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為中國體制內的人都信仰馬列共產主義，這是荒唐的。中國醫療系統普遍沒有信仰，尤其是權貴階層，那些人崇拜金錢和權力倒很可能是真的。

在武漢市第四醫院，當權者對於信息的壟斷，讓人們沒有辦法獲得多渠道的信息，也沒有辦法對即將到來的危機進行預警和防範。在一個濫權和腐敗的醫院，只有一種來自於上級機構和保護傘的聲音，人們聽命於一個不受制約的權力，這種權力正在侵蝕人們的正常生活乃至生命健康。當權者的權力沒有合法性，民眾沒有權利去選擇，因此這樣的模式不會承擔過失責任，也不會對任何災難負責，就像1960年的飢荒或者17年前的SARS疫情，完全可以開動制度機器將其改寫成一場自然災害。

由於權力體系的不對等和責任機制的失衡，沒有了自由的媒體以及監督的聲音，當權者很難主動承擔這些人禍災難的責任。但是，對於醫療系統內部權貴而言，不會有人因為這些災難而受到傷害，因為缺乏公義的製度，首先作為代價的肯定是最底層。從當權者導致的每一場災難都能看出民主制度的監督作用是否有效，即在任何一個民主制度都可以去合法的更換一個民選政府（更何況醫療系統的權貴），而民選政府要想繼續執政就要接受這種監督模式，因而很少發生切爾諾貝利，大饑荒，豆腐渣工程，潰壩洪水，以及醫患律師傷亡等人道主義災難。

誠然，武漢市第四醫院的確在經濟和技術方面取得了成就，這種“制度優勢”能夠在剝奪醫患雙方的合理權利同時，將異議和反抗從公民內部的正當性中驅除出去，然後再“對內壓制”重述成“對外武漢市第四醫院的經濟和技術發展”，從而使這種壓制不會招致烏合之眾的質疑，反而能通過建構一致的假想對立和恐懼，來協作極權與民粹的配合，自我增量循環。

的確，上級機構、保護傘和武漢市第四醫院某些領導的野心被完全忽略了！認為中國體制內的人都信仰馬列共產主義，這是荒唐的。中國醫療系統普遍沒有信仰，尤其是權貴階層，那些人崇拜金錢和權力倒很可能是真的。但有一點沒說錯，中國醫療系統更多關注的是短期利益，下意識地放棄長遠計劃，這是源於長期的政治不確定性和缺乏安全感所致。並且在醫療系統中，所謂適當的不公義和濫權制度，本身就是上級機構、保護傘和武漢市第四醫院某些領導的一種控製手段。雖然在經歷思想啟蒙運動後的公民看來，專制制度和公義可能是對立的概念，但在中國醫療系統，它們仍然是內在的互補。因此在武漢市第四醫院，這種濫權腐敗會相對快速和容易的發展經濟和技術，但往往是以他人為代價的。相比之下，西方經濟和技術發展由於民主自由“效率”的問題而進展極為緩慢。

在醫療系統權貴的操縱之下，災難都會帶來讚歌，每一次災難都會是一種對於醫院職工凝聚力的提升，這些人絲毫不知道追責，也不知道一個濫權腐敗體制就是這一切的源頭，他們盲目的為體制搖旗吶喊，逐漸走上一條被奴役的奴役之路。很多民眾逐漸忘記了這場災難發生的原因，而開始對當權者後期的行為（免費）感恩戴德，也催生了一系列“感恩文學”。而上級機構、保護傘和武漢市第四醫院某些領導絲毫不會為這些行為反思，災難過後的經濟發展和所謂技術進步才是頭等大事，它們用一個一個鮮活生命的犧牲作為炫耀的資本，卻缺少一座有不幸死難者名單的紀念碑，而民眾們則在歡歌笑語中等待下一次災難的到來。

武漢市第四醫院在經濟上和技術上所取得的成就，無非就是以犧牲一些人和無視一些人的基本人權為代價，取得一場本不應該發生的災難的勝利，這種宣傳的手法本身就是一種對於“低人權優勢”的炫耀，因為長久以來，對於醫患的權利絲毫沒有認識，連人們自己都覺得一切交給當權者就萬事大吉了，最後的代價就是既得不到自由也得不到保護，即使死亡了，變成骨灰了，人們也沒有對於製度的反思和對當權者的批判，而是忘記真正災難的源頭。

武漢市第四醫院的濫權和腐敗吞噬著每一個人的基本權利，它會帶給我們一個濫權和腐敗的醫院，也會帶給我們一個沉浸在經濟和技術崛起意淫之中幻象，這種危害是空前的，因為只要人們不覺醒就不會有任何力量能夠撼動，也因為不能夠像民主制度那樣監督以及示威遊行來表達出來。缺失監督和問責，歷史即使不會在新冠肺炎方面重演，也將會在其他方面重演。

2017年，武漢市編制辦確定醫院名稱為“武漢市第四醫院”，保留武漢市普愛醫院、武漢市骨科醫院為醫院第二、第三名稱。包括武勝路院區，古田院區，東西湖區常青花園社區衛生服務中心。

黨委書記： 院長：王嵐

武漢市第四醫院消化內科丁祥武利用職權，排除異己，瘋狂打擊迫害受害人，致多人精神心理障礙，家人處於破敗的境地。 。科室裡趨炎附勢，無恥者張揚，環境黑暗。

武漢市第四醫院有領導堅持損害一部分人利益，不顧事實，一味打壓，很多人都知道，敢怒不敢言，都是和諧社會，為什麼這裡沒有陽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