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德華·薩義德的世界

爱德华·萨义德的世界

伊斯马特·哈拉比/文

王立秋/译

Esmat Elhalaby, “The World of Edward Said”, Boston Review, May 13, 2021, http://bostonreview.net/philosophy-religion/esmat-elhalaby-world-edward-said。经作者许可翻译。

伊斯马特·哈拉比(Esmat Elhalaby)，美国历史学家，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博士后研究员，多伦多大学助理教授。研究领域为现代西亚和南亚史，主要关注十九、二十世纪阿拉伯知识分子与南亚的关联，著有《帝国的临别礼物：巴勒斯坦、印度和全球南方的形成》(Parting Gifts of Empire: Palestine, India, and the Making of the Global South)。

王立秋，云南弥勒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比较政治学博士，现为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讲师。译有《导读萨义德》（比尔·阿希克洛夫特 帕尔·阿卢瓦利亚著，重庆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

把萨义德塑造为完美的纽约知识分子忽视了这点，那就是，他所处的环境，是全球的（以及具体而言，巴勒斯坦的）反殖民斗争。

蒂莫西·布伦南(Timothy Brennan)：《居无定所的心灵：爱德华·萨义德的一生》(Places of Mind: A Life of Edward Said),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35(cloth)。

1977年2月2日，巴勒斯坦诗人拉希德·侯赛因(Rashid Hussein)在他纽约的公寓中死去。在那的四十一年前，侯赛因出生于一个离拿撒勒不远的小镇穆斯穆斯。根据爱德华·萨义德的回忆，政治对侯赛因来说“失去了其非个人性及其残酷的煽动精神”。萨义德在写到这位挚友的时候说，侯赛因“只要求你记得寻找真正的答案，永不放弃，永不为纯粹的调解所惑”。侯赛因对自己的社会及其统治者持尖锐的批判态度（他的墙上挂着一张中东地图，上面用阿拉伯语划着“这里禁止思想”），也是第三世界的坚定支持者。在早期的一首诗中他宣告，“我来自亚洲/那片火的土地/自由斗士的锻造炉”。

侯赛因的另一个朋友，巴基斯坦政治学家伊克巴尔·艾哈迈德(Eqbal Ahmad)说，侯赛因“在纽约像在巴勒斯坦城镇一样”生活。侯赛因生于1936年，和萨义德差不多同岁。要是生活的错位没有给他那么重的负担的话——他在自己公寓中独自死去，在陷入沉睡时，点燃的雪茄引燃了床垫——他很可能还会和萨义德一起在曼哈顿多活几十年。

虽然出生在不同的环境，但侯赛因和萨义德都因为巴勒斯坦反殖民斗争的迫切需要，而与对方密切接触。侯赛因是农民家庭出身的穆斯林，没上过大学，但他能够熟练地翻译希伯来语，也是一位极其敏锐的作家。和更著名的诗人马哈茂德·达尔维什、萨米赫·卡西姆(Samih Al-Qasim)一样，侯赛因也是身在以色列的巴勒斯坦公民，他最早是在欧洲遇见他身在阿拉伯的巴勒斯坦同胞的，对此，历史学家马哈·纳萨尔(Maha Nassar)在《分离的手足：以色列的阿拉伯公民和阿拉伯世界》(Brothers Apart: Palestinian Citizens of Israel and the Arab World, 2017)中有生动记录。1966年，侯赛因来到纽约。在那里，他以作家为业，但过得并不快乐，直到1972年，他到阿拉伯世界，在巴勒斯坦同胞那里找到工作。先是在贝鲁特，然后是埃及，最后是大马士革。但要是他在去世的时候还是巴解组织在联合国的发言人的话，政治环境会把他送回纽约。

同时，身为阿拉伯清教徒的萨义德，则来自一个城市资产阶级家庭，并深刻地内嵌于英语世界的学术机构。他以哥伦比亚大学英语助理教授的身份来到纽约，并且当时他已经在美国学习了十年，先是在马萨诸塞州的一所寄宿学校，然后在普林斯顿大学，最后在哈佛大学。在哈佛，萨义德凭关于约瑟夫·康拉德的生平与著作的论文取得了博士学位。

无疑，萨义德的影响是深远的，但他不是一个人。任何一部二十世纪下半叶的智识史都必须对众多来自亚非的移居者、流亡者和移民加以说明，是这些人，撑起了全世界的反殖民主义。萨义德的一生，也和许多朋友和同志以及同路人密切交错，他们共同致力于巴勒斯坦事业和第三世界解放运动。

