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伟新书《Other rivers: a Chinese education》到底写了什么？

1.

一个国家怎么能在社会和经济上经历了那么大的变化后，却在政治上停滞不前，甚至倒退呢？

对此问题的追问，构成了何伟（Peter Hessler）新书《Other Rivers》的母题。书中，何伟也尝试给出答案，即是书名的后半段——“A Chinese Education”——“一种中国式教育”。

何伟落脚于教育，一方面是因为，他曾身处中国教育的“第一线”，在大学当老师很多年。

这里的故事，听过何伟这个名字的人，应该都不陌生。 1996年，美国人何伟跟随由美国政府资助的「和平队」援助计划来到中国做志愿者，在四川涪陵一所高校教英语；2019年，他又去了中美联合开办的「四川大学匹兹堡学院」里教英文写作。近30年的时间里，他教了两代中国人。

在书中，何伟以这两代学生的命运为对照，提及了过去四十年中国发生的，诸多重大又敏感的事件。 96年的学生抓住改革开放的浪潮奋力脱贫，19年的学生以内卷对抗经济下行；96年的学生经历三峡大坝的建造，19年的学生遭遇新冠疫情的爆发；96年的学生私下将何伟课堂的内容上报官员，19年的学生利用网络公开举报；96年学校警告何伟越界的教学会引来官员的批评，但怎么定义越界，是模糊不清的灰线；而到了19年，就连那条灰线都被擦去了——整个校园装满了摄像头，何伟一言一行都被实时收录、可被随时调阅……两代人，三十年，有些事变了，比如学生不穷了，吃饱了，手里有钱了，但更多事没变甚至恶化了，比如举报更猖獗了，监视更公开了，个人空间更收缩了。

何伟用一个词来总结过去三十年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精神分裂”。物质层面，高校给学生提供了更多的资源、技术和机会，但在精神层面，大学从未有过公民教育和思想启蒙。于是，这套制度生产了大量顺从听话的高级技工，而非精神自由、思想独立的社会公民。

2.

何伟选择对教育开刀的另一原因是，他不仅在这套系统里当老师，他的女儿们，还在系统里当学生。

像是进行一场大型教育实验，何伟把自己的双胞胎女儿，送到了中国一所普通公立学校上小学。他的女儿们因此成为整所学校唯二的外籍学生，何伟自己也成了整所学校唯一的外国家长（他老婆是华裔）。

于是，荒诞的一幕出现了——这对美国出生、只会说英文、在资本主义世界完成学前教育的姐妹，如今穿着校服，打着红领巾，在中国的课堂上学习爱国爱党的思想品德课；而从普林斯顿毕业、接受美国精英教育的何伟，如今混迹中国家长群，参加家长会，教孩子背唐诗，辅导孩子的数学课——场面滑稽得像是超现实小说。

以家长的身份观察中国基础教育，何伟愈发理解，教育对学生的驯化，是一套从小开始的系统工程。

比如，美国教育孩子“人人都有免于恐惧的权利”，而中国的教育却老是无端给孩子制造恐惧。

何伟发现，英文课上孩子们学习有关身体的词汇，是通过一系列事故完成的。课本的一页画着四个孩子躺在医院，下方写着英文注解：

比尔-8 岁-脚疼

本-10 岁-腿疼

莉莉-9 岁-耳朵疼

简-10 岁-胳膊疼

何伟很疑惑，“我就想知道到底谁会因为小朋友耳朵疼就让她住院？”

而所谓的《道德规范》课，就像是一本灾难史。老有孩子因为粗心大意溺水、因为好奇玩打火机导致全身烧伤、因为轻信陌生人被人贩拐走、因为贪玩而自我检讨，“我再也不滑栏杆了，因为这样，我就不会摔倒受伤了。”

在这样的教育下，中国孩子似乎惧怕课堂外的一切。何伟在书中写， 这所“实验小学”，拒绝一切实验；学校体育设施完备，但看不到有小孩玩耍；学校还明令禁止六年级以下的学生触碰体育馆的攀登架——何伟的女儿说，这些攀登架的高度，若是在美国，连幼儿园小朋友都会嫌弃。

何伟曾以为中国学生习惯担忧与恐惧，是因为这个国家长期遭受贫困、疾病和灾害；但他越来越发现，恐惧并不基于外在的客观条件，而是种被刻意塑造的思维模式— —如今中国早已脱贫、社会治安稳定、但学生仍习惯活在恐惧中。

而恐惧的弊端是，人一旦因胆怯、一旦萎缩，好奇心，行动力，质疑能力和冒险精神便毫无容身之地。

3.

