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偉新書《Other rivers: a Chinese education》到底寫了什麼？
1.
一個國家怎麼能在社會和經濟上經歷了那麼大的變化後，卻在政治上停滯不前，甚至倒退呢？
對此問題的追問，構成了何偉（Peter Hessler）新書《Other Rivers》的母題。書中，何偉也嘗試給出答案，即是書名的後半段——“A Chinese Education”——“一種中國式教育”。
何偉落腳於教育，一方面是因為，他曾身處中國教育的“第一線”，在大學當老師很多年。
這裡的故事，聽過何偉這個名字的人，應該都不陌生。1996年，美國人何偉跟隨由美國政府資助的「和平隊」援助計劃來到中國做志願者，在四川涪陵一所高校教英語；2019年，他又去了中美聯合開辦的「四川大學匹茲堡學院」里教英文寫作。近30年的時間里，他教了兩代中國人。
在書中，何偉以這兩代學生的命運為對照，提及了過去四十年中國發生的，諸多重大又敏感的事件。96年的學生抓住改革開放的浪潮奮力脫貧，19年的學生以內卷對抗經濟下行；96年的學生經歷三峽大壩的建造，19年的學生遭遇新冠疫情的爆發；96年的學生私下將何偉課堂的內容上報官員，19年的學生利用網絡公開舉報；96年學校警告何偉越界的教學會引來官員的批評，但怎麼定義越界，是模糊不清的灰線；而到了19年，就連那條灰線都被擦去了——整個校園裝滿了攝像頭，何偉一言一行都被實時收錄、可被隨時調閱……兩代人，三十年，有些事變了，比如學生不窮了，吃飽了，手裡有錢了，但更多事沒變甚至惡化了，比如舉報更猖獗了，監視更公開了，個人空間更收縮了。
何偉用一個詞來總結過去三十年中國高等教育的發展：“精神分裂”。物質層面，高校給學生提供了更多的資源、技術和機會，但在精神層面，大學從未有過公民教育和思想啓蒙。於是，這套制度生產了大量順從聽話的高級技工，而非精神自由、思想獨立的社會公民。
2.
何偉選擇對教育開刀的另一原因是，他不僅在這套系統里當老師，他的女兒們，還在系統里當學生。
像是進行一場大型教育實驗，何偉把自己的雙胞胎女兒，送到了中國一所普通公立學校上小學。他的女兒們因此成為整所學校唯二的外籍學生，何偉自己也成了整所學校唯一的外國家長（他老婆是華裔）。
於是，荒誕的一幕出現了——這對美國出生、只會說英文、在資本主義世界完成學前教育的姐妹，如今穿著校服，打著紅領巾，在中國的課堂上學習愛國愛黨的思想品德課；而從普林斯頓畢業、接受美國精英教育的何偉，如今混跡中國家長群，參加家長會，教孩子背唐詩，輔導孩子的數學課——場面滑稽得像是超現實小說。
以家長的身份觀察中國基礎教育，何偉愈發理解，教育對學生的馴化，是一套從小開始的系統工程。
比如，美國教育孩子“人人都有免於恐懼的權利”，而中國的教育卻老是無端給孩子製造恐懼。
何偉發現，英文課上孩子們學習有關身體的詞彙，是通過一系列事故完成的。課本的一頁畫著四個孩子躺在醫院，下方寫著英文註解：
比爾-8 歲-腳疼
本-10 歲-腿疼
莉莉-9 歲-耳朵疼
簡-10 歲-胳膊疼
何偉很疑惑，“我就想知道到底誰會因為小朋友耳朵疼就讓她住院？”
而所謂的《道德規範》課，就像是一本災難史。老有孩子因為粗心大意溺水、因為好奇玩打火機導致全身燒傷、因為輕信陌生人被人販拐走、因為貪玩而自我檢討，“我再也不滑欄桿了，因為這樣，我就不會摔倒受傷了。”
在這樣的教育下，中國孩子似乎懼怕課堂外的一切。何偉在書中寫， 這所“實驗小學”，拒絕一切實驗；學校體育設施完備，但看不到有小孩玩耍；學校還明令禁止六年級以下的學生觸碰體育館的攀登架——何偉的女兒說，這些攀登架的高度，若是在美國，連幼兒園小朋友都會嫌棄。
何偉曾以為中國學生習慣擔憂與恐懼，是因為這個國家長期遭受貧困、疾病和災害；但他越來越發現，恐懼並不基於外在的客觀條件，而是種被刻意塑造的思維模式——如今中國早已脫貧、社會治安穩定、但學生仍習慣活在恐懼中。
而恐懼的弊端是，人一旦因膽怯、一旦萎縮，好奇心，行動力，質疑能力和冒險精神便毫無容身之地。
3.
