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瞬间老去的一代人，及剩余的民主

文｜ 罗士杰（台大历史系副教授）

註：本文原刊載於2019年，今年2024年，已是六四35週年了。

六四已经30年了，当年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幸存者们，应该都已是半百年纪了。身为「六年级前段班」的我，还清楚记得1989年的那个春天，是由一场丧礼而启动，掀起波涛汹涌的运动后，最后是以一个惊叹号来结束。除了惊讶与悲愤之外，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不知道要怎样消化这件事对我们的影响，直到大学时，有天读到这句话，才有恍然大悟的感觉：

我一直以为人是慢慢变老的，其实不是，人是一瞬间变老的。

——村上春树，《舞、舞、舞》

之后每年到了六四这一天，我都会想起小说家的这句话，它把我带回1989年6月3日看晚间新闻的那个当下。我一直在想，其实也就是一晚，有一代人集体地变得失落而世故了。对那种介于震惊与魔幻的集体失落，我以为廖亦武写过的这一段，尤其令人感到目睹与听闻惨剧后的揪心：

最悲壮的集体游街发生在湖北某市。当京城屠杀的噩耗传来，全市唯一的大专院校涌出了几百名学生，他们四人一排，白布条缠头拖地，「披麻带孝」地在正午阳光下行进。没有口号，没有标语、横幅和挽联，沙沙的脚步踏在亮晃晃的梦境里，永无止境又随时可能寂灭，太阳是一座巨窑哔哔剥剥地燃烧着，缕缕流云像与地上人群对应的天国的灵队。围观百姓无一人吭气，连奉命「平暴」的警察也中了邪，目光迷茫得深远，直到公安局长气急败坏地赶来，大伙才如梦方醒。老局长敲着大狼狗的脑袋骂道：真是大白天见鬼了，连你也不吭一声！

——廖亦武，《我的证词：从先锋派诗人到底层政治犯》

1989那年我国三，理当要好好准备7月即将到来的高中联考。但不知是青春期的反骨作祟，还是因为乡下孩子对外面世界充满了过多的好奇心所致，从4月开始，我就持续密切地关注这场学生运动。在没有太多资料的状况下，除了媒体上天天慷慨激昂的学运英雄外，也开始想知道到底胡耀邦是谁？赵紫阳又是怎样？为何李鹏会这样？邓小平在此间的角色又是如何？

因为那场运动，一下把两岸隔绝已久的政治发展接上线。当时好奇的我花了很多时间想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做了很多剪报，把六四之后每天的报纸都留了下来，还录下一些美国之音的报导。

当时为何会这样有兴趣？应该有两个原因：首先是那时只知有黄河长江却不知大甲溪的学校教育，让我们对中国产生自以为是「龙的传人」的遥远孺慕情怀。另一方面，也许更重要的是：那年我买了崔健的《一无所有》。说过「艺术是有政治的责任，但没有政治的目的」的崔爷，伴着唢呐的摇滚嘶喊音乐带给我的悸动，直到现在还记忆犹新。

这也让我想起在美国教书时的一件往事。我教授中国现代史，每年一定会讲到六四。开讲前，我喜欢先用音乐或影片来吸引学生对课程内容的兴趣。记得〈一无所有〉这首歌的英译是Nothing to my name。除了播放歌曲，我会放上英文歌词的翻译给学生读，跟学生说，崔爷可是中国的第一个rocker（摇滚歌手）。然后再以这首歌的创作背景为例，去讲80年代以来中国所面临的困境。

每次使用这个设计，学生的反应都很好，或者说，他们也都跟我一样，很快就能在那首歌中找到不同时期的自己。期末考的名词解释，我考这首歌的时代意义，也总是很开心看到有些学生会在答案的末端写上：A great song!

