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鏈接： 袁永甲：我為何堅持做學術與教育？

以前的大學在教會，現在的大學在教外

以前的教育在教會，現在的教育在教外

以前的權威在教會，現在的權威在教外

以前我們爭論什麼是正統什麼是異端？

現在我們爭論，教會應不應該接納同性戀

應不應該在拜主耶穌的同時也崇拜政權？

記得多年前，我剛從聖十字架神學院畢業，想著在教會找個服侍的位置。一位弟兄特地向一個華人教會的牧者問詢此事，得到的答復大體是：我比較適合走學術路子，至於牧會的話就不一樣了。總之，在這位牧者的觀念裡牧會和學術似乎是兩件完全不同，互不干涉的事，而不是一件事。

我當時非常不能理解，因為我接觸的早期教會文獻告訴我，學術，教育與牧會是密不可分的。在早期教會，神職人員，尤其是主教不單是當時頂尖的學者，而且其品行也是極高的，他們說的話，講的道，寫的書權威性很高，分量很重就相當於現今哈佛耶魯頂尖學者的觀點。總而言之，在那個時代，人們凡事聽主教的，一如當今人們凡事聽學者的——尤其是頂尖學府出的學者。

為什麼在早期教會會這樣呢？

首先，在君士坦丁堡之前，教會積極地建立修院和教會學校。比如，初期亞歷山大建立的教會學校對當時羅馬帝國影響深遠，其中克萊門特和他的學生奧利金不僅吸引了大批信徒還吸引了不少慕名而來的學士，他們的著作要么向羅馬帝王表明教會的信仰，要么駁斥當時反對他們的異教學者，要么規勸信徒屬靈生活，在當時的學術教育圈子影響深遠。

其次，自君士坦丁之後，政權站在教會一邊，教會在學術教育方面的參與更加全面深入，幾乎承包了學術教育的所有資源。並且，當時的學術與教育之爭在教會內演變成了正統與異端異教之爭。因此，筆者從早期教會得到的答案是：學術教育與教會牧會在政權的扶持下成了一碼事，教會承擔學術教育的社會公共使命。現代大學發源於教會學校和修院就是如此。

然而，面對我身處的這個時代，情況已然不同。我也就稍稍理解了那位牧者的看法，我得到的答案是：不是牧會與學術是兩碼事，而是教會有意無意，或主動或被動地退出了學術和教育的圈子。這種看法深入人心，不單是教外的人普遍這麼認為，就連教內的人，甚至是牧者都這麼認為。總之，現今教會已經被排除在學術與教育之外，被邊緣化了。

教會不能參與學術與教育就會淪為民間宗教，無法成為社會的主流。因為學術教育是片屬靈的戰場，這片戰場以筆墨講座等方式左右人們對一切事物的看法，形成一股股思潮，影響著人們日常生活，思想言行的方方面面，影響著政治家們政策的製定。教會若不進入這片戰爭就違背了“願你的國降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的精神，教會在學術教育領域的公共使命蕩然無存。

教會的使命絕不僅限於個人性的傳福音宣教，也當為人們信主營造一個良好的土壤——除了政權的支持外，學術教育圈子首當其衝。此外，早期教會建立孤兒院，醫院，扶助孤寡病弱等濟世功能，也逐步被現代政府的各項政策所取代。

如今的教會（在歐美是打著政教分離的幌子，在國內是打著政主教隨的旗號）處在一個被政權排擠，壓迫，試圖使教會邊緣化的時代。這種政權對教會的態度衍生到學術教育圈子：在歐美表現為自由派神學與基要主義之爭，最終以基要主義基本敗下陣來告終，從此教會不再涉足學術教育圈子；在中國表現為政權有意地切斷教會與大公傳統的聯繫，有意地禁止各類相關的學術研究和出版，於是研究基督教的學者少有信主，加入教會的，參加教會禮儀的更是少見了。總之，就目前的政教關係來看，教會已被徹底排除在主流的學術教育圈之外。

學術教育是一片戰場，這片戰場在獲得政權支持和鼓勵的情況下演變為教會內部的正統和異端之爭；在被政權排擠壓迫的情況下就演變為教會要不要接受同性戀，要不要接受墮胎之爭。誠然，教會牧會很重要，但教會牧者若忽視政權以及學術教育的圈子，其後果不堪設想。

筆者堅持做學術和教育是想讓教會的觀點和聲音進入這一片學術教育公共辯論領域，倘若可行，希望這種觀點和聲音獲得政權的青睞，從而成為社會主流的觀點和思潮。筆者深信葛老師近期的講座反對“反智主義” ，以及BEA貴重的器皿主辦的系列公益講座都秉承了這種精神。

因此，筆者在此呼籲教會牧者們積極地以各種方式參與學術教育事工，具體可做的是支持基督徒學者，鼓勵基督徒學者牧會，建立教會學校甚至修院傳統，積極讓大公傳統的思想和觀點藉著學術教育的辯論圈子在社會的公共領域逐漸成為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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