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本身是个抽象的概念，却是治理主体的一大面向，也即对应着治理的发展主义，但在实际的治理过程中，它却并非抽象。可是有关治理的讨论，却并不会把贫困、风险乃至其他概念视作值得商榷的具体接合中的能指，而是将其视为既有的、自然而然的出发条件。换句话说，如果治理的手段被视为中立技术，那么治理的问题设定则被视为中立的概念。而恰恰相反，围绕问题设定本身的问题设定，要求我们加入争议和自反的要素。

在对公共问题的产生和解决的概念认知中，治理是历史集团应对问题而运用的一套策略。从制造共识-同意的角度来说，治理在对“问题客体”加以管控的过程前后必然带有霸权/领导权的性质，否则问题客体就不可能被如此妥当地被共认为问题客体，对应手段和方式就不可能被共识为能够接受的方法，治理操作之后的结果也不能被公认为是问题的解决。正因为治理是针对某个问题的一套操作，离开了问题本身，治理就无法成立，所以问题本身的概念化也就决定着治理操作的是否清晰。但我们是否能担保如此的因果性呢？如果问题设定本身不是沾染了治理所意指的一套操作化，那么问题设定也不可能被如此呈现。也就是说说，早在问题得到表征的起始点，治理逻辑就开始运作了，故而，问题在其被提示出场的模式上，是暧昧不清的。

大卫·格雷伯颠覆性地指出了宗教话语在何种程度上依赖于借贷和债务的语言：“世界上的宗教充斥着类似的矛盾。一方面，他们强烈抗议市场；另一方面，他们希望把自己的反对用商业术语的形式来表达……这种正当化的道德论证的踪迹，通常经受了一切想象出来的迂回曲折，但是从某种程度上说，不可避免地植入了市场本身的语言。”[1]

相反，尘世的治理的话语恰恰与宗教巫祝的天人债务发生了背离，而从牧领话语转向了某种可分离的客观客体的神话，也就是说尘世的治理话语在很大程度上运用了医学语言的隐喻系统来构建其自身的述行模式。而在关于客体的医学隐喻中，疾病被纯粹化为一个客观的对象，成为一个“想象的主体”，正是作用于现代医学知识的客观主义神话之下，现代的认识装置正是把“产生疾病的因素视为恶并试图驱除此恶的神学之世俗意识形态”[2]。治理策略的问题指示完整地挪用了这一客观主义操作，病原相比人体机体的大小，就可以与罪犯、邪恶者、叛乱集团、社会现象比之社会机体的大小成比例。“向通货膨胀宣战”的做法把通货膨胀隐喻为病原，从而既使我们有了思考通货膨胀的具体方式，也“提供了针对性的行为模式”[3]，即全社会动员起来予以治理。而不仅仅是疾病、疾病者成为了可怕的他者，普通、简单的社会失衡都成为了我们的敌对对象，“这个社会是病态的，必须加以治疗”[4]的思想充满了政治性。治理的前提是存在治理的对象，而治理的对象要求“病变”的出现，要求“病原”被辨识，也就是说，必须要存在作为自我与他者的二元对立体系。这一对立从作为治理体系的免疫系统中可见一斑，免疫系统成为了一种计划，“使有意义的行为在正常和病态的关键领域中构建和维持自身和他者的边界”[5]。

也即是说，与其说隐喻制度和疾病作为活隐喻的事实决定了疾病被不停地“制造”出来的情况，倒不如说，根植于我们社会的治理制度决定了疾病的必然性。问题之所以得到如此的感知并不是因为问题中立地、客观地被一个社会系统所定义，而是问题本身融浸了来自治理维度的意向，因而问题设定不可能离开治理而得到谈论。问题设定产生于霸权性的接合之中，而必然是历史集团的策略的与偶然的共识，用霍尔的话来说，“接合……是一个创造连接的过程，这与领导权是相同的，就是领导权不仅仅是统治，而是创造和维持同意的过程或共同确定利益的过程。”[6]

这也就提示我们，任何治理程式中的问题设定和概念设定都往往有着中心性的作用，因为问题设定本身症候地揭示了治理程式本身的领导权接合所依赖的先验前提与具体意向，也就是说揭示了治理本身携有的领导集团内部的同意和想要达致的同意。（而就治理与问题本身的独异-例外性而言，治理程式依赖于例外状态的开端作用，故而完全是政治决断从而是斗争的）。

回到贫困这个治理面向的主题上来，我们看到，中国的扶贫攻坚政策虽然有条不紊地运作了几十年，但我们仍能从这个政策的许多方面看到某种暧昧性。比如：什么算贫困？谁贫困？谁需要扶贫？而在谈论扶贫问题时，这些相关概念往往以既成的面貌被确定下来，使得不被纳入这一问题设定中的形象在关于贫困和贫困治理的联想中并不会被纳入，也就是构成了朗西埃指出的“无分者之分”，他/她们的分无论是在想象关系还是在实证透镜中都显现为无分。