苦于沉重升学压力的青少年，虽说不见得多了解当时的中国，但竟然也在崔健的嘶吼声中找到了自己。天天哼着崔健的歌，竟然成为我跟同学在联考之外的共通语言。不过当同学们都在为一个多月后的联考而努力时，我仍天天沉迷在报章杂志的相关报导中。后来光看还不过瘾，我什至花时间写了应该是人生第一篇正式发表的文章。

那篇文章的题目是「天安门事件与中国的民主发展」，后来被登在校刊上。负责编校刊的年轻国文老师收到稿子后，跑到我们班来问这篇稿子是谁写的？还记得年轻老师知道我成绩只是中上，而且数学极差时，叹了口气，看着我说：「你真是可惜了！」大家一阵哄笑，留下那时不知该如何反应的我。

高中联考在六四结束的一个多月后到来了，最后的结果是，做不成拒绝联考的小子，我加入了国四英雄传。对一个乡下地区的小孩来说，国中毕业念五专或职校，是相对比较安全的选择。毕竟若是念高中，以当时的大学窄门而论，就算进得了高中，也不见得三年后就能进大学。

然而当年那场以大学生为主的学生运动，让我见识到大学存在于这个社会的真正意义。进大学不是为了找一份好工作而已，念大学是因为想要成为有思想的人，那才是厉害的人！

记得那年5月准备联考报名时，班上以举手的方式调查升学志愿。同学们大多选择报考高中跟五专，当问到职校时，大约只剩下一半的人举手。因为目睹学生运动而被挑起了追求知识与思考真理的饥渴，我不想去念职校学修车，一心想读大学，若能研究政治或历史就更好了。难以忘记那时站在遥远讲桌的导师只是冷冷地说：「你不读职校，我倒是很想知道，你以后要干嘛？」

六四后的那个夏天，终究事与愿违。但那时无论如何我都想试试看，想看看自己能不能成为一个参与社会改变的大学生。不知是幸或不幸，六四结束不到一年，1990年春天台湾发生了中正庙野百合三月学运。看着新闻，我又忍不住沸腾了起来。除了有为者亦若是的情怀外，补习班的高压气氛跟严重的日常体罚，反而让我费力去读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以「布拉格之春」为叙事背景的《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

那几年，遥远东欧的民主化浪潮，乃至于1991年苏联的瓦解与冷战的结束，好多好多事情接续发生。不论如何，1990年秋天我终于连滚带爬进了一所后段私立高中。曾经盼望透过希望就能产生改变的梦想，如同六四一样熄灭掉了，我开始了解这世道是很复杂的，产生的困惑也越来越多。

能够亲历80年代末台湾政治社会的变化，对我来说实在是非常幸运的事情。那时的台湾，强人早已淡出，原本深具威胁的冷战也出现缓和的迹象，长期被戒严体制压制的「社会力」正蓬勃发展。不光是台湾，连当时的中国也处于复数思想交锋的状况，至少定于一尊不是当时受欢迎的看法。许多人怀抱着对未来的美好想像，更关键的是：所谓的民主，开始从威权与从属者用来自我催眠的口号，逐渐朝向一种生活方式的实践及考验。

从口号到日常，民主必须经过持续的实践与反思，才可能落实在生活中，并形成重视彼此尊严与自由的生活价值。 30年来，每年固定看到纪念六四的新闻，多年来也大概能归纳出几个被重复且已经变成精炼的口号。

口号这东西，有它古老文化的根源……这条原理至今仍存在于商界和政治界。注重「场面话」，而非「真心话」，并不认为这叫说谎。因为场面话或许没有反映客观事实，但陈述了事务本该如此的状况，这一点才重要。

——Alex Kerr, 《犬与鬼：现代日本的堕落》

当对于国家暴力所造成的惨剧的反省，变成口号般的仪式，不管是替极权者极尽能事的辩护，甚或根本否认惨剧曾经发生，仔细想想，这一切往往是根源自刘晓波所指出的「全面性道德崩坏」。

