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书房》母亲失踪后，慢慢地变成了一条虫：21世纪韩国文学中的K-Mothers

作者｜蔡钰凌（文字工作者）

众所周知，韩国当代文学中的父亲与母亲形象，普遍具有特定的指涉，很多时候，父亲象征着半岛的国族史，而母亲则象征着半岛的受难史。不过，进入21世纪后，在政治渐趋稳定，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平均国民生产总值突破两万美元的同时，韩国年轻世代对生活的认知，完全进入西方概念下的现代化与都市化，个人主义也随之渗透进年轻世代的肉体里，并逐渐产生出与「国族／家族」、「父亲／母亲」为代表的前现代共同体切割的欲望。

韩国文坛的领军人物金英夏在进入新世纪后，旋即朝「父亲」开了一枪。在短篇小说〈哥哥回来了〉（2000）中，他虽然也承袭了上个世代作家对父亲形象的运用，让笔下的父亲具有韩国家长制的「真实／家族之父」，和隐怀半岛之殇的「历史／国族之父」象征，但小说里呈现出的，却是一个懦弱无能、怪模怪样、丑态毕露的「虚妄／扭曲之父」。这与上个世代文学中承载了社会正义与进步价值的「理想／权威之父」，完全背道而驰。

而就在金英夏对韩国文学中的K-Fathers（韩国父亲）做出逆袭与颠覆时，与他同属1990年代韩国「新世代文学」的指标性作家申京淑也没闲着，她让始终被等同于半岛苦难史的K-Mothers（韩国母亲）失踪了。

➤失踪的受难母亲

1963年生的申京淑在1985年以中篇小说《冬季寓言》显露头角后，以1993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风琴声起的地方》，在韩国文坛稳站了脚步。此后几年，她陆续囊括在韩国具有崇高地位的东仁文学奖、李箱文学奖，更在2012年以长篇小说《请照顾我妈妈》（注）再下一城，荣获曼氏亚洲文学奖（Man Asian Literary Prize），成为第一位获得该奖项的女性作家。

注：实际上，《请照顾我妈妈》在2008年即已出版，是一则讲述母亲失踪的故事。从J市来首尔探望儿女的母亲，在首尔车站失踪了，这不仅让儿女们感到错愕，也让他们突然意识到先前对母亲的忽视。然而，正因这种席卷而来的愧疚，他们任谁都不想承担责任，以各种卑鄙的推诿，来自我催眠自己并没有错。但另一方面，母亲的失踪却也让儿女们在「寻找母亲」的过程中，重省母亲对自身的意义，最终承认了母亲的重要性。

申京淑以母亲的失踪，呈现一种现代人与现代生活的两难——以个人主义为代表的现代价值，如何与以家族共同体为代表的前现代价值进行协商，最后取得平衡？

小说中，儿女们平日对母亲的忽视，意味着现代价值与前现代价值正处在一种岌岌可危的状态，儿女们必须忽略「母亲／前现代价值」，才能求得个人价值的完整。但是，与母亲共有的生活记忆与无法切断的血缘关系，却让他们始终与这个会破坏他们个体完整性的前现代价值，维持在欲走还留的暧昧关系中。这种暧昧关系拖住了他们的后腿，因此，母亲只能失踪了。

然而，母亲的失踪却也让儿女们重省母亲所具有的意义，并认可了母亲的重要性，因而主角「我」会在最后说出「母亲，你知道吗？我也和你一样，这一生都需要妈妈」这种话。

申京淑在此表现出现代人在传统家族共同体的瓦解过程中，所面临的进退维谷，这也正是现代人在传统与现代中游移的两难。这种困境真实地表现出现代人对前现代价值尚存有某种程度上的依恋，以及「个人／现代价值」与「国族家族／前现代价值」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因此，申京淑让「母亲」在小说中只是失踪，而非死亡。她在〈后记〉中如此解释：「我想留下余地，母亲只是失踪了，还有找到的希望。」

但是，失踪了9个月的母亲仍只是失踪吗？儿女们的这种「幸好只是失踪」的心情，是否只是为了消除自身愧疚感的自欺欺人？此外，个人与家族共同体、现代价值与前现代价值得以不完全断裂，继续维持着欲走还留的紧张关系，首要条件是必须继续把「母亲」镶嵌在那个「甘愿牺牲奉献、埋葬自身欲望」的神圣受难的自虐形象里。这是申京淑留下来的待解的习题。

