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三个政治角色：从他们在美国问题上的分裂谈起｜《思想》41期
2020年的美国选举，在美国内部造成的分裂之严重固然前所罕见，在各地华人社会也引发了激烈的争执，尤以自由派圈子为什。中国大陆的自由派长久以来即有保守派自由主义与左翼自由主义的分歧。从川普担任总统以后，这个分歧延伸到对于川普的正反评价。有一部分人基于反对中共的立场，欢迎川普对中共的强硬政策，以及对台湾、香港的支持，认为必须拥护川普连任。另一方面，美国的国内议题也成为支持川普与反对川普的分界线。特别是近年来美国极右派以及白人优越主义声势增长，黑白冲突加剧，2020年5月黑人遭警察射杀后爆发了反种族主义与反警察暴力的运动，甚至于开始拆除一些历史人物的雕像，这一连串的发展，居然令部分的「川粉」表达对黑人的歧视，公开支持川普的种族歧视。
本期《思想》出刊之时，美国的总统选举已经揭晓答案。不过华人──特别是知识分子──为了川普而分裂，其意义主要不在川普与拜登之间如何选择，而是反映了各地华人对历史的认知，对一些基本价值的判断高度分歧。本刊编委对这些争议当然也有自己的观点，但我们也希望了解近年的「川粉」、「白左」等现象，澄清这些历史认知与基本价值的分歧究竟何在，从而鼓励对话。郝志东教授长期研究知识分子，曾经以专书对知识分子的角色深入分类。今年他注意到中国知识界为了美国政治而分裂，于是借用自己的分类架构进行探讨。这个架构是不是贴切，他对个别人物的归类是不是准确，注定会有争议，但是他所做的观察值得读者重视。
本文作者郝志东是澳门大学荣休教授。本文共21608字，预计阅读时间40分钟。
开场白
从2016年川普赢得美国大选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就激烈地分为「反川派」和「保川派」，听起来有点像中国文革时的分派。前者有时候被称为「黄左」，和美国的「白左」相对应，后者则被称为「川粉」。但是无论是「黄左」还是「川粉」，都横跨中国和欧美，俨然是一场全球华人的分裂。 2020年5月，美国黑人佛洛德被员警暴力致死之后，发生了持续数月的全国性大规模的反种族歧视、员警暴力的运动。中国知识分子派别的分裂就变得更加严重了。
比如2020年7月5日，广州的著名人权律师隋牧青和清华大学的著名教授郭于华在推特上盛赞一个美国老兵。后者说「他妈的给我一把枪，我要击毙这些狗娘养的」。郭于华说「骂得好：那啥主义杂种」。结果流亡海外的著名民主运动斗士、异议作家莫莉花（笔名茉莉）在瑞典发声，批判郭于华「骂人（黑人？白左？）」是缺乏文明教养。郭于华则说自己是被逼无奈才骂人的。
正如资中筠先生所说，「一段时期以来我感到与同样信奉普世价值，对国内问题看法基本相同的朋友对美国却有些不同看法」。当然资先生的说法比较客气，其实自由派知识分子对美国的看法，尤其是对川普的看法，对美国反对种族歧视、员警暴力运动的看法，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了。
事情何以至此？资先生说可能是国内的事情没有办法说，所以人们就只能讲国外的事情，而美国的事情最有吸引力。也即所谓「国情如此、人情如此，身边事无能为力，只能妄议隔洋之事，替他人担忧了」。
林语堂先生在1935年谈到了中国最大的日报、历史最久的《申报》的编辑方针时，也说了同样的意思。他说该报乐此不疲的原则是「1. 登载国外而非国内之事；2. 处理看不见摸不着的久远之事而非眼皮底下的问题；3. 讨论一般而非具体的问题，比如『勤奋的重要』、『真理的价值』等等」。林先生说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在个人权利有保障的情况下，人们才会有参与精神。否则为了自我保护，只能消极避世。
让人感到沮丧的是，这些原则在近百年之后的今天，仍然是中国知识分子所遵循的原则。他们讨论美国的政治而很少讨论中国的政治，即使讨论中国政治也多是古代的政治，即使讨论现在的政治，也多是讨论理论问题，而不是具体的问题。于是就有了「妄议美国」的现象。
这里涉及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知识分子政治角色扮演的政治与社会环境问题。这是本文想讨论的第一个问题。在美国问题上的分歧，也涉及了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即知识分子的政治角色。所以第二，我想从历史与比较的角度来讨论知识分子扮演的三种政治角色。第三，我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例子来说明他们在国内问题上如何扮演这三种角色。第四，我讨论这些政治角色的重叠。第五，我讨论这些角色的意识形态基础和伦理基础及伦理困境。第六，我们回到开场白中所讨论的中国知识分子在美国问题上的分歧及其所代表的政治角色及其困境。最后在结论部分，我们再回头看知识分子的各种政治角色可能会对中国发展起到一种怎样的作用。
一、知识分子政治角色的政治与社会环境：历史的回顾
1949年以来，中国知识分子角色扮演所依赖的政治与社会环境经过几个大起大落的阶段。毛时代的各种政治运动造就了一个万马齐喑、唯毛独尊的局面。思想改造、批判冯雪峰、批判俞平伯、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反右派、文革等等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使得知识分子们学会了唯唯诺诺，大家都噤若寒蝉，很少有人敢直接挑战主流意识形态。知识分子们只能扮演又红又专的革命知识分子的角色，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文革结束后到1989年的改革开放年代，中国的政治与社会环境相对宽松。 「伤痕文学」揭示了文革带给人们的痛苦、暴力与不公；知青小说、朦胧诗等也都加入了这个运动。从「西单墙」运动开始的要求政治现代化的民主运动也兴盛了起来。西单墙运动被镇压下去之后，大学生们积极参加了民主选举地方人大代表的运动。思想界也异常活跃，产生了《走向未来》、中国文化书院、《文化：中国与世界》等学术团体，并出版了大量相关书籍。党内对真理标准、异化、人道主义的讨论尽管引来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与精神污染运动的反击，但是也在知识分子思想中种下了质疑主流意识形态的种子。然后是1986年底和1989年春的学生民主运动。虽然民主运动最后被官方镇压下去了，但是1980年代的确是1949年以来最开放的时代，对知识分子政治角色的扮演来说，是最有可能的时代。
1990年代，尽管民主运动已经不再可能，和上一个十年无法相比，但是在政治与社会问题上仍然有一定的批判空间。一些批判性的杂志、先锋派的文学作品、艺术展览、学术论坛不断涌现。当时出现了一些非官方杂志，比如《学人》、《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原道》、《公共论丛》、《视界》等，多由香港、美国、日本等地的私人基金会赞助或者入股。当时也有一些半官方杂志，比如《战略与管理》、《东方》、《读书》、《天涯》、《书屋》等。中央电视台推出了一些很有份量的节目如《焦点访谈》、《东方时空》、《实话实说》、《今日说法》、《新闻调查》等。尽管还有一些讨论禁区，比如台湾、新疆、西藏的独立问题，法轮功问题等等，但是在其他问题上还是有一些讨论空间。互联网出现后，各种论坛涌现，即使新闻审查也接踵而至。
