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艺】【采访】杨东龙就在画之中

每个人，每一天，都有属于自己的课题，借而练习、锻炼、修行，日日如是，持之以恒，总有成果。

对1975年开始绘画创作的杨东龙来说，最好的日课，当然是绘画。走进于刺点画廊举行的展览《日课》中，他凭着高超笔法，一幅幅看似具象的大型画作中，竟有时间的游移、视觉的错置，甚至幻象的指涉，像极了一个世外高人带你「游花园」，你甚至会在这个「花园」里碰到他──跟他一起看同一个视点。

他给自己的「日课」，不简单矣。

把感受呈现

整场展览，最有「日课」味道的，大概是由二十八屏画幅组成的大型装置《写生笔记》，高高低低，挂满一幅宽广的墙。杨东龙自2008年起，在坚尼地城工作室窗前，竖起画架，端出颜彩，凭窗远望，把不同姿态的大树、洋紫荆、居民、大厦等各种情状，绘在画布上。

「窗外是个休憩处，种满树木，十多年过去，如今已给重新铺设，树后本来有些大厦，也被拆掉重建。所有东西都在改变。」然而改变不止于此，「我早上望着那棵树，颜色跟下午的不同，跟下雨天的也不同，有太阳时是另一种面貌。」

他说，他画的不是记录，而是呈现，这是他跟树木、休憩处「沟通」过后，把感受通过画笔呈现出来，「事后回看，发现原来这个地方已改变了那么多。」这个系列，还没画完，也画不厌，「有很多东西可以画！」

画框以外的世界

别以为记下「日课」的，便是小小一册练习簿、记事簿，《日课》展览多的是大型画作，好像三联历史绘画《摩星岭》，宽四米半，别有气魄，观者站在其前，变得渺小。

「这二十多年来，我给自己定下一个课题：画身边事物。我的工作室在坚尼地城，经常走到摩星岭去，于是摩星岭也成了我想画的题材。」他想画摩星岭已久，却一直找不到一个好的切入点，后来想到历史画，「我可不可以用另一种方法，去画摩星岭的历史、人物等等？」

他觉得，不是写在书上的才叫历史，「历史同时也在现在进行中，历史也可以是描画小人物的。」他便在《摩星岭》画面下方，画着伤者正在「看跌打」，「这家跌打铺至今仍然存在，走到域多利道，就会见到这家跌打铺。」

《摩星岭》是一组三联画，原来他曾有创作四联画的构思，只是后来觉得多余了，才没有画出来，「说不定若干年后我忽然想多画一幅在旁。」而组画因画框把画面分割，令其变得显眼，「很多人不会去留意画框，我更想呈现有些东西是在画面以外，我们看不见的。这是我的绘画一个很重要的主题。」

视点不断移动

于是，观者欣赏他的「日课」绘画，看似都是具象画，但仔细一看，许多蜘丝马迹，叫人通往特殊的视觉经验。 《窗玻璃四号》右方突出了一只手、《窗玻璃五号》故意不把小狗画尽、《瓷狗》左方女士只现旁侧。如果代入摄影角度，就像画面不干净、没裁掉枝节。

「希望人们看到我的画，会联想到摄影这个范畴，就像街拍，有人不经意走进镜头里。」然而，他保留细节，为了作出指示、暗示，画中那个空间不致停下来，而令观众想像空间延续出去，「譬如我在《窗玻璃四号》画那只手，更想表达这是一个怎么样的空间，也想让人知道，那是一个玻璃的反映。」

这也是他喜欢画大画原因，「有些人会以错视形容我的画作，但对我来说却不然，因为我就在画之中，走来走去，遇到各种事物，视点不断移动，每一幅画有许多立足点。」说到底，绘画对他，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这种「日课」，做得自在，「那是一个很自由的空间，我就像在里面畅泳。」

彩蛋不重要

至于《瓷狗》要描述的，是一种幻觉，画面下方一本书《The Prayer of Bonaventure》，暗藏玄机，但他不想作太多解「画」，「观众看到什么才重要。」

杨东龙许多画作都有「彩蛋」，好像《窗玻璃五号》的手机，心水清观众，以此进入画作以外的世界，「不过，一张画是否要有『彩蛋』，我有怀疑。一幅画应该可以自足，应能说明所有事情。这是我的理想。」

不同画作，有许多细节，会让观者发问，这一抹那一划，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这个东西会在此出现？ 「或许你没那么细心看，便看得见。」说得玄妙，「不是吗？如果你太专注，你会进入系统中，好像文字系统、语言系统。但这是一个视觉世界。」

所以，他苦笑起来，谦称绘画了那么久，觉得自己还没走到想到达的位置，也就是纯粹以绘画呈现某种东西，暂时的「日课」，只能画画「彩蛋」，「所以对我来说没有所谓『下一幅画』。下一幅画，就是延续上一幅画。」他希望有一天，观众看了他的画作后，「能告诉我，他们看到了。」

那似乎更像是他给观者的「日课」。

（原文刊于2021年2月4日《星岛日报》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