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上班的一年

從前看五條人樂團的採訪，主唱仁科說，當他們離開了故鄉海豐，才開始寫關於海豐的歌。我覺得"時間"也是一樣的，我們要離開一段時間，才能真正書寫它。

就像不上班的這一年已經過去了一年，我才開始感覺到它，才會想起要記錄一些事，記錄夏天和秋天，若干個穿過樹林時被感動的瞬間，苦澀、甚至是懊悔的瞬間。由此意識到，它不再是尋常的日子，是這些日子匯集成了不上班的一年。

新冠大流行，中國封控了整整三年，悄悄開放的2023 年還沒完全適應過來，很多人還沒學會使用和陳述這個時間既已發生的事實，2024 年春節調休、除夕不放假的消息先衝上了熱搜榜，怨聲載道的輿論充斥各大社群媒體。因為不上班的緣故，我已經不再憤怒地咒罵這個比時間流逝本身更加恐怖的現實，這聽起來有些卑鄙狡猾，或者像幸災樂禍，但明顯我的禍是別的，是失業的又一個年頭。我只不過僥倖避開了這一重，但總有一個會落在我頭頂上。

在封控的最後一年光景裡，我從雲南騰衝到江西南昌，跨越了兩千多公里的路程，短短一星期內所經歷的核酸次數，就已經超過了在雲南兩年間的總和。不用想也知道，因為我千里迢迢來到了祖國的腹地，比起雲南要更接近政治中心的地方。如果權力的命令下達，城市會按照自己的步調跟隨。

在南昌住了一段時間，即使是星期一走進商場，也會發現到處都是閒晃的年輕人，大家就像不上班一樣，或是沒有班上。我早有所領悟，因為那時我就已經身負失業和被拖欠工資的命運。上街吃飯就是聽行色匆匆的年輕人抱怨他們沒有周末，加班情況遠比我來的地方更加普遍和兇猛。

其實直到那時，我還懷抱著希望，找到一份能支撐起未來的工作，或是勉強強生活下去足矣。但自我損耗的極限比未來更早到達，我們沒有理由相信自己是幸運的那一個，稍微往周圍看過就會發現，所有人都在全速墜落，只是或早或晚。於是我們回到縣城。在一次對話中再次想到未來，如此鄭重，我們想到離開這個國家。

今年八月，朋友從深圳回雲南，順道來江西會面。他是我新聞系的同學，也是雲南同鄉，同樣被拖欠薪水之後，選擇了離開雲南，到外面尋找機會。後來到深圳的一家媒體工作，幾乎是伴隨著“解封”，在公司紛紛迎來裁員的浪潮中撲了跟頭。他是個正直善良的人，以至於放棄了最後的鬥爭，放棄了同狡猾糾纏，卻也近乎狼狽地離開了傷心地。

他說可能過完年後會繼續找工作。我想到了我們進城務工的父母，從前他們被稱為農民工。一開始還會在農忙結束後才進城打工，接近年底時回來，等翻年過去重新找工作，只有體力活可幹。後來種地也荒廢了，因為根本種不出什麼，無法追趕現代化城市的日新月異，為了活下來，為了撫養後代，只好年復一年地重複這種生活，將自己的青春和力氣全部貢獻給了城市。作為他們的下一代，我們也以近似的方式離開雲南，離開小地方，在大城市得到一份工作，一年半年內遭遇裁員，安慰自己先回家過年，過完年再找工作，周而復始。如此是不是就已說明我們不過在重複父母進城打工的路徑。

我們就是新時代的移工。我從朋友那裡聽來更悲傷的故事，仍然是我們念新聞系的同學，畢業後在健身房發過傳單，在清洗家具的公司打工，摔斷了手臂，只能離職，而且還沒能獲得相應的賠償。朋友說他奇蹟般地在火車上遇到了這位同學，才有機會聊起這些經歷。我想像他們在喧鬧吵雜的車廂裡偶然重逢的場景，也和我們的父母進城時如此相似。火車上的時間，是中國數十年間折疊不變的。

在那之後不久，我又看到一位在北京從事媒體業的朋友的情況，她被公司逼迫，希望主動離職。這已經是目前中國普遍存在的現象，公司想要裁員自保，又不想如約支付賠償金，於是往往卑劣施壓，讓員工主動提出辭職。

我們畢業的時間很特別嗎？恰巧是新冠大流行之初。但回想那時，已經是最好的一年。我畢業後很容易就找到了工作，從那份工作中脫身後，在尋找下一份工作的間隙裡，甚至拿到了失業保險，雖然微不足道，但可見社會勉強運轉。

可是往後，我親眼看到自己的妹妹畢業至今，一直沒有找到工作；親戚的孩子為了躲避就業，以「考公考編考研」為藉口待在家中「啃老」。就連與我同時畢業的朋友，也有選擇第二學位、或是念研究生，再繼續讀博士的——他們承認自己是害怕找不到好工作。

當官方公佈的青年失業率到達20%，「中統局」就宣布暫停發布。而根據《財新》報道估算的準確消息，中國的青年失業率早在2023 年3 月就已高達46.5%。

這不是我獨自忍耐和蹉蹉的一年，我們都還身處其中。只是以時間為間隔，才能夠將其短暫分離出來，於是我們能夠辨別，這究竟是怎樣一個年份。

而注視那些仍然轉動的個體，這一年是：調休，降薪，獎金取消，公交停運，一個縣城的財務虧欠平攤到每個老百姓頭上，是每個人要拿出50 萬來填補空缺。不明所以的基建還在持續，早前甚至有人發現還在建防疫用的方艙醫院，那樣聲勢浩大的譴責也未能追出下文。

已經很久沒有見過美麗的東西了，世界正在發生戰爭，我失業在家。目睹一切可能傾塌，靠著懷舊綴連過去和未來。我們是軟弱，脆弱的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