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参加瑞士乌克兰和平峰会的中国再次面临挑战

6月15日，讨论乌克兰问题和俄乌战争的国际和平峰会在瑞士开幕，有90多个国家参加。除了一些与俄乌问题无关、无意或没有能力参加会议的域外小国外，几乎所有世界大国和与俄乌有较多联系的国家都出席了。虽然这次会议以支持乌克兰的西方国家为主，但巴西、印度、塞尔维亚和匈牙利等相对中立甚至亲俄的国家也参加了这次峰会。

此次峰会上，与俄乌问题有关的大国中，唯一缺席的就是俄罗斯和中国。俄罗斯作为入侵乌克兰的一方，又无撤军停战的诚意，自然没有受到邀请。而中国作为第三方，却主动拒绝参加瑞士峰会（尽管泽连斯基和西方非常希望中国参加），这让笔者和很多知情人士颇感不安和担忧。

笔者感到不安和担忧，不仅因为中国缺席峰会不利于俄乌和平，更因为从这次事件等诸多迹象来看，近年来中国越来越放弃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融入国际社会主流和文明秩序的努力，而重新回到了封闭和与西方的强烈对抗中，这已经给中国造成了严重的危害，而未来将产生越来越严重的后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内政外交和国际环境的原因，20世纪50—70年代，中国长期处于相对孤立状态，并与西方处于高度对立状态。20世纪70年代后，虽然与美、欧及日本等国家关系改善，但中国社会整体仍处于封闭状态。

直到1978年，邓小平等中共领导人决定对内改革、对外开放，中国才重新打开大门，重新与世界展开了积极的交流。中国设立了一批经济特区，吸引投资，并热切地引进外国人才。尽管后来经历了政治变革，但中国在经济、科技、学术等领域仍然积极地与世界进行接触。在江泽民的领导下，中国进一步融入全球化进程，成为“世界工厂”。世界妇女大会的召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的举办、中非、中欧、中国东盟合作论坛的举办，都是中国积极融入世界、与国际社会深入交流的典型例子。

几十年来，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促进了中国经济发展，科教文卫事业进步，国民生活水平提高，与世界的联系不断加深。在接受外来影响的同时，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实力不断增强，国际声誉不断提升，国家利益不断扩大，促进了世界繁荣与融合。

当然，由于国际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以及中国自身背景不如发达国家，中国在国际经贸分工中长期处于产业链下游，靠出卖劳动力和自然资源获取收益，大部分收益被美、日、欧等发达国家所获得，中国本土的工业和农业也遭受到国际企业的冲击。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不平衡和不公平，也使中国一直处于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秩序的边缘，这与中国体量不完全相称。总之，中国在现行国际体系和全球化进程中确实吃过亏。

但即便如此，在对外开放、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国的得失远远大于得失，利大于弊。而且，中国之所以处在产业链下游、国际秩序边缘，恰恰在于中国没有在早期加入国际大家庭（或者在1949年以前就已经加入，但因某些原因退出），长期活跃在国际社会主流之外，跟不上二战后第三次产业革命（技术科学革命）的浪潮和全球化的潮流，跟不上瞬息万变的世界，从而使中国“慢一步，慢一步”。

中国从20世纪70年代末的“一无所有”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从世界垫底到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一半归功于内部改革，另一半归功于对外开放，两者相互关联、缺一不可。

虽然欧美等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体系以及相关规则和秩序并不完全公正，存在诸多严重缺陷，发展中国家也确实遭受损失，但它仍是人类历史上最人道、最和平、最繁荣的国际体系，最大限度地促进了经济发展和人民权利与民生改善。与古代乃至现代帝国的血腥征服、殖民压迫、君主专制、种族灭绝等世界常态相比，近几十年来欧美主导的国际社会并不平静和谐，但杀戮和破坏少95%也不为过。

还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抗日战争和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是得益于中国积极呼吁国际调停，得到了世界各国政府和民间组织的同情和支持。有了这样的经验，中国人民应该更加支持国际社会介入俄乌战争，支持乌克兰反抗侵略、维护主权、追求和平的斗争，更加支持和加入以人道、和平、普世价值为基础的国际多边合作体系。

西方所倡导的自由、民主、平等、法治等普世价值，确实是人类应该前进的方向。即便是中俄等国，也不否认这些理念，只是认为内涵和实现方式与西方不同。就实践而言，欧美在践行普世人权方面明显优于中俄。如果中俄取代欧美成为国际秩序的主导者，世界人权状况远不如现在，恐怕世界人权状况远不如现在乐观。此外，欧美在科技文化创新创造、环境保护、构建多元包容社会等方面，都明显领先于其他国家。