的确，在萨义德的一生之中，使如此之多的人感到愤怒的，就是他对全球政治运动的参与——他经常公开地拒绝对美国的帝国生活方式言听计从。在最近的整改之前，像《新共和》(New Republic)和《异见》(Dissent)那样的自由派期刊还经常搞攻击萨义德的思想和人格的专栏。但欧文·豪(Irving Howe)和里昂·威塞尔提尔(Leon Wieseltier)的陈词滥调永远赶不上萨义德。萨义德体现了弗朗茨·法农在《黑皮肤，白面具》(Black Skins, White Masks, 1952)中的“终祷”：“身体啊，请永远使我成为一个质疑的人！”

然而，蒂莫西·布伦南写的萨义德新传记《居无定所的心灵》的众多评论者，却想借机驯服这位已故的巴勒斯坦作家。在他们笔下，萨义德竟然被描述为那些经常嘲笑他的纽约知识分子的代表。在《伦敦书评》上，亚当·沙茨不余遗力地论证说，萨义德“有多像葛兰西或法农，就有多像苏珊·桑塔格”。那个在2001年拒绝萨义德（和其他很多人）的紧急请求，执意接受耶路撒冷奖的桑塔格！[1]与诚实地思考这点——使萨义德有别于那些全然美国的人物的，正是他对巴勒斯坦事业的献身，和对全世界的反帝国主义事业的有意识的认属——相反，这些评论表现出一种强韧的东方学态度。沙茨身为萨义德在《民族》(Nation)期刊的编辑，是熟悉萨义德的愿景和政治的，然而，他却懒惰地诉诸东方学的比喻，把萨义德描述为一个“穿巴宝莉西装而不戴阿拉伯方头巾”的人。在《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上，托马斯·米尼(Thomas Meaney)在他的评论的结尾气喘吁吁地说“除丰富的藏书和他收集的数量庞大的古典音乐唱片外，这位Old Dominion 基金会人文讲席教授还有一幅显示以色列国防军当前位置的地图。”而萨义德一直反对的，恰恰就是这种并置文化或从政治行动的象征和实践中提炼出来的东西的行径。要解释萨义德的一生，就必须承认，他参与了一个知识分子、活动家和殉道者的共同体，对这些人来说，对巴勒斯坦、对理念的承诺不但不是反讽，还是必不可少的。

在《居无定所的心灵》中，布伦南在直接论述萨义德的实质性作品的主题、论证和环境时做得最好。他敏感地意识到，长期塑造萨义德作品（甚至巴勒斯坦和第三世界之前的那些）的政治判断是怎样变成他主要致力于表达的事业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布伦南的书是一部丰富的智识史，它总结了萨义德主要作品的内容，追溯了创造这些作品的条件，并标绘出它们的影响。在详细说明具体的对话和场所是怎样刺激萨义德写作，和讨论萨义德的未刊诗歌、小说和散文的性质的时候，布伦南给萨义德研究这个拥挤的领域注入了新的生命活力。

萨义德1975年的书《开端：意图与方法》在文学批评圈广受欢迎。注意到这本书对盛现代主义(high modernist)文学的解读和对维柯与福柯的阐释，萨义德早期的学生之一是说它“有点像教师用书”。布伦南说，“甚至那些没有上过他的课的人，也能在书中见证他在研讨课教室里引导即兴交流的风格。”萨义德1983年的文集《世界，文本，和批评家》——布伦南特别关注这本书，认为它——“就是一本教师用书，但更加冷静，也更凶猛得多”。在这本书收录的论文中，特别是在它最核心的，关于当代文学与文化批评实践的那三篇论文中，萨义德透彻地批判了各种文学理论，比如说雅克·德里达和J.希利斯·米勒的理论，截止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这些理论已然占领了文科院系。对被卷入大学文化和巴勒斯坦解放斗争的萨义德来说，显然，“左翼”理论“远没有起到真正的政治作用”。萨义德写道，“要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访客不小心听到所谓的旧批评家说新批评家危险，那他肯定会感到困惑。这个访客会问，他们对谁来说危险呢？政权吗？心灵？还是权威？”

*

萨义德传记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是，一个巴勒斯坦人，是怎样来到纽约，在大学里教文学的？1948年以色列建国引发的浩劫(nakba)持续地把巴勒斯坦人打散，把他们驱往各地。但自从十九世纪（这时资本强行闯入奥斯曼帝国，在中东引发了一系列深刻的社会与政治变革）起，东地中海地区的居民就一直在向美洲移民了。

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是一个激烈的智识发酵期，这个时期经常被称作nahda，或阿拉伯文化复兴。这一时期，阿拉伯世界的报刊社有了爆炸式的增长，欧洲的文本迅速被翻译和诠释过来，新的写作文体、新的政治集会方式和新的社会秩序愿景也纷纷出现——nahda给今天的阿拉伯世界打下了初步的制度与智识基础。那些移居海外的阿拉伯人，也依然和他们在黎凡特地区努力复兴阿拉伯文化的同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发行了自己的阿拉伯语期刊（如纽约的《艺术》[al-Funun]），为这些期刊撰稿的，就有像哈利勒·纪伯伦和艾敏·雷哈尼(Amin al-Rihani)那样的作家。

