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教能傳承修道傳統，尤其是心禱默觀傳統嗎？ （修訂版）

問：新教（除安立甘和路德宗之外）能否傳承修道傳統和心禱默觀的操練？

答：簡單來說，答案是否定的。

這並不是說新教沒有靈修。因為靈修是全人的改變，含義十分廣泛。新教有靈修，只是其核心的層面——修道主義和心禱默觀操練——未被傳承下來。一般來說，新教談論靈修，主要是指以下幾個層面：讀經，認罪悔改，祈禱，唱詩，外在品德的操練和培養等。但對於心禱，默禱，或者聖禱，警醒默觀等卻少有提及，對於如何處理內心的邪念，這些念頭中哪些是魔鬼投放的，哪些是源自於自己的情慾，如何驅趕這些邪念等，筆者限於所學，還未曾聽說過那位新教徒有過系統的探討。

首先，新教沒有修道傳統，因為它沒有修院。

新教自馬丁路德還俗以後，就開了一個典範，即新教是不應該有修道院的。自此筆者也未曾聽說那個新教教派公開宣稱建立了修院制度。故此，沒有修道院的新教談繼承修院傳統無疑是無米之炊，紙上談兵。

其次，新教沒有心禱默觀傳統，因為它缺少修院的師承以及與之緊密聯繫的教會傳統（即除新教以外的早期教會）

筆者未曾聽說新教有心禱默觀的教導。教導既然未曾出現，就談不上傳承，更何況修道傳統是講究師承的，缺少了師承的指導，單從文獻學術研究來看（這當然是好的，是中國教會傳承大公傳統的起步），只能觸及其淺層，並不能深入其內核（有人說是靈性)。

筆者這裡並非不鼓勵文獻學術研究，而是指出學術研究是不足夠的，僅僅是第一步（請參見筆者的學術之路與靜觀之路）。筆者認為中國教會傳承修道主義和心禱默觀操練必然離不開學術研究。因為學術翻譯和研究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良好的文獻基礎，使我們談論它們時能根據文獻做到有理有據。從這個層面看，學術事工能對信徒個人（無論其宗派如何），中國教會整體，非信徒乃至整個中華文明做出巨大貢獻。

整體來說，倪柝聲體系下的對心禱傳統感興趣。比如，有人指出李常受的呼喊派有隨時隨地呼喊耶穌聖名的作法，據說他們認為此方式也是緣自沙漠教父的傳統。筆者認為這種缺少“教會傳統，修院基礎以及師承體系”直接拿來用的做法無異於東施效顰，是不可取的。

而改革宗傳統出來的，由於我提到的人論（自由意志與神恩）仍處於奧古斯丁與佩拉糾的思維框架之下，強調神恩過於自由意志（甚至得出一救永救的異端教導），素來有嘲笑修道主義的風氣，當然對筆者推崇的心禱傳統抱持觀望甚至否定的態度。

雖然，筆者為著對信徒屬靈生命的益處，鼓勵信徒個體操練耶穌禱文（停留在初學者的階段），但筆者並不認為這些傳統能在新教得以傳承和存活。目前，這種傳統能在中國活下來的唯一途徑是通過東正教和天主教（當然也包括敘利亞教派等其他東方教會），因為他們的修道傳統沒有斷絕。

總之，新教能傳承心禱傳統的路，筆者絲毫不樂觀，目前也看不到任何苗頭。

現在筆者專門談談安立甘宗和路德宗傳承修道傳統和心禱默觀操練的問題。

問：建立了修院的安立甘宗和路德宗能否傳承修道傳統和心禱默觀的操練？

答：總體來說，筆者認為它們離修道傳統和心禱默觀操練近了一步，但是否達到了足以傳承和存活的地步，筆者還是相對消極，也就是說否定的態度。理由如下。

首先，修道傳統的傳承涉及教會傳統和信仰的理解，在信仰上未達成一個合一的聲明之前，真正傳承的可能性很低

靈修跟教義密不可分，即便大家都認可尼西亞信經，但在人論方面的差異必然會影響修士們的屬靈體驗。比如，筆者認為，新教若是不走出奧古斯丁與佩拉糾的框架思維，也就是說過分強調神恩，貶低人的主觀能動性，必然會影響安立甘宗和路德宗對修行的方法和體驗。

我們不能簡單地認為，新教有些教派建立的修院就等同於它們能傳承修道傳統，筆者認為這種看法過於樂觀了。因此，如果安立甘宗和路德宗沒有與東正教或天主教達成一致的信仰聲明之前，它們屬下的修院能傳承的可能性非常低。

其次，修道傳統講究師承，筆者對安立甘和路德宗的修院是否有師承抱持一種消極態度

安立甘宗和路德宗的修院的創始人的師承何在是一個很大的問題。雖然教會早期像聖安東尼，聖巴西爾等都似乎沒有特別的師承，就能建立修院和修院制度。但這些初創時期的特有現像只是特例，並非標準。

一般來說，要建立一個修院，創立者必須有所師承，並且得到導師的認可。這個問題類似於新教的產生，是不為東正教和天主教所接受的。筆者對它們建立修院的歷史並不了解，但抱持一種消極的看法（若有讀者對這段歷史有更多了解，歡迎指正）。

總之，在修道傳統和心禱默觀操練的接納度上，安立甘宗和路德宗要比其他新教宗派接納得更好，更接近傳統教會，這當然是大好事。但若要說，它們能達到真正傳承修道傳統和心禱操練的地步，筆者則認為還未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