2000年代与1990年代相比，言论空间已经有所减少，但是俞可平的《民主是个好东西》（2006）仍然能够出版；刘晓波还能够组织《08宪章》的撰写与签名活动，尽管他为此坐牢至死；艾未未还可以不畏风险、不怕打压举办艺术展览，对2008年的汶川地震进行调查，追踪杨佳案件，声援维权人士等等；《南方周末》于2004年推出了50个公共知识分子的名单，尽管这些人很快就遭到了党媒的批判；互联网进一步成为人们发表言论的平台；左翼和右翼知识分子在中国往何处去的问题上还是有些交集。
但是到了2010年代，尤其是习近平在2012年底上台以后，所有这些甚至在1990和2000年代都还可以举行的活动却变得越来越不可能。 2013年中央出台了「七不讲」，即以下这些问题都不能出现在媒体上或者课堂上，都不可以再讨论：普世价值、新闻自由、公民社会、公民权利、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错误、权贵资产阶级、司法独立。原来比较敢言、经常登载批判型知识分子言论的南方报业集团属下的《南方周末》等报纸，在高压下变成和其他报纸没有太多区别的党媒。 《共识网》在2016年被关闭，《炎黄春秋》杂志2016年被政府派人接管，《领导者》杂志2016年第70期之后被迫停刊。
人们发现很多在2000年代能说的话，到2010年代都变成了禁忌语。网络被24小时监控，任何犯禁的内容都会被很快删除，屡次犯禁的网民会被关掉帐号。大学的课堂上装了摄像头，班里设立了大学生资讯员，随时举报违禁教授。 2014年中央民族大学的教授伊力哈木．土赫提因为「分裂国家」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另外一些教授则被开除，包括北京师大史杰鹏（2017）、山东建筑大学邓相超（2017）、重庆师范大学谭松（2017）、贵州大学杨绍正（2018）、河北工程大学王刚（2018）、厦门大学尤盛东（2108）、清华大学许章润（2020）等等。
显然，2010年代至今是改革开放后40多年来舆论环境最压抑的时代。为了生计，中国的知识分子们需要像近百年前的知识分子们那样「消极避世」，他们讨论美国政治的热情超过讨论本国政治的热情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不过上面这些描述并不能涵盖多数知识分子的主要政治角色。只有扮演批判性角色的知识分子才会遇到上面这些问题。更多的知识分子在扮演有机或者专业的角色。这正是我们下面要讨论的问题。
二、从历史与比较的角度看知识分子三种政治角色
我在前引《十字路口的知识分子》一书中，分析了知识分子的三种政治角色。对知识分子的定义，由于时间与地点的不同会有不同，但是我们通常指受过一定的教育、有一定的文化知识、从事某种专业工作的人。因为他们都是有一定专业的人，所以他们都在扮演专业的角色。
但是我们可以把那些专注于自己的专业工作，而很少关注平民生活、公共福利、社会运动的人称为典型的专业知识分子，或者说他们在扮演了典型的专业知识分子的角色。他们强调工具性的效果和专家认可。他们追求政治上的不偏不倚，或者对政治漠不关心，就像社会学家古尔德那所说，他们只对技术难题着迷。他们不依附于任何阶级或者运动。他们「为艺术而艺术」、「为学术而学术」。他们是现代意义上的科技知识分子。这种专业精神，需要建立在政治中性与客观的立场上。如果他是一个大学教授，那么如韦伯所说，
一位能够给学生以启发的老师，其主要任务就是要教他的学生看到那些对于自己的观点来讲是「不方便的」的事实。我这里指的是他们的党派观点。对于每一个政党的每一种观点来说，总有些极其不方便的事实【会证明这些观点的不完善或不正确】，这对我对你都一样。我相信如果一个老师能够迫使他的学生经常意识到这些事实的存在，那他完成的就不仅仅是一个教学任务。我用「道德成就」这个词语来描述还远远不够，尽管对这个不言而喻的事情来说，这个词已经显得过于宏大了。
从我们分析的意义上来讲，这种所谓对政治的不关心或者持中立的态度，也是一种政治态度，所以他们扮演的也是一种政治角色。
与此同时，知识分子还可以扮演有机的或者批判的角色。葛兰西认为有机知识分子是那些为新资产阶级的各项具体活动服务的专家。他们是「统治集团的代言人，他们履行着具体的社会控制与政治管理的职能」。他们是统治集团的吹鼓手、组织者和管理者。曼海姆认为他们也可以为无产阶级提供同样的服务。正如约瑟夫．熊彼特所说的，他们为一个党或者这个党所代表的社会运动写宣传单、发言稿，当秘书、顾问等等。所以我们可以把所有那些用自己的专业为政府、商业利益或者社会运动服务的专家都看作是在扮演一种典型的有机角色。中国的民主运动也是一个社会运动，也有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
而典型的批判型知识分子则是在扮演曼海姆所说的「墨墨黑夜中的守更人」的角色，即中国人常说的社会良心。他们批判权力阶层，同情处在权力对立面的阶级或者说是弱势群体。科赛说他们是「权力的批判者」。这也是社会批判的角色。那些革命知识分子们在参加革命之前都是批判型知识分子。但是参加革命之后，他们就变成了一个运动的有机知识分子了，因为他们参加了一个运动。那些参加了民主运动的人，在明确地为民主运动服务之前，他们也是批判型知识分子。
这个关于知识分子政治角色的分类是理想型的分类。换句话说，在实际生活中，人们扮演的角色是重叠的，所以我们很难简单定义谁是「纯」的批判型或者有机型知识分子，尽管一个人在某个时期、某件事情上的主要角色还是可以分辨出来的。这个问题我们下面会具体分析。那么在最近这十多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在如何扮演这些角色呢？下面我想举一些例子来说明。
三、当代知识分子三种不同政治角色的举例
我这里所举的例子，主要来自我们对中国中部一所大学的调查与研究，但是会辅之以其他来源的资讯。这些我会在脚注中注明。首先是专业角色。
知识分子的专业角色
如上所述，这个角色是所有知识分子都在扮演的角色，对大部分知识分子而言，这是他们的主要角色，对自然科学的知识分子来说，尤其如此。数学、物理、化学的教学与研究很少牵涉政治，所以他们感到自己有充分的学术自由，没有感到有政治审查的压力。学校领导也会鼓励他们去研究领域内的尖端问题。
对于扮演专业角色的人文和社科的知识分子来说，他们研究和讨论的是以前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问题，以及其他国家的问题，就像林语堂对《申报》办报原则的总结所说。即使是讨论中国的制度问题，他们也只讨论行政改革，而不是政治体制改革。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承办的一级学术期刊《社会学研究》2020年第三期的目录，大概可以说明这个问题（这是我在写作本文时网上可以查到的最新一期）：
2.技术升级劳动降级？ ——基于三家「机器换人」工厂的社会学考察
6.历史社会学能化解学科之争吗？ ——基于西方学术史的结构主题模型分析
7.社会边缘化的「心理—结构」路径——基于当代中国失独人群的经验研究
8.政策性地位、区别化治理与区别化应责——基于一个移民安置聚集区的讨论