理论上说，在现代社会，贫困同失业一样都是结构性的存在，故而除了富人区和功能化的等级空间等特例（尽管如此，贫困人口和简单劳动的就业人员不可能不出没于等级空间和富人动物园等异托邦），贫困理应普遍存在于城市、农村、东部、中部、西部的大小角落。但是在实际的中国扶贫实践中，贫困往往与农村勾连，与中西部勾连，与民族地区勾连，也就是说，贫困不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结构产物，而是某块地理区域的“特产”（反过来这也构成了贫民窟的想象关系的异托邦）。所以扶贫工作的重心、乃至全部内涵也就变成了在某块地理区域进行物理投资和身体投资，并且要将当地的身体扭转为现代的、规训的和自我人力资本积累的身体，将该地方的前现代心智转变为面向投入-产出和新教伦理的积累主义心智；而既然其他空间并非前现代空间，那么进行积累的转型就是不必要的，乃至在想象上就不存在贫困，乃至不需要扶贫工作了。

比如下列两段话：

“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动员全党全国全社会力量，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坚持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强化党政一把手负总责的责任制，坚持大扶贫格局，注重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深入实施东西部扶贫协作，重点攻克深度贫困地区脱贫任务，确保到二〇二〇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做到脱真贫、真脱贫。”[7]

“精准扶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中国梦”的重要保障。扶贫工作的重要意义在于帮助贫困地区人民早日实现伟大的“中国梦”。……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没有农村的小康，特别是没有贫困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8]

这两段话非常明确地指出，全面小康的要求就是农村贫困人口脱贫、贫困县不再贫困、东部地区要帮助西部地区使之不再贫困、农村和贫困地区都消除贫困。也就是说，这一系列的扶贫治理策略在空间指向上有其特定的接合乃至附着。而如新京报所报道的新闻《漂在古墓的农民工：“穷到连鬼都不怕了”》[9]又可见，穷得只能住在古墓里的人虽然是穷人，但并没有“成为”“贫困者”，并没有进入分额的计算的领域。所以，在这个问题设定的接合领域里，当我们想到中国的贫困、中国的扶贫工作时，我们想到了少数民族，想到了农村，想到了中西部，想到了山区，但是却很难想到不同的空间地点和不同的场合，也就是这些符号形象的出现、表征，在这一套问题话语中被压抑、压制乃至被排除了。

除了官方的成文讲话，我们还可以从新闻联播的报道中看出官方对待贫困的认识论前提，在2017年度的新闻联播节目播报中，有关扶贫、脱贫的新闻叙事，反反复复提到工作导致幸福的逻辑，与之相伴的是一个突然降临的奇迹，这个奇迹可以是某个素质卓越的干部，可以是某部门下达的某一政策，可以是金融机构的务实政策，也可以是简单的电视节目培训。诡谲之处在于，这些扶贫、脱困的记叙都围绕着边缘地带、乡村、西部地区展开，似乎困难的人口只在边缘和乡村出现，又或者能被奇迹所改变的只有乡村和边缘。在城市中不存在困难，只存在着问题，比如工厂污染的问题、垃圾分类的问题、基层扫黄打非的问题，甚至于在“上海：依法拆违 破解城市顽疾”这则新闻中，住在郊区贫房的人们被视为了违法违规的不正当势力，其结果最后也是他们的房屋被一一拆除。

可以说，发展主义的取向限定了这一问题设定中得以出场的部分，而这一种发展主义的意识正是那一赢得了主要历史集团的同意的意识。在发展主义的意识内，扶贫可以被转写为开发，也就是说可以被转写为从前现代性向现代性的变迁，这也就意味着，前现代空间和前现代主体是该发展意识的想象客体，发展程式和治理程式的展开也就是现代性如何经由国家及多元主体而得以贯穿的过程：空间经过积累和投资开发而商品化、从而资本化，自然不再成其为空洞的作为改造对象的自然，成为得以买卖和交易的商品，从而资本化，劳动力通过其生产、生活方式的信息化和心智的理性化，从而既成为一般智能、信息知识生产的主体，又因在地的固着关系的解除而进入全球化的一般劳动力市场，并且进入自我积累的资本化过程。哈维也提到，“价值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时空结构，它依赖于一大批时空实践的发展（包括通过财产权和国家形成而发生的地球表面的辖域化，及地理网络的发展）。”[10]换言之，扶贫工作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外界被形式吸纳和纳入现代化进程而带来的市场化的经济要素活力，促进了交换价值的实现，而并非单纯的人的实证生活利用要素的提升，空间的拓展和积累、自然进入资本过程、劳动力的释放、消费主体和知识主体的生成、市场的开放、生活的金融化、使用价值的隐退和交换价值的凸显都是发展的主要环节。

