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讀《致命的自負》-1. 預言疫情后

我讀哈耶克《致命的自負》

1. 預言疫情后

2019年歲末時節，一個幽靈般的陰影靜悄悄地在荊楚大地擴散。當時誰都不知道，那是一場人類大災難正在醞釀。正當華夏大地人們興致勃勃準備過大年的時候，災難開始爆發。首先是武漢，然後是湖北，很快蔓延到整個中國大地，死亡的恐懼使得所有人都戰戰兢兢地縮在斗室裡，驚恐地透過窗戶向外張望。儘管我們那時在距離武漢一千五百公里的地方，也同樣處於驚恐之中。

由於政府行動的遲緩，大批可能已經感染疾病的人群向全國各地，甚至全世界各地擴散。據說，英國南漢普頓大學研究團隊根據大數據發現，從1月10日到1月23日武漢封城前,離開武漢有500萬人，大部分在中國各地,另有近6萬人到達了中國大陸之外的382個城市,其中至少有834名確診患者。這樣一來，全球都在病毒攻擊的陰影之下了。

武漢封城開初的那十來天，我們所在地區政府的公告不斷報告當地的確診病例，但對確診病人所在地點和行經的路徑卻總是不做披露，使得人人自危，惶恐不安。好在準備的過年食品夠多，冰箱也夠大，我們在整個春節期間都基本沒有下樓，除一天不落地了解政府公佈的各種消息外，更急切地閱讀著通過微信在各個社群中無聲散播的各種傳言。由於疫情初期政府危機處理遲緩以及明顯存在有意隱瞞和拖延的情況，人們都對現今中國的威權體制和政府對言論的嚴格控制在內心裡充滿怨言。偶爾了解到的海外媒體信息，也都是冷嘲熱諷，批評中國因體制僵硬而貽誤時機。

那時的武漢人和到過武漢的人，在全國都如過街老鼠，常常食宿無著，被人四處驅趕，嘗盡了人間的冷漠和歧視。各地農村，或許像從前抗戰那樣，村村鎮鎮各自為政，挖路堵路，斷絕交通，任何外鄉人都是敵人的暗探。自己村的人也一樣是互相提防，打麻將的要逮住懲罰，不服從的按倒一頓揍。總之全國上下是風聲鶴唳，草木皆兵，攪和得雞飛狗跳。

隨著財新等有擔當的媒體的深度報導和武漢作家方方的日記的傳播，人們對被最嚴格封鎖的武漢城內發生的事情在恐懼之外加上了憤怒，對被封閉在那個近乎人間地獄般地方的人們充滿同情。隨著疫情逐漸被控制住，人們的緊張心情才漸漸緩解，但對體制僵硬的怨言依然存在，追責的呼聲始終不斷。

從2月初開始，隨著鑽石公主號郵輪上疫情日益嚴重，隨後韓國、意大利疫情爆發，最後到疫情在歐美大地迅速蔓延。這時，中國大陸的疫情已經退潮，在輿論引導下中國人情緒逐漸發生逆轉，為自己幸運渡過危難而從慶幸慢慢過渡到自豪，開始嘲笑起海外各大國，甚至開始幸災樂禍地看著西方那些崇尚自由的人們遭逢劫難，大聲叫嚷著要洋人們快快“抄作業”，要各國學習中國的治理模式。

從3月下旬開始，各種論壇裡的帖子為中國的體制叫好的聲音開始增多，聲音越來越響亮。隨便用“疫情”搜索一下，就可見到同時出現的有大量的“制度優勢”，而“疫情后”伴隨有頻頻出現的“社會主義”。僅看看這些貼文的標題“這次疫情過後，我覺得會多出幾個社會主義國家”“重大疫情凸顯出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等等，就知道那些帖主和文章作者是多麼自豪。

人民網強國論壇發表有大篇文章《預測全球疫情結束之後，美國將加速學習社會主義國家經驗！ 》，聲言在這次疫情中，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優勢發揮了重要作用，預測全球疫情結束後，美國等資本主義國家或加速學習社會主義國家治國理政的先進經驗，同時認定在這次疫情之後，美國等資本主義國家由盛轉衰，世界將慢慢形成以中國為中心的新的世界秩序。而由於疫情造成的慘重災難，西方人民必將對這次災難深刻反省，也必將對他們以前推崇的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深刻反省，更多人會推崇並接受東方人的集體主義和自我約束精神。我記得以前不少文章總說中國人一盤散沙，現在都變成具有集體主義精神了，真是此一時彼一時。只是所有這些文章都閉口不談疫情初期的隱瞞和預警機制的失效等等體制原因造成的失誤了。

在3月底之後的一段時間裡，海外輿論中除了提出追溯疫情源頭和追責的要求外，也不乏討論社會主義的文章，例如《金融時報（FT）》上有《大難不死的約翰遜與其治下的英國“疫情社會主義”》，認為約翰遜已經不聲不響地帶領英國進入了“以社會主義挽救資本主義”的模式，這令英國政治未來迷霧重重。 《科學美國人（Science America）》也有文章《COVID-19將使我們更加社會主義嗎？ 》，《獨立澳大利亞（Independent Australia）》上的文章標題是《政治與大流行：COVID-19可能引發社會主義爆發》，似乎大家都在討論疫情之後全世界各個國家社會主義思潮再次蓬勃興起的問題。