像每个来自西方的自由主义者一样，何伟也曾担心，类似《道德规范》的爱国爱党宣传课会让孩子丧失判断力，但他很快发现，他多虑了。

因为这门看上去最重要的课程，实则是最不重要的课程。在这门课上，他的女儿们做其他科的作业，走神，做白日梦，总之，和他教的那群大学生在思修马原课上的状态一模一样。

何伟在书中总结，“当政治无处不在时，它就只会成为被忽略的背景噪音。官员希望培养出爱国的年轻一代，但我的感受是，更大比例的年轻人完全脱离了政治。”

“不过对于党来说，培养出一群不关心政治的孩子，可能不算是件坏事。”

4.

何伟更没料到的是，他的孩子逃开了政治， 但没躲过竞争。

从入学开始，何伟就反复告诉孩子，成绩不重要，考多少名都可以，但无论他怎么说，她的双胞胎女儿，都无比关心分数。

语文课要求背诗，老师便出了一条规定，谁背诗多，谁就有资格担任“小组长”，管理其他同学。

何伟的女儿们，这对连中文都是现学的双胞胎，凭借个人努力，苦读中国唐诗，当上了小组长。

小组长的责任重大而残酷，要监督其他同学，要给违规的同学扣分，要整理小组作业，还要组织组员和其他组比赛——何伟数次告诉女儿，这官没必要当，但双胞胎告诉他，她们很为此骄傲。

荣誉的诱惑太大了，何伟感叹。

5.

高竞争之下，何伟发现，中国家庭已经习惯做任何事一定要有目的。

像许多美国人，何伟家也喜欢举办派对。有次何伟老婆邀请双胞胎的同学来家中做客，那位同学的母亲立刻回复——“见面的地点能定在科学馆吗？”——这位母亲完全不能理解为什么要让孩子去一个没有任何学习机会的场所。为什么要去别人家里？孩子们能在那里做什么？能学到什么？

最终，因为凑不齐孩子们的时间，何伟家不再举办聚会。

6.

高竞争带来的另一个后果是，比较、打击，无处不在。

何伟放学去接双胞胎，总会遇到中国父母亲牵着孩子走过来和自己打招呼。何伟在书中写，“可怜的孩子因漫长的一天疲惫不堪，胸前的红领巾乱七八糟打着结，像周五晚醉鬼的领带”，但父母对此视若无睹，指着双胞胎说，“看看别人，才刚开始学中文，就已经比你强了！”

何伟想，美国家长大概永远不会用政治敌对国的孩子来自我贬低，如果真发生了，其恐怖程度堪比灾难。但中国父母根本就没从政治层面考虑这个问题，他们不在乎中美关系，不关心双胞胎的国籍，他们只看重一件事：成绩，只要能让孩子提高成绩，一切都可成为施压的手段。

“在中国，童年遭受批评是件很自然的事；虐待从孩子们的背上滚落，就像水从鸭子身上浇下来，”何伟在书中写。

6.

何伟很早便知道中国孩子激烈竞争的根本原因是，高考。

这也是何伟趁孩子读小学就带她们来中国的原因——他希望孩子接触中国文化，但不至于被高考影响。但现实是，高考的竞争已经激烈到，就连小学生都压力满满。

四年级刚开课，数学老师就在班上讲，如果他们希望八年后考入清华大学，高考至少要649分。

一些准备要从小做起。比如，对高考的预演。每一学期结束，孩子都要经历长达一周的期末考；每一科考试，都如同马拉松，一坐就是90、100分钟。 “孩子像是耐力运动员”，何伟感叹。

只要有竞争，有排名，就一定会有输家。何伟让他课堂上的大学生评价自己的高考成绩，十八人中有十七人表示对自己很失望——哪怕他们其实考得相当好。

“在美国，每个孩子都是赢家，而在中国，每个孩子都是失败者”，何伟写。

7.

但问题是，现今似乎也没有比高考更好的制度。

何伟调查了六十多名大学生，询问他们高考制度和大学招生流程是否应该改变。

结果超过百分之六十的人赞成保留高考。

一位学生写：“在中国，教育是阶层流动最重要的工具，所以强调公平；在西方，教育是既得利益阶级延续自身优势的工具，因此强调正义。”

“高考制度只是一个机器，帮助中国这个庞大而笨重的社会运转，为社会提供充足的人力资源。这很残酷，但这也可能是中国当下最公平的选择。我还没有看到，或想出更好的方法。”

何伟自身对高考的看法，也很矛盾。

一方面他感叹中国学生有超强的纪律性和意志力，他不能否认这其中有高考的作用；但另一方面，他无比同情中国学生在高压竞争下的处境，也无法赞同高考制度对成功的狭隘定义。

8.