这些主题不违反「七不讲」，与当代政治体制的问题无涉。即使是研究「社会组织」（学者们现在已经不用「公民社会」这个词了），也是用人类学的角度，而不是用批判社会学的角度（上面第9篇文章）。即使是研究「政治文化」，也主要是外国的和中国古代和近代的政治文化，而不是当代的问题（上面第10篇文章）。我们对那所中部大学的五个系（历史、经济和商业管理、哲学和社会学、政治与公共行政，以及法学）的教授的研究作了一个大概的统计，发现55.7%的研究都可以归入类似所谓专业性的研究。和科技知识分子一样，他们在扮演着专业知识分子的角色。这是绝大部分的人文与社科的知识分子都在扮演着的角色。这是他们的主要角色。
知识分子的有机角色
如前所述，典型的有机知识分子是政府的智囊、代言人、宣传家。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那些宣传中国模式优于美国模式的胡鞍钢、林毅夫、潘维、张维为、金灿荣、金一男等知识分子。中国社会科学院前副院长李慎明写文章论证西方民主不是普世的，不能批评党和毛泽东的错误。人民大学的教授杨晓青认为中国必须实现社会主义的民主而不是资产阶级的宪政。胡鞍钢说人民社会优于公民社会。这些是比较有名的有机知识分子的例子。
正如韦伯所说，他们是吃谁的面包就吹谁的调子。我们研究的那所大学的宗旨倡明要培养有坚定信仰的社会主义接班人，以推进社会主义经济为傲，以作为国家与政府的智库为傲。一位教授说他们的职责之一就是要弘扬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作国家意识形态的吹鼓手，弘扬「正能量」，防止社会矛盾，维持社会稳定。在教学和研究中不要碰触敏感问题，否则会有后果。家里有老人有小孩，自己「真的伤不起」。
的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在2018年颁发的〈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第一条便明确规定，教师必须坚定政治方向。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不得在教育教学活动中及其他场合有损害党中央权威、违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言行。
如此一来，如果一个知识分子没有在政治上忠于中国共产党，如果不是一个党的有机知识分子，那么他或者她就没有办法在高校生存下去了。最近清华大学的许章润教授被开除所依据的就是这个文件。
在我们研究的那所中部大学五个系2014年放在网上的研究课题中，192个是国家课题，52个是教育部课题，183个是该省党和政府的课题。相当一部分研究内容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中国梦、习近平重要系列讲话，以及一些历史、文化和环境研究，或者各种政治、社会和经济问题研究。这些研究都是以为党和国家服务为宗旨。我们对这所大学的研究发现，这五个系教授们33.7%的课题是类似这样的有机性的研究。其中我们看不到有对公民社会、有争议的历史问题、当代新疆和西藏问题、宪政主义的研究。他们可以研究协商民主，但不能研究选举民主。可以研究行政改革，但不能研究政治改革。可以研究如何培训少数民族专业人员，不能研究当代少数民族和汉族的冲突。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主办的杂志《政治学研究》的宗旨就是
力图推动学界深入探讨政治学理论基本问题，深入研究西方政治思想和中国古代政治思想，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深入研究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新实践；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话语体系的建构，推动中国特色政治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发展和完善，推动政治学人提升服务国家和社会的能力。
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话语体系以服务国家和政府显然是其最重要的任务。当然还要注意「七不讲」。这就是有机型知识分子的责任。
一位教授说由于人们不能按照自己的兴趣做研究，结果生产出来的就是一大堆「学术垃圾」。这或许是有机性研究的隐性功能，也或许是显性功能。莫顿可能会说让知识分子们忙于这些没有多少实际意义的事情，会让他们没有办法扮演更专业与批判的角色。另一位教授也说，国家或许真的就对这些研究没有兴趣。它的本意就是给你点钱做他们给你限定了范围的研究，以免你胡说八道。久而久之，老师们便注重于追求生活上的殷实，而不是专业上的建树。人们变成了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失去了独立思想、自由精神、创造性，也失去了自尊。
在社会媒体上，他们也会配合党国的要求，在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等官方媒体上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社会主义价值观、学雷锋等等。
如前所述，专业知识分子所谓的不涉政治本身就是政治，客观上是对主流意识形态和政府的无声的支持。有机知识分子们的支持则是有声的支持。这些是大部分知识分子在大部分时间所扮演的主要角色。也就是说，他们在其他时间是有可能扮演批判的角色的。而批判型知识分子除了扮演专业与批判的角色之外，也不排除扮演有机的角色，尽管有机角色并不是他们的主要角色。这个角色的重叠正是我们后面一节要讨论的问题。
知识分子的批判角色
上面在知识分子角色的政治与社会背景一节中已经提到了一些被开除的大学教授。他们之所以被开除就是不愿意担任有机于党国的角色。比如伊利哈木．土赫提就是因为宣传新疆的高度自治，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对少数民族的管制，而被判无期徒刑的。还有一些教授是自动离职，比如原来在清华大学任职的陈丹青、西北政法大学的谌洪果；有些教授是被迫离职如原华东政法的张雪忠；还有的人坚守岗位，但是仍然在扮演批判的角色，并以他们的批判性著名，比如北京大学的贺卫方、张维迎、张千帆，清华大学的秦晖、孙立平、郭于华等。他们会批判现行政治与经济制度、呼吁法律公平、不回避共产党在历史上的错误、关注弱势群体，比如少数民族或者农民工等等。他们在扮演社会良心的角色。
在我们研究的那所大学里，有两位比较有批判精神的教授。一位教授说他特别注重对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与批判精神的培养。他也不回避在传媒上从批判的角度讨论党和政府的关系。另外一位教授则坚决反对在教学和研究中的党八股、假话、套话，坚持理论要和实践结合，坚持讲真话、讲实话，讲能够经得起历史考验的话。他要学生批判性地阅读教科书，不回避敏感问题、重要问题。他坚持使用公民社会这个词，认为如果不相信普世价值，就是不相信马克思主义。他呼吁党国要实行宪政主义，认为宪法并没有将国家权力给了执政党。他在自媒体上发表了100多篇关于民主的文章，并自费出版了一本讨论民主化的书籍。
由于前面所讲的政治与社会环境，典型的、以批判为其主要特点的批判型知识分子是极少数。但是由于知识分子政治角色的重叠，专业型和有机型的知识分子其实也都有可能在不同程度上扮演批判的角色。如此看来，多数知识分子都有扮演批判角色的可能。这是我们下面讨论的问题。
四、知识分子政治角色的重叠