顯然，歐美國家處理這次疫情過程中暴露出了民主制度危機應對的困局，沒能像中國那樣可以果斷不惜一切代價地停止一切工商業活動，進行徹底封閉式管理，嚴格限制民眾的活動。因此，許多文章都認為，冠狀病毒的流行證明了資本主義的失敗或證明了自由社會的脆弱性。

英國廣播公司（BBC）4月1日有一篇西蒙·梅爾（Simon Mair）撰寫的文章《冠狀病毒將如何改變世界？ 》（How will coronavirus change the world?），該文認為，疫情與氣候變化的核心邏輯同樣簡單，疫情已經造成生活方式的巨大變化，而未來有許多可能性，它們都取決於政府和社會如何應對冠狀病毒及其經濟後果。希望我們利用這次危機來重建，生產更好更人道的東西，但是我們可能會陷入更糟糕的境地。文章也指出，此次疫情暴露了自由市場資本主義的局限性。就經濟前景將如何發展方面，文章認為，隨著對病毒的反應不斷演進，從經濟角度看，有四種可能的未來：墮落的野蠻主義（barbarism）、強大的國家資本主義（state capitalism）、激進的國家社會主義（state socialism）以及轉型為以互助為基礎的大社會（a big society built on mutual aid）。最後這種互助模式，也有文章稱之為“草根社會主義”（grass-roots socialism）。

國家資本主義典型的例子是英國、西班牙和丹麥，國家集中應對，社會繼續追求交換價值作為經濟方面的指導思想，國家以擴大福利為重，還通過擴大信貸和直接向企業付款來實施大規模的凱恩斯主義刺激措施。

野蠻主義的做法是分散的響應，僅追求經濟，卻拒絕向那些因疾病或失業而被趕出市場的人提供支持，因為沒有適當的機制可以保護他們免受市場的嚴酷現實影響，結果是企業失敗，工人挨餓。

國家社會主義是集中應對，優先保護生命，同時擴展目前在英國、西班牙和丹麥所看到的措施，直接付款給每個人，與他們創造的價值無關，所有人的報酬是相同的。但如果發生嚴重的經濟衰退並且供應鏈中斷，那種標準凱恩斯主義政策（印鈔，大量發放貸款等）也無法挽救需求，則國家可能接管生產。需要警惕的是，獨裁的風險將隨之產生。

互助方式是國家下放應對措施，優先保護生命，個人和小團體開始在其社區內組織支持和關懷。未來的風險是，例如，小團體無法迅速調動有效提高醫療保健能力所需的資源。未來或者會出現新的民主結構，產生能夠以相對較快的速度動員大量資源的社區團體。

文章對目前狀況繼續評論道：疫情暴露了現有系統中的嚴重缺陷，要對此做出有效回應，就可能需要進行徹底的社會變革，新興的社會形式更重視關愛、生活和民主的道德觀，建立一個更加人道的體系，使我們在面對未來的流行病和諸如氣候變化之類的其他迫在眉睫的危機時，變得更有韌性。

從英國廣播公司這篇文章看，除了野蠻主義外，其他幾種體制都有可取之處，其中國家社會主義的處理方法尤其值得考慮，只是要避免出現獨裁卻是件相當困難的事。中國目前的模式到底最接近哪種呢？文章沒說，我就不好隨便對號入座了。

也許正是因為近來疫情期間呼喚社會主義的聲音越來越響亮，以復興米塞斯自由主義學說為己任的米塞斯研究所（Mises Institute）也發表文章《在COVID-19恐慌中呼籲進行中央計劃就像對舊時代的“戰爭社會主義”的呼籲一樣》。文章認為，疫情期間一些國家在緊急狀態下乾預企業運作，直接指令企業的生產活動，暫時關閉邊界，國際分工受到嚴重阻礙，個人活動受到限制。總之，與戰爭期間相似，政府對疫情流行時的干預可以被視為戰爭社會主義的一種形式。

按照哈耶克的導師米塞斯的說法：“戰爭社會主義絕不是完全的社會主義，但如果堅持走（德國）過去走過的道路，它就完全的、真正的社會主義化了。” 這麼說的原因是，這次的“冠毒社會主義”（corona socialism）被認為是暫時的，企業產權也沒有發生變更。但如果不能迅速結束與冠狀病毒的戰爭，糾正相關措施，社會主義化將會繼續走下去。無論如何，此次疫情已經徹底扭轉了過去40年的主導趨勢，為了應對疫情，多數政府加大了權力的集中，對經濟活動也實施了一定程度中央計劃模式，而權力集中的威權政府在應對疫情方面的果斷也凸顯出優勢來。疫情過後，那些乘機集中權力的政府還會將收去的權力下放嗎？會放棄中央計劃恢復完全的市場經濟嗎？是否正如人們所預言的那樣：社會主義制度和威權政治在全球大爆發？哈耶克早在上世紀四十年代寫過一本《通往奴役之路》，揭示了社會主義中央計劃經濟是通往極權統治的道路，及時阻止了西方國家在戰後走向社會主義道路的趨勢。哈耶克一生都反對社會主義經濟和政治理論，他寫的最後一本書也仍是批判社會主義的著作，書名是《致命的自負：社會主義的謬誤》。就像面臨危機時要先喝二兩老酒壓壓驚那樣，在此關鍵時刻，贊成資本主義的人們，熱愛自由的人們，是否應該把這本書找出來再大聲念幾遍呢？看來，我也要找來看看，看看致命自負的社會主義又是怎麼謬誤法？此外，除了這條“通往奴役之路”外，當今世界難道就沒有更好的路可走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