一战期间，一些人为逃避奥斯曼帝国的兵役而移民美国。其中就包括萨义德的父亲瓦迪，他后来加入美军，在法国与德国人作战。瓦迪战时的服务为他和他的家人争取到了美国公民身份，并在他身上灌注了对美国的深沉的爱。瓦迪的女儿吉恩·萨义德·马克迪西(Jean Said Makdisi)在她1990年的回忆录《贝鲁特断章：战争回忆录》(Beirut Fragments: A War Memoir)中回忆说，“在七月四日那天，我们会去美国大使馆野餐，在那里吃热狗和玉米花核桃饼，看方块舞。”

爱德华·萨义德1935年出生于耶路撒冷，他是在英国统治下的埃及和英国统治下的巴勒斯坦长大的。通过参考萨义德的私人文件和他与友人及家人的一百多次访谈，布伦南详细地描绘了萨义德年轻时在开罗遭遇的丰富的文学和音乐生活，在1999年的回忆录《格格不入》中，萨义德也描述过这个世界。要是再早一代人出生，萨义德很可能会成为被卷入帝国之怒和阿拉伯现代性的nahda一辈的重要的末代成员。他会留在国内，和经常去耶路撒冷大卫王酒店酒吧的知识分子混在一起。那些阿拉伯人——比如说，巴勒斯坦/伊拉克作家、艺术家和知识分子贾布拉·易卜拉欣·贾布拉(Jabra Ibrahim Jabra)、黎巴嫩作家、历史学家和外交家乔治·哈比布·安东尼乌斯(George Habib Antonius)、黎巴嫩裔英国历史学家阿尔伯特·哈比布·胡拉尼(Albert Habib Hourani)、巴勒斯坦政治家穆萨·阿拉米(Musa Al-Alami)和巴勒斯坦历史学家瓦利德·哈利迪(Walid Khalidi)（哈利迪叙述过他们所处的环境）——会秉烛夜读T.S.艾略特，在工作时间撰写历史或小说，又或是给伦敦、巴黎和华盛顿写要求自决权利的雄辩但注定失败的呼吁书。胡拉尼在1957年的时候写道，“波德莱尔说，心只结一次果[2]。如果是这样，那么，我的心结出的果实，将永远刻有巴勒斯坦发生的事情的印记。”但在1948年后，胡拉尼还是退出了他年轻时热衷的政治活动，到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任职，成了英语世界中东史研究的元老。

其他人（像是阿尔伯特的兄弟塞西尔·胡拉尼[Cecil Hourani]）则继续积极地发展阿拉伯世界新建立的民族国家的政治和学术机构。布伦南详细地记录了萨义德和这些nahda的更年轻的代表中的一些人，特别是和贝鲁特美国大学(American University of Beirut, AUB，前身为1866年美国传教士创办的叙利亚清教学院[Syrian Protestant College]，是阿拉伯思想史上的一个关键场所)有关联的那些人的往来。其中就包括查尔斯·马立克(Charles Malik)。萨义德早年曾受他影响，他碰巧也是萨义德的表姨夫。马立克是哲学系出身，曾在弗莱堡跟随马丁·海德格尔学习，并于1937年在哈佛大学完成博士学业。但他也是重要的黎巴嫩外交家。布伦南博学而技艺高超地叙述了何以马立克的存在，对年轻而充满抱负的萨义德来说极其重要。但马立克后来变成好斗的冷战斗士，基督教沙文主义者并疯狂反共，萨义德也因此而否定了他早年的导师。后来，萨义德写道，马立克“是我生命中遭遇的一大智识教训”。

同在贝鲁特美国大学的还有叙利亚出生、普林斯顿大学毕业的历史学家康斯坦丁·祖雷克(Constantine Zurayk)。祖雷克的名声主要来自他1948年出版的书《灾难的意义》(Ma’na al-Nakba)，这本书力图从巴勒斯坦的阿拉伯的过去和未来的角度来说明巴勒斯坦的损失。在AUB担任行政岗位的时候，祖雷克还致力于发展现代教学方法，历史学家哈纳·苏莱曼(Hana Sleiman)的近著对此有所记录。祖雷克是萨义德妻子玛丽安的世交密友。在婚后频繁前往贝鲁特期间，特别是在贝鲁特美国大学任教的1972-1973学年，萨义德经常向祖雷克请教。布伦南认为在这一时期，祖雷克变成了萨义德“主要的影响来源”。