在前面说过，知识分子所扮演的政治角色的往往是重叠的，尽管我们可以说每一个人在某一个时期、某一个问题上，或者说一般来讲主要在扮演一个怎样的角色。比如齐慕实所研究的革命知识分子邓拓，一生都在扮演着有机于革命、有机于共产党政权的角色。但是同时他也是一个对中国文化有极深造诣的专业知识分子。他在和几个同仁写《燕山夜话》时却也扮演了批判型知识分子的角色。不过有机角色是他的主要角色。下面我们看知识分子角色的这种重叠性。
专业和有机型知识分子也可以有批判性
对上面所讲的自然科学的、以专业角色为主要导向的知识分子来说，他们的专业角色尽管通常与政治无涉（可能制造武器的工程师们是个例外──比如制造原子弹就是服务于国家政治的），但是他们在教学当中，也需要培养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否则无法进行科学创新。他们需要教学生有问题意识，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以专业角色或者是有机角色为主要导向的人文与社科知识分子也可能使用一些迂回的方法，在课堂上增加一些批判的成分。比如他们尽管被要求使用全国统一课本，但是他们可以增加一些阅读材料，提供一些不同的观点，让学生自己去思考。他们也可以告诉学生说课堂上讨论的有争议的话题不应该传到课堂之外。当然这一点现在在资讯员密布的高校很难做到。
一位教授说，对敏感问题，老师们总是可以找到一个视角来处理。比如你教学与研究要讨论民权问题，你可以讨论农民工问题，讨论维权。如果你在讲中共十八大的三个公平（权利、机会与规则的公平），你总是可以给出很多例子。你不是在颠覆政府，而是在帮国家解决问题。在意识形态所允许的范围内还是有很多东西可以讲。另一位教授说你可以把不同的观点都摆在桌面上，让学生自己去思考。也有人说你没有必要和制度叫板，只要能够促进学生去思考，就很好了。
就是我们所研究的那些有机性比较强的大学教授，也可能表现出来一定的批判性。比如一位教授就谈到他如何支持中国梦，支持中国的外交政策。他在察哈尔学会网上写文章倡导党对NGO的控制，不能让它们宣传西方价值观，危害党国的安全。但是与此同时，他也宣传NGO的重要性。总之，不能说有机知识分子就一定没有任何批判性。
这也是我们所引用的Erika Evasdottir关于「顺从性的自主」（obedient autonomy）的概念。人们的行为总是会受到各种社会规则、上下级关系、各种社会与政治结构、各种公式化的概念、各种例行行为方式的制约，所以人们总是需要服从。这也是涂尔干所讲的，人们需要用同一种语言来交流，需要使用某种货币来交易。这些都是社会与文化的制约，人们很难逃避。但是，与此同时人们也在重新阐释这些制约，并在其中找到一些不同的机会。换句话说，这些制约看起来是死板的、不变的，但是实际上它们是灵活的、在某种程度上可变的，富有某种灵活性与个体性的特点。这就为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创造了一些改变甚至突破制约的机会。但是这种突破并没有将原来的制度全面摧毁。人们是在努力维持基本现状的情况下寻求一种可控的改革。这就是「顺从性的自主」的含义。
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些专业型和有机型的知识分子有时候也会在「顺从性自主」的条件下，扮演着批判的角色。不过这并不是他们的主要角色，也不是他们的典型角色。在思想意识形态管控日趋严厉的情况下，恐怕更多的人会照本宣科。那样的话，他们就变成了纯粹的有机知识分子了，尽管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他们还是可以表达一些批判性。
批判型知识分子也可以有有机性
批判型知识分子也不排除扮演有机的角色，即使这种重叠的机会并不多见。比如活跃在1980年代的陈子明，就说他们不寻求和政府的对抗，但是寻求在独立的基础上和政府的合作。艺术家艾未未以批判著名，但是有时候也会说政府的好话。被称为最有影响力的新闻工作者胡舒立，领导自己的团队完成了不少深度报导，在批判的同时也配合政府的反腐运动。
我们在上面提到的那两位有批判精神的教授，也都认为自己在扮演专业和批判的角色的同时，也在扮演有机的角色。其中一位认为他才是真正的爱党，真正的忠于党的事业。另外一位教授则很乐意为政府建言献策。当然这种和权力的合作会有伦理上的紧张关系，这正是我们下面要讨论的问题。
五、知识分子政治角色的意识形态基础与伦理，矛盾与困境
上面的讨论为知识分子的政治角色描绘了一个比较复杂的情景。尽管他们的主要色调可能是专业、有机或者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同时扮演两种或三种角色，或者在不同的地方或者时间扮演不同的角色。所以我们不应该公式化地看待知识分子，要么是只为君王唱赞歌、没有任何批判精神的有机角色，要么是总在批评政府、在任何时候都不愿意与政府合作的批判角色。在历史上，很多参加了农民起义或者共产主义革命的知识分子之前都是批判型、反政府的知识分子。但是参加起义或者革命之后，他们又变成了这个革命运动的有机知识分子。但是一旦在官场失势，如果可能的话，他们要么变成纯专业知识分子，比如到大学教书，或者像当年的方励之、刘宾雁那样变成比较典型的批判型知识分子。当然这种情况在集权时代完全不可能，在威权时代也只是有些可能而已。所以知识分子们不光同时可以扮几种角色，他们的角色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问题上也是可以转换的。实际情况很复杂。我们在这一节对知识分子政治角色的意识形态基础与伦理困境的讨论，能够让我们看到更深层次的原因。
知识分子政治角色的意识形态基础与伦理
希尔斯对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倾向有比较详尽的描述。其中之一便是对权威与传统的质疑。而这一质疑又是建立在科学主义、浪漫主义、革命传统与基督教的启示、平民主义和反智论之上的。科学主义要求对每一件事情加以检验，然后再决定取舍。浪漫主义则强调创造性和自发性，这便和科学主义有所矛盾。革命的传统和启示录的传统认为现在这个充满邪恶与腐败的世界必将在某一天被一个纯洁与美好的世界所代替。平民主义相信普通人的创造性以及高尚品德的价值。反智传统认为过多的智力分析会破坏社会秩序。
知识分子的专业角色是建立在科学主义基础之上的。他们的批判角色则是建立在浪漫主义、革命传统、启示录、平民主义，甚至反智论基础之上。但是这些意识形态倾向又都表达了对权威和传统的质疑。这也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专业角色也需要批判精神，甚至有机角色也不排除一定的批判性，像邓拓那样。
那么他们的有机角色又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呢？我想用两个伦理来探讨有机角色和批判角色的伦理基础，即现实主义伦理和道德主义伦理。现实主义伦理是说政治家们愿意用在道德上含糊的做法甚至是危险的做法，去达到伦理上好的目的。比如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用暴力的手段消灭了对手，以便建立一个理想的、没有阶级的公平世界。这是有机性知识分子的伦理，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而坚持道德伦理的政治家们则坚守着一套不容妥协的、终极的、绝对的价值观，于是他们不会使用在道德上有疑问的手段，比如暴力。他们需要保证自己的正直不受到无论是手段还是目的的伤害。只要让反抗社会不公的火焰燃烧不息，他们的责任就尽到了。这是批判型知识分子的伦理。