像每個來自西方的自由主義者一樣，何偉也曾擔心，類似《道德規範》的愛國愛黨宣傳課會讓孩子喪失判斷力，但他很快發現，他多慮了。
因為這門看上去最重要的課程，實則是最不重要的課程。在這門課上，他的女兒們做其他科的作業，走神，做白日夢，總之，和他教的那群大學生在思修馬原課上的狀態一模一樣。
何偉在書中總結，“當政治無處不在時，它就只會成為被忽略的背景噪音。官員希望培養出愛國的年輕一代，但我的感受是，更大比例的年輕人完全脫離了政治。”
“不過對於黨來說，培養出一群不關心政治的孩子，可能不算是件壞事。”
4.
何偉更沒料到的是，他的孩子逃開了政治， 但沒躲過競爭。
從入學開始，何偉就反復告訴孩子，成績不重要，考多少名都可以，但無論他怎麼說，她的雙胞胎女兒，都無比關心分數。
語文課要求背詩，老師便出了一條規定，誰背詩多，誰就有資格擔任“小組長”，管理其他同學。
何偉的女兒們，這對連中文都是現學的雙胞胎，憑借個人努力，苦讀中國唐詩，當上了小組長。
小組長的責任重大而殘酷，要監督其他同學，要給違規的同學扣分，要整理小組作業，還要組織組員和其他組比賽——何偉數次告訴女兒，這官沒必要當，但雙胞胎告訴他，她們很為此驕傲。
榮譽的誘惑太大了，何偉感嘆。
5.
高競爭之下，何偉發現，中國家庭已經習慣做任何事一定要有目的。
像許多美國人，何偉家也喜歡舉辦派對。有次何偉老婆邀請雙胞胎的同學來家中做客，那位同學的母親立刻回復——“見面的地點能定在科學館嗎？”——這位母親完全不能理解為什麼要讓孩子去一個沒有任何學習機會的場所。為什麼要去別人家裡？孩子們能在那裡做什麼？能學到什麼？
最終，因為湊不齊孩子們的時間，何偉家不再舉辦聚會。
6.
高競爭帶來的另一個後果是，比較、打擊，無處不在。
何偉放學去接雙胞胎，總會遇到中國父母親牽著孩子走過來和自己打招呼。何偉在書中寫，“可憐的孩子因漫長的一天疲憊不堪，胸前的紅領巾亂七八糟打著結，像週五晚醉鬼的領帶”，但父母對此視若無睹，指著雙胞胎說，“看看別人，才剛開始學中文，就已經比你強了！”
何偉想，美國家長大概永遠不會用政治敵對國的孩子來自我貶低，如果真發生了，其恐怖程度堪比災難。但中國父母根本就沒從政治層面考慮這個問題，他們不在乎中美關係，不關心雙胞胎的國籍，他們只看重一件事：成績，只要能讓孩子提高成績，一切都可成為施壓的手段。
“在中國，童年遭受批評是件很自然的事；虐待從孩子們的背上滾落，就像水從鴨子身上澆下來，”何偉在書中寫。
6.
何偉很早便知道中國孩子激烈競爭的根本原因是，高考。
這也是何偉趁孩子讀小學就帶她們來中國的原因——他希望孩子接觸中國文化，但不至於被高考影響。但現實是，高考的競爭已經激烈到，就連小學生都壓力滿滿。
四年級剛開課，數學老師就在班上講，如果他們希望八年後考入清華大學，高考至少要649分。
一些準備要從小做起。比如，對高考的預演。每一學期結束，孩子都要經歷長達一周的期末考；每一科考試，都如同馬拉松，一坐就是90、100分鐘。“孩子像是耐力運動員”，何偉感嘆。
只要有競爭，有排名，就一定會有輸家。何偉讓他課堂上的大學生評價自己的高考成績，十八人中有十七人表示對自己很失望——哪怕他們其實考得相當好。
“在美國，每個孩子都是贏家，而在中國，每個孩子都是失敗者”，何偉寫。
7.
但問題是，現今似乎也沒有比高考更好的制度。
何偉調查了六十多名大學生，詢問他們高考制度和大學招生流程是否應該改變。
結果超過百分之六十的人贊成保留高考。
一位學生寫：“在中國，教育是階層流動最重要的工具，所以強調公平；在西方，教育是既得利益階級延續自身優勢的工具，因此強調正義。”
“高考制度只是一個機器，幫助中國這個龐大而笨重的社會運轉，為社會提供充足的人力資源。這很殘酷，但這也可能是中國當下最公平的選擇。我還沒有看到，或想出更好的方法。”
何偉自身對高考的看法，也很矛盾。
一方面他感嘆中國學生有超強的紀律性和意志力，他不能否認這其中有高考的作用；但另一方面，他無比同情中國學生在高壓競爭下的處境，也無法贊同高考制度對成功的狹隘定義。
8.
