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新左运动与公民社会》（MPlus青少年评论文学奖）

（本文参与2019年「青少年评论文学奖」获选，于2019/12/06由MPlus平台刊出。）

本书脉络

（一）新左运动的背景

本书所聚焦的「新左」，有别于关注劳工运动、社会主义为轴心的「老左」。新左继承老左对社会的关怀与改革热忱，并注入了反战、反威权、民主化、女性主义、环境保育等等思想，开展出充满属于这个时代的理想的新左运动。

大大影响1960年代日本新左运动的是在此之前的战后民主化运动，因当时冷战的影响扩展至亚洲，为了巩固在亚洲的地位，美国对日本提出修改美日安保条约的要求，因为修订势必加速日本军事化并强化对美国的从属地位，「安保斗争」因而发起。当时的运动主要围绕着「去殖民化」与「民族主义」发展，二战时的战争记忆串连起不同立场的组织与人们站在同一阵线，使「反战」成为共识；而民众也不愿继续垄罩在美国控制之下的阴影中，对于政治、经济、文化、主权等独立的诉求因而体现。

尽管参与人数可观，新安保条约最终还是修订通过了，但是参与其中的学生们认为运动不应该就此断裂，应该继续努力在日本社会中深化民主的思想，因而发起了「归乡运动」。简而言之，这项运动的目标就是要「把民主带回家乡」，带领乡下的保守居民理解进步价值与对其追求的必要。然而，政治冷感与家父长制所构筑的「地方之墙」使学生屡屡受挫，归乡的学生反而深刻感受到与家乡的隔阂，甚至是与长辈的对立。渐渐地，学生开始反思自身的「启蒙意图」，他们发现自己不应站在菁英知识份子的地位，自以为是地想「教育」地方居民，而是应该先学会聆听，学会设身处地，并且拾回和地方的连结，才有可能在互相学习的状态下达成真正的沟通。归乡运动持续的时间不长，虽然部分学生希望能使其成为常态性的活动，但讨论后学生们决议让归乡运动告一段落。

新左运动的性质

在安保斗争及后续活动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后，随之而来的经济快速发展也使以美日关系、民主化运动等论述消退。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沉寂以后，新一代的运动者们开始着眼于他们「虽然富裕却越来越被规训化的生活」，他们认为必须要发觉社会中的权力关系与支配者，必须打破被隐藏在消费主义之后的形式主义、顺应体制及无力感，调整现有生活并创造新的生活方式，也就是「日常性的自我变革」。

「自我变革」又在运动中被分成两种不同的面相，作者举了「日大斗争」与「东大斗争」的差别为例说明。日大斗争主张的是「自我解放」，对体制的逆反并无惧于强权，坚持自己的信念去反抗威权；东大斗争主张的则是「自我反省」，他们将自身的菁英阶级与菁英意识放置在被改革对象的位置上，呼吁学生不应以旁观者的姿态侥幸地生活，而是得先批判自己进而重新探寻生活方式。

作者在本书中谈到「暴力（Gewalt）」的正当性，他指出：学生使用的暴力，是为了使在社会管理系统中隐而不显的「权力」显现出来，是为了反抗权威阶级对暴力的垄断，以及不愿继续顺应压迫。而学生在使用暴力与警察冲突时，为了不使自己与所批判的对象成为一丘之貉，必须一再地自我检视，确认自己的信念、动机与正当性，在这样的过程中参与者也能借此摆脱日常性与规训，重拾思考的能力与主体性，并且连结自我变革与政治改革的可能性。然而在后期，新左运动有了武装化的趋势，当「在武力上不一定居于绝对劣势」的情况出现，新左运动渐渐失去了来自大众的、本质上出于同情的支持。

新左运动的衰退

自我变革在逐渐发展后，反而使运动者陷入困境。如先前提到，「自我变革」可分为自我解放与自我反省两个面向，在新左运动得以成功动员大众的时期，自我解放与自我反省是达成平衡的；然而在失去大众支持之后，运动者也渐渐难以相信透过反抗改革社会体制的可能，因而自我解放的成分消失。仅剩自我反省的自我变革使得运动者沦为苦行僧，透过对自己与他人德性的严苛要求来达成自身参与改革的认知，因而提高了参与运动的门槛，也逼退不少参与者；更有什者，在「赤军事件」中发生了私刑杀害伙伴的悲剧。运动者于是逐渐缩回日常生活中，透过「没有上限的自我要求」来延续运动，却在这样的过程中更加痛苦。于是在最后，新左运动的衰退在于失去大众支持、警察策略围堵，以及运动者因自我变革而坠入的困境。