美国19世纪30年代的废奴主义者们最早发起的就是一场道德运动，后来才转化为政治运动。他们当时不考虑如何解放奴隶，也不清楚奴隶解放之后何去何从。 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那些德雷福斯的辩护者们也是在捍卫自己的一套理念。中国东汉末年的「党锢」案、明朝末年的东林书院、民国时期的闻一多、潘光旦、费孝通、张奚若、吴晗、张君劢、储安平等等所实践的也都是不计后果的道德运动，他们都在扮演着批判型知识分子的角色。这也包括不少当代的知识分子比如刘晓波、许章润、许志永、伊利哈木．土赫提（要求加强民族自治而被判刑）、札西文色（要求加强藏语教学而被判刑）以及那些不畏牺牲、前仆后继的维权律师们所奉行的道德伦理。
最近去世的美国国会议员John Lewis在年轻时就为了争取黑人的投票权、为了反对种族隔离而被捕40余次，被打伤无数次，几乎被打死。后来成为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的Thurgood Marshall就认为这些抗议运动的人士应该追求循序渐进的改革，以避免更多的牺牲。但是Lewis他们却坚持认为美国政治对黑人的欺压与迫害是一个迫不及待需要解决的问题，不是一个靠漫长的法律程序与为数极少的几个律师就能够解决。他们相信非暴力，希望用自己的鲜血（自己所承受的非暴力的代价）来唤醒美国人的良知。这和上面那些中国批判型知识分子的思路是一样的。他们奉行的是道德主义的伦理。
至于和权力妥协，寻求在体制内运作并影响政治与社会的变革，像Thurgood Marshall那样，则是有机知识分子的现实主义伦理。正如曾国藩所说，「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躬身入局，挺膺负责，方有成事之可冀」。也即为了一个好的目的，可以采取一些伦理上或许有问题的手段。比如「躬身入局」的「躬」字，也有弯下身子的意思，便是说可能需要牺牲一下自己的尊严，这在伦理上是有问题的。香港2019年的勇武派，使用了一些暴力，这在伦理上讲，也是有问题的。但这是一个社会运动的有机角色的特点，为了一个好的目的，可以采用有问题的手段。而「挺膺负责」则是现实主义伦理的彰显，这也是一种责任。
中国历史上和权力妥协并寻求在内部变革的有机型知识分子就更多了。其中金代的汉族文人赵秉文（1159-1232）和明末清初的洪承畴（1593-1665）就很能说明问题。他们都采用了在伦理上有问题的方法来达到他们认为是伦理上好的目的。赵秉文说如果你想减少坏人对社会造成的伤害，你首先必须和这些坏人合作。那是合乎道义的。洪承畴认为自己弃明降清是展现了一种更高层次的、对中国、对中国文化及其人民的忠诚。皇太极学习汉语、保存了汉族的政治与经济制度就和他的劝说有关。对战后百姓的安抚、启用前明官吏为清朝服务，也是他的主张。这些对保护中国文化的完整与延续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知识分子的这些意识形态倾向和伦理充满了矛盾，于是也导致了他们的伦理困境。这是我们要讨论的下一个问题。
知识分子政治角色的伦理困境
专业知识分子可以说是在奉行道德主义的伦理，即为了自己的专业操守，尽量不和权力发生关系。陈寅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拒绝了到北京担任中国科学院三大历史研究所其中一个所的负责人，除非他的所可以不学习马克思主义。当然，由于要和政治切割，他也就失去了一个在更高的平台上施展能力的机会。当代中国那些专业型知识分子，像韦伯说的那样，无法品尝到政治给人的内心的愉悦、一种权力操之在我的感觉、一种可以亲手推动历史车轮前进的成就感。这是专业型知识分子的伦理困境。
但是打入权力圈子、成为有机性知识分子之后，又如何呢？在中国革命历史上，那些参加了革命然后又被革命所吞噬的知识分子已经数不胜数了。邓拓、吴晗、廖沫沙仅仅是象征性的代表而已。邓拓无法解决自己的有机角色和专业角色与批判角色之间的矛盾，最后自杀了。他曾经说自己无法完成的写作计划就像一个磨盘一样挂在自己的脖子上。其实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蒋介石的秘书陈布雷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他们的脖子可能挂的是三个磨盘（专业、有机和批判角色的磨盘）。反观今日，我相信类似胡鞍钢、林毅夫那样的知识分子，甚至在最高权力中心的王沪宁也一定有自己想影响变革却又受到种种制约的困惑，也即在有机、专业与批判之间徘徊、饱受其折磨却不愿意或无法摆脱的困惑。 《环球时报》的主编胡锡进不也在抱怨国家没有完全开放互联网吗？
批判型知识分子的困境就更加明显了。多少人多少年来都在前仆后继地为中国的民主化而牺牲，但是中国的民主化还是遥遥无期。正如乔姆斯基所说，批判型知识分子尽可以「揭露政府的谎言、分析事件发生发展的过程、当事人的动机，而且经常是隐藏着的动机」。但是那又怎样呢？如前所述，他们的批评要么很快就会被遮罩，被消音，要么会导致严重的后果，身家性命都会被威胁。正如资中筠所说，「国情如此、人情如此，身边事无能为力」。
当然也有像许章润这样的知识分子，「吾人一日不死，便一日呼唤。此为言责，也是天命。活下去，承受苦难，在暗夜凿火，迎接黎明……」。如鲁迅所言，中国人向来不缺乏为民请命、舍身求法之人。像许章润这样的知识分子是批判型知识分子的标竿，是极少数人。不过多多少少在扮演批判性角色的知识分子还是无以计数的，尽管他们同时或许也在扮演其他角色，这些其他角色是他们的主要角色。但是所有批判性的知识分子都有一种强烈的无力感，一种「做」还是「不做」的伦理困境。
我们还没有提到另一种知识分子意识形态的倾向，是可能更加致命的伦理困境，那就是古尔德那的「批判性话语文化」。毕竟，一个人的言论是否正确，并不取决于说话人的权威，而是取决于听众由衷的认同。但是知识分子们却经常认为只有他们自己才了解事物的规则，于是他们便成了真理的卫士，并垄断了真理。例如毛泽东就说为了使中国革命能够成功，就必须将全国人民的思想统一在他的思想之下，「定于一尊」。这往往导致了知识分子之间相互瞧不起。
知识分子意识形态倾向的这一特点，导致了古尔德那所说的「对人的麻木，对人的情感和反应的漠然，使人和人之间失去了互信的基础」。掌权的革命知识分子们的暴政「在批判性话语文化中找到了立足点；新的理性可能矛盾地导致新的黑暗在正午出现」。这是所有专业、有机和批判型知识分子们都要警惕的。
六、从中国知识分子在川普和美国政治上的分歧看他们的政治角色与伦理困境
现在可以回到本文开场白中所讨论的问题上来了。为什么正如资中筠所说，很多在国内问题上观点一致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会在美国问题上分道扬镳呢？这和我们上面讨论的知识分子的政治角色和伦理困境有什么关系吗？
中国知识分子在川普和美国政治问题上的分歧
如前所述，海内外中国知识分子在美国政治问题上分为两派：支持川普派和反对川普派。支持派认为川普在上台之后向「政治正确」宣战，遏制了美国的「非法」移民的侵入，阻止了美国的黑人化和伊斯兰化，保护了美国这个文明的灯塔。