➤被摔出慈爱圣堂的母亲

申京淑留下的习题，到了70后作家的手上，则显现出不同方式的反省与风景。韩国文坛70后作家的两位代表人物千云宁和金息，分别以《妈妈也知道》与《女人和进化的敌人》这两部作品，反思韩国文学中K-Mothers的既定形象。在她们的努力之下，韩国文学出现了全新另类的K-Mothers：被摔出慈爱圣堂的母亲。

1971年生的千云宁，毕业于汉阳大学传媒系、首尔艺术大学文艺创作系。 2000年，她的短篇小说〈针〉被选入《东亚日报》「新春文艺」后，一篇成名，她独特的创作风格也引起了大量的模仿。

在2011年出版的长篇小说《生姜》中，千云宁以韩国民主化运动狂飙的1980年代为背景，透过拷问技术专家李根安为原型的小说主角，探究罪恶与人性的本质。

2013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妈妈也知道》中，千云宁将焦点放在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上，书中收录的7则短篇，都着重探讨现代社会中看似自然却又异常的亲子关系。在其中的〈睁眼闭眼〉与〈我的残酷而悲伤的孩子们〉这两个短篇中，千云宁塑造出韩国文学中新的K-Mothers：一个被迫成为母亲的母亲。

这两篇各自独立却又彼此关联的作品，起于一宗杀人案件。某天，在一栋公寓里发生了杀人案件，让人意外的是，嫌犯是一对年龄只有14岁与7岁的姊妹。这两个「残酷而悲伤的孩子们」不仅父不详，平日也无人照看，而放生她们姊妹俩的母亲在接受警方调查时，却哭哭啼啼地跟警方抱怨说：「这不是我自己要生的孩子，她们是自己出来的。」

在此，千云宁将母亲的形象从原本的家国隐喻，回归到女性自身，「母亲」终于获得主体性，不再是家国、传统或是前现代的象征或替身，「母亲」就是「母亲」自己。

千云宁这种出自女性主体对韩国（男性）家长制所进行的反拨，让K-Mothers具有了女性主义的内涵。不过，比起千云宁，1974年生的金息走得更远。

金息毕业于大田大学，代表作有《面条》、《肝与胆》等，曾获现代文学奖等殊荣，2015年更以《根的故事》拿下韩国文坛最高荣誉的李箱文学奖。这部以老人、慰安妇、领养儿童等在现代社会被拔掉生命之根的人们为主角的作品，评委会给予的评价是：「以相对主义的视角，照亮了悲伤的韩国现代史」。

隔年（2016），金息再次将目光投向被拔掉生命之根的人们，推出长篇小说《一日》，这次更直接聚焦在慰安妇上，以此直面半岛的殖民创伤。

在2013年的长篇小说《女人和进化的敌人》中，金息不只不愿再复制神圣受难的母亲形象，更企图揭露隐身在这种神圣形象背后，可能存在的残酷与暴力，进一步叩问韩国社会中始终暗藏着的，一种要求母亲必须具有牺牲精神的集体无意识。

在《女人和进化的敌人》中，小说主角是一名母亲，她决定与婆婆同住，以便随时借用婆婆的劳动力，自己好出外工作赚钱，让小孩早点得到较佳的生活空间，拥有更好的未来。换句话说，这位母亲为了让小孩过比上一代更好的生活，决心牺牲另外一个母亲。因为这样，从某个时刻起，她丝毫没有任何罪恶感地榨取婆婆的劳动力，而这也让被媳妇任意使唤的婆婆，觉得自己宛如一颗「活化石」。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这位母亲被公司辞退了，让小孩搬到更好的生活环境的计画被迫延迟，甚至可能化为乌有。她因此把婆婆视为「进化的敌人」，将所有怒气发泄在婆婆身上，以憎恶婆婆来释放自己无法成为「优秀母亲」的愤怒。

这里，金息回应了申京淑笔下现代与前现代的进退维谷，只是这次，现代的母亲要求前现代的母亲必须做出牺牲，以便成就自身，成就下一代，完善现代。

不管是千云宁作品中被迫成为母亲的母亲，或是金息笔下企图以牺牲前现代母亲来成就自身的现代母亲，她们都是具有女性主义内涵的、具有女性主体性的、被摔出慈爱圣堂的「母亲」。

