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韩征用工・强制动员二次诉讼，韩国最高法院时隔5年再判原告胜诉

韩国最高法院在昨天（12/21）再判日本制铁与三菱重工，必须赔偿日本殖民统治时期遭强制动员的受害者（aka 征用工），是韩国最高法院继2018 年的判决后，再次针对同性质的诉讼案作出相同判决结果。

本次宣判的2 案，都是受害者们在韩国最高法院在2012 年首度决定将案子发回二审后，才提出的损害赔偿诉讼，所以又称为强制动员／征用工的【二次诉讼】（2차소송）。

关于日韩征用工・强制动员诉讼案的完整始末，请参考今年3 月的专文解说： 加害者败诉却不用负责？一次看懂日韩征用工・强制动员诉讼始末

2012年是征用工系列诉讼关键点

总的来说，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韩籍受害者们在日本司法体系求助无门后，自2000 年代起将诉讼地点转到韩国，控告当年自己待过的日本企业。原本韩国地方和高等法院都判日本企业不须赔偿，但韩国最高法院在2012 年做出「《日韩请求权与经济合作协定》并不会消灭强制动员受害者的个人请求权」的解释，将案子退回二审后，让系列诉讼迎来转机：在2012 年之前提告的3 案（日本制铁、三菱广岛征用工和三菱名古屋勤劳挺身队）在2018 年打到三审，最高法院通通都判日本企业必须赔偿受害者。

另一方面，韩国最高法院在2012 年做出「《日韩请求权与经济合作协定》并不会消灭强制动员受害者的个人请求权」的解释，也让不少幸存者决定挺身而出，控告当年自己所属的日本企业，而有了【二次诉讼】。

拖了10年的二次诉讼

日本制铁案是1942-1945 年间被带到半官半民的国策会社「日本制铁」八幡与釜石制铁所󠄁强迫劳动的7 名受害者在2013 年3 月提出的诉讼案（注：当年的国策会社「日本制铁」在战后解散重组，经过多次更名后，2019 年后又取回「日本制铁」的旧名字），三菱重工则是1944 年被动员到三菱名古屋航空机制作所的3 名受害者在2014 年2 月提起的诉讼案两案。

两案在一审和二审皆判被告的日本企业须赔偿原告1 亿到1 亿5,000 万韩元的赔偿金，两案合计总计要赔原告们11 亿7,000 万韩元。

【二次诉讼】从提告到最高法院宣判都超过10 年，原因正是【二次诉讼】进到高等法院时，高等法院将案子保留到〖一次诉讼〗三审宣判后再审理。拉长诉讼时间的结果，就是等到【二次诉讼】三审宣判的昨天（12/21），所有提诉的受害者们都已离开人世，改由遗族接手担任原告。

二次诉讼的判决意义

这次2 起【二次诉讼】判例的最大意义在于，最高法院做出了征用工系列诉讼中，强制动员受害者们在韩国的损害赔偿请求权是从2018 年10 月30 日起算。意即，只要是强制动员的受害者在2018 年10 月30 日之后才向韩国法院提出诉讼，这些受害者们都能向当年所属的日本企业求偿。目前在韩国法院约有60 起共230 多名原告的权益因此受到保障。

承前，韩国最高法院分别在2012 年及2018 年就征用工诉讼案作出回应，两次都在某种程度上保障了其他同性质的受害者诉讼权益。然而，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有效期间，是从「排除当事人行使权利的阻碍的那一天起算3 年」，所以究竟是该从韩国最高法院发回二审的2012 年5 月24 日起算3 年，还是该从最终判决出炉的2018 年10 月30 日起算3 年，就变得很重要。

这次韩国最高法院认定是从2018 年宣判作为标准，大幅提高了在2018 年后才提告的征用工诉讼案，向日本企业成功求偿的机率。同时，韩国境内目前还有数起是在2018 年之前提出的征用工诉讼案，这几案如果是从2012 起算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话，就能在有效期间内。

尹锡悦政府推出的财团代偿案

另一方面，韩国在尹锡悦政府上任之后，在今年3 月提出由韩国行政安全部旗下的「日帝强制动员被害者支援财团」代替败诉的日本企业赔偿征用工幸存者的提案，但截至今年10月31 日，在【二次诉讼】宣判前符合资格的15 人当中有4 人拒绝韩国政府提出的代偿。

韩国政府虽然主张，就算当事人不愿意接受代偿案，也可以透过「供托」（공탁／Hinterlegung）的方式清偿债务，消除日本企业败诉后的赔偿义务与原告向日本企业领取赔款的权利。但目前韩国法院认为这么做违反当事人意愿，拒绝受理「供托」，让案子再度陷入僵局。这次【二次诉讼】胜诉的原告遗族，如果也拒绝接受韩国政府的代偿案，也会陷入同样的困境。

目前日帝强制动员被害者支援财团只有募到40 亿韩元，但现在还有数百名的征用工相关诉讼还在审理，赔偿总额恐怕将超过150 亿韩元，日帝强制动员被害者支援财团也可能不够赔。韩国政府与其思考透过转移债权的方式，安抚日本政府，让日本企业不用赔偿，不如思考其他解决方案，让幸存者们可以在生前获得获得一声道歉，迎接迟来的正义。

本文首发于石川カオリ的日本时事まとめ翻译
由此收藏本站所有的Writing NF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