换句话说，扶贫工作之所以在认识和方法上明确地固着于农村空间、西部空间、少数民族空间和边缘空间，而非以福利国家的方法定向于阶层或个体，并不是要把福利的责任简单地交给个人去承担，而是要将前现代化的空间、社群和个体加激活，使之进入市场和形式吸纳环节，使空间成为积累和地租增值的场所，制约个体的共同体被打破，个体被询唤为主体。而之所以城市空间和发达空间的贫穷人不成为投资的对象，是因为一、他/她们业已成为现代化的劳动力主体，对其进行投资并不能促成这种历史性的目的论转化，二、在劳动力市场的自由交换逻辑里，劳动者要自己为自己的身体负责（家庭、宗族、社群不再对他/她有责任），三、对现代化边缘人的身体投资所能带来的消费回馈乃至知识回馈并不能抵得上空间开发、自然开发和土地开发、金融开发所能积累的利润，换句话说，与其促成产品和交换价值的回收，不如创造额外的外部的积累。当然，正如新闻联播的文本所提示的，外来的奇迹仅能带来积累和现代化的契机，具体的个人幸福不能缺少自我投资式的个人奋斗。而相比之下，自然的要素化、空间的利用、金融和货币的介入所带来的级差地租的飞跃同个人的分额并没有关系（个人仅需对自己负责），然而哈维却指出，“许多垄断地租是建立在历史的叙述、集体记忆的解释和意义，以及重要的文化实践等基础上的。” [11]也就是说，集体的共同体的、乃至既有的个人的实践，在新的市场体制下被资本化所带来的地租增值，并不会被自动地归于个人和已经分裂的共同体本身——“这是一个确定人口中的哪一部分能够从集体符号资本中受益最大的问题，而对于这个集体符号资本，每一个人都以他们特有的方式在现在和过去对其做出过贡献。”[12]但这一点是被发展-治理话语所回避的，因后者的福利对象，最多也就不过繁荣了的家庭，基点还是以个人自我担保的奋斗的身体；相反，在同一个发展主义的蓝图中，既有的、已产生的贫穷人自始自终都是雨打的浮萍，全无分额的资格。

但吊诡的是，在福利一方的无分者转过来在风险一侧却是风险的满分者。与此同时，发展主义的问题面向在空间上不可能将这一难以“发展”的无分者列为客体。表面上来看，作为风险和个人责任的微观承担者的无分者，只有在贫困的问题设定得到普遍化的条件下才能够进入“有分”，而所谓的治理模式的改变恰恰注目的是如何将隐喻-问题转移为对风险的多主体参与、分担与化解，这似乎有利于在空间上扭转中心-边缘的风险-无分者的不利，但恰恰相反，发展主义的问题设定让位于风险社会的问题设定“真实吸纳”般地将风险-福利的问题普遍化为了全社会的各种风险-福利主体，而仅就风险和效用计算而言，无分者再一次在计算上是欠优先的——保障无分者的需求与欲望的效益并比不上保障风险企业和资产的效益，无分者仍然以自身为欠缺担保的自治。

作为对发展主义的替代，贝克提示风险分配和阶级分配虽然有着不同的逻辑，但权力者自身也不可能摆脱风险的威胁，而且权力者因为对风险的意识强而在风险等级上所要担负的风险重任更大，仿佛提示了一个人类有着同仇敌忾地共同遭受一种不可避免的脆弱特质所带来的残酷“命运”[13]。也就是说，贝克虽然承认“财富在上层聚集，风险在下层聚集。风险似乎是巩固而不是加强了阶级社会。”[14]但他却认为，更值得提示的风险分配的核心逻辑是，所有人都共用一个公共空间，而个人之间的风险是不能互相剥夺的，故而风险实际上是民主的、平等的和普遍的，因而“风险社会确实不是阶级社会”[15]，但风险社会又胜过阶级社会，因为阶级社会是可感知的表象的差异，而风险则是不可感知的“更高程度的知识”，故而最后全球社会的讨论议题会自然而然地落在风险之上。但很明显，以阶级和风险的异质逻辑来言说的话，纵使风险更为高级，也不可能担保阶级被风险所替代，因为阶级的逻辑是不平等，风险的逻辑是平等，阶级社会如果不把自己取消为无阶级社会，就不可能取消阶级的逻。事实上贝克一厢情愿地预设了阶级社会的退场和风险社会的上场，因为他把阶级不平等的逻辑又替换成了剩余的财富生产的逻辑，风险社会之所以越来越现实，是因为追求财富的逻辑不可能与避免风险的逻辑竞争（越追求财富风险越大），但发展主义的逻辑带来了普遍的风险生产难道能抵消短缺的大量制造和阶级的巨大分化这一点吗？事实上，如果我们要回到朱迪斯·巴特勒的立场来承认生命的普遍脆弱不安，我们就必须辨识那一预先决定了什么人必须承受威胁和不安、什么人又得以豁免的权力机制[16]，正是这一机制始终在使“特定群体赖以呵护脆弱特质的最基本生存条件遭到[了]剥夺。”^[17]