高全喜认为穆斯林不可能融入欧美社会：「事实上许多异教移民根本不可能在『熔炉』中熔化，反而成为社会福利的挤占者、社会秩序的破坏者以及文化政治秩序的敌人」。丛日云说如果不是川普上台，「对多元文化主义和进步主义的趋势予以遏制，美国真的就会走向更激烈的冲突甚至内战」。川普阻止了「西方文明的自虐、自残与慢性自杀」，「让美国文明重振自信、重现辉煌」。为此，他希望川普「能干满八年，甚至还能让他这一派人继续干一段时间」。萧功秦也谈到一个美国「白左教授」到他家，他向对方表达了未来美国黑人数量超过了白人之后怎么办的担忧。我在另外一篇文章里也提到许纪霖教授在所谓「白左」问题上的暧昧，如果不是批判的话。
孙立平和郭于华对川普本人以及他进攻所谓的「政治正确」也赞誉有加。孙立平说「伴随着这样一场冲击，美国的社会和思想文化可能正在发生一场深刻的变革。而这场变革，对于美国未来的走向，甚至对整个世界格局的演变，都会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这件事情非常类似于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那场冲破思想禁锢的思想解放运动」。这件事情对美国这个「整个世界文明的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引导者」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事情。打破「政治正确」的「思想禁忌」「将会决定一个国家的命运，决定着未来世界的格局」。林垚在前引文章中转述郭于华批判自由派知识分子说，「西左中左都一口咬定川普是流氓，其实他们造谣生事、丑化泼污川普的话语和行为暴露了他们才是真流氓！」
美国国内的反对员警暴力和种族主义的运动，在很多海内外中国知识分子眼里，是在搞「文革」，并且发出了一片挞伐之声。何清涟说，「用Defund Police将各州员警手脚捆住之后，各种毁坏美国历史文物尤其是建国及南北战争时期雕像的暴行在美国大行其道」。 「美国文革本轮『破四旧』，目的是为了重构美国历史，将殖民主义历史改写为以黑人为主的历史叙事」。她说「趁着黑命贵运动掀起的政治正确新浪潮，美国文革疯闹进入高潮」。他们和川普一起，坚决反对这次运动。
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说，美国目前这场运动是「对美国、乃至整个西方文明和国家认同的攻击，对文明、进步和基本道义的攻击」，是「震撼当前国际社会的重大事件」。我们在开场白中也提到了隋牧青律师和郭于华教授对美国反对员警暴力与种族歧视运动的类似的激烈的、负面的反应。
上述支持川普批判美国目前这场社会运动的人也遭到了其他一些知识分子的反驳。同为自由派、身在瑞典的茉莉两年前就反驳了孙立平关于川普代表了基督教价值观的看法。孙立平说，「不要忘了他现在是一种以宗教为基础的价值观的承载者。在川普的身上，以宗教为基础的价值观因素远在政治意识形态之上」。但是茉莉却说，「川普是上帝所厌恶的人。例如《箴言》所说耶和华所憎恶的七样，其中有『高傲的眼，撒谎的舌』很适合川普。真正的基督徒必然以川普为耻。布希总统父子说：川普代表他们所憎恶的一切。现任天主教教宗也说川普缺乏基督精神」。
身在国内的资中筠和张千帆也都撰文讨论了对川普以及美国这场社会运动的看法。资中筠撰文批评川普上台之后一直没有走出竞选专题，对前几任政府的成绩都一概否认，容不下任何批评意见，在抗疫过程中表现进退失据。张千帆说「中国人也很关心佛洛德事件，其中有官宣的不怀好意、幸灾乐祸，也有民间的种族歧视情绪」。 「可悲的是，不少对中国体制持批判态度的自由派也是种族主义者」。这和身在美国的林垚和身在英国的张晨晨的批评是一样的。他（她）们都认为对川普的支持与对美国这场社会运动的批判都有种族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
在美国问题上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角色与伦理困境：知识分子的专业角色及其伦理困境
我们首先来看知识分子的专业角色及其伦理困境。我们在前面讨论知识分子角色时谈到，知识分子首要的特点是其专业性，没有了专业性，也就没有了知识分子。另外我们还谈到知识分子的专业性是建立在科学主义的意识形态基础上的。科学性要求知识分子站在客观的立场上来研究问题、认识问题。用事实来说话，用逻辑来推理。那么在川普问题上和美国政治问题上，知识分子的专业性会要求他们做什么、不做什么呢？
在对川普的认识上，我们在上面已经引用了资中筠对他的评价。我在另外一篇文章里也总结了川普在抗疫问题上领导力的问题。一共有八点：1. 无视事实、言过其实；2. 鄙视科学、不负责任；3. 任人唯亲，将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解雇掉，只留下听话的官员；4. 唯我独尊，轻视或者没有能力与其他国家合作，在政府各部门之间以及联邦与各州之间的合作问题上，也是唯我独尊；5. 大疫当前，政治挂帅；6. 转移视线、推卸责任；7. 文过饰非；8. 缺乏同情心、人性。所有这些评价都是有事实根据的，但是在郭于华等拥护川普的人看来，或许都是对川普的污名化。在这里，讲事实、讲逻辑，不是知识分子专业精神所要求的吗？
下面再举几个例子。刘军宁在2020年7月7日的微信了转发了代表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的13条立场对比：多元化种族配额／教育权利平等；大麻合法化／反对大麻合法化；支持堕胎／反对堕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无信念信仰／信念信仰；大政府主义／小政府主张；同性婚姻／男女结合婚姻；全面禁枪／反对禁枪；增税／减税；接受非法移民／接受合法移民；随意冒名投票／有ID才可投票；完全开放边境／加强边境执法；奥巴马医保／反对奥巴马医保。前者代表民主党，后者代表共和党。他问，如果你在美国参加大选，你投哪一边？
但是几乎所有这些对民主党立场的描述，除了奥巴马医保之外，其他都不符合事实。比如持社会主义观点的人，在民主党内不是主流，所以拜登才在初选中胜出。而且桑德斯的那个社会主义是民主社会主义，或者社会民主主义，和中国的社会主义风马牛不相及。民主党的所谓禁枪是指大型攻击性武器，即军事上那种大型杀伤性武器。也没有人会傻到主张冒名投票。显然刘军宁对民主党的描述完全不顾事实，是共和党的宣传手段而已。这已经不是一个知识分子的专业角色而是有机于共和党的角色了。
此外，任何一个严肃的学者都不会否认，员警暴力和种族歧视仍然是美国非常严重的问题。资中筠、张千帆、林垚等人都在自己的文章里详细阐述了美国员警暴力或者种族歧视的历史。这些都是负责任的、建立在研究基础上的、客观的事实。但是还是有很多知识分子却置这些事实于不顾，反而在批判这场反对员警暴力、反对种族歧视的运动是对西方文明的挑战。廖亦武便在6月23日的一篇转发的推文里批判滕彪（另外一位流浪海外的民运人士，现在纽约的一所大学兼职，在国内时是维权律师）说，
你对黑人历史一无所知，你对现状也胡说八道。 【黑人】都他妈的当大爷【被】供起来了，有歧视奥巴马怎么当总统了？那么多黑人怎么当议员、法官、内阁部长、将军……？那么多半文盲黑人怎么进藤校了？还歧视呢！
但是这些话，无论是事实还是逻辑，都经不起考验。这无疑又是对知识分子专业性的一大质疑。
