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第一课》27. 为什么香港会有这么多民意调查？

其实香港的民意调查已经不算多，在美国就可以每周有多个民调机构发布总统支持度的民调，香港的行政长官民调就没有那么频密。不过，相对于其他地方，由于香港政制本身的缺陷，使得民调在香港扮演了不一样的角色，甚至自己成为了政治争议的主角。

即使在一个正常的民主社会，民调本身也有很重要的地位。如果政府民望持续低迷，可以警剔执政者尽快改善，不用等到选举时被赶下台才后悔。在野党也可以按民意的走向准确出击，更有效地向公众揭露政府的失误。民意调查可以让一般人的声音绕过菁英阶层呈现，毕竟在未有民意调查的年代官员或意见领袖可以轻易地自称代表「沉默的大多数」，但在民调数据面前就不能这样乱说。而从公共政策分析的角度来看，民调更可进一步解拆社会中不同阶层类别（如年龄、性别和种族）对同一件事情的不同意见，无论对学术研究或政策制订也十分重要。

落在香港，民调的角色却有所争议。由于选举制度的问题，行政长官不是普选产生，固然不能自称得到民意的授权。即使是立法会，也因为有功能界别的存在以至决议经常违反民意。如是者，一种意见认为民调在香港的作用不如正常民主社会，因为它不能直接影响政治过程，未能对执政者构成压力，民望低迷的董建华也可在二零零二年在毫无对手下连任就是一例。

不过，正正因为选举制度的缺陷，即使政府能在立法会「数够票」通过，也不可以自以为得到民意的支持。直选产生的立法会议员也可以声称他们才代表民意，以此和政府抗衡。由于没有公平选举作为民意认授的客观讼裁者，民调就往往被理解成为决定「谁才真正代表民意」的间接方式。有意见甚至认为由于香港政府不像一个正常的民选政府一样得到民意认授，不能以曾经得到选票授权而强推短期内不受欢迎的政策，所以抵挡短期民意波动的能力反而较低，也使得政府反而不敢推行一些较具争议的重要改革。

自特区成立以来，香港各个民调机构都有追踪调查各种重要的社会指标，例如香港人的身分认同，对世界各地人民和政府的观感，以及对一国两制的信心等等。最为传媒注意的，则是对行政长官的民望调查。如前文所述，各任行政长官的评分都离不开从上任起即日走下坡的趋势（见问题十九），使得民调报告有时会成为异议者攻击政府的武器，也因而引来支持政府者的批评，例如质疑民调的可信性。符合社会科学严格标准的民调，如果因为结果不符合个别的政治立场而受到批评，本身是件十分可悲的事件。毕竟，民调在社会的功能就有如一个温度计，只为准确反映天气冷热。如果对天气不满，而去责怪或抹黑温度计本身，只不过是掩耳盗铃，长远对执政者没有好处。

就民调和执政者之间的关系，特区成立以来最严峻的一役可谓「路祥安事件」。港大民意研究计划总监钟庭耀在二零零零年七月于报章撰文指控行政长官透过某些渠道施压要求他停止对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表现的民调，引发公众哗然。钟庭耀及后透露港大校长郑耀宗曾透过副校长黄绍伦两次向他传话，表明董建华对他进行的民调不高兴，还称可能会「阴干」其研究经费。及后郑耀宗承认行政长官的高级特别助理路祥安曾经约见他讨论相关民调。就此，港大校委会通过进行公开调查聆讯，结论直指郑耀宗干预学术自由。在校内和社会舆论的庞大压力下，郑耀宗和黄绍伦均于校委会讨论是否接纳报告前辞职。自此之后，民调的中立地位便成为舆论的关注对象。

