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谷爱凌想到冷战史 — — 中美相争，美国最怕什么？

 【本文写于2022年2月，原载于微信公众号《越向书》，但发布后被系统秒删。其实是一篇不太成熟的文字，缺点很多。 】

文/越向

谷爱凌拿下金牌，中国人欢声雷动。

谷爱凌之外，吸人眼球的还有朱易、苏翊鸣，以及英如镝等中国冰球队的其他归化队员。

除了这些披着中国队战袍的人，陈巍（Nathan Chen）、周知方（Vincent Zhou）、陈楷雯（Karen Chen）以及刘美贤（Alysa Liu）等美国队的华裔队员也引人瞩目。

如果目光移开，我们还会发现东京奥运会女子100米蝶泳金牌获得者，曾经的中国弃婴，加拿大选手玛姬·麦克尼尔（Maggie Macneil）和为中国马术队出战的混血儿华天。

为此，在大海的另一边，一群华侨们焦虑又骄傲地说什么“湾区的华人内卷已经卷到冬奥会了”。

拜托，奥运会不是中国人的堂会，而是世界竞技体育的顶尖赛场，只不过这次恰好在中国举办而已。看看中国队最近在冰雪项目上的进步就知道：真要谈“卷”，那不是别人卷过来了，而是我们卷过去了！

然而，不能忘记这些运动员无论为哪国参赛，其共同经历都是成长于欧美社会，是“欧美制造”。

欧美早就在产出类似的运动员，只不过国人一般不会拿来比较，但现在这些明显带有中国人面貌的运动员不由让国人联想：“如果他们成长于中国会怎么样？”

在这个意义上，现在一些人关注的国籍问题反而并不重要。重要是找出原因，让中国也能诞生更多的谷爱凌和苏翊鸣。他们不单单是奥运奖牌获得者，你能体会到，他们真的是在享受这些运动带给自己的快乐。即便训练是艰苦的，有时还伴随着伤痛，但他们就是开开心心地选择了这条道路。

一说起中国在冰雪运动上与欧美的差距，就总有人说：“这些都是富人们的运动，我们吃饱穿暖才几年呀？”这话不无道理。

不过，贫富差距难以解释这个现象：中国的奥运金牌榜一向是由不那么富裕的家庭撑起了的。以东京奥运会的金牌获得者为例，其中80%都来自于特困家庭或普通家庭（其中很多是农村家庭），还有一部分来自于体育世家，只有很少的一部分来自于城市中产家庭，而来自公务员家庭^[1]和富裕家庭的几乎没有。

其原因在于竞技体育在中国主要由国家操办，国家的目标就是金牌数量，所以首先看重的是投入产出比。冰雪运动的投入产出比较低，中国的“举国体制”是看不上的。而一旦举国体制放弃了这些项目，国内就难以自发产生出基本的训练条件。即使国内有父母愿意让孩子在这些项目上练竞技体育，也必须去国外练。去国外的机票、食宿不说，家长还得陪着，这一下子就将门槛拉到了富豪级别，不再是国内的中产所能触及的了。

从可能成为天才运动员的家长这个方向上看，让孩子进专业体校和省队太冒险了。即使小孩子看上去有些天赋，十年后真的就能成为世界冠军吗？成不了怎么办？如果没能成为“体育明星”，退役后怎么办？新华网曾发过一篇《金字塔下的悲剧——退役运动员生存状况调查》，大家不妨参看：

运动员在专业体校里，目标只有拿金牌。但实际上往往是几百人才能出一两个世界冠军……原辽宁击剑运动员孟兆华退役后，一直没有固定的工作，当过化妆品推销员、饭店服务员，她的丈夫虽然是辽宁击剑队的教练，但前一段也下了岗，只好到饭店当保安看大门……

所以不要说中国盛产“小镇做题家”，做题家又岂止在小镇？除了考试天才和自暴自弃者之外，大家不都是在高中疯狂做题？只不过没能都成为“做题家”而已。只有当家长觉得孩子确实难以通过高考进入好大学时，才愿意赌一把，让孩子进入“举国体制”赌一把。