由此看来，韩国作家，特别是女作家在塑造「母亲」的形象时，已经具备了对过去既定的K-Mothers形象提问的能力，也让K-Mothers的可能得到进一步的扩展。这不仅解构了母亲的神圣性、受难性，也对韩国社会提出如下的追问：是否每个女性都必定具有母性？母性是否真的与生俱有？母亲一定得承担这种社会不明就里所赋予的崇高价值吗？我们所存在的社会，尤其是男性，有要求母亲／女性牺牲奉献、压抑欲望的资格与权力吗？

➤被憎恶的母亲、拒绝成为母亲的母亲

「母亲」这个角色到了黄贞殷手里，又出现了另一种新的变形。 1976年生的黄贞殷，被韩国文坛誉为「文坛灰姑娘」。她擅写都市边缘的荒唐景致，主角也多数是都市边缘人，长篇代表作《一百个影子》，便是在处理边缘人的存在与消失，以及都市的喧嚣与寂寥。

黄贞殷的另一部长篇《我还要继续》，先是在韩国重要刊物《创作与批评》季刊上连载，其后花了一年多的时间进行修改，才于2014年11月正式出版。在此之前，她曾在短篇小说〈帽子〉中，塑造出一个贫弱的K-Fathers。

在这篇小说中，每当父亲被忽视时，就会变成一顶帽子，渐渐地，父亲变成帽子的频率越来越高，帽子的帽檐也越来越高。黄贞殷把父亲写成一顶不被重视、蜷缩在家中某个角落的帽子，以此削弱父亲的权力，并解构了韩国社会以男性为中心的家长制。而在《我还要继续》中，她转而将这种目光移到「母亲」身上，塑造出一个被女儿憎恶的母亲。

《我还要继续》分成4章，小说中，爱子在丈夫去世后生活陷入绝望，此后，她的两个女儿小萝与娜娜的生活，就笼罩在爱子所带来的绝望阴影中。小萝与娜娜对母性、爱情与人际关系产生了极度的不信与怀疑，而住在隔壁的罗其及其母亲顺子则成为她们唯一的出口、救赎的可能。此时，娜娜意外怀孕，这让两姊妹惊恐万分。在长期缺失母爱、在母亲的阴影下成长的她们，一方面因为憎恶母亲而拒绝成为母亲，另一方面也认为自己不配拥有爱，甚至是无力有爱、无力去爱。但即便如此，太阳还是会再次升起，生活还是会持续前进，因此她们说：「我们还要继续。」

透过娜娜的怀孕，黄贞殷给予了两姊妹一个可能，让她们去试探生活与命运中是否还有转机。但是，太阳再次升起，生活继续前进，爱子依然不会给予她们爱，她们也依然持续憎恶母亲。在一切都一如既往的情况下，娜娜最终会生下这个孩子还是打掉这个孩子？倘若生下来，这个孩子日后的命运为何？是会复制小萝与娜娜的命运，抑或是在两人试探出来的新可能中成长呢？

黄贞殷并未给出明确的答案，但至少她已经先丰富了K-Mothers的世界，让这个世界多出了两种形象：被憎恶的母亲，和拒绝成为母亲的母亲。

➤被视作「妈虫」的母亲

就在韩国女作家们努力让「母亲」角色摆脱家国与前现代象征，夺回自身的主体性，并有了一些具体的成果时，赵南柱的《82年生的金智英》于2016年出版。在这本书中，赵南柱以「82年生的金智英」告诉我们，即使我们很努力地抢回自己人生的主控权，做自己的主人，但怎么办呢？他们依然没有改变，他们还是将我们视作是一条「虫」！这里的「他们」与「我们」，分别意指以男性为中心的韩国社会，以及生活在这种不友善环境中的韩国女性。

《82年生的金智英》故事一开始，金智英如同被附身般一下子变成母亲，一下子又变成挚友，假借她们的口吻，对丈夫和婆婆说出自己的心声。看到这里，我们就知道金智英生病了。此后在丈夫的安排下，金智英前往心理诊所就医。