但可確定的一件事情是，競爭消解了政治矛盾——有點像小白鼠在轉輪中不停奔跑比誰更快，結果誰都忘了問，到底是誰，發明瞭這場比賽。
何偉寫，二十世紀有許多作家寫反烏托邦小說，試圖構想極權控制公民的方式。
《1984》的老大哥靠發動戰爭和篡改歷史控制群眾；《美麗新世界》強調藥物的作用；俄羅斯小說《我們》中的極權者用手術刀割下了人類的想象力——但沒有一位作家預料到在21世紀的中國，還有另一種控制公民的方式：製造競爭。
高強度競爭下，學生不恐懼監控攝像頭，不恐懼互聯網的牆，不恐懼歷史造假，不恐懼任何國家級的控制工具，但他們卻恐懼所有和他們一樣，頗有才華、努力奮鬥的年輕人。
“當競爭變得像信仰一樣強大時，它也起到了鴉片的作用。”
9.
當然，和中國小學生相比，何偉的女兒們，無疑是幸運的。
這不僅是因為她們是美國人，她們有得選；還因為何偉從一開始就知道，他帶女兒們來中國，本就只是一個目的：讓她們能在沈浸式的環境中，絲滑地學會中文；學會那天，大抵也是離別之日；於是中國學生的痛苦日常，坦白了講，不過是女兒們幼年時代一次短暫又新奇的異國冒險之旅。
而何偉，又是個有著精英思維模式和教育方式的父親，也一直在最大程度地讓女兒們享受這趟冒險之旅，又不至於受到傷害。
女兒們平日上課太忙，何偉就趁暑假帶她們四處度假；女兒們想念美國老家的小貓，何偉就幫她們收留河邊撿到的流浪貓；
女兒們將《贈汪倫》背成惡搞版本——“李白乘舟要拉屎，忽然發現沒帶紙，勇敢伸出大拇指，摳摳屁股全是屎”——何偉沒有像中國父母那樣責怪小孩調皮，他反而還，“松了口氣”。他慶幸她們能在如此枯燥的課程中保持幽默，用遊戲的心態，嘲笑課本的內容。
當女兒們在課堂上接觸共產宣傳和反美言論時，何偉更是沒有遷怒任何人，他告訴她們，她們應該尊重學校教授的內容，但沒有義務相信自己學習的一切。
在中國上學的最後一天，何偉去接雙胞胎放學時，她們哭了。入學第一天時，她們也哭了。那次她們哭是因為上課什麼都沒有聽懂，飽受打擊；而如今她們已經會說流利的中文、會背好多唐詩——她們哭是因為，她們捨不得中國。
故事的最後，雙胞胎回了美國，在科羅拉多州家附近的一所公立學校就讀。在美國的課堂上，她們再也不用將雙臂交叉、一絲不苟地擱在課桌上，再也不用讓雙腳整整齊齊地踩在地板上。她們有了很多的戶外課，再也不用整日整夜呆在教室里。在一節戶外課上，老師教學生如何使用伸縮梯，直接打開了梯子把它靠在大樓的一側，讓孩子們輪流爬上去。何偉的女兒順著梯子一直爬、一直爬，爬到了屋頂；屋頂沒有任何欄桿，她站起身來，擁抱藍天。就在這同一片天空下，另一個時區里，她們的中國同學正在那閉塞的教室里，帶著紅領巾，低下頭去，背著一首又一首的古詩，考著一場又一場的試。
（寫在最後）
此文談到的素材，只是《Other Rivers》中的極小一部分。如果有時間有機會，我會推薦身邊的朋友去看看英文完整版。因為這本書，大概率不會在中國內地出版——它涉及的“敏感話題”已經多到不是刪減幾個段落就能通過內地審核的程度。習近平與薄熙來，新冠疫情和方方，兩代學生對最高領導人的看法，香港修例，中美衝突，何偉個人被舉報的風波，以及最後離開中國的原因，都能在書中找到記錄。
像以往一樣，何偉保持了他一貫的寫作風格：盡可能客觀理性，盡可能呈現事實的多面與複雜。雖然不動聲色，但他對中國的情感，仍舊在書中隱約流淌。他是那麼珍重和中國學生的關係，對中國縣城的觀察，更是細緻到了連薩克斯風版的《回家》和灑水車音樂如此精妙的細節都能抓住的程度。一個人試圖去理解另一種截然不同的文化，甚至理解的深度遠超過當地人，這所有的努力，都讓人羞愧，也讓人敬佩。這種努力背後，是他的不傲慢，是他的包容心，這也大概是那麼多中國人喜歡何偉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