另外，丹尼尔·萨莫拉在关于福柯的讨论中提及了治理程式中的社会保障对于贫困这一问题的治理方法转换[18]。在“旧”的嵌入式自由主义

总而言之，关于贫困的具体问题设定透露了治理程式本身的领导集团内部的同意和其所欲望达致的同意，而这一争取同意的意向的情势的具体化既同历史集团的结构关系与力分不开，也深切地反映着领导集团的自我-普遍定位。发展主义、地区开发、空间向度、风险共治、多元治理作为深深嵌入贫困的问题设定本身的将可能/尚未可能的同意的内容，必然同诸历史集团的结构序列息息相关，而正是与这一结构序列相呼应的权力机制，决定了脆弱与不可见的位置与客体-填充物。围绕问题设定本身的问题设定，要求我们在争议和自反诸内容的进程中审视诸机制与阶序，并以此为场域动力学的必要一环。

[参考文献]

1.        [德]乌尔里希·贝克著，张博闻译：《风险社会》，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

2.        [美]朱迪斯·巴特勒著，何磊译：《战争的框架》，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3.        [美]大卫·格雷伯著，孙碳 董子云译：《债：第一个五千年》，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

4.        [美]唐娜·哈拉维著，陈静 吴义诚译：《类人猿、赛博格和女人——自然的重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5.        [美]大卫·哈维著，胡大平译：《希望的空间》，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6.        [美]戴维·哈维著，叶齐茂 倪晓晖译：《叛逆的城市——从城市权利到城市革命》，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

7.        [美]乔治·莱考夫 马克·约翰逊著，何文忠译：《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8.        [日]柄谷行人著，赵京华译：《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

9.        和磊：《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源流与方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10.     刘远舰：“坚定走精准扶贫之路 建设好全面小康社会”，中国社会科学网，2016.2.11

11.     人民日报：“党的十九大代表热议——打赢脱贫攻坚战 拥抱全面小康”，中国政府网，2017.10.21

12.     新京报：“漂在古墓的农民工：‘穷到连鬼都不怕了’”，腾讯网，2019.4.9

13.     Pierre Bourdieu, Translated by Richard Nice: Distinction-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1] [美]大卫·格雷伯著，孙碳 董子云译：《债：第一个五千年》，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82、85页

[2] [日]柄谷行人著，赵京华译：《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04页

[3] [美]乔治·莱考夫 马克·约翰逊著，何文忠译：《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1页

[4] [日]柄谷行人著，赵京华译：《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08页

[5] [美]唐娜·哈拉维著，陈静 吴义诚译：《类人猿、赛博格和女人——自然的重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82页

[6] David Morley and Kuan-Hsing Chen (eds), Stuart Hall: Critical Dialogues in Cultural Studies, p. 114.转引自和磊：《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源流与方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10-111页

[7] 人民日报：“党的十九大代表热议——打赢脱贫攻坚战 拥抱全面小康”，中国政府网，2017.10.21

[8] 刘远舰：“坚定走精准扶贫之路 建设好全面小康社会”，中国社会科学网，2016.2.11

[9] 新京报：“漂在古墓的农民工：‘穷到连鬼都不怕了’”，腾讯网，2019.4.9

[10] [美]大卫·哈维著，胡大平译：《希望的空间》，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9页

[11] [美]戴维·哈维著，叶齐茂 倪晓晖译：《叛逆的城市——从城市权利到城市革命》，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104页

[12] 同上，第106页

[13] [德]乌尔里希·贝克著，张博闻译：《风险社会》，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44页

[14] 同上，第36页

[15] 同上，第38页

[16] 这一权力机制，也必然是联盟性质/领导权性质和接合性的，围绕知识-风险与权力的转移，可以产生多种不同的具体接合和知识-领导权联盟，见：程慧霞：《多维度透视公共危机管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06-215页

^[17] [美]朱迪斯·巴特勒著，何磊译：《战争的框架》，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83页

[18] Daniel Zamo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