我们在前面引述了何清涟的评论。她说「用Defund Police将各州员警手脚捆住之后，各种毁坏美国历史文物尤其是建国及南北战争时期雕像的暴行在美国大行其道」。其实Defund Police只是一个口号，还没有实施，所以不可能是先捆住员警手脚，然后毁坏文物。她说的「美国文革本轮『破四旧』，目地是为了重构美国历史，将殖民主义历史改写为以黑人为主的历史叙事」。这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判断，也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我在那篇关于川普化知识分子的文章中指出，即使是支持现在的社会运动、批判川普的知识分子，也需要遵守专业原则的问题。我说资先生对民主党和共和党、左派和右派各打五十大板也失之公允。她批评民主党「反对现政府」，但是她没有说哪里反错了。况且在野党就是要和执政党叫板的呀。人们针对的是员警暴力和种族歧视，这不仅是佛洛德一个人的问题，不是「把罪犯树成英雄」的问题，也不是党派问题，人们对员警暴力的反感是跨党派、跨族群的。根据一个调查，在6月份的一个周末，纽约参加游行的人61%是白人，华盛顿则是65%，洛杉矶是53%。在另外一个全国性的调查中，71%的白人认为，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是美国的一个大问题。资先生批评说人们借此「煽起对现政府，特别是要竞选连任的总统不满」则未免与事实不符。
还有一个事实问题。张千帆教授所说的「下跪」并不是中文意义上的「双膝下跪」，不是认罪或者祈求什么东西，而是「单膝跪地」，表示对员警暴力和种族主义的抗议，尤其是在运动场上唱国歌的时候这样做。这是一个极端严肃的行为，之前被川普批判为不爱国，同时会有严重后果，例如一位橄榄球明星卡佩尼克为此行为丢掉了自己的工作，不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行为艺术」。
可见在美国问题上，或者在中国问题上，无论是支持川普派还是反对川普派，无论是什么政治立场，都需要坚守专业主义的原则，摆事实、讲逻辑。专业性知识分子角色的伦理困境，这时已经不是我们在前面讨论的，尴尬地站在人行道上观看历史车轮的前进而自己却无能为力的问题了，而是还要不要自己赖以生存的科学主义的问题了。没有了科学主义，没有了对事实的追寻，没有了逻辑的推理，那么知识分子就放弃了自己的专业角色，放弃了自己的立业之本。这才是最危险的。失掉自己的立业之本，失去社会的信任，也就失去了自己的人格。这是专业知识分子角色所面临的一个最大的伦理困境。
知识分子的有机角色及其伦理困境
但是为什么有的知识分子仍然置事实于不顾，一味地坚持漠视美国员警暴力、种族主义的事实，仍然力挺川普，反对现在的社会运动呢？廖亦武的下面几段话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这个问题。他在6月18日贴在脸书上的一篇文章里说，
支持川普打中的人，谁不知道川普有鬼，不见得可靠。谁不知道他那张嘴，贱到管不住。谁不知道，他为了胜选，无所不用其极呢？我们从来就只认为川普是打中的好工具，不是把他当雷根一样的崇拜……。
反中阵营就只有川普这匹马，只能一路押到底。
要趁现在川普、共和党、和美国的利益，通通一致在反中的时候，打下坚固的基础，不要再偏离了轨道。
他在6月20日贴在脸书上的一篇文章里说，
川普政府对共军颠覆性最强——谁对共军颠覆性最强，我就支持谁——这跟个人好恶无关。
曹长青在他7月17日的推特文里也说，只有川普「这样强势」才能「遏阻中共等邪恶在全球的扩张」。廖亦武和曹长青在这里阐明的是有机知识分子的现实主义伦理，也即为了达到一个自己认为好的目的而不择手段，为了打鬼借助钟馗。这也正是刘瑜所说的，欧美左转会出现拉丁美洲化的问题，所以川普当选即使是恶也是必要的恶。
只不过他们的有机，是有机于一个社会运动，即中国的民主运动，而不是有机于一个政权，像我们在前面讨论的那样。其实丛日云、郭于华他（她）们这样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也应该是有机于这样一个运动吧。
但是另外一些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知识分子，却是从国家政权的立场上出发来支持川普，反对目前美国的社会运动的。自称为「坚定的民族主义者」、「作为一个初中便阅读了全套线装《史记》和《隋书》的老资格历史爱好者」的梅新育在前引文章中说，「作为中国人，我绝不容许当前美国这种正常价值观颠倒、文化传统和国家认同被堂而皇之摧毁的事情发生在中国」。他「深信华夏文明的优越和深厚潜力」。类似他这样的知识分子们醉心于「大国崛起」、文明复兴，希望输出「中国模式」，从而坐到「世界霸主」的宝位，至少和美国平起平坐。
他们怕国内异议的声音，怕到连广州美国总领馆搞一个「黑人的命也是命」的讲座，都要出动官媒批判。 《环球时报》发文说美领馆在「搞事情！」《观察者网》发文说活动的组织者不怀好意，「企图借机挑拨中非友好关系」。另外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朱锋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广州总领事馆的这个活动当然很有意思，但至少目前这种情况下，疫情下，各个国家都需要避免引起这种异议情绪上升，这是一个我们需要面对的共同警惕的任务。」
反对任何异议，维持社会稳定，是他们看一切事情的出发点。所以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知识分子支持川普，反对美国现在的社会运动也是一个有机于国家权力的知识分子的题中应有之义。其实依靠川普把美国搞乱，把美国从「世界霸主」的地位上拉下来，中国即可趁虚而入，这也是民族主义者和国家主义者们心里的盘算。
不过中国革命的经验告诉我们，无论是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的知识分子，还是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知识分子，为了一个他们认为好的目的而采用了在伦理上有问题的手段时，他们就变成了有机知识分子，而且用这种手段来实现他们美好目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就如革命使用了暴力，其后果是更多的暴力。美好的社会并没有出现，出现的是一个更邪恶的社会。
而且在与魔共舞的时候，很难防止自己也变成了魔鬼。如前所述，他们的批判性话语文化使得他们认为自己真理在握，而且只有自己的「真理」才是真理。这就导致了古尔德那所说的「对人的麻木，对人的情感和反应的漠然，使人和人之间失去了互信的基础」，「新的理性可能矛盾地导致新的黑暗在正午出现」。
依靠川普帮助中国实现民主化，无异于缘木求鱼。最近出版的原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的回忆录揭示，川普对中国的民主、人权，甚至公平贸易，基本没有兴趣。他所关心的主要是自己的政治利益，即下届能否连任。滕彪说将希望寄托在川普身上，是所托非人，把敌人的敌人看作是自己的朋友，是幼稚的看法。美国的民主体制也是问题多多。就像好多知识分子对中国革命、对毛泽东的失望一样，他们对川普最终也会失望的。而且由此引发的或许是更多的镇压，正如在我们在香港见到的那样「揽炒」的结果。这是有机型知识分子的伦理困境。
知识分子的批判性角色及其伦理困境
