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公屋史- 《香港公屋》书摘

作者／梁启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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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屋村长大，沙田禾輋村。

我出生在九龙广华医院，两岁前和家人住在长沙湾兼善里。毕竟当时年纪太小，对我的第一个家完全没有记忆。姊姊后来忆述，那是一间十分狭小的套房，生活环境相当恶劣。兼善里这地方下一次在我生命中出现，已是四十年后我以学者身分担任市区重建局的咨询委员，刚好兼善里被纳入市区重建（公办都更）计画，我坐在中环某座摩天大楼的会议室当中听政府官员讲解打算如何把我的第一个家拆掉。坦白讲，因为没有记忆，所以除了感到有点巧合，没有更多情感。

回忆脑海中最早的儿时片段，应该就是一家人到禾輋村入伙（入住）的时候。一九八○年代初的沙田区是政府正在积极开发的新市镇，四处尘土飞扬。禾輋村是政府在沙田区兴建的第二条村，虽然政府刻意完善村内的生活机能，希望吸引市区的居民到新市镇居住，但是小时候的我还是觉得禾輋村的环境有点荒芜。小学时代晚饭后的活动，是随父亲到互助委员会领取一条蓝色的长木棒，然后到大楼外的花园巡逻。现在回想起来，实在有点不可思议，为什么明明不是警察却会获分发武器。当然，相对于兼善里的套房，禾輋村的公屋单位已是飞跃式的改善，母亲后来说我们这个家是到禾輋村之后才算安定下来。

我从幼儿园到大学毕业都住在禾輋村，这地方承载了我所有的儿时记忆。香港有约一半人口居于资助房屋当中，这个比例原来相当尴尬：我的成长经历相当普遍，也相当的不普遍。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

与当时同样在屋村长大的小孩一样，我一直在村内的学校读书。幼儿园就在所住的大楼旁边的另一栋楼的地下。小学是当时公共屋村的标准「火柴盒小学」：一九七○年代到八○年代兴建的屋村都有这种六层高的小学校舍，因为外型像火柴盒得名。一般新屋村入伙时居民都以年轻家庭为主，对幼儿园和小学的需求特别大。随村内人口老化，儿时就读的幼儿园和小学都早已结业了。

禾輋村入伙的时候有十二座大楼，每座楼高十多到二十多层，每层二十多个单位，加起来人口有一万多。村中央有个大型购物商场，各种商品和服务如银行和诊所一应俱全。商场顶层是社区会堂，平常有各种康乐活动可报名参加，我曾经在那儿上过儿童功夫班。商场下层是传统市场，商场旁边还有一列露天排档，中午卖午餐给附近的学生，晚上变成居民的廉价餐馆，一直营业至夜半。住在这样的一条屋村，平常生活基本上不假外求。

到我第一次意识到屋村以外还有别的世界，已经是高中。我就读的中学也在村内，近得每天中午可以回家吃饭。后来，毕竟需要多一点的社交生活，就开始和同学在屋村的商场餐厅或露天排档吃饭。但我还是没有离开屋村。当时同学们虽然不一定居于禾輋村，但大多来自沙田区的其他屋村；当时沙田区类似的屋村有大约十条，规模和设计都相类似，大家的生活经验没有多大分别。

也不是说我没离开过沙田区。但成长环境所限，即使去别人的家，仍然是公屋。我有两个阿姨，一个住观塘的蓝田村，一个住大埔的大元村；都是公屋。小时候母亲会让我去大元村找表哥玩，还会睡一晚才回家。但那个环境跟我在禾輋村的家仍然没有什么分别：都是很多座大楼当中的其中一座，大楼当中很多个格子的其中一格。

硬要想小时候的非屋村经验，唯一想到的是某年过农历新年，跟着父亲去九龙太子道的一处私人住宅拜年。这家人应该是父亲的上司，不知道为什么那一年我也要去。我记得这件事，是因为很记得那天母亲特别介意我们三姊弟要穿得体面，和告诫我们绝对绝对不能捣蛋。印象中那间房子很大很漂亮，后来长大了才知道太子道是富人区，住在那儿的人非富则贵。

直到高中，因为参加联校活动，我才真正认识到不是在屋村长大的香港人。

联校活动是香港传统名校的常见活动。香港开埠于一八四一年，市区有不少百年历史的中学，当中因历史传统不少都是男校或女校。基于年轻人的社交需要，它们发展出各式联校活动，其实就是找个借口结交异性。后来这些活动扩展到新市镇的新建学校，于是我也有机会参与其中，也让我第一次认识到不是在公屋长大的同辈人。

记得有一次因为筹备活动弄得十分晚，而且又在港岛，回家要一个多小时，有一位来自皇仁书院的成员就提议可以在他家中留宿。皇仁是香港的老牌名校，原名中央书院，也就是孙中山的母校。朋友住在附近的天后庙道，算是半山豪宅区。这是我第一次在私人住宅当中过夜，朋友的母亲十分友善，但这环境对我还是有一点点冲击感。

和一群名校生交朋友，感受到的最大差异是，一旦离开了屋村，下一步已是整个世界。因为当时我已在高中，很快就要准备考大学公开试。但我发现我准备的公开试和这些名校学生的并不一样，我准备的是香港高级程度会考，他们准备的是TOEFL和SAT。我最初连这些英文字母代表的是什么都搞不清，后来才知道是用来投考美国大学的公开试。原来他们大多没有打算在香港完成中学课程，而是一早就准备要到美国升学。

我当然从小就知道在屋村长大就等于平民百姓，外面有一些比自己更富裕的人，但那是抽象的观念。要到那一刻，我才真的感受到差别：当我和我的同辈要竞争有限的香港学额时，他们的未来已由他们的家中安排好，要当地球牧民了。我在屋村中学的同学，大多都和我一样，没有听过什么是TOEFL和SAT，因为根本没想过要到美国读大学。大家还是老老实实为高考准备，还要担心自己考不上要重读。他们不单止未来早已被限制，甚至连已被限制都不知道。

得说明一下，这儿不是要埋怨。那位当时住在天后庙道的，后来成了我一辈子的朋友。我什至十分珍惜公屋成长经历所给予我的世界观，让我知道富足不是必然，每个人不一定同样幸运，成功不一定基于自身的努力。抽象一点说，我要到了美国读博士的时候才认真读有关阶级的学术文章，但阶级这个概念我知道得很早：我是个屋村小孩，儿时认识的大多数同辈人都是屋村长大，屋村是一个阶级。这个认知是我人生观的重要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