滥用）权力问题可以发生在男人身上，同样可以发生在女人身上，不如说，电影没有打破性别研究的主流观念，致力暴露一个雄性思维者（即使她是一个女人）如何被自身的嗜权欲驱上末路。片末她在提供性服务的按摩院「拣蟀」时，突然遭映照出她过去所作所为原来如此不堪，直接令她即时呕吐，狼狈不已，乃把她的末路从客观、世俗的事业失败、声名狼藉提升到主观、精神层面的疚歉与自厌。雄性无法实现自我是对「他」的第一重打击，无法自我肯定则是第二重，也是更深刻的打击。

故此，《Tár》非但没有「反女性」、政治不正确，相反，它勿宁是太政治正确了，父权和雄性文化批判始终是影片的核心母题，并且因为将批判对象设定为一位生物学上的女性，增加了批判的层次。例如我们可以进一步思考：情节上Lydia Tár固然通过她的父权言行伤害了她身边的弱势者，但她本人何尝不可以视为父权的受害人？第三波女性主义（波段区分依据姬丝杜蒂娃Julia Kristeva）和性别研究早已敦促我们关注男性在父权文化中的受害位置，但由于始终是男人，他们蒙受的伤害不太容易被看见（包括他们自己也不以为然），换成一个女人，一个「有阳具」的女人，情形便立即变得清晰了。

《Tár》没有如指责它「反女性」的批评者那样认定过于保守，但也没有太过走出性别研究的定见。影片中前段故作摇摆，令我们一度产生它可能在鼓励观众认同女主角的错觉，但随着故事走向尾声，我们几乎可以清楚读出编导传达的讯息——做艺术家之前，首先得好好做人；即使你多有魅力，你多有才华，像Lydia Tár那样，仍得背负自己「恶行」的后果，接受公义彰显后各种有形（失去名利地位）无形（被人看不起、嘲笑、攻击以至自我否定）的惩罚。

法理和道德上Lydia Tár有缺失相信没有人会异议。但去到生活伦理层面，即道德的应用层面，我们是否接受大家因她的失德行为，部分以至全面抹杀其人格，甚至进而不再正视、取消其艺术成就，就构成了逻辑和伦理思考的滑坡问题。

杰出艺术家可享有免死金牌（license to kill）吗？托迪菲尔德告诉观众，不可！但问题随即来了，历史上很多伟大的艺术家、文化人、哲学家、作家，私德上都异常败坏。难道像罗丹、毕加索、希治阁这类天才都要被赶下神坛了吗？卢梭还好，他自己先忏悔了，诚实认错或者可以加同情分，但无数的其他人呢？他们的作品该否被重估价值，以至须在他们还未好好做人的基础上抵受正义群众的审讯？

由「政治正确」、「MeToo」运动引发形构的取消文化，是近年令不少欧美艺术、文化工作者大感头疼的现象。众所周知，艺术界、文化界、影坛、乐坛这些界别，以往一直有着浓厚的父权传统，由上而下的工作方式、天才的崇拜、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的说法、不顾伦理道德以成就艺术水平的观念，为人拥抱实践多时，假使动輙讲平等、平权、绝对尊重、锄强扶弱，那么，传统标准界定下的艺术水平自然下降，而以传统方式创作、制作的从业员，也会动辄得咎，无法好好工作下去。

事实上，取消文化也确然有过犹不及的发展趋势。 JK罗琳被取消《哈利波特》作者身份的事件，可谓其中最极端的范例。香港较早前因《给十九岁的我》引发的纪录片风波，导演张婉婷饱受过份的人身攻击，以至一生艺术成就几被全盘否定，也令不少人望之心寒。

于是出现了强烈的文化反弹。去年开始美国各地掀起的右翼政策回朝，由佛罗里达州立法禁止幼稚园使用讨论多元性别议题的教材，到迪士尼乐园中性洗手间争议，再到最高法院推翻女子堕胎权利联邦法，你说是逆向取消也可以。

本来性别、种族或年龄歧视的确是不对的，但当指责及平权运动用力太猛时，就出现逆向歧视的反指控。同样，取消文化大行其道之后，便自然激化出逆向取消。

美学上，我们一直有天才首出抑或受众首出的歧异。天才首出的美学以天才艺术家生产「美」，「美」当然是由他们界定，因而他们自然拥有这方面的无上权威；受众首出的美学则强调美学判断由鉴赏者提供，所以「美」该由审美判断保证。大家都讲究品味和想像力（尼采和佛洛伊德之后则加上无意识），但天才美学还多出了创意或创造力的尊崇，所以一直在理念上主导着艺术文化界的意识形态。

一但考虑到天才问题，便来到那残酷的事实认证——人人都可以（尝试）做艺术家，但不是人人都是好的艺术家。创作的确有天份之分，贤愚之别。为了平权，我们必须接受平庸，以至有意无意混漫评鉴标准，弄得模糊难辨。当美丑高低不再能轻易判别，艺术评论便顺理成章成为「畀面派对」或赤裸的权力游戏。

取消了美，取消了相对客观的创作和审美标准，我们就可用伦理、政治以至宗教的标准来肆意肢解艺术。讲政治正确就是将艺术伦理化，进一步政治化的举措。有人甚至认为在波笛尔（Pierre Bourdieu，以象征权力场为文化艺术操作定性定位）和洪席耶（Jacques Ranciere，以感知分配理解艺术操作）之后，艺术领域可以整个被取消的了。

以上的情况，相信不会有太多人意愿其发生吧。

也许，当我们察觉问题其中一个核心正在天才这观念时，则志切思考一下，天才是否必然是父权文化的产品？天才及其杰作的诞生，与公义理想可如何相容，大抵会助我们走出一条中庸之道。而更根本的问题，也是第三波女性主义者一早意识到的：父权文化是否真的万恶不赦，非彻底打倒、消灭不可？当今天大多数人尝试努力论证，杰出艺术家从来就不一定要是天才，从来就不一定要依赖父权模式，我们有没有智慧和勇气去反过来问：即使杰出艺术家就是天才，就是父权，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父权的问题也许从来不在它本身，而是欠缺适当的制约和合作伙伴？

朗天作家、文化評論及策劃，兼職執教大學，近作有《反復：易經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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