因此，融入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遵守相关规则和秩序，利大于弊。而且，中国如果真正融入普世价值体系，以它的人口和经济规模、深厚的文化底蕴，以及二战以来对世界做出的各种贡献，完全可以加入西方，成为规则制定者和主导秩序的一员甚至首领。日本和韩国近几十年来向西方靠拢，成功融入，也成为比大多数西方国家更有影响力的国际秩序参与者和塑造者，是值得中国效仿的前车之鉴。而印度这些年来迅速崛起，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成为国际社会中举足轻重的力量。印度在俄乌战争中的态度，成功地平衡了印度与西方、与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关系，比同样与俄罗斯保持友好关系的中国要精明得多，也更有利于自身的经济和对外关系。

近年来，中国走上了一条与其他国家和中国自身过去几乎完全相反的道路，令人担忧。与上世纪80年代和21世纪初中国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向西方靠拢、专注于经济建设不同，近年来中国越来越强调“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和“安全”问题，强调维护体制。中国还把维护体制稳定放在与西方“脱钩”、减少对西方依赖的首位。

中国不仅拒绝加入西方主导的体系和组织，还通过加强与俄罗斯、朝鲜、伊朗、叙利亚、柬埔寨等国的关系“另起炉灶”，明确批评西方的立场和政策，拒绝其行动，与西方乃至更广泛的自由民主阵营对峙。而且，无论争端的具体是非对错，中国都倾向于“与西方对立”。中国在台湾问题、中菲南海冲突、俄乌战争等问题上的行为充分体现了这一倾向。

尽管中国一再表示不赞成中美“脱钩”，领导人也经常出访欧美、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并推出单边签证豁免等便利措施吸引各国人士来华旅游，但这些有限的开明言行并不能掩盖重新关闭对外大门的总体趋势。正如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向各国友好人士敞开大门，组织将书籍翻译成外文，减少批评“帝国主义”的宣传，但这并没有改变闭关锁国的总体局面。

中国拒绝出席瑞士和平峰会、在中菲冲突问题上采取强硬态度、对欧美对华政策的激烈批评，比起技术性和开明的举措，更能体现中国在外交领域立场的本质。中国国内政治经济改革停滞甚至倒退，使得中国与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更加不相容，中国越来越封闭的倾向也越来越明显。香港这几年金融中心地位的萎缩，新冠疫情“零”期间的入境管控，也是中国外汇减少的例子。

此次瑞士和平峰会本应是中国展示大国影响力、促进国际和平、为中国赢得更多好感和利益的机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会议前多次向中国示好，希望中国参加峰会，为俄军撤离做出贡献。西方国家也希望中国参加会议。但中国拒绝参加，有时隐晦、有时明确地站在俄罗斯一边。中国提出了实现俄乌和平的“替代方案”，但该方案明显偏向俄罗斯，不要求俄罗斯撤军、归还占领的乌克兰领土，并反对西方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而乌克兰当然不愿意接受。

中国拒绝参加瑞士峰会、拒绝同泽连斯基直接对话，意味着中国扔掉了泽连斯基和西方递来的橄榄枝，意味着中国宁愿危及中乌、中欧、中美关系，也不愿站在俄罗斯一边。

这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甚至有损中国的国家利益），但中国官员却依然坚持己见。这体现了中国外交的反西方主义底线和原则，拒绝加入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拒绝接受中国多年来坚持的以普世价值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这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违背了现代人道主义与和平国际关系准则，也不代表大多数中国国民的意愿。

但恐怕中国外交的立场和政策还会长期持续下去，作者对此无能为力，但作为一名中国人，我想用这篇文章来表达我个人对中国外交政策的态度和担忧。

实践证明，开放是中国走向富强的正确途径。前些年，引进外资、技术、加入世贸组织等问题引起过激烈争论，不少国民对开放心生畏惧。后来的繁荣发展，证明引进外资、加入世贸组织是正确的。上世纪50、70年代的闭关锁国，本世纪20、22年代的“归零”，带来的是经济停滞、人民贫困。这不正是开放的教训，积极开展对外交流的重要性吗？

在国际问题上，不能以“西方支持什么我们就反对什么，西方反对什么我们就支持什么”的教条主义和赌博式的政策决策，而应该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来判断和决策。比如，在巴以问题上，中国可以批评西方偏袒以色列；但在俄乌战争中，中国应该反对俄罗斯的入侵。这样，中国才能赢得各国更多的尊重，而不是仅仅与俄罗斯、朝鲜、伊朗、叙利亚、柬埔寨等国组成一个小圈子“自娱自乐”。

作者希望中国各界人士，特别是外交决策者，能够认识到对外开放的价值、全球化的好处、遵循现代国际秩序的必要性，放下狭隘教条，在外交中做到理智理性，一切决策都以国家利益和民生利益为出发点。当中国官员无法履行这样的责任时，中国民间包括各界人士应该为了中国的国家利益和民族荣誉，积极推动中国与外界进行理性、合乎伦理、有益的交往。这样，中国才能赢得更多国家的尊重，成为21世纪国际社会中一支具有巨大影响力的和平与人权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