为什么来自湖北、湖南、山东、河南农村的运动员很多，而来自“高考分数洼地”的运动员较少？

因为前面这些省份的高考之路太难了，对于缺乏教育资源的农村孩子来说更难。

说白了，在这里“爱好”是次要的，参与者主要是把练体育当成人生的一条出路。

谷爱凌是如何看待生活的呢？她曾在采访中说：“我不是为了拿奥运会金牌而滑雪，也不是为了考上斯坦福而学习，我这么做，只是因为我喜欢顺便赢了几场比赛，这个只是我的兴趣”。

这种话在中国家长听起来如同梦呓。

在中国，给人感觉往往是到处都“挤住了”。

孩子成功的赛道很窄，窄到大多数家长们都被巨大的不安全感包围着，因为他们看到机会被限制在某个区域以内，而市场并不能很好地去激励那些试图享受生活的人。功利地看，让孩子考上中外名校是让其过上体面生活最稳妥的道路。

因而大多数家长们都不愿让孩子在竞技体育这条赛道上冒险，更不能接受孩子在运动中受伤（会耽误学习）。有人说中国的梅西可能正在开手扶拖拉机，这没错，但他也可能正在某个卫生厅当副处长。中产家庭的家长们骨子里深埋着对“不能成功”的恐惧，生怕自己的孩子会失去体面生活的资格，宁可砸钱给小孩请私教补习。

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高考的优胜者常常出自公务员和教师之家，而这样的家庭往往不会把孩子培养成专业运动员。

说白了，有资源的，放着阳关大道不走，谁去挤独木桥啊！

那些绽放异彩的海外华人子女，则可以凭爱好行事。家长们的态度是不断试错，是鼓励赢，也可以输。如果不能享受这项运动，那这回就干脆不玩了，甚至可以临阵弃赛（参见美国体操名将拜尔斯），同样保持名誉不坠和生活富足。

谷爱凌等人如果哪天不想玩竞技体育了，并不影响他们为学量子力学，或是成为华尔街的某个白领，去过有趣的一生。

在中国只有接近美国“富豪”阶层的人才敢让孩子这么玩（还是去国外玩），但顶级富豪们能有几个孩子呢，其中能出现运动员苗子的可能性太小（且不谈中国富豪们舍不舍得让孩子从事竞技体育，那些孩子们的马术、滑雪、帆板几乎都是一种炫耀性消费，或是进入欧美名校的敲门砖）。

玩的人少了，就不可能像欧美这样让天才运动员自己从社会中冒出来，因为竞技体育所需的人才是需要发现的，而不是靠单纯的培养，这就需要一个较为庞大的参与者基础。没有了水准相似的同伴切磋，这样玩的环境就不存在了。所以中国的竞技体育只能继续依靠“举国体制”拿金牌，最近几年有钱了，又开辟了“海外归化”这个新途径：中国政府为了尽快弥补本国在冰雪专案上的短板，在北京申奥成功之后向多位海外华裔运动员伸出了橄榄枝，吸引其为中国效力，这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但说穿了不还是靠国家吗？这可以称之为举国体制的新形态。

有人说话了：有金牌拿不就完事儿了吗？你码这么多字干嘛？

因为这不仅仅是金牌的事，培育谷爱凌这类天才运动员与培育天才科学家所需社会环境有相通之处。

科学家探索新知的过程与运动员突破极限的历程一样，必然是艰辛的，有时还是痛苦的，但不妨碍参与者“enjoy it”（乐在其中）。而这种为满足好奇心而不辞辛劳的享受心态，对基础科学的进步至关重要。国家或许可以集训出奥数冠军，但不可能集训出天才的数学家。可惜有无数的孩子在为了应试而反复刷题的过程中将可贵的好奇心消耗殆尽，使其今后难以再享受探索新知的路。即使继续去国外深造，也常常是能够成为极好的科研助理，却难以化为独当一面的创新先锋。