但不久之后，萨义德就为新一代阿拉伯知识分子所吸引，后者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祖雷克那类人的改良主义政治和党派风格。这些阿拉伯作家——按贾布拉·易卜拉欣·贾布拉的分类，他们是“叛逆者，热诚者和其他人”——在态度和政治上绝非铁板一块。在像《文学》(Al-Adab)、《道路》(Al-Tariq)、《诗歌》(Shi’r)、《对话》(Hiwar)和《立场》(Mawaqif)那样的期刊上，阿拉伯知识分子对nahda一直培养的自由派政治行动的脚本，和阿拉伯文学特别是诗歌的传统形式风格发起了反抗。萨义德开始阅读这些思想家中的许多（包括巴勒斯坦诗人马哈茂德·达尔维什和叙利亚哲学家萨迪克·阿兹姆[Sadiq Al-Azm]）并与之通信。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日益深入参与阿拉伯世界的政治与文学革命的时候，萨义德的智识与政治能量开始向对帝国知识的批判倾注，这一倾向随1978年他最著名的书《东方学》出版而达到顶点。在那本本质上是一部智识史的书中，萨义德描述并批判了直到那时都还没有引起任何争议的东方学这个“意识形态虚构的系统”。通过援引从十八世纪晚期到二十世纪晚期法、英、美帝国生产的东方学领域的主要学术与文学作品，萨义德认为，东方学变成了支撑那些帝国的政治与经济征服的骨架。

*

《东方学》的出版引起了激烈的讨论。它最严苛的批评者之一，就是阿兹姆。萨义德和他有过一次激烈的辩论。阿兹姆向《阿拉伯研究季刊》(Arab Studies Quarterly)（萨义德是这个刊物的编辑之一）投了一篇严厉批评《东方学》的评论。萨义德撰文回应阿兹姆说，“我是个怀疑论者，从许多方面来看，也是个无政府主义者，我不像你那样相信法律或系统或其他任何抑制你的思想、妨碍你的写作的蠢话。”“对你来说，马克思就是霍梅尼追随者眼中的霍梅尼”，他继续写道，“你事实上就是左翼的霍梅尼，而我的英雄，葛兰西和卢卡奇，则永远不会像你这样。”阿兹姆做出了友善的回应，要求要么一字不改地发表他的评论，要么干脆不发。但为此而感到烦躁的萨义德还是同意刊发了那篇长达四十页的评论，条件是，把他的回应也发出来。

最终，阿兹姆在《热风》(Khamsin，伦敦一个由激进犹太知识分子集体创办的期刊)上发表了他的评论。在评论中，阿兹姆指控萨义德不公正地诽谤马克思，后来，包括艾贾兹·艾哈迈德(Aijaz Ahmad)和马赫迪·阿梅尔(Mahdi Amel)在内的其他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也提出了类似的批评。最值得注意的是，阿兹姆认为，萨义德在实践他所谓的“反向的东方学”，也即，像他批评的东方学家本质化东方那样，把西方本质化。在1979年的伊朗革命之后，阿兹姆担心，萨义德对东方学的批判可能会进一步强化这样的想法，那就是，伊斯兰天生与西方的观念、意象和制度对立。

不过，阿兹姆批判的不只是萨义德。他也批判了其他阿拉伯知识分子，包括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阿里·艾哈迈德·赛义德·伊斯伯尔），和埃利亚斯•扈利(Elias Khoury)。阿兹姆指责扈利太过于开放地接受革命的“伊斯兰狂(islamanics)”，即中东那些坚定支持伊斯兰复兴的人。

根据布伦南，在阿兹姆发表他的评论后，他和萨义德就再也没有说过话。八十年代末，阿兹姆又在为德国伊斯兰研究刊物《伊斯兰世界》(Die Welt des Islams)撰写的一篇论文中攻击了包括萨义德在内的整个巴勒斯坦知识分子和政治阶层，他给这篇论文拟了一个颇具挑衅意味的题目：《巴勒斯坦的复国主义者》(“Palestinian Zionism”)。他把萨义德比作像艾利泽·本-耶胡达和利奥·平斯克那样的早期犹太复国主义理论家。阿兹姆在那篇论文中论证说，萨义德的“巴勒斯坦理念”，和“犹太复国主义理念”有明显的黑格尔式的联系(Hegelian affinities)。最后，阿兹姆总结道，亚希尔·阿拉法特就是哈依姆·魏兹曼，乔治·哈巴什就是泽维·贾鲍京斯基的镜像，纳耶夫·哈瓦特迈赫，就是巴勒斯坦的本-古里安。