刘晓波在六四之后曾经讲过这个故事：

1976以后，共产主义信仰强加于中国人的道德秩序的崩塌所导致的全面道德崩溃，也表现在八九抗议运动时期的沸腾的天安门广场，令人难以忍受的脏乱就是最好的示范……特别是五月十八日下雨，绝食的学生们转移到一辆辆公共汽车上后，广场上的脏乱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下过雨后，太阳一出来，每辆公共汽车的附近都散发着呛人的尿骚味，有的公共汽车的下面积着一滩滩发黄的人尿，有的车下面还不断地滴下人尿。更有什者，我在一辆公共汽车的正前面的两扇玻璃上，看到用粪便写的两个大字「李鹏」。我曾因此对北师大中文系的学生们发过火，而他们的火气比我还大，理由充分地质问我：你又没绝食，当然可以去厕所。我们呢，身体都快垮了，还跟我们穷讲什么干不干净。要干净就别来广场，回家呀，去北京饭店呀。

——刘晓波，《末日幸存者的独白：关于我和六四》

30年后，当年在广场以「民主烈士」自居的幸存者，因为幸运躲过浩劫而在不同地方一起变老了。他们也许都还记得当年的梦想，但是否也记得自己应该负起的或大或小的责任？他们能告诉下一代怎样做才能比当年更好吗？

我也想起几年前台湾的太阳花学运。那时跟学生一起坐在立法院旁的镇江街，很难不注意到周遭的井然有序：工作人员固定收拾垃圾，进行分类回收；固定的人员维持急难医疗通道的畅通。虽说参与人数规模不同，但同样可以深刻感受到运动所带动的情绪澎湃，而在太阳花学运现场，身边的环境却是干净的。那时我想，这应该才是过去30年，台湾最令人骄傲的民主成就的日常展现吧。

俗话总说：时势造英雄。六四之后的30年间，发生在台湾与中国的每一场学生运动，几乎都催生了一批新的学运英雄。加上媒体技术更新，过去的镁光灯进化到网路声量，技术或有不同，相同的是透过思索与行动，都希望因此出现改变未来的可行办法。理虽如此，但当年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林培瑞（Perry Link）对中国民运提出的观察，时至今日仍然如暮鼓晨钟一般：

中国的菁英们都想当殉难的耶稣，成为举世瞩目的大英雄。但是他们不愿被永远钉在十字架上，而是钉了一会儿就被扶下来，在人们的欢呼声中走下十字架。这就是中国特色的，或叫有中国特色的走下十字架的殉难者。

——刘晓波，《末日殉难者的独白：关于我和六四》

六四之后，每年仍会听到抱怨越来越少人关注六四的声音，有些人喊口号般地把自己放在安全的位置，反覆控诉当权者的傲慢，借以维持自身的菁英地位。但如同几张代表六四意象的坦克人实图或示意图所呈现的，过了30年，坦克人的形象深植人心，不光是海外，其实在中国也有很多人仍记得那年的六四。

也许我们更想问的问题是：六四没有真相吗？真相没有存在人心吗？还是即使面对已知的真相而依旧「炫耀不幸」，其实根本是一道菁英与平民之间无法跨越的墙？

某位「民运菁英」在监狱中曾与「六四暴徒」们狭路相逢。隔了好几米远，他大声问：你们怎么进来的？暴徒们回答：我们是为了六四进来的。那位民运菁英于是很激动地说：我是某某某，大家都是一路人，为争民主而坐牢，要挺住啊！可其中一暴徒回答：你才四年，我可是十五年！怎么挺得住啊，哥儿们？

语音一落，全场哑然。菁英与平民擦肩而过，他们之间的墙是无法逾越的。

——廖亦武，《子弹鸦片：天安门大屠杀的生死故事》

吊诡的是，30年过去了，当年国家暴力带来的重大不幸虽然会被年度性提醒，但欧威尔（George Orwell）在经典小说《1984》里的情节，竟然已变成今日中国的日常，人民甚至产生对效率的歌颂，而不是对侵犯隐私与自由人权的质疑。