如前所述，像郭于华、孙立平、刘瑜这样的知识分子，在国内都是为底层老百姓的利益呼吁、对国家制度的批判都非常犀利、竭力主张民主自由的人士，是著名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廖亦武是著名的诗人，1989年民主运动的参与者，并且因此坐牢四年，最后不得不流亡海外。他出版书籍表达了对底层人物、对社会的边缘人、对少数民族境况的同情与关注。从逻辑上讲，如果一个人关心自己国家的底层人士，也会关注并同情其他国家比如美国的底层人士。但是在这些自由派知识分子身上，这个特点并不明显。
从我们前面讨论的批判型知识分子的行为与伦理上来讲，他们本来要坚持道德主义的伦理，呼吁族群平等，对不公不义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让抗议不公的火焰持久燃烧。那么在川普问题上，在美国人反对员警暴力、种族歧视的问题上不也应该是这样吗？如果不是的话，是否可以至少说明他们在道德伦理上陷入了一个困境？另一位批判型知识分子艾晓明也说，
你一个被边缘化的、受排斥和政治、文化压迫的弱者，不反种族主义却支持强权，我搞不懂这啥逻辑啊。不正是主流文化（制度性的）种族主义、白人优越、强权至上、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投射吗？
茉莉在和孙立平商榷的一篇文章中说，
人权在全世界范围里倒退，与川普上台有很大的关系。孙教授不会不知道，川普上台后撕毁了多少国际协议，破坏了多少国际规则，对贫穷国家以及移民有多少歧视与谩骂。二战后西方建立了新的人文价值观，例如平等人权、环境保护、反对一切形式的歧视等理念，美国前总统罗斯福所建立的战后世界秩序，这些全都被川普弃之如敝履。对此，孙教授似乎视而不见。
这和他们借以立身的自由主义、普世价值也是严重冲突的。正如周保松所说，
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是每个人都是独立自主的个体，各有自己的目标和理想，国家的首要责任，是确保每个公民享有一系列基本权利和自由，包括人身自由、言论和思想自由、集会和结社自由、参与政治的权利和拥有私产的权利等，从而容许每个人能活出自己想过的人生。
尽管批判型知识分子的这个困境和站在人行道上看着历史的车轮向前推进自己却无能为力的困境相比不太一样，但是毕竟也是困境，一种自相矛盾的困境，在逻辑上无法自洽的困境。如果是像茉莉说的那样，中国的自由派陷入了极右的误区，甚至到了接近新纳粹的地步，搞中国传统中的「强人崇拜」、大汉族主义、歧视弱势民族、歧视女性和美国的极右派相似，那么，问题就会变得更加严重。
如上所述，作为有机于一个运动的知识分子有可能使他们稍微摆脱一些这个困境，但是他们于是又陷入了我们在上面所说的有机型知识分子的现实主义伦理的困境。或许陷入一个一个的困境，并且试图从中摆脱出来，正是知识分子们寻找自己的认同、寻找发挥自己作用的过程。这是他们的宿命。
当然一个逻辑上能够自洽的批判型知识分子，比如我们上面举例的资中筠和张千帆，也无法避免自己在现实面前无能为力的困境。只是他们的困扰可能会稍微少一些而已。所以如何将现实主义伦理和道德伦理结合起来，既能达到好的目的，又尽量减少对不道德手段的使用，的确是一个难题，是一个真正的政治家必须做到的事情，也是知识分子们应该努力的目标。
结论：知识分子政治角色对中国未来发展的影响
中国人注定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从100多年前帝制结束之后军阀混战、抗日战争、国共内战、中共的各种政治运动，不一而足。其间千百万人丧生，生灵涂炭，哀嚎遍野。文革结束，改革开放也一波三折，从邓胡赵到江朱、胡温，再到今天的习近平定于一尊，似乎又要走回到毛的老路。人们经历了希望、失望和绝望，再希望，再失望，再绝望的循环。其间知识分子扮演了各种不同的角色，专业、有机、批判等等，即使在今天，他们也还在扮演着这些角色。
这篇文章总结了知识分子们所扮演的这些政治角色，并且分析了这些角色背后的意识形态和伦理的基础及其伦理困境。在当代中国尽管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在扮演专业和有机于国家和政府的角色，但是他们还是有扮演批判角色的潜能，而且他们有时候也会扮演批判的角色，也即我在文章里所讨论的角色的重叠。这是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基础所决定的。尽管扮演典型批判型知识分子角色的人数很少，但是也不乏其人，历来如此。
不过无论他们扮演什么角色，都面临着和自己角色相关的伦理困境。他们的专业角色和批判角色或许使他们能够站在某种道德的高地上，奉行道德主义伦理，感觉到真理在握。但是他们却无法直接左右历史车轮前进的方向。他们的有机角色，或许可以使他们靠近权力，或者靠近某个政治或者社会运动，影响权力的运作。但是他们毕竟不是权力的持有者。他们奉行现实主义伦理，与魔共舞，更有很多风险在里面。况且自己使用有伦理问题的手段，很少能够达到自己的理想目标，就像参加了中国革命的那些知识分子们所经历的那样。
在美国政治问题上，他们的专业角色要求他们将自己的分析建立在事实基础之上，他们的有机角色要求他们注意不要在与魔共舞的时候，自己也变成了魔鬼或者被魔鬼所吞噬。他们的批判角色则要求他们坚守自由主义和普世价值的立场，防止种族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陷阱。
如果扮演一个对中国民主运动的有机角色，支持川普对华高压，关闭休斯顿中国驻美领馆或者更多的领事馆，驱逐其外交官，继续和中国打贸易战，冷战，甚至热战，能够促进中国的民主化，那也值得。但是「揽炒」的可能性，冷战、热战导致两败俱伤的可能性，会更大一些。如前所述，将道德主义伦理和现实主义伦理结合起来，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成功，是异常艰难的事情。
不过知识分子的不同角色却又是社会进步所不可或缺的。他们的专业角色要求他们奉行科学主义，克服偏见、追求真相、追求真理。否则便是他们的失职。他们的批判角色要求他们站在自由主义、普世价值的立场上，为社会平等、政治平等发声，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否则也是失职。他们的有机角色使得他们可以接近权力或者社会运动去影响变革，但是他们面临手段和目的如何能够和谐的困境。尽管有各种伦理困境，知识分子们在克服这些困境的过程中，寻找扮演自己角色的最佳时机与方法。这就是他们的宿命。他们综合起来的力量，就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力量。
本文从目前中国知识分子在美国政治问题上的分化谈起，分析了他们在中国问题和美国问题上所扮演的政治角色。希望这个分析能够帮助他们认识自己的角色扮演，也帮助别人来认识这些人的角色扮演，进而推动中国的政治与社会变革。
郝志东，澳门大学荣休教授。最近著作有《生死存亡12年：山西省平定县的抗战、内战与土改》（2021待出版）；《澳门历史与社会》（英文，2020年第二版）；《危机中的学术自由：东亚、美国与澳洲的高等教育》（英文，合编2020年）；《十字路口的知识分子：中国知识工作者的政治变迁》（2019，译自本人2003年同名英文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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