但在萨义德的批评者中，还是有少数人承认，《东方学》只是这样一个传统的最近的例子而已：它只不过是被压迫者在伴随土地掠夺、劳动剥削和政治支配而来的污蔑面前的自我辩护而已。的确，对东方学的批判，和东方学本身一样古老。在十九世纪上半叶，在欧洲旅游和学习的阿拉伯知识分子，包括艾哈迈德·法里斯·希迪阿克(Ahmad Faris al-Shidyaq)和里法阿·塔赫塔维(Rifa’a al-Tahtawi)，就批评、纠正甚至讽刺过像西尔维斯特·德·萨西那样的著名东方学家的著作。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影响力巨大的西亚逍遥派知识分子贾马尔丁·阿富汗尼(Jamal al-din al-Afghani)也曾有力地反驳过法国语文学家厄内斯特·勒南(Ernest Renan)提出的那个恶毒但典型的论断“伊斯兰不利于科学进步”。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反殖民革命、反叛和起义中，全奥斯曼帝国，确切地说，全亚非的知识分子也经常谴责帝国的知识及其政治含义。对被殖民者来说，批判殖民知识是很基本的。印度社会理论家帕沙·查特吉也回忆说，“对于我，一场取得成功的反殖民斗争的孩子来说，《东方学》是这样一本书，它谈论的是我一直觉得自己知道，却找不到语言来清晰表达的事情……它给我的感觉就好像是，我一直想说的东西第一次被说出来了。”

就像萨义德本人承认的那样，在1978年之前的十年里，在事实证明，甚至在政治上去殖民化以后，帝国的结构和态度依然强韧的情况下，西方发表作品的阿拉伯知识分子也在对东方学的大厦发起越来越激烈、越来越一针见血的攻击。比如说，1948年在伦敦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并且后来一直在英国工作和教学的著名巴勒斯坦历史学家阿卜杜·拉蒂夫·提巴维(Abdu Latif Tibawi)就在1964年出版过一部简短但敏锐的研究著作《说英语的东方学家：对他们研究伊斯兰和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进路的批判》(English-speaking Orientalists: A Critique of Their Approach to Islam and Arab Nationalism)。一年前，埃及马克思主义者阿努尔·阿卜杜勒-马立克(Anour Abdel-Malek)也发表过一篇长文《危机中的东方学》(“Orientalism in Crisis”)，当时他正在巴黎流亡。阿卜杜勒-马立克主要探讨的是欧美的“新-东方学”和总的来说，人文社会科学的“欧洲中心主义”。

的确，萨义德对东方学的具体批判，和随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全球群众运动而来的，对已经确立的知识生产机构和方案的总攻击密不可分。在无尽的战争与欠发达中，帝国科学的实际意义昭然若揭，校园也随之而变成了街头。昙花一现但影响巨大的《中东研究评论》(Review of Middle East Studies)的编辑也在1978年承认了这个事实：“在我们看来，中东研究的许多问题，也是其他社会科学写作，和关于世界其他区域的作品的问题。”他们承认自己受益于像“关心亚洲学者委员会(the Committee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越战期间，这个委员会对美国的冷战亚洲研究发起了反叛）那样的团体。在《东方学》的末章中，萨义德也心怀感激地提到了这些使知识“去殖民化”的努力。

虽然对东方的研究到今天都还留有帝国设计的残余，但可以说，在萨义德的剖析之后，它有了巨大的变化。就连中东研究这个主要在冷战的熔炉中形成的领域，也日益对自己的制度和起源持批判态度。萨义德的书对学界的影响，也远远超过了它具体针对的目标。“我们女性主义者一字一句地摸索着阅读《东方学》”，后来，研究苏丹的人类学家和《中东女性研究学刊》(Journal of Middle East Women’s Studies)的创始编辑之一桑德拉·黑尔(Sandra Hale)在2005年的论文《爱德华·萨义德——偶然的女性主义者》(“Edward Said—Accidental Feminist”)中如是说。黑尔还注意到萨义德的书对中东性别研究的深刻影响。和福柯的《性史》一样，《东方学》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提到女性，但它发起的批判，却成为了未来一类写作（这类写作致力于揭露帝国是怎样利用中东女性来为战争正名的）的基础，就像后来利拉·艾布-卢霍德(Lila Abu-Lughod)、劳拉·纳德尔(Laura Nader)和苏阿德·约瑟夫(Suad Joseph)那样的学者阐述的那样。