在这样的状况下，除了继续透过「炫耀不幸」或者集体祈祷变化快点发生外，没有其他方法可以感动更多下一世代去共同促成改变吗？每年纪念六四，但这样真的就能感动更多人吗？六四30年之际，想起刘晓波的自传《我无罪》，感知到他对自己曾身为「启蒙者」的赎罪心理。

对刘晓波来说，政治始终不是他的强项，比政治更加重要的，乃是人性：

刘晓波问道：为什么以大学生和知识菁英为主的「八九」运动，当惨案发生时，死的都是普通人，被判重刑的也大多是普通人？为什么付出最大生命代价的没没无闻的人们，无权讲述历史，而那些作为幸存者的菁英们却有权喋喋不休？为什么在六四之后，这些普通人的血还要被用来滋养大大小小的投机者，供一些无耻之徒角逐于所谓民运的名利场？

——刘晓波，《我无罪》

我们总是说：在中国的「民主」定义中，有一种叫「你是民，我是主」。有个朋友告诉我：在中国，所谓人民，其实应叫作「非敌人」。人民民主的定义就是：遇到有争议时，非敌人来一起「民主」（注）敌人一下。

但民主不应该是一个口号，而是必须在日常生活场域持续实践的价值与生活习惯。政治并不只是启蒙与被启蒙的高下宰制关系，而更是责任与承担的展现。在此之际，重读社会学家韦伯的话，更可见他当年的寓意深远：

在今天这个亢奋的时刻里——按照诸君的看法，这种亢奋，是一次不会「没有结果」的亢奋——当整体的心志政治家突然如雨后春笋般地蹦出来，异口同声地复诵着： 「愚蠢而庸俗的是这个世界，而不是我；对后果应负什么责任，与我无关；这个责任，是那些受我辛劳服务、并有待我来扫除其愚蠢和庸俗的其他人的事」。

在这时刻，我公开说，我们首先要问，在这样心志伦理的背后，有多大的内在力量。我的印象是，我碰到的十中有九，都是大言炎炎之辈；他们并没有真正地认识到，他们想承担的事是什么样的一回事，而只是陶醉在浪漫的感动之中。就人性方面而言，我对这样的东西缺乏兴趣，更毫无使我感动之处。

真正能让人无限感动的，是一个成熟的人（无论年纪大小），真诚而全心地对后果感到责任，按照责任伦理行事，然后在某一情况来临时说：「我再无旁顾；这就是我的立场。」这才是人性的极致表现，使人为之动容。只要我们的心尚未死，我们中间每一个人，都会在某时某刻，处身在这样的情况中。在这样的意义上，心志伦理与责任伦理不是两极相对立，而是互补相成：这两种伦理合起来，构成了道地的人、一个能够有「从事政治之使命」的人。

——韦伯，《学术与政治：韦伯选集（一）》

30年过去了，不管是台湾或是中国，都不应该只有对局势无奈而带来的恐惧。继续纪念六四，并不是为了希望哪一天能得到来自上位的所谓平反。纪念六四，对台湾人或对全体人类来说，是为了让我们持续对国家暴力保持高度警醒，并用人性去解构偶像，让更多人得到自由。

崔健原先为纪念中越战争而作的一首歌〈最后一枪〉，虽然被当成爱国歌曲，但意外地非常适合六四。歌里他唱道：

一颗流弹打中我胸膛刹那间往事涌在我心上哦，只有泪水哦，没有悲伤如果这是最后的一枪我愿接受这莫大的荣光哦，最后一枪哦，最后一枪不知道有多少，多少话还没讲不知道有多少，多少欢乐没享不知道有多少，多少人和我一样不知道有多少，多少个最后一枪

——崔健，〈最后一枪〉

每听一次，我脑海里浮现的并不是那群大家都认识、夸夸而谈的天安门广场上的菁英们，而是那群根本未曾谋面，但已经葬身广场上的「无名」殉难者们。 ●（ 原文于2019-06-03在Openbook官网首度刊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