日本社会运动的断裂，还有一根本原因在于「社运部门的体制化失败」，也就是日本极度缺乏体制内倡议者，也没有稳定支持进步价值的政党。因为「日常性的自我变革」之内向性质，运动者对于积极入世、进入体制参与政治的意向十分低落，这导致了社会改革力量在政治场域上的无声，造成无力感的恶性循环。于是就在这些困境之下，形塑出现在我们看见的，改革力量式微的日本社会。

借鉴与回望

台湾与日本的社会运动

吴睿人老师撰写的本书推荐序中提及，他认为「三、四十年来台湾学运传统得以传承的主要原因，正是因为先行世代的学运从未像日本新左翼运动那么激进，所以没有造成社会负面观感之故。」而为什么台湾过去的学运没有发展成那般，在日本学生戴着头盔手持暴力棍向警察挥舞、丢掷土制汽油弹时，台湾学生正在广场上静坐、宣讲与歌唱？我认为这与台日近代社会控制之发展的不同方向有关。

与日本的战争记忆做对比，在相同的年代，台湾则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白色恐怖时期。美国对日本的支配明显可以被感知到外来性，因此日本可以知道他们所欲针对的对象是谁；然而台湾在中华民国政府迁台之后，却因为汉人的祖国情怀，及政府刻意灌输的大中国史观，难以辨认出施加压迫的对象，甚至因而无法发觉压迫。再者，美国对日本的控制并没有到威权统治的程度，日本也保有形式上的主权；台湾却是笼罩在秘密警察、独裁统治的恐怖阴影之下，社运人士一个不漏全进了监狱，普罗大众更加不敢碰触禁忌。来自恐怖监视以及所谓民族价值的控制在数十年间得以逐渐内化，形塑出每个台湾人心中的微观权力，支配着我们整个社会的言论、行动。因而即便是在社会控制逐渐松绑的七八零年代，学运的性质仍然绝对拒绝越界行为，也是要在人够多的情况下许多人才愿意放心加入。

即便是在太阳花发生过后的现在，公权力对暴力的绝对垄断在社会大众眼中似乎也并未被撼动太多，对抗不正当权威的泼漆或占领行动依然是社会眼中的过激行为，身为运动者总是必须再三检讨，因顾虑着社会观感而自我监视。当然，借鉴本书叙述的日本新左运动历史，我们能明白：运动者若是只在乎自己的信念与自己认定的正当性，而不在乎大众观感，最后势必因为资源的缺乏与环境的排挤而失败。但我们也必须明白，社会运动从来都是以小博大，是与权力的斗争，抗争必然引起强权打压：航空公司员工的罢工行动，在资本家资源的投注下被媒体渲染、扭曲为自私自利；香港人民对抗警暴而不得不的武装，被中共政府扭曲为主动暴动。在这些情况下，毫无底线地迎合社会观感，将只会迎来运动的衰弱与运动者没有尽头的自我否定。因此，在此之中取得平衡是切不可忽略的。

台湾政治现状

书中「地方之墙」的概念在近期的台湾能明显看见，且这样的隔阂并不只是在地方──而是「地方与世代之墙」。不管是反同公投或是韩国瑜的崛起，我们都能深深感受到那股席卷而来的力量，来自在资讯时代中长期失声的、与我们所受教育截然不同的人们。也因此在去年，年轻人发起了小蜜蜂，在街头上与路人对谈；今年也有了新的组织「行动山栈花」进行街聊的活动。这些行动跟归乡运动的概念很像，但就我的观察，我所认识的参与者们都是十分擅长「自我反省」的人们，经过对自身菁英意识、进步价值优越感的检视与检讨过后，练习倾听与设想对方感受，再上街头、回到地方，去慢慢溶解那「地方与世代之墙」。我认为承接在归乡运动之后的台湾街聊行动，本身具有为参与者克服无力感的「自我解放」性质，且也密切需求「自我反省」的层面，这是「自我变革」非常好的一种体现与实践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