但萨义德从来不只从学术的角度来看自己的书。在给和塔拉尔·阿萨德(Talal Asad)同为《中东研究评论》(Review of Middle East Studies)编辑的英国历史学家罗杰·欧文(Roger Owen)的一封信中，萨义德澄清了他的书的政治意义：“我认为，那本关于东方学的作品对反帝国主义斗争有所贡献。”除参加贝鲁特的智识活动外，萨义德还越来越深入地参与那些和他一样居住在美国的阿拉伯人组织的政治斗争。实际上，萨义德后来在《东方学》中提出的论证的初稿，就是1968年应他的密友易卜拉欣·艾布-卢霍德(Ibrahim Abu-Lughod)的要求，为一个回应1967年灾难性的阿以战争的文集而写作的。该书由阿拉伯美国大学毕业生会(Association of Arab American University Graduates, AAUG)出版，该组织是1967年由一群了不起的阿拉伯知识分子成立的，这些人包括语文学家穆欣·马赫迪(Muhsin Mahdi)、激进律师阿卜丁·贾布拉(Abdeen Jabra)和身为政治学家的艾布-卢霍德本人。艾布-卢霍德和萨义德最早是在普林斯顿读书时认识的，当时萨义德在上大四，艾布-卢霍德在读博。在普林斯顿之后，这两个巴勒斯坦人在开罗待了一阵，期间他们的关系进一步深化。布伦南写道，“年长的艾布-卢霍德给在他看来有些‘精法’的萨义德指导，帮助他理解第三世界的政治暴动，特别是当时正在阿尔及利亚展开的事件。”后来，萨义德也深度参与AAUG，并于1979年与艾布-卢霍德共同创办了《阿拉伯研究季刊》(Arab Studies Quarterly)（由AAUG赞助出版）。1967年的战争给支持以色列的美国人壮了胆，但也是在这个时候，巴勒斯坦人加强了在国际上反对阿拉伯政府和西方以色列支持者的政治动员。而美国政府和像反诽谤联盟(Anti-Defamation League)和犹太防卫同盟(Jewish Defense League)那样的犹太复国主义团体也加强了对萨义德、他在AAUG的同事和普遍而言的阿拉伯裔美国人的监控、骚扰与威胁。

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时候，虽然受雇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可萨义德却在考虑彻底离开美国。1974年，他写信给祖雷克问能不能在贝鲁特帮他找个终身职位：“我现有的关于中东的知识，无论是什么，（在这边）都会被用来为美帝国服务，可为什么不用这个知识来为我们服务呢？”虽然最后萨义德并没有接受巴勒斯坦研究中心(Institute for Palestine Studies)研究主任的职务，但他对第三世界的参与还在持续深入。除被他称作“上师”的艾布-卢霍德外，萨义德还与像诺姆·乔姆斯基和伊克巴尔·艾哈迈德那样的著名反战知识分子过从甚密。而伟大的反殖民主义理论家（特别是弗朗茨·法农和艾梅·塞泽尔），也日益和他长期以来一直在引用的阿拉伯人文主义者和欧洲马克思主义者一样，成为他的思想的试金石。萨义德的写作也越来越明确。“现在，是时候了”，他在1977年写道，“让我们一起暴露和摧毁那整个贬低我们、否定我们身为人类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的限制、剥夺、剥削和压迫的系统吧。我们的工作，是创造一种真正的，有手足情谊与共同事业的世界文化。”

*

2003年萨义德去世后，为表追悼，布伦南写道，萨义德的“话是如此经常地说中我的想法，以至于我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很难记起在遇见他之前自己知道什么——在认识他之前自己说过、相信过什么，以及相形之下，我从他那里照搬了什么。”过去四十年来布伦南主要的兴趣——从人文主义、语文学和帝国，到詹巴蒂斯塔·维柯、埃里希·奥尔巴赫和C.L.R.詹姆斯——也暴露了萨义德留下的印记。

和萨义德一样，布伦南的工作，在性质上也经常是超-文学、元-批评的，他的大部分作品的主题，都涉及全球政治的语法，和观念的生命历程。布伦南也不回避政治活动。在里根时代，还是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的布伦南，就参加过反对美国干涉尼加拉瓜的抗议活动。帝国主义是布伦南的主要批判目标。不过，仅次于此的，是后殖民研究这个日益边缘化的领域，他经常（并且时不时语带夸张地）这样描述它：在这个领域，日益成为主流的后结构主义致力于混淆帝国主义的社会与政治影响、否定它之前的反帝国主义批评。在他2006年的书《立场之战：左右翼的文化政治》(Wars of Position: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Left and Right)中那个很长的，关于萨义德的章节中，布伦南认为，那些认为萨义德是所谓的“后殖民研究”学术领域的先驱的人错得离谱。后殖民主义的方法和动机和萨义德做的事情远不是一回事。在布伦南看来，在《东方学》和其他著作中，萨义德要做的，是理解和批判帝国主义。“许多后殖民研究引用、却不忠于《东方学》”，布伦南写道，“这本书的理论走出去了，但它的旅途并不顺利。”

在萨义德的指导下，布伦南写了一部关于萨尔曼·拉什迪生平与著作的研究。1989年，就在拉什迪因为小说《撒旦诗篇》引起的争议而备受公众关注的时候，布伦南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萨尔曼·拉什迪与第三世界》(Salman Rushdie and the Third World)。这场后来被称为“拉什迪事件”的争议，引出了一窝蜂的作品。在信奉同一宗教的人攻击这位身在伦敦的印度穆斯林作品渎神之际，阿拉伯世界十年来关于世俗主义、自由主义、帝国主义和文学的严格思考受到了考验。佳亚特里·查克拉瓦蒂·斯皮瓦克、阿加·沙希德·阿里、塔拉尔·阿萨德和其他许多出色的思想家都纷纷跳进战场，澄清自己在对拉什迪写作的使用与滥用上的立场。