此后的内容，则是赵南柱以编年体形式，沿着金智英小学、中学、大学、求职、就业、结婚生子到离职当全职妈妈的人生路线，所展开的人生纪录。小说的叙述者或可说是金智英的心理医生，如此，将这本书视为是金智英的病历报告书也未尝不可。

透过金智英的病历表报告书，我们看到了金智英不能说是完全顺遂，却也是少有波澜的平凡人生。但这样平凡的金智英，究竟为何会罹患心理疾病？透过这份病历报告书，我们得知了导致她发病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妈虫」这句话。

何谓「妈虫」？ 「妈虫」是带有贬抑意味的韩国流行语，原指没有把小孩管教好的妈妈，后来变成讽刺有小孩却成天无所事事、到处吃喝玩乐，靠着丈夫养活的全职妈妈。

书中，当金智英在心力交瘁的育儿生活中，好不容易得空，可以推着小孩去外面喝一杯1500韩圜（约新台币40元）的咖啡时，却听到隔壁的男性上班族如此嘲讽地说：「我也好想用先生赚来的钱买咖啡喝、整天到处闲晃……妈虫还真好命……我一点也不想和韩国女人结婚……」

闻此，金智英茫然失措，转身离开。她不明白为何自己没有喝一杯1500元咖啡的资格？为什么自己赌上性命生下小孩，甚至放弃了所有的生活、工作与梦想，成天在家里带孩子、做家务，却成了这些男性口中的一条虫？

赵南柱用病历报告书的形式，将韩国社会对女性的歧视问题，透过金智英的患病表现了出来。这不仅让女性读者感同身受，产生出「金智英就是我」的共感，也让韩国文学多出了一个K-Mothers：一个被歧视、被视作「妈虫」的母亲。

「妈虫」这个歧视性词汇的出现，起源于韩国社会长期的厌女氛围。在这种气氛之下，女性只能是男性的附属，母亲则必须牺牲奉献、抑制欲望。因此，当她们没有顺应主流的价值，产生出自我意志时，即使只是喝杯1500元的咖啡，也会被韩国主流社会视为抨击的对象，并认为她们被无视、被责骂、被侵犯，甚至被当成一条虫，也只是咎由自取。

赵南柱以《82年生的金智英》一书，对韩国社会的男性中心主义提出强烈的批判与抗议，并对韩国男性与韩国女性发出共同的提问：这样的生活，我们到底还要忍受多久？

赵南柱所塑造出的K-Mothers，不仅对男尊女卑的韩国厌女社会发出沉痛的抗议之声，更具有唤起女性觉醒的强大召唤力。这也是为何《82年生的金智英》一书在台湾、泰国、日本甚至在欧洲都引发关注，并在女性之间成为话题，近期更在日本卷起一股「金智英现象」的旋风之因。

跨入21世纪后，韩国女作家在处理多种议题的同时，始终不忘从自身的性别身分出发，重新省思与解构韩国文学中既有的K-Mothers。

申京淑透过母亲失踪后油然而生对母亲的依恋，表现出现代人被卡在现代与前现代之间的两难。但与此同时，却也让「母亲」的形象更加固着在既有的K-Mothers形象中，这不仅无法取回「母亲」的主体性，更让现代与前现代失去了沟通与真正和解的可能。

千云宁、金息和黄贞殷这群70后的女作家，则联手抢回了「母亲」的主体性，让K-Mothers具有了女性主义的内涵，创造出被迫成为母亲的母亲、牺牲另一个母亲的母亲、被憎恶的母亲，和拒绝成为母亲的母亲这些让人深思的K-Mothers。这不仅丰满了K-Mothers的形象，也让K-Mothers的形象不再依附于男性论述，不再受制于过去以男性为中心所形构出来的神圣受难与自虐。

到了赵南柱，她则以金智英的病历报告书对女性做出社会性的提醒：光是在纸面文字上夺回K-Mothers的主体性是不够的，女性必须在现实生活中也活出自我，女性不能在这个不友善的社会中，甘愿被消音。同时，女性也不是什么某某妈或是某某太太，女性有自己的名字，也就是妳我从小到大写在各种姓名栏位上的那个名字，我就是我。 ●（原文于2019-05-13 在OPENBOOK官网首度刊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