谈一国如何推进科学研究，有一本绕不开的报告——《科学：无尽的边疆》。罗斯福在二战末期向专家垂询，如何将根据战时经验建立国家与科研之间的新关系，专家就拿出了这本影响了战后美国科研政策的报告，其主旨是：

新的科学知识必须依靠基础研究，基础研究需要研究者保持相对的自主性和探索的自由。政府的角色既关键又有限，它应该建立新体制，扮演只支持而不控制科学研究的新角色。

这不就是谷爱凌的妈妈在养育女儿时所扮演的角色吗？

对于谷爱凌身兼多门才艺的现象，公众号“海边的西塞罗”称这是谷爱凌精于投资的妈妈算计还一场分散风险的成材计画，但这可能推理过头了。据我所知，不知道有多少旅美华人拉着自己的小宝贝“挨个体验”各种艺术、体育项目，这就是一个常规操作，就是玩儿。

近年来在美国华人子女取得了超出其族裔比例的突出成绩，主要是因为相比于欧美的父母，华裔（其实应该说亚裔）父母更愿意为子女的成材而做出自我牺牲。这些父母有的完全放弃职业生涯，有的为了孩子摒弃一切娱乐活动，这样的精神一般欧美父母比不了也不想比。而这种牺牲若是要换来儿女身心健康的发展，又以家长不能过分干预子女成材方向为前提，所谓“倾尽全力，静待花开”。

为什么能“静待花开”，因为路没有那么窄。一个登上奥运领奖台的谷爱凌背后，必然有成百上千个美国运动员一辈子无缘领奖台，甚至连参加世界级比赛的资格都拿不到。但那又有什么呢，发现自己比不上某些天才，那就退出竞技场把滑雪当爱好，只要这股奋斗精神还在，该上大学上大学，想当工人就当工人，照样过有车有房的小日子，其中的大多数都不用害怕像中国的那些被淘汰的省队运动员那样，带着一身伤痛过着生活拮据的日子。一句话，有机会就赢，赢不了也输得起。

崇尚个人奋斗，爱冒险，敢尝试，并愿意为自己的选择承担后果——这就是美国人的生活方式。

终于要说回文章的标题了，“中美相争，美国最怕什么？”

最怕失去这种生活方式。即：将“个体的自由发展”视为实现国民福祉和国家繁荣的根基。好东西应该在社会中自由生长出来，而不是由一种高度集中统一管理的体制去分配资源。

这是我瞎猜的吗？并不。看看当年美苏相争之初杜鲁门、艾奇逊及其顾问们的发言吧，看看冷战初期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NSC）和政策规划办公室（PPS）的解密档案吧，捍卫美国的生活方式（the way of life）是彼时美国国家战略的核心问题。

冷战初期，苏联的军事实力并不是美国最担心的问题，美方判断满目疮痍的苏联在10-15年之内根本无力发动战争。即便战争因为误判而爆发，苏联也无力攻占英伦三岛，更不用说美国本土，而在此期间美国可以从使用从英国和埃及起飞的战略空军部队摧毁苏联的战争潜力（苏联在巴库和罗马尼亚的石油工业在美式战略轰炸和原子弹面前极为脆弱）。

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就能高枕无忧。

早在二战期间，罗斯福就认为如果纳粹德国占领欧洲，美国就势必与其谈判贸易问题，由此逻辑导致一系列做法，将“使我们的生产商、消费者、对外贸易商，最后还有我们的整个国家”，都陷入一种被联邦政府束缚的状态。

冷战初期，杜鲁门认为苏联的扩张将会使美国与其盟友相互隔离，于是“为了节俭使用我们有限的资源”，美国的资源需要像苏联那样交由国家实行严格和全面的配给，“从而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这样一来，我们就再也无法将这种改变了的生活方式认作美国的生活方式了。”