在马克思主义学术期刊《社会文本》(Social Text)上，布伦南也和萨义德的另一个学生，阿米尔·穆夫提(Aamir Mufti)就对拉什迪小说的诠释和接受吵了一架。对没入门的人来说，这场争论的语言可能看起来有些隐晦。穆夫提和布伦南都反对以所谓的西方价值的名义，用拉什迪的苦境，来反对欧美的穆斯林群体。不过，对布伦南来说，身为用英文写作、在伦敦发表作品的都会臣民，拉什迪本人参与的，主要是西方的谈话。相反，穆夫提则认为，拉什迪参加了“二十世纪后期争夺伊斯兰文化的斗争”。穆夫提认为，布伦南遮蔽了反帝国主义伪装下这场全球斗争的性质。而布伦南则反过来指责穆夫提（和其他像萨拉·苏莱里[Sara Suleri]那样的人）又在召唤“高理论”和西方学界的语言，用它们来做关于“族群集体”和当代帝国主义的，根本站不住脚的论证。布伦南总结说，“伦敦的文化名流可不会为布莱福德工厂的工人说话。”

虽然布伦南总的来说看不起后殖民研究，但无疑，对可被置于后殖民主义这个庞大范畴之下的工作的短暂激情，对他的职业生涯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他对穆夫提的愤怒回应（这个回应详细说明了他在拉什迪作品中的伊斯兰元素这方面的专业知识之广）和他做出的贡献（他是最早对这些元素做出解释的人），恰好形成了对后殖民研究在文学系的大起大落的反讽。说到底，后殖民主义实际上从未凝固为某种学说，相反，更常见的情况是，所谓后殖民主义，指的不过是从业者那里，对殖民主义的众多影响的兴趣而已。这个兴趣，远不只关乎普遍而言的人文社会科学的主流进路。无论在处理我们殖民的当下的物质现实上，后殖民主义是多么地不足，这个领域在美国大学中逐渐消失并为完全脱离了权力与支配语言的地理术语（无论是世界文学，全球史，还是“全球英语世界”）所取代这个事实，也只能被看作一种损失。

与布伦南的判断形成对照的是，因为一直对纯粹的学术事业持怀疑态度，故而，萨义德本人对后殖民研究的理解，要更微妙的多。在一所像布伦南那样的白人男性占压倒性多数（过去如此，今天情况甚至更加严重）的大学中，萨义德欣然认同，后殖民研究的“一大母题，是对欧洲中心主义和父权的持续批判”。不过，同时，萨义德也越来越为美国文学系和像《批评研究》(Critical Inquiry)和《辩证批评》(Diacritics)那样的人文学刊实践和赞许的文学批评和理论而感到不安。在1992年的一次访谈中，他承认自己不再读“文学批评(lit.crit.)”了：“在我看来，虽然十年前，我可能会充满渴望地期待康奈尔的某个人写的关于文学理论和符号学的新书，但现在，我更对关注非洲史的著作感兴趣。”

不过，学界还是有萨义德赞许的工作。在1994年新版《东方学》的后记中，他列出了阿米尔·阿尔卡莱(Ammiel Alcalay)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后：再造黎凡特文化》(After Arabs and Jews: Remaking Levantine Culture, 1992)，保罗·吉尔罗伊(Paul Gilroy)的《黑色大西洋：现代性与双重意识》(The Black Atlantic: Modernity and Double Consciousness, 1993)和莫伊拉·弗格森(Moira Ferguson)的《臣服于他人：英国女作家与殖民奴役，1670-1834》(Subject to Others: British Women Writers and Colonial Slavery, 1670–1834, 1992)，称赞它们“重新思考、重新表述了曾经以人群的地理之分为基础的历史经验”。萨义德本人的工作，也以明确拒绝这种分化为特征。他拒绝把文学的和历史的、物质的和文化的以及，个人的和政治的分开。

