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的政治之二十] 破坏法院等于破坏法治吗？

刚过去的星期日(2019年12月8日)，民间人权阵线获得警方不反对通知书而再次举办游行，大会宣布有八十万人参与，是八月十八日民阵「流水式集会」之后，最多人参与的一次游行。

政府继续无视游行民众的「五大诉求」，似乎已成常事。然而，经过六个月的逆权抗争，仍然有八十万人参与游行，其实是一个明显的标记：香港人仍然有韧力、坚持以游行集会去维持整个运动。

可惜的是，政府当晚的声明，聚焦在高等法院和终审法院先后被人纵火，指对香港法治造成极大伤害。

究竟，攻击法院是否冲击法治？终审法院外被喷上「法治已死」四字，又是否确切？

要回答这两个问题，首先要拆解三个观点。第一，法治是否已死，端视乎我们认为法治是什么。如果我们认为法治只是依法而治，那么香港的法治当然未死。因为不论法律的内涵本身是否保障人人平等，抑或是严刑峻法，只要依法而行，就有法治。在这意义上，纳粹德国和中共都是法治健全的地区。

不过，如果我们对法治的要求再高一点的话，问题就来了。比如，我们常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无论是官宦抑或庶民，都应受到法律保障权利和被法律制裁。然而，单靠法庭，其实无法保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例如近年「DQ」立法会议员和选举参选人的事件，明显是政治筛选，是歧视个别政治意见和信念的举动，现时却有人大释法加持，高等法院亦确立了选举主任有权力进行筛选。从此可见，如果一个司法管辖区的宪法本身并不保障平权，那么即使法庭有违宪审查权，具歧视性的法律，也不必然因违宪而被废除。

而且，究竟执法部门和检控部门，是否依从上述原则，公正地拘捕、检控犯法者到法庭接受审讯，也是疑问。

具体的例子，就是今次反送中运动，近六千市民被捕，被落案起诉者只有约一成；然而，没有任何警务人员因为违法滥权而被捕。不少传媒录像和即时转播均显示有前线警员使用过度及不必要武力（例如实弹）的情况，多个人权组织也以实证报告指出警察滥权的情况。但不少前线警察从不佩戴委任证、警方也从未拘捕任何涉事警务人员，和2014年雨伞运动拘捕「七警」和朱经纬的做法大相径庭。

第二个观点，法治和司法独立是两个不同但非常相关的概念。司法独立是保障法治的重要一环，但并非法治的全部。法官能否有独立作出裁决，不受任何外来压力影响，一定是衡量法治是否健全的指标。香港的法庭并非包青天，没有主动调查案件的权力，什么人会被带到法庭审讯，是警察和律政司的责任。

如果执法者能公正地处理同袍违法的行为、如果律政司选择性检控被捕人士，法庭虽能有能力就案件作出公正裁决，但从大环境来看，单靠法庭就难以满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第三，任何破坏法院建筑物的行为均属刑事罪行，但这不等于法治受到破坏。如果我们要将破坏法院与破坏法治或司法独立连上关系的话，我们首先要考量的是，破坏行为是否旨在或有否影响司法程序。例如，破坏者有否借其行为，提出针对法官、诉讼方甚至司法裁决的警告，或者当时破坏行为是否意图或实质妨碍了司法程序，例如阻延聆讯、烧毁文件，甚至威吓或伤害法院人士等。其次，究竟现时有没有证据推论破坏者的身份和动机，仍然有待调查。此外，过去不时有报道，一些输掉官司的市民在法庭会「踢台踢凳」、甚至敲打法院内的门窗泄愤，但这些破坏行为肯定无关法治。

综合上述三个观点，攻击法院，和冲击法治确无必然关系；香港法治是否已死，其实很取决于我们认为法治应有什么内涵。如果我们将维护法治的重任单单压在法庭身上，而忽略行政机关的影响，其实对司法机构相当不公平。

在游行示威期间发生烧法院大门的事件，客观效果是将法院制度拖入政治争端。但妥当的处理方法还是要返回基本，以刑事程序的准则确定涉事者及事件真相。

警方有责任将涉嫌干犯刑事的人缉拿归案；只要执法者、检控者和法庭秉公办理，法治就得以维持；反之，如果警察和律政司不断纵容干犯刑事的警员，就真的破坏法治了。

（本文原刊于《明报》观点版，2019年12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