但可确定的一件事情是，竞争消解了政治矛盾——有点像小白鼠在转轮中不停奔跑比谁更快，结果谁都忘了问，到底是谁，发明了这场比赛。

何伟写，二十世纪有许多作家写反乌托邦小说，试图构想极权控制公民的方式。

《1984》的老大哥靠发动战争和篡改历史控制群众；《美丽新世界》强调药物的作用；俄罗斯小说《我们》中的极权者用手术刀割下了人类的想象力——但没有一位作家预料到在21世纪的中国，还有另一种控制公民的方式：制造竞争。

高强度竞争下，学生不恐惧监控摄像头，不恐惧互联网的墙，不恐惧历史造假，不恐惧任何国家级的控制工具，但他们却恐惧所有和他们一样，颇有才华、努力奋斗的年轻人。

“当竞争变得像信仰一样强大时，它也起到了鸦片的作用。”

9.

当然，和中国小学生相比，何伟的女儿们，无疑是幸运的。

这不仅是因为她们是美国人，她们有得选；还因为何伟从一开始就知道，他带女儿们来中国，本就只是一个目的：让她们能在沈浸式的环境中，丝滑地学会中文；学会那天，大抵也是离别之日；于是中国学生的痛苦日常，坦白了讲，不过是女儿们幼年时代一次短暂又新奇的异国冒险之旅。

而何伟，又是个有着精英思维模式和教育方式的父亲，也一直在最大程度地让女儿们享受这趟冒险之旅，又不至于受到伤害。

女儿们平日上课太忙，何伟就趁暑假带她们四处度假；女儿们想念美国老家的小猫，何伟就帮她们收留河边捡到的流浪猫；

女儿们将《赠汪伦》背成恶搞版本——“李白乘舟要拉屎，忽然发现没带纸，勇敢伸出大拇指，抠抠屁股全是屎”——何伟没有像中国父母那样责怪小孩调皮，他反而还，“松了口气”。他庆幸她们能在如此枯燥的课程中保持幽默，用游戏的心态，嘲笑课本的内容。

当女儿们在课堂上接触共产宣传和反美言论时，何伟更是没有迁怒任何人，他告诉她们，她们应该尊重学校教授的内容，但没有义务相信自己学习的一切。

在中国上学的最后一天，何伟去接双胞胎放学时，她们哭了。入学第一天时，她们也哭了。那次她们哭是因为上课什么都没有听懂，饱受打击；而如今她们已经会说流利的中文、会背好多唐诗——她们哭是因为，她们舍不得中国。

故事的最后，双胞胎回了美国，在科罗拉多州家附近的一所公立学校就读。在美国的课堂上，她们再也不用将双臂交叉、一丝不苟地搁在课桌上，再也不用让双脚整整齐齐地踩在地板上。她们有了很多的户外课，再也不用整日整夜呆在教室里。在一节户外课上，老师教学生如何使用伸缩梯，直接打开了梯子把它靠在大楼的一侧，让孩子们轮流爬上去。何伟的女儿顺着梯子一直爬、一直爬，爬到了屋顶；屋顶没有任何栏杆，她站起身来，拥抱蓝天。就在这同一片天空下，另一个时区里，她们的中国同学正在那闭塞的教室里，带着红领巾，低下头去，背着一首又一首的古诗，考着一场又一场的试。

（写在最后）

此文谈到的素材，只是《Other Rivers》中的极小一部分。如果有时间有机会，我会推荐身边的朋友去看看英文完整版。因为这本书，大概率不会在中国内地出版——它涉及的“敏感话题”已经多到不是删减几个段落就能通过内地审核的程度。习近平与薄熙来，新冠疫情和方方，两代学生对最高领导人的看法，香港修例，中美冲突，何伟个人被举报的风波，以及最后离开中国的原因，都能在书中找到记录。

像以往一样，何伟保持了他一贯的写作风格：尽可能客观理性，尽可能呈现事实的多面与复杂。虽然不动声色，但他对中国的情感，仍旧在书中隐约流淌。他是那么珍重和中国学生的关系，对中国县城的观察，更是细致到了连萨克斯風版的《回家》和洒水车音乐如此精妙的细节都能抓住的程度。一个人试图去理解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文化，甚至理解的深度远超过当地人，这所有的努力，都让人羞愧，也让人敬佩。这种努力背后，是他的不傲慢，是他的包容心，这也大概是那么多中国人喜欢何伟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