“冷战之父”的乔治·肯南在那篇著名的“长电文”的最后一句话里提醒美国政府：在应对苏联的挑战时，我们“最大的危险”就我们改变了自己，变成敌人的样子。

现在中国不会像苏联那样输出革命，但中国经济崛起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压力。美国害怕为了对抗中国而不得不将资源集中到联邦，不得不由国家更多地干预经济发展和科研计画，让社会的紧张感上升，个人自由受到更大限制。

我估计，不，我肯定，目前还是顶级机密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NSC）涉华报告中会有大意如下的一段话：

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国不太可能发动一场针对美国的全面战争，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对我们的国家安全不会造成重大威胁。随着中国对世界经济影响程度的加深，美国有可能会被迫改变自身的生活方式（the way of life），以免在这场关于世界主导权的竞争中被中国压倒。

无论中国是通过“一带一路倡议”，还是通过政治手段实现对欧亚大陆潜在力量的支配，美国在战略上和政治上都是无法接受的。因此，必须小心避免此情形对我们的经济以及我们生活方式中固有的基本价值观和制度造成永久性损害（Chinese domination of the potential power of Eurasia, whether achieved by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or by political means, would be strategically and politically unacceptable to the United States. Care must be taken to avoid permanently impairing our economy and the fundamental values and institutions inherent in our way of life.）。

30年后档案解密了大家再看吧，如果我说错了，请在座诸位吃饭。

【顺便嘱咐一下可能出现的CIA探员：如有雷同，不要杀我，这段话真的是我编的，改写自：US Objectives with Respect to the USSR to Counter Soviet Threats to US Security, NSC 20/4, November 23, 1948。 】

美国人究竟怎么写，我们管不着。中国人心里也有气：美国的生活方式就那么好吗？就算好，不该让勤劳节俭的中国人去逼一下他们吗？

当然不是。美国现在的生活方式自有其弊病。贫富分化严重，庞大的底层群体也过着辛苦恣睢的生活，无法自由发展。浪费资源，环保意识不如欧洲国家。种族歧视遗毒未消，1936年奥运会上获得4枚金牌的著名黑人运动员，号称“黑色闪电”的杰西·欧文斯退役后也找不到好工作，被迫跟马比赛来养家糊口（直到50年代生活有起色）。这些都需要政府与社会共同协作才能得到改善。不过，这是美国人要操心的事情。

我们还是操心我们自己：中国人多，资源少，这是事实，但中国人活得这么“拥挤”完全是因为人均资源少吗？不是。是因为有人先切走了蛋糕上最大的一块，剩下的留给无特权者们争抢，所以才显得特别“挤”（医疗资源配置问题、各省高考录取名额的差异、退休工资双轨制，房改之后特殊单位的福利分房……）最后就是中下层内卷，就是“XX的尽头是考公务员”。这样的生活方式，谁能不怕。

今时今日，中美之间免不了大国相争。如果能像在奥运赛场上那样在共同认可的规则下比赛，竞争也可以是一件带来创新和进步的美好过程。

参考文献：

【1】 明窗邀华月：《中国的奥运冠军为何极少出身于公务员家庭？但高考状元却很多？ 》， https://zhuanlan.zhihu.com/p/397817111 。

【2】 于力李铮：《金字塔下的悲剧——退役运动员生存状况调查》，2003年9月9日， http://www.ln.xinhuanet.com/zhuanti/yundong/images.htm

【3】 上海科技发展研究中心：《溯源：影响美国科技政策范式的1945 年报告》——从《科学：无尽的边疆》到《创新与竞争力法案》系列简报之一，《科技发展研究》，2021年第12期。

【4】 Thomas H. Etzold, John Lewis Gaddis, Containment: Documents on American Policy and Strategy , 1945-1950,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8.

【5】 梅尔文·P. 莱弗勒：《权力优势》，孙建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

【6】 小兵： 《小兵专门收集了38位金牌选手的家庭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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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成名运动员退役后转为公务员的不算。后转为公务员的不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