*

萨义德把他1979年写的那本雄辩的著作《巴勒斯坦问题》题献给他已故的朋友拉希德·侯赛因和法里德·哈达德(Farid Haddad，巴勒斯坦共产主义者、医生，1959年在埃及监狱中被折磨致死)。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加上卡玛尔·纳西尔(Kamal Nassir)的名字，后者是一位出色的巴勒斯坦律师和作家，1973年4月，他在黎巴嫩被以色列特工杀害。在他遇害前一天晚上，萨义德还和他一起吃过饭。这个清单还可以继续列下去，把汉纳·米哈伊尔(Hanna Mikhail)也加上。米哈伊尔是一位颇有成就的阿拉伯学家，在哈佛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后，他放弃在华盛顿大学的舒适事业，化名艾布·欧麦尔(Abu Omar)加入约旦和黎巴嫩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那里成就了一番事业。1976年，欧麦尔在和其他十一个人一起从贝鲁特到的黎波里执行任务期间在海上遇难。1994年，萨义德给朋友写信说，“艾布·欧麦尔体现了巴勒斯坦革命盛行的慷慨而不落俗套的原则”。这就是萨义德的世界。他在纽约，却不属于纽约。你不能用校园小说的陈词滥调和美国文学体制的狭隘来限定他的生活。

在没完没了的丑化、挖苦和鄙视面前，在自己的论证不断被批评者和反对者曲解和毁谤的情况下，萨义德一直坚定不移地恪守着他对巴勒斯坦人民的承诺（应该指出的是，布伦南也把《居无定所的心灵》献给了巴勒斯坦人民）。甚至或者说特别是在巴勒斯坦人民被他们自己的领袖抛弃的时候，萨义德也拒绝默然接受现状，或赞美权宜之计。他以这样的人为伍：他们尊重他的事业，而他也反过来欣赏、钦慕他们。在伊克巴尔·艾哈迈德从罕布什尔学院退休的时候，萨义德忍着泪水，说出了以下致辞：

我想……借此机会，代表他们——我无权代表他们说话，但我想试试——代表那许许多多的难民、住在简陋营帐里的人、大地上受苦的人们（他们已经被他们自己的领袖和他们的阿拉伯和穆斯林同胞遗忘）说，伊克巴尔是指引他们前进的光，为此，每个巴勒斯坦人，都对他感激不尽。

萨义德的世界肯定和我们的不一样。如今，巴勒斯坦的各种机构已经完全变了样。和萨义德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巴解组织不一样，今天西岸的巴勒斯坦当局，不再是全世界为解放巴勒斯坦而奋斗的人的聚集之地，它已经变成了一个为以色列的占领提供行政服务的地方。美国的大学也变了。今天，大多数在大学（甚至是在哥伦比亚大学）教书的人，都在担心自己的工作、住房和医保。虽然在大学中，真正的左翼立场依然罕见，但越来越多的边缘知识分子——他们中的许多年轻并且活跃在街头——也在表达他们对美国在国内外发动战事、使用帝国语言的政策的反对。

不过，也有些事没变。以色列依然激情好战地致力于把巴勒斯坦人从海法赶到耶路撒冷再赶到加沙。巴勒斯坦人类学家哈利德·弗拉尼(Khaled Furani)2008年评论说，“七十年来——但实际上还要更久——（以色列）不但想让自己的土地变得越来越多，还想让巴勒斯坦人变得越来越少。”每一天，巴勒斯坦人都在一家一户地，有时是一个街区、一个街区地，被直接或缓慢地杀死，被赶出自己的土地，被剥夺自己的生计和社群。但不变的，还有巴勒斯坦人反抗的意志。“巴勒斯坦人越坚持，犹太复国主义就越站不住脚”，在《巴勒斯坦问题》中，萨义德如是写道。虽然对每一个观望的人来说，为以色列辩护的人显得越来越疯狂得近乎于绝望，但公众对巴勒斯坦人民的支持，却依然为美国的大学行政部门和职业政治阶层所忿恨。因此，萨义德的工作和榜样——他就是未来巴勒斯坦人的自由的化身——依然一如既往地值得学习。

[1] 译注：耶路撒冷市长在把“人与社会自由奖”颁布给桑塔格的同时，正在准备执行上级传达的“在不久之后把以萨利·努赛贝赫[Sari Nsseibeh]为首的圣城大学的行政和校长搞下来”的动议。这当然是对人与社会的自由的严重干涉，而且在许多人看来，要不是因为政治，努赛贝赫比桑塔格更应该得这个奖。这些情况，再加上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恶行，使桑塔格拿这个奖显得很讽刺，所以才有了请求她不要去领奖的呼吁。但暂时没有查到这里提到的具体的请求。

[2] 译注：参见波德莱尔的《始终如一》[Semper eadem]一诗，“Quand notre coeur a fait une fois sa vendange/Vivre est un mal.”

最终编辑版发布于《燕京书评》：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wMzQ3OTM1Mg==&mid=2247492635&idx=1&sn=a2071ad9eae74d613e0e35e6fa3d5a42&chksm=9b38264cac4faf5ac4e475487c3d95acb3d446a1ed5deb4e3a343542735af0a0dd6cb82f8bc6&mpshare=1&scene=1&srcid=06131tdNXsXAGFzoBp5gvPsP&sharer_sharetime=1623523014916&sharer_shareid=03848b054d03171ee706d7d37fb01591#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