反过来，近年来又有民调机构被舆论批评为不中立和不公正。例如香港民意调查中心由于附属被认为是亲建制的一国两制研究中心，其公布对政府有利的民调结果时就会受到质疑，认为只是制造民意方便向中国大陆输出假象。另一组织香港研究协会则常被质疑实为替建制派政党服务，而其选举日所作的票站调查有否被非法挪用为政党配票的工具，更是每次选举的常见话题。尽管这些指控往往难以证实，但传言不断已足以影响民调的正常运作。例如有舆论会鼓吹每当遇到民意调查，便应胡乱作答或刻意回答建制阵营想听到的答案，以图扰乱调查结果。但当大学的专业民调也受到这些做法干扰，无法进行客观调查时，受损的其实是整个社会。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民间做的民调之外，政府自己也会做各式各样的民调和社会研究，以免与公众情绪和诉求脱节。不过在缺乏政党轮替压力的前提下，政府和亲政府舆论有多重视这些民调和社会研究就很难保证。过去就不乏政府和亲政府舆论推销一套观点，但所做的调查却否定了这些观点。例如就中学通识科对学生政治态度的影响，就有建制阵营的议员提出学科使得学生更为靠近本土观点，应该整顿；但由中央政策组资助的学术调查却显示，喜爱通识科的学生不更为靠近本土观点，而且更认同接纳新移民，可见学科鼓励的明辨思考能使学生更为包容。又曾有建制阵营政党邀请大学做民调，研究青少年的国民身分，结果发现青少年对中国大陆的批评并非出于无知。会出现这些和资助者相反的结论，是因为大学的研究单位和资助方签订合约的时候，通常规定对方不能选择性发表结论，而要全套结果如实发表。

尽管大学的研究单位一般都十分努力通过学术专业来保持其公信力，但仍然常常会受到质疑。其中一个原因，是正正基于他们的中立地位，所以愿意接受非建制阵营的委托，成为一些非建制阵营活动的中立仲裁者，例如主持立法会选举的非建制阵营初选。但站在建制阵营舆论的立场，却会认为这就是这些大学研究单位并不可信的「证据」。

面对此得压力，香港的大学能否继续支持民调，渐成疑问。民调的一个特性，是往往要长时期的连续监察，例如同一条问题每半年问一次，连续问二十年，才能在研究上发挥效用。要持续地支持民调运作，由大学视为社会基础研究来支持是比较可行的安排。最近值得注意的发展，就是港大民研随着总监钟庭耀退休之后，能否维持其特色和独特性的问题。现时的安排，是把港大民研从大学独立出来，成立「香港民意研究所」，以众筹方式生存。

民调是理解社会的重要工具。但要善用民调，应同时理解其功能和限制。概念上，民调所述的仅为公众在有限选项间的综合态度，不代表公众本身理解这些议题和选项，而这些选项本身也可能有所不足，问题设定本身和对人口参数的各种假设可以大幅影响结果。民调本身十分昂贵，一般民间组织难以负担，即使对官方所述的民意有所质疑也未必能另做民调核实。近年来越来越多少人设有家居电话，平时只用手提电话通信，使得民调机构也要学习调整调查方法来保持代表性。近年更兴起网上舆情监察，但其研究方法和代表性尚未见成熟。

最后，有数据不一定有真相。就算数据搜集的过程能做到客观公正，片面的解读却会制造更多问题。例如近年社会舆论走向两极化，对一些重大议题的态度往往是极不同意和极同意的较多，如果有不诚实的分析只看总平均数，削去两极化的特性，便会忽视了民意其实不止得一个。民调是一个很有用的社会分析工具，但如何用这个工具和达到什么目的，则是一个政治问题，而这点又离不开香港本身政治制度的缺陷了。

伸延阅读：
赵永佳、沈国祥、叶天生（2017）：〈特区政府的民望调查〉，载于张妙青、赵永佳编《香港特区二十年》，香港：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
Currie J, Petersen CJ, Mo KH (2006) The Robert Chung Affair, Academic Freedom in Hong Kong . Oxford: Lexington Books.

网上资源：
立场报道（2017）香港研究协会民调：林郑领先曾俊华，2017年3月13日， https://thestandnews.com/politics/ 平行时空-香港研究协会民调-林郑领先曾俊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