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德昌的唱片架

台北市立美术馆「一一重构：杨德昌」回顾大展有一整面墙陈列他的老唱片，都是六十年代所谓「B版」的台制翻版：为了节省成本，外封是塑胶袋夹着薄薄两张纸，早期多半是单色或双色印刷，后来才有四色彩印。起初售价台币八块，后来涨到十块、十二块，仍是便宜。

墙上有大家比较熟悉的猫王Elvis Presley和拖把头时期的The Beatles，也有抒情歌王Andy Williams和「五黑宝」The Platters（当年有听英文歌的都认识他们）。有民谣的Bob Dylan、Joan Baez、Peter Paul & Mary、Simon & Garfunkel（上面三组是洋歌听得稍多也都会认识的）、Donovan、Judy Collins、Tiny Tim（这三位就算是略『进阶』的了），还有迷幻摇滚的Jefferson Airplane、Jimi Hendrix、Janis Joplin、Country Joe & The Fish（皆属张狂浪荡的青年革命之声），以及重摇滚的Cream、The Who、Led Zeppelin（都是英国重摇滚宗师）、Blue Cheer、Iron Butterfly（两支美国重摇滚先驱），草根摇滚的CCR（当年红极一时，但听惯抒情曲的普通乐迷可能嫌粗嫌吵），和Mike Bloomfield、Stephen Stills、Al Kooper共飙的名盘Super Session（三位都是摇滚史大神），以及剧场改编电影名作Hair原声带（此专辑是嬉皮文化的时代象征物）......。

这面墙满是青春革命的激情，浓浓的「次文化」气味，远不只普通「热门音乐」粉丝的品味。除了角落的「畅销一九六五年最佳十六曲」和「南国情调」两张精选辑（好吧，再加上Andy Williams）比较跳tone，这算是一个重度、深度文青乐迷的听觉世界一隅。算算杨德昌的年纪（他生于一九四七），这些唱片大概属于他十八岁到二十多岁的时光。

这一面墙让我见识了那年头翻版唱片场景之丰富多元，如何可以在戒严时代的台湾滋养饥渴好奇的文艺青年，让他们的听觉宇宙能与彼时旧金山、纽约、伦敦的嬉皮青年同步并进，非但不受审查制度钳制，亦大大超越「AFNT美军电台」相对驯化的口味（AFNT是不会播迷幻摇滚和反战民谣的）。

衡诸当年文艺审查制度之严密，这些写满革命、反战、嗑药、性解放的歌如何能通过翻版唱片在台湾社会横行无阻，是我始终好奇的事（当时版权法规尚不完备，翻版西洋唱片无法可抓，合法出版的本土唱片反而屡遭查禁）。要知道，那是台湾男生头发留得稍微长一点，就会被警察抓进派出所强迫剃头的时代呀。是因为翻版躲掉了审查机制，民间也没人要当「爪耙仔」审听、检举吗？但不只翻版唱片，当年电台节目偶尔也会播西洋排行榜那些张牙舞爪的歌。我曾问过长辈箇中缘由，他们想了想，说：也许那时候负责审查业务的人英文程度太差，根本听不懂吧。

其实大部分喜欢「热门音乐」的台湾听众大概也不会有穷究歌词的心思，能够开采出那些唱片里真正「危险成分」、读懂那些讯息的文青，毕竟是极少数，杨德昌便是其中一个。

所以那年头的文艺青年，也能在重重审查、规训、禁制的夹缝中，创造出精神世界的「自为空间」。音乐如此，电影也是。家用录影机得等到八十年代初才普及，那之前的影痴若非碰运气期待片商正式引进少见的艺术电影（他们会为了一部稀罕电影远赴外县郊区小戏院『朝圣』），就只能纠集同好在「试片室」放映那些「准映执照过期，却未被片商销毁」的小众名作。就这样，一代人也看了费里尼、雷奈、高达、安东尼奥尼、库柏力克、柏格曼、黑泽明、成濑巳喜男、小林正树......。

至于，读盗版翻印的禁书（封面经常改书名、换作者以避险），更是几辈文青的共同记忆了。禁忌愈多，好奇与饥渴就愈炽烈——有时会想：若非国民党的禁令，会有那么多人地下传阅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和史明《台湾人四百年史》吗？ 。

那年头，文青的音响器材，大抵以方便实惠为要（要认真玩音响，除了钱，还需要空间，大部分文青玩不起）。我猜青春时代的杨德昌听那些唱片，主要还是手提式唱机，不大可能是连着扩大机的Hi-Fi音响（六十年代后期，立体声音响在台湾还没有普及吧？）。 B版压片音质本就无法和进口原版唱片相比，在「发烧友」耳中多半是不合格的。但真正的好音乐永远不挑器材，光凭一部手提唱机，也足够传递强烈激情和启蒙震撼了。

那面墙只是青年杨德昌听觉世界的一小角，却已足以让我管窥一代文青「自力救济」